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论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1．国际背景

近代以来，经济运行的质量和风险问题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哈罗德、多马、巴罗、凯恩斯、库兹涅茨、萨缪尔森等均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在相关论著中提出，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选择、经济增长的协调性、模式在较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一国或一地区要根据本国经济增长的规律和特点，通过发挥不同经济、市场机制的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本国或本地区经济发展。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演变可知，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呈现“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特点，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对物质资源和能源消耗巨大，特别是对石油、矿产资源等不可再生资源消耗巨大。此外，在生产过程中废水、废气、固体废物排放量大，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导致地球“温室效应”加剧。生态环境恶化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和制约，对人类的生存和健康也构成了严重威胁。

“二战”后，随着全球化、城镇化的推进，传统过度依靠能源和资源消耗等物耗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为提高国民经济增长质量，降低经济运行风险，提高生态文明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美、英、法、德、意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摒弃了“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模式，大力发展教育事业，逐步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切实降低物质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重视环境保护，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由资源消耗型、数量扩张型、粗放型向要素投入型、质量效益型、集约型转变，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管理创新转变。经济增长对资源和能源的依赖性以及经济增长单位能耗不断降低，对科技进步依赖性增强，经济增长的科技附加值逐步提升，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增强。

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国际分工更为精细化的背景下，关于经济发展质量、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等问题的讨论也日益激烈，要素资源、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成为当今经济领域关注的焦点问题。然而，受自然条件、气候状况、交通地理、历史文化、经济基础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较差，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经济发展的程度较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物质资源、能源的巨大投入拉动，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国民经济运行风险增加。发展中国家应该采取何种发展战略，增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突破资源瓶颈束缚，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最大限度降低环境污染，不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实现清洁生产、高效生产和理性生产，走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的道路，维护国家资源安全、经济安全和生态安全，成为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抉择。

2．国内背景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实现民族经济独立，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国家采取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苏联模式”。经过20多年的发展，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框架基本形成，国民经济基础逐步巩固。国民经济发展初期，我国发展经济仅仅注意到社会产品数量的增加，即经济总量的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采取数量扩张战略，经济增长基本依靠物质资源、能源的巨大投入来拉动，对不可再生资源消耗、生态环境污染、城乡两极分化等问题则很少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由于我国长期实施外向型发展导向战略，在国际分工中扮演着“世界工厂”的角色，我国生产的产品质优、价廉，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较强，出口创汇能力不断增强，贸易顺差逐年加大，国家外汇储备量不断增加。然而，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缺点和不足逐步显现，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原材料投入以及巨大的资源能源消耗拉动的经济增长质量效益低下，科技附加值低，粗放特征明显，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差，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不利于经济的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

2000年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我国经济发展协调性和稳定性不断增强。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地区经济规模逐步扩大，各项社会事业进步明显。然而，地区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不高，经济增长粗放特征明显，单位GDP能耗较大，节能减排压力较大，沙尘暴、水土流失、荒漠化进程加剧，老少边穷地区和革命老区扶贫开发难度增加，地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不强。地区经济中第一产业占比过高、第三产业占比过低，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生产力布局有待进一步优化和调整。2010年以来，西部民族地区结合本地区区情，积极抢抓第二轮西部地区深度开发的机遇，科学利用国家支持西部地区发展政策，完善各项财税体制机制，综合运用财政政策工具，加快推进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印发实施，进一步推动西部地区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文明发展道路。

1.1.2　研究目的

通过对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规模、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行业状况、企业效益、市场发育、资源配置效率以及环境状况的实证分析，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民族地区开发实际，从定量和定性的角度进行分析，形成对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总体评价。在对西部民族地区进行实证分析和总体评价的基础上，研究和制定未来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框架。

针对近年来西部民族地区发展实际，对西部民族地区区情进行分析，即对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特殊性进行分析，从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工业化、旅游资源开发、地区扶贫开发、地区要素禀赋、区位状况、资源储备状况、环境污染程度等对西部民族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条件进行深入分析，结合西部民族地区财政政策演变历程、实施效果、存在问题，制定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政政策。

综合运用税收、转移支付、财政补贴、财政支出等财政政策工具，研究制定符合西部民族地区实际，促进西部民族地区工业化、城镇化、新能源产业、现代农业、民族工业、现代服务业、旅游业发展，以及提高西部民族地区资源配置效率、调整优化地区市场结构、促进技术进步的财政政策和措施。

1.1.3　研究意义

1．选题的理论价值

第一，结合对西部民族地区区情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研究符合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特点的财政政策类型，探索支持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政政策模式；从财政支出角度出发，研究分析通过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实现对地区经济总量规模、经济结构的调节和干预，提高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支持和鼓励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不是单一的政策工具的运用，也不单是传统政策工具的简单组合，而是通过深入分析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发展阶段、发展质量和发展前景，研究制定一系列规范、有效、安全的财政政策和措施，构建一个协调顺畅、效应叠加、立竿见影的财政政策体系和系统，通过财政政策有机整体效能的释放，发挥“1+1>2”的功效，实现对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和引导。

第二，通过对西部民族地区区情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分析，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视角，研究制定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政政策和措施。一是从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增加资本积累、优化资本存量结构、完善金融市场、促进产业发展、扩大内部需求、促进城乡合理消费、调整优化消费结构、发展出口贸易、优化人才队伍、完善基础设施等微观角度，制定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政政策；二是从促进新型工业化、装备制造业、特色农产品加工业、产业集群、特色优势产业、新能源产业、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绿色经济、民族特色优势产业、外贸产业发展等中观角度，制定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政政策；三是从新时期财政政策模式、财政政策体系、财政政策分段构成、民族地区财政政策特点、财政体制、预算管理体制、转移支付制度等宏观视角，研究制定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政政策。

第三，研究和制定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符合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财政补贴政策、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和国债政策等，为财政政策工具类型选择提供政策依据。

2．选题的实践价值

第一，研究和分析转变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受自然地理条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基础、要素市场的限制，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粗放型特点显著，需要国家制定和完善相关财政经济政策和措施加以扶持，实施差别优惠政策，培育地区经济增长极、增长点，通过消费和投资引导地区经济实现动态发展均衡。通过对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规模、质量、结构、阶段分析，结合西部民族地区资源禀赋、地理区位、工业基础、产业结构等因素，研究制定符合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政政策和措施，积极探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法和途径。

第二，结合对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提出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赶超发展、跨越发展的思路，提倡国家对西部民族地区实施具有显著优惠特点的转移支付政策和税收优惠措施，提高西部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水平，切实增强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后劲。

第三，开展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政政策研究，为西部民族地区政府提供决策借鉴和政策参考，为西部民族地区拓展经济发展思路提供政策参考；制定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政政策和措施，为缩小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激发地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引入经济发展优质要素，搭建地区经济跨越发展战略平台，逾越地区经济传统发展阶段，发挥后发优势和科技赶超优势，提升地区经济发展层级和效益，实现“富民强边”提供了决策依据，体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共同富裕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