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理论基础

4.1.1　高质量发展的测度

2018年4月24日至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经济发展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要求，而高质量发展是否稳步推进则需要具体的量化，因此，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我国已由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单一的GDP指数或经济基本面已经无法全面衡量我国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现有文献中，学者们基于不同评价体系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测度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三类：①采用以主成分分析法为主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测度（钞小静、任保平，2011；毛其淋，2012）。②使用基于生产函数的索洛余值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测度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替代（陈诗一，2012）。③利用组合赋权法对权重赋值，比如高志刚和克甝（2020）运用AHP和熵值分析法进行组合评价赋权。此外，也有其他学者利用熵权TOPSIS法（简新华、聂长飞，2020；魏敏、李书昊，2018）、均等赋权法（师博等，2019；马茹等，2019）测算指标的权重。在测量方法创新方面，聂长飞和简新华（2020）综合使用了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定基功效系数法和核密度估计法测算了省级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以上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算方法，都是在增长数量的基础上，纳入技术进步、经济结构以及环境质量等方面的因素，从而使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更广泛的理论内涵。尽管现有研究均认为构建一套能够衡量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是非常重要的，但至今仍没有形成一套统一的指标体系。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目前存在多种评价指标体系，均体现出高质量发展的多维性、动态性特征。

综上所述，大多学者从省级层面测算高质量发展指数，而从地市级层面进行测算时鲜有使用主客观结合的综合赋权法，本章正是利用该方法对现有的文献进行补充，有助于厘清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状，为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

4.1.2　区域经济发展差异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一直是众多学者探讨的热门话题。从研究尺度上看，包含了宏观尺度和微观尺度，具体包括东中西、南北、省级、经济圈、地市级、县级等；从研究结论上看，由于研究尺度、研究方法和统计指标等的不同，最终结论也不尽相同，比如贺灿飞等（2004）采用多层次分解的Theil指数测量中国区域间和区域内经济差异，发现东部和西部地区内部差异较大，中部地区内部差异较小；徐建华等（2005）认为在空间尺度较小时区域经济变化过程呈现出“复合型倒U形曲线”的特征；潘文卿（2010）通过空间计量模型揭示出东、中、西部地区内部省份之间的差异呈缩小趋势。

基于上述研究，为了加快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有必要对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水平进行测度，比较分析经济发展数量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演变路径异同及区域发展演化格局的演变态势，从城市层面出发研究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和南北地区差异，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