三、二战之后

（一）弗里德曼对货币政策规则研究的贡献

在货币政策重要性被经济学家“冷落”多年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凭借《货币数量论研究》（1956），使失去信誉的旧的货币数量论“起死回生”，给认为“货币很重要”的反凯恩斯学说以新的“生命”，货币政策重又受到理论界的重视。他曾指出：“大概没有哪种经济中所能观察到的经验关系，像货币存量和价格短期实质变化之间的关系那样，在如此广泛的变化环境下发生得如此协调一致；这一个与另一个不变地连在一起，并按同一方向变化；我觉得，这种协调一致具有像形成物理学基础的一致性那样的同样的条理。”按照货币数量论，国民经济的物价水平实质上取决于货币（硬币、纸币和活期存款）的供给。首先，弗里德曼论述过去在物价水平的每一明显变动之前，总是有货币供给增长率的显著变动；其次，他认为经济活动总水平的下降和上升总是由货币供给的急剧变动引起的。由于他不相信政府有实现“微调”的能力，他提出的补救方法是制定一项法规，自动地把货币供给增长率与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联结在一起，即货币调控方式以规则方式取代以往的相机抉择。

（二）卢卡斯批判与理性预期革命(2)

20世纪70年代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死”的十年，它标志着凯恩斯主义信奉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失败，因为它没有认识到通货膨胀预期的微妙之处，而卢卡斯批判在这个“死亡之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Sargent, 1996）。

20世纪70年代初，凯恩斯学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在解决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宏观经济问题时失效，若干经济学家开始探讨其原因及解决办法。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与托马斯·J.萨金特（Thomas J.Sargent）同时想到，其原因或许与穆斯（Muth, 1961）就股票市场无法预测问题所提出的原因相同。经济当事人并不是简单地使自己的行为适应预期事件与现实事件之间出现的差异（预测误差），如果是那样的话，在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时期，他们就会一再失望；反之，他们应该被设想为根据与政策制定者得到的完全相同的信息以形成他们的预期。旨在减少失业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或宽松性货币政策被人们正确地预期，从而导致更高的物价。因此，私人开支加速，结果是还没怎么影响如产量和就业等实际变量就导致即时的通货膨胀，即产生“通货膨胀偏差”。卢卡斯就此认为，由于经济当事人的预期是“理性的”，货币及财政政策只在极短时期对实物产出和就业起作用，而政府若想取得实际政策效果，唯一的办法就是出乎公众意料，采取突然袭击，但是这种方法只能奏效一两次，公众迟早会正确预期任何系统性的政府政策，到那时，除了很短暂的期间外，失业决不会偏离它的自然率。

为证实这一“新”理论，必须运用新的经济计量模型，以取代之前的模型。“卢卡斯批判”针对的就是之前在政策效果评估中使用大量行为公式（消费、投资等）构成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他指出，使用这类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来测算经济政策变化的系统影响是不正确的。例如，在标准化的模拟中，使用这类模型来估计从货币数量目标向通货膨胀目标的转变效应，或估计从固定向浮动汇率的转变效应，是不正确的。这是由于在代表性经济个体的模型中，模型参数估计基于历史，而系统性政策调整已被纳入人们的预期，从而影响他们的行为。经济政策的变化会导致模型结构的变化，接下来，又需要重新估计、改变未来的政策。因此，模型不能视为恒定不变。

卢卡斯批判及其有关货币经济周期的理论，将“理性预期”正式引入宏观经济分析当中，引发了对经济问题革命般的重新思考。而在此之后，由Kydland和Prescott（1977）提出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更是成为20世纪80年代货币政策大争论的导火索。

（三）“时间不一致性”与“通货膨胀偏差”

“时间不一致性”，简单来说，就是某一项主张在今天是最优的，但是到明天就不再如此，从而需要中央银行重新最优化其政策。Kydland和Prescott（1977）证明了在理性预期的前提下，最优政策在事前和事后并不一致，事前的最优在事后可能只是次优选择，以此认为应摒弃相机抉择，遵循单一政策规则。如果新的、未预期到的经济冲击造成了对初始计划的偏离，那么重新最优化完全是合理的。但是，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如果中央银行多次试图欺骗民众、故意使政策偏离的话，如宣布实施低通货膨胀政策，但是后来为了降低失业率又食言了，那么中央银行的重新最优化行为（每次的相机抉择）可能不是最优选择，而是一个次优选择，因为这其中产生了“通货膨胀偏差”，同时还破坏了中央银行的信誉。

Barro和Gordon（1983）最早发现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通货膨胀偏差”，并使之模型化。该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即使在对相机抉择最有利的假设条件下，货币政策遵循外生性规则仍然是更好的制度安排。这个结论基于一点，即中央银行和私人部门之间进行的是非合作博弈，因此，最优的解决方案——突发性通货膨胀——是不发生的。因为私人部门知道中央银行的最优化过程（理性预期），故能预见在任何情况下中央银行的通货膨胀率目标值都是正的——无论他们的预期通货膨胀率是大于还是等于零。对私人部门而言，其占优策略是使自己的预期与中央银行基于模型实际选择的、正的通货膨胀率相一致。同时，中央银行也假定私人部门已经成功地预见到该通货膨胀率。这样，理性预期导致在均衡条件下预期通货膨胀率等于实际通货膨胀率，因此私人部门也预见到中央银行的占优策略是实现基于模型的通货膨胀率。这一均衡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纳什均衡。在理性预期条件下，任何其他的通货膨胀率都将导致更高的社会成本。因此，突发性通货膨胀不会发生，而接下来中央银行的最优选择只有实施货币政策规则了。

（四）泰勒的思想积淀与转变

泰勒的求学阶段正是弗里德曼与理性预期革命绽放光彩的时期。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关于货币政策规则的，针对的是在未知参数的模型中找到一个好的政策规则，不过当时对于哪个政策工具加入政策规则才能获得模型参数的更多信息并未明确。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的主要发现是，在许多模型中，仅仅遵循一个简单的规则就能得到一个很好的近似，这为他之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准想法。

泰勒早期从事与货币政策研究相关的工作，其在CEA工作期间，发表了用理性预期方法实证研究货币政策规则的论文（Taylor, 1979）。他在文中提出的货币政策规则与后来的泰勒规则在方程右边具有完全相同的变量（区别是将货币供应量放在了方程左边）；另外，这篇论文还提出了“泰勒边界”（Taylor frontier，也称泰勒曲线），用以描述通胀与产出的短期权衡，以及一个简单的交错价格设置模型。随后，泰勒在此文基础上，提出了更具标志性的“交错合同”模型，为名义刚性提供理论支持（Taylor, 1980）。上述论文受到了新、旧两派（新派是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派，旧派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人士的青睐，因为它弥合了当时理论界流行的理性预期与真实经济周期派根据弹性价格假设得出的货币政策无效论，与央行实务操作层面迫于现实压力急需寻找肯定货币政策作用模型的努力之间的鸿沟，也为后来泰勒规则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后来，泰勒在费城联储工作期间，密切关注美国货币政策的发展，对于弗里德曼倡导的货币供应量规则进行了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名义GNP目标规则（Taylor, 1985）。他认为，该规则的优点是简单，且具有很强的现实解释力，二战后大部分时间里，美联储都可以被认为使用的是名义GNP规则。但是它有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当其与简单的价格调整方程相结合时，会造成超调和“繁荣—萧条”的经济周期。20世纪80年代末，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越来越难以为继（1987年2月，美联储宣布不再设定M1目标），学术界将研究目标更多地转向了利率上。于是利率规则也渐渐进入泰勒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