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牵涉众多国家的一战对各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在货币政策领域，它对原有金本位时期可兑换规则的破坏导致了各国经济秩序的混乱，因此战后出现了一股潮流，号召根据一些立法承诺来重塑货币政策。货币规则在战后的前几年被经济学家认为是保持经济稳定的头号措施，主张恢复“硬币支付”规则，作为他们解决战时通货膨胀及减轻因贸易和实际产出造成大幅周期波动的“药方”。他们赞扬古典金本位制所代表的神圣和普世价值，认为如果黄金兑换在外部冲击（战争或信任危机）时被迫暂时中止，那么战争结束后必须在可行的情况下尽快恢复传统的铸币平价，必要时可以紧缩国内经济。这一看法在20世纪20年代也代表了英美等国政府官方的意见。

尽管恢复铸币平价的力量强大，但是同时期的经济学家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Keynes（1924）等认为，黄金不再适合为货币制度提供天然的锚或规则（凯恩斯本人走得更远，认为以黄金为锚的金本位制是“野蛮的遗迹”），金本位制不是一个可以自动管理货币体系的有效货币规则，而是一个由中央银行相机抉择的政治机构。为此他们制订了一系列不同于官方的稳定计划。这些稳定计划对贵金属在未来的货币体系中承担什么角色有不同的态度：一些计划中明确设计了黄金的贬值，但仍继续用贵金属作锚；另一些计划则认为黄金仅仅是为了支持国际贸易和中央银行的清算工作。这些计划的共同特点是，与外汇稳定（回想一下金本位时期的国际收支重要性）相比，国内价格稳定应该置于货币政策优先考虑的位置。

在这一时期，这场对货币政策规则的构想与辩论中充满着费雪式的影响。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有两本书专门论述货币改革措施：《稳定美元》（1920）及《论十足货币》（1935），还有两本书《繁荣与萧条》（1932）与《通货膨胀》（1933）旨在强化他对货币改革的诸项建议。其中，他在《稳定美元》中提出了稳定国内价格水平的明确规则，即与物价指数反方向变更黄金的法定价格。他解释说，如果物价水平指数增加1%，那么美元黄金的购买力可以通过增加1美元的黄金含量来恢复，“要保持其他东西价格上涨或下跌的价格水平，我们要使黄金价格下跌或上涨”（1920）。他认为通过指数化计划可以实现稳定，这个指数会定期更新和发布。正如Patinkin（1993）所言，这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规则。这个计划是一个自动稳定机制，通过简单改变价格，实现总体价格水平的稳定：“我的目标是使整个稳定计划包括黄金控制和信贷控制都是自动实现的，而不是相机抉择。”（Fisher, 1920）

除了费雪之外，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hsell, 1899，1901，1906）提出了与现代方法有惊人相似之处的一整套货币政策处方。其基本特征包括：将价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首要目标；将利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其由中央银行结算时的贴现率控制；提出实行某种货币政策规则，根据该规则，政策工具若偏离目标则进行调整。与费雪提出的规则不同，维克塞尔规则摆脱了商品可兑换限制，其利率可以根据银行的相机抉择而改变。正如一些人所认为的（Bernanke et al.，1999），维克塞尔规则是一个强调中性利率的约束管理原则，这可能与其时代背景有关。当时的利息理论集中在研究生产力的“实际”力量上，而“近几十年货币当局的行动和失业的存在已严重地冲淡了新古典理论中已仔细考虑过的实际力量的影响，其结果是，经济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关注实际利息理论”，而是一种“货币利息理论”（布劳格，2009）。事实上，近年来一些学者（如Clinton, 2006）认为，维克塞尔规则是为了稳定通货膨胀率而不是稳定价格水平，它适合于通货膨胀目标制，而不是为了价格稳定目标设计的。

当大萧条来临时，在支持完全相机抉择与实行政策规则之间，经济学家之间爆发了尖锐的冲突。正如劳克林·柯里（Lauchlin Currie, 1933）在大萧条期间写的那样，在确定适当的中央银行政策这样一个棘手而艰巨的任务中，使用规则似乎使中央银行的任务变得更加难以实现，而相机抉择更适合它。1936年，亨利·西蒙斯（H.C.Simons）发表《货币政策的规则与当局之争》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规则与相机抉择之争的开端。

西蒙斯是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现代芝加哥学派的许多中心观念来自他在20世纪30年代所写的论文。他认为，货币政策应该有利于支持不是自由决定的、能够控制货币供应量的货币规则；应迫使银行保持其存款额的百分之百的准备金。对于大萧条原因的解释，他一方面承认货币政策是有效的，另一方面承认大萧条是货币管理失当的结果，所以他给出的政策建议是“规则”这一“药方”。而主张相机抉择的凯恩斯学派不承认货币政策的作用，认为只有财政政策才能解决经济危机。在凯恩斯的眼里，他“信任人的智慧，他痛恨被规则指使。他希望各国政府有相机抉择权，希望经济学家在政府行使相机抉择时能够给予协助”（Cairncross, 1978）。

虽然双方各执一词，但是很明显，“众神确实站在他（以Keynes及Hansen为代表的凯恩斯学派）的一边。他所提出的正是我们许多人，以我们现实和绝望的情绪，对未来趋势的预见结果”（Simons, 1939）。不过，西蒙斯的主张虽然在当时被凯恩斯的光芒所掩盖，但是给我们留下了影响后来货币政策规则发展的历史遗产，这就是预期和黏性价格。西蒙斯曾用黏性价格建立了一个劳动力市场的预期增强模型。西蒙斯认为，一方面，过度的繁荣和萧条可以归因于商业银行体系；另一方面，由于价格越来越充满“黏性”——价格变得相当不灵活，特别是当存在价格下降压力时，价格尤其没有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