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中国新经济指数的总体评价与结构特征

3.5.1　中国新经济指数的总体评价与时序变化

采用熵值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得出中国2014—2019年的新型基础设施、新型生产要素、新型公共服务、新型发展方式、新兴产业成长、新兴业态模式等六大维度的发展状况结果以及新经济的年度综合指数，具体如表3-2所示。

（1）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断提高。整体来看，评价值从2014年的0.0012上升到2019年的0.0812，说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有了很大幅度的提升，这五年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新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从评价值的涨幅来看，每年的涨幅非常大，每年的发展水平较上一年都能翻一番，或者翻几番。以上变化得益于2014年以来中国互联网络的飞速发展，以及智能手机的快速普及，新一代的通信技术的建设与发展，使中国新经济发展水平整体提升比较明显，为我国新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国家应继续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

（2）新型生产要素水平稳步上升。整体来看，评价值从2014年的0.0002上升到2019年的0.2801，说明新型生产要素发展水平提升幅度很大，这与近年来国家为了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而不断加大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有关，高等学校人数不断增加，为国家R&D人员提供了来源，使R&D人员不断增加，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人员、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不断增加，使得有效发明专利数和发明专利申请数也不断增加。从投入产出比（有效发明专利和经费比值）来看，比重却并未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这说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创新效率提升并不明显，而创新效率的提升是实现新时代下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础。

（3）新型公共服务水平逐年提高。评价值从2014年的0.0056上升到2019年的0.0306。从整体水平来看，以互联网信息化为主的新型公共服务水平在不断提高，说明互联网信息化科技在政务服务方面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从以前传统排队式的政务服务，逐渐转变为线上的新型智能化公共服务，有效、快速、精准地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但是其在整个“新经济”中的贡献率很低，说明新型公共服务平台搭建还是很少，服务水平并不高，要不断提高发展的水平，切实做好各项工作。

（4）新型发展方式的水平也在稳步上升。评价值从2014年的6.84×10-8上升到2019年的0.0684。一方面，中国在环保方面贡献突出，产值不断上升，而二氧化硫等废气、废水排放量得到了控制，对中国整体经济环境改善做出了重要贡献，说明绿色化的发展方式在中国已经取得了不错的进步。另一方面，技术产业的产值在不断上升，说明中国已经在改变原来依靠要素红利拉动的发展方式，不断转移技术发展方向。但是新型发展方式整体比重并不高，说明这方面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前景广阔，应该继续加大投入，发展新型能源产业，提高经济发展的绿色化程度，加大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方面的应用。

（5）新兴产业成长模式发展水平不断上升。评价值从2014年的2.59×10-8上升到2019年的0.0259。从整体水平来看，其发展水平在逐年稳步上升，但是其在新经济中的比重依旧很低，最大值也不过0.0259，这说明以信息软件等为主的数字信息化产业在中国发展水平不足，政府应加大相关人才培养力度，不断改进生产结构，使信息服务等产业早日成为中国新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支柱。

（6）新兴业态模式的发展水平持续提升。评价值从2014年的0.0032上升到2019年的0.0261。从整体水平来看，新业态的发展水平在不断提高，这得益于近年来网络基础设施和移动互联网终端设备的发展普及，使得以移动支付、线上贸易、共享经济、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新兴业态模式的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数字化的生产生活方式也逐渐形成人们生活的日常。但从整体比重来看依然很低，这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创新型企业的扶持，激发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使这些企业能够不断推动数字经济、分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方面的业态创新，并不断提高创新能力，实现更多新的资源组合方式，来不断促进新业态模式的发展。

（7）年度新经济水平综合能力不断提高。综合指标评价值从2014年的0.0102上升到2019年的0.5122，说明整体的新经济发展趋势不断向好，发展程度不断提高，增幅不断上升，说明中国近年来在新经济的发展中收效很好。从6个一级指标来看，每个指标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但是新经济的发展过程与结果相比新经济的条件、比例并不协调。新型生产要素成长的速度较快，而新兴产业成长和新兴业态模式创新则发展相对较慢。

3.5.2　中国新经济发展水平区域评价

在对中国新经济发展进行了时间序列的评价以后，为了更加全面地分析整个中国新经济的发展情况，遵循从总体到部分再到个体的分析思路，进行区域层面的分析以及省域方面的分析。在区域评价中，首要问题是如何划分中国的区域。在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划分的方法有多种，本章按照四大经济区域划分的方法，将全国划分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广西、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内蒙古、宁夏、新疆、青海、西藏。在区域评价中，依旧采用熵值法计算各个指标值，得到2014—2019年各省份的权重，结果如表3-3所示。

将2014—2019年的权重相加，对新经济整体程度进行评价，可以发现，东部地区相对于其他三大区域，优势非常明显，西部和中部地区次之，东北地区排名最后。东部地区之所以优势非常大，是因为从衡量新经济的各个维度来说，东部地区都处于领先地位，这既与东部地区的科技资源禀赋优势密切相关，也与政策和区位条件有很大关系，东部沿海地区自改革开放以来都享有国家政策的相应倾斜，而中国的几大城市群——“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都集中在东部地区，这些都是国家的重要战略规划地区。西部和中部地区相当，但相对于东部地区来说差距非常大，这意味着新经济在各区域发展极不平衡。

3.5.3　中国新经济发展水平省域评价

沿用时间序列的整体发展水平和区域发展水平的测度方法，将所有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然后采用熵值法求得各省份的新经济水平指数，各省份2014—2019年的新经济指数的综合评价结果如表3-4所示。

2014—2019年各省份新经济指数排名及变化如表3-5所示。

在测度起始的2014年，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基本上在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省份的新经济指数排名大部分都十分靠后。2014年新经济发展水平排名前10位的依次是广东、北京、江苏、上海、山东、浙江、四川、辽宁、湖北、福建。排名前10位的省份中有7个省份属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省份1个，东北地区省份1个，中部地区省份1个，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新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优于其他区域。2014年新经济发展水平排名在第11~20位的依次是河南、安徽、陕西、天津、湖南、河北、重庆、黑龙江、江西、云南。这10个省份中东部地区有2个，中部地区有4个，西部地区有3个，东北地区有1个。2014年排名20位以后的省份依次为山西、广西、吉林、内蒙古、贵州、甘肃、新疆、海南、宁夏、青海、西藏。其中，东部地区省份有1个，东北地区省份有1个，中部地区省份有1个，西部地区省份有8个。与2014年相比，2019年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大多集中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排名都十分靠后，中部地区省份的排名也相对靠后。但是相较于2014年的新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排名基本一致，只有极个别省份排名变化稍大。2019年新经济发展水平排名前10位的省份依次是广东、江苏、北京、浙江、山东、上海、四川、湖北、福建、河南，其中，东部地区省份有7个，中部地区省份有2个，西部地区省份有1个。2019年新经济发展水平排名第11~20位的省份依次是安徽、陕西、湖南、辽宁、河北、天津、重庆、江西、广西、贵州。其中，东部地区省份2个，东北地区省份1个，中部地区省份3个，西部地区省份4个。2019年排名20位以后的省份依次为云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甘肃、新疆、海南、宁夏、青海、西藏，其中，东部地区省份1个，东北地区省份2个，中部地区省份1个，西部地区省份7个。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2014—2019年，排名前5位的省份基本都位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东部科技资源禀赋丰富和经济发达的地区。因为有了发达的经济与科技水平，所以能更好地发展新经济。排名靠后的基本都是偏远贫穷的边疆地区，这些地区因为没有区位优势，所以在科技、经济方面无法形成竞争优势，从而难以形成新经济下“赢者通吃”的先行者优势带来的正反馈机制。尽管落后偏远地区较难在新经济发展过程中获得先行优势，但仍然可以通过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生产要素培育来实现追赶，从而形成一定的比较优势。在本章评价中排名中间位次的贵州，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虽然贵州新经济发展指数的总体水平不高，但在测度的起始年与测度的终止年，贵州排名上升比较明显。一是地理位置。由于其地处中西部，在土地成本、人力成本方面相较于东部发达地区有低成本优势。二是自然条件。其占据气候的优势，更适合作为承载大数据服务器的天然散热地。三是贵州抢抓机遇，通过设立大数据中心，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要素培育方面占据了比较优势，从而形成了以新经济发展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