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国际产能合作的基础理论、动因与合作思路相关研究

2.2.1　国际产能合作的基础理论相关研究

关于国际产能合作的基础理论比较丰富。其中，比较经典的代表性理论主要有：发展阶段理论、“雁行模式”理论、比较优势贸易理论、“领头龙模式”理论和全球价值链理论等。Mcewan和Mawdsle（2012）提出国际产能三方合作是一种双边和多边相混合的特殊形式，具有多样性、过渡性和灵活性的特点。与联合国提出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具有一定的相似性，Stephen H. Hymer（1976）指出，通常情况下，获得垄断利润是发达国家境外投资的主要驱动因素。小岛清（2010）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投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Wells（1977）的小规模技术理论和Lall（1983）的技术地方化理论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为投资主体的情境下，发展中国家以特殊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对外投资具有较大的市场空间。此时，进入模式的选择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Wind and Perlmutter, 1977），企业需要综合考虑自身的优劣势、外部的机会和威胁，来决定其进入目标市场的最优方式（Anderson and Gatignon, 1986）。相比其他合作，国际产能三方合作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结合起来，融合它们的资金、知识、经验，共同促进三方的发展（Langendorf et al．，2012a）。Langendorf等（2012b）提出国际产能三方合作体现出了更强的有效性。Ashoff（2010）认为发达国家创意和技术的融入以及合作经验的互相学习，是加强合作有效性的手段之一。BMZ （2013）提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国际产能三方合作，在学习发达国家有益的经验、技术和管理技能的过程中，获得技术溢出，进而提高国际产能三方合作的效率，促进区域和全球合作发展（Raposo, 2014）。与此同时，国际产能三方合作也存在东道国意愿体现（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09）和协调成本上升（OECD, 2013）等弊端。国际产能三方合作在具体产业合作领域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农业三方合作上，杨易、姜晔等（2012）总结了农业三方合作的国际经验；吴殿廷、杨欢等（2014）测算了“金砖五国”在农业合作方面的三方合作潜力指数。另外，中国与“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的产业国际竞争力（赵东麒、桑百川，2016）、中国与发达国家在发展援助方面的三方合作——OECD-DAC三方合作（Br·utigam, 2011；黄海波、唐露萍，2013）、“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潜力（孔庆峰、董虹蔚，2015）以及跨国专利合作（张明倩、邓敏敏，2016）等相关领域关注的重点，其研究成果值得国际产能三方合作借鉴。

2.2.2　国际产能合作的动因与效应相关研究

2.2.2.1　国际产能合作的动因

国外相关研究较早就开始探究国际产业转移的动因了，劳动力成本提高是发达国家将一些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的关键原因（W. Arthur Lewis, 1954）。R. Vernon（1966）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小岛清（1978）提出的边际产业理论、Raul Prebisch（1981）提出的移入需求理论和Dunning（1988）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从不同方面对产业转移的动因作了阐述。国内研究方面，卢根鑫（1997）基于劳动力价值的差异性和重合产业的相似性两个角度分析了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动因。联系到跨国公司的发展，陈琦（2010）提出产业转移的产生根源是要在国际市场上争取最大化的竞争优势。张庸萍、刘建江等（2011）基于危机角度提出冲击国际产业转移的外部推力是次贷危机，内部动因是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根本动因是国际分工和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傅强、魏琪（2013）基于价值链视角，指出随着社会制度的不断变迁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全球价值链也在不断加强，从而产生了产业转移。基于微观企业和宏观国家两个层面，袁丽梅、朱谷生（2016）分析了我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动因。从企业层面来看，国际产能合作有三个动因：一是为解决国内市场饱和的产能过剩；二是为学习国外领先科技；三是为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以及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态势。从国家层面来看，国际产能合作也有三个动因：一是为过剩产能和外汇储备逐利；二是为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三是为提升国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国际地位。万军（2016）基于对拉美国家的分析，提出国际产能合作的动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促进拉美产业多元化；二是服务拉美基础设施需求；三是发挥金融和投资在经济转型新引擎作用的需要。

2.2.2.2　国际产能合作的效应

国外将产能合作的效应分为正效应和负效应，如技术外溢效应、就业效应、环境效应、贸易效应、资本形成效应等。Lall（1983）认为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并基于自身国情革新，间接提升本国的科研能力，提升了发达国家新的影响力，具有后发优势，并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Porter（1985）认为，可以根据国际产能合作不同的环节所需要的生产因素、交通因素、区位因素等进行综合分析，基于不同合作国的相对优势，每个区域承担相应的分工，实现全球分工，以便进行更加规模化和专业化的生产管理，进而通过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合理配置，形成国际的生产组合和全球产业链，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理论。Martin Bijsterbosch（2010）提出，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有效提高被投资国的生产率。戴嵘等（2015）、陶权等（2015）从环境角度研究环境对产业转移的影响。王志明（2016）基于技术溢出效应角度，分析了中哈的“点对点”建立工业园区的产能合作新理念和新价值模式。杨子帆（2016），魏巍等（2016），黄先海、余骁（2017）等从价值链角度提出了产能合作在全球分工中的重要作用。安晓明（2017）综合考虑国内产业转移和国际产能合作，基于国际产能合作的特征和风险预估的角度，提出了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推进方略。

2.2.3　国际产能合作的思路相关研究

关于化解我国产能过剩和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思路和对策，国内一些学者提出了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建议。由于当前资本项目与经常项目双顺差的状况常常出现，中国国际收支失衡，容易导致贸易摩擦。我国需要激励国内产品市场相对已饱和的企业“走出去”，扩张市场容量与市场版图，主动开拓国际市场（周业樑、盛文军，2007）。针对本国过剩的企业产能，要鼓励部分企业将产能转移到国外，在对外投资方面，应支持我国产业资本积极、主动参与国际产能合作，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一方面，使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接受挑战的同时，增强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可以解决本国企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中国企业联合会“去产能化”调研组，2013）。李晓华（2013）通过研究论证我国企业向国外转移过剩产能的三个好处，提出我国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应该在项目审批、外汇使用、出口关税等方面出台鼓励支持政策，支持产能过剩产业“走出去”。另外，对于一些需求大量投资品的、在国内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存在较为严重贸易摩擦的企业，引导其直接进行国外投资。张前荣（2013）提出，要加快我国产能向海外转移的步伐，选取资源能源储备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如几内亚、东南亚、俄罗斯等，支持我国过剩的产业“走出去”，与其进行产能合作，支持过剩产能产品的出口。发达国家消化过剩产能的共性规律是推动产能国际转移，让过剩产能“出海”，帮助外汇储备找到出口，彻底释放外部消费需求，也有利于“中国制造”占据产业链上游，走向国际（董小君，2014）。李志鹏、徐强、闫实强（2015）分析了各产业利用国际市场调节富余产能面临的不同条件和模式，提出出于全球市场态势和产业发展阶段等原因，国际市场能够为部分产业产能调节提供广阔空间。国务院提出化解富余产能中的“转移一批”即需发挥国际市场的功能，在实际操作方面，就需要开拓对外承包发展的潜力，需要革新国际贸易手段，主动开拓外部发展空间，发展对外投资合作。曲凤杰（2017）在针对来自亚、非、欧、拉美等地区政府工作人员进行相关问卷调查后指出，东道国对与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普遍持欢迎态度，目前已经开展的与东道国的国际产能合作对接状况良好。但是由于东道国营商环境与自身基础设施状况较差，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际产能合作，同时中国在东道国知名度偏低、企业核心竞争力偏弱、政府核准程序复杂等问题也影响了国际产能合作的成效。因此，未来应切实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针对不同区域和国家的比较优势和突出问题制定国际产能合作的针对性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