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国内外关于经济发展的研究述评

2.4.1　国外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1．经济增长内涵理论

（1）1958年，尼古拉斯·卡尔多结合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研究和分析，将经济增长中所显现出的事实概括为：资本—劳动比率持续增长；人均产出、总产出按照一种特有的速率持续增长；资本系数、资本利润率能够保持基本稳定；一定时期内，不同国家和地区总产出长期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的长期增长率存在差异；产出中的投资份额与收入中的利润份额呈现高度的正相关性。

（2）1971年，通过对世界大多数国家考察，西蒙·库兹涅茨提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就是它给本国居民提供日益多样化的商品的能力的持续上升。这种不断提升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应调整的基础上”，他认为现代经济增长具有以下基本特征，即一国或一地区全要素增长率不但水平较高而且增长速度较快；人口增长率、人均产出保持高速增长，且后者的增长率要高于前者；社会、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结构变革和国际经济扩张迅速；在世界扩张进程中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不平衡性。

（3）2004年，查尔斯·琼斯提出，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着这样一个增长事实，可以用于解释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该事实是国民经济并不一定保持长期稳定，可以存在波动，其在不同国家之间具有不同差异；不同国家之间人均收入也存在较大差异，不可能相同；一国或一地区人均收入在世界的排位不可能一成不变，穷国和富国是相对的，也是相互转化和发展变化的。(16)

综上可知，经济学家结合对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考察，分别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劳动力状况、人均产出等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概念，均对经济增长的内涵做了个性化的概括。其优点在于，将经济增长概括为要素投入和资源配置效率改进导致社会产出的增加。不足之处在于，其只分别从要素构成的某一个角度对经济增长进行概括，不能较为全面地对经济增长的含义进行概括和提炼。结合本书研究，一国或一地区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一定时期内全社会产出的数量增加和质量改进，而不单单是对资本—产出比率、资本系数、资本利润率等指标的考察。

2．经济增长因素决定理论

（1）资本决定理论。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哈罗德、多马通过对经济增长的长期研究，提出了哈罗德—多马理论。根据该理论，一国或一地区产出的实现主要依赖自然资源和能源投入、劳动力供给状况以及物质资本存量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自然资源供给状况、劳动力供给和物质资本存量会对经济增长形成影响和制约。其中，物质资本存量状况是关系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为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率较高，劳动力供给相对丰富，所以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供给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不会形成约束。因此，要通过提高投资率或储蓄率，加速资本形成和积累，来加速经济增长。20世纪40年代，舒尔茨首次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他认为一国或一地区可以通过增加教育、营养、卫生的投资，提高劳动者素质，进而促进经济增长，这种效应主要包括“知识效应”和“非知识效应”。“知识效应”可以极大地促进经济增长，其主要原因在于“知识效应”可以产生人力资本效益递增效应，进而促进劳动要素和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增。20世纪80年代，卢卡斯、罗默等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该理论主要着眼于改进和处理递增规模收益，计算发现可积累的边际收益具有非递减性，如果资本边际收益保持一个常数概念，就可以实现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和规模收益递增。

（2）技术决定理论。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在对哈罗德—多马增长理论不断修正的基础上，索洛、阿罗以及保罗·罗默等提出了新古典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本和劳动力具有不可替代性，社会存在技术进步，当要素投入组合以及要素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超过资本和劳动力，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其中，索洛的“外生技术决定论”是外生给定的，而阿罗的“内生技术进步论”则是将技术进步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并将其作用内生化。(17)

（3）制度决定理论。20世纪80年代，诺斯等通过对1870—1970年美国经济的研究，提出了交易费用理论。诺斯认为交易费用的降低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由产权界定及变化引起的制度变化及其创新，是经济增长的诱因和动力。政府可以通过制度创新和改进降低社会交易费用，推动社会产出最大化，进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18)

综上，通过对经济增长决定理论进行相关梳理，可以看出，哈罗德、多马、索洛、阿罗、诺斯等均从不同视角对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得出了资本决定理论、技术决定理论以及制度决定理论的不同结论。其优点在于，上述三个理论分析，充分肯定了资本、技术和制度等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助推作用，并借助模型分析，提出了各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的数量比例关系，为国家制定经济增长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不足之处在于，随着全要素理论以及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起，关于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分析已不再局限于某个变量因素的单纯分析，而是就要素组合以及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更为全面、细致的分析。

3．经济增长演化理论

（1）纳尔逊—温特的协同理论。纳尔逊和温特（1982）建立了一个相对完备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提出企业的“异质性”是导致企业选择过程与技术创新过程不断更迭的主要原因，并得出制度和技术的协同演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的结论。该理论还认为，制度演化是实现技术进步的重要前提，其不仅为技术进步提供空间，而且对技术演进、创新和传播具有加速与助推作用。(19)

（2）格里克的周期理论。格里克（1989）结合对企业效益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发现在异质条件下，企业新引进的技术对经济增长具有非稳态性特点，全面分析技术进步对企业效益改进和经济增长的贡献，还应结合经济周期变化、长期增长影响等相关因素进行分析。(20)

（3）迈特卡福的选择理论。迈特卡福（2001）采用模仿者方程，建立了一个由选择和发展构成的经济增长阶段模型。该理论认为，多样性选择和制度改进是推动经济变迁的主要动力，多样性选择的强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增长的充分程度，随着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制度改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逐步凸显出来。

根据经济增长演化理论可知，制度与技术协同演化、多样性选择和制度改进，以及异质条件下技术进步与经济周期等因素对经济增长及其演进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将制度改进、制度与技术协同演化、多样性选择以及周期变化引入经济增长分析过程，有利于研究和分析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为经济增长理论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并被政府决策所采纳，这是经济增长演化理论的优点所在；其缺点在于，忽视了对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管理者经验等因素的协同分析。在经济增长模型中，传统的生产要素仍不失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和源泉。具体到我国西部民族地区，资本积累、劳动力素质、技术进步等仍是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而技术研究与制度变迁受经济发展基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其对经济增长的助推作用还不能充分显现。

4．创新主义发展理论

熊彼特（1912）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创新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即通过机制创新以及创新组合可以实现经济发展。熊彼特提出，所谓的发展就是存在于经济生活中并非从外部强加于它的，从经济体系内部自行发生的，在流转渠道中自发形成和间断发生的，并对均衡产生干扰的变化。(21)发展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现象，需要我们从工业或者商业生活领域中来寻找。熊彼特提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实质，经济发展需要通过引进“新组合”，进行创新来实现。新组合是指对现存劳动力和土地的服务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利用和组合配置。发展即执行新组合。而与实现新组合密切相关的是竞争行为和信用。新组合是抽取了旧组合中的购买力来进行的，而不应该假设通过闲置的资源进行；信用对于实现新组合来说是首要的，它把生产手段从循环流转中抽取出来，并将其分配给新组合，这是通过信用完成的。但信用并不是从普通百姓的储蓄中来，因为这部分钱不是为了营利。人们可以用信用来实现新组合的购买力，是对某种社会产品的一部分的一种命令书和请求权，银行家或者是拥有这种购买力的人是站在想实现新组合的人和拥有生产手段的人中间的。

从熊彼特开始，创新因素被逐渐引入经济发展的研究过程中，并且把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做了详细区分。熊彼特认为，经济增长是由人口和资本投入增长所导致的一种经济自适应性；而经济“发展则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增长是流转渠道中自发和间断的变化，是对均衡的干扰，它永远在改变和代替以前存在的均衡状态。发展只不过是对这种现象和伴随它的过程的论述”“发展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现时代，熊彼特创新理论对发展中国家以及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近年来，我国倡导的自主创新战略就是创新理论的新实践，创新对提升国民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性已被广泛认同。但是熊彼特将经济发展、创新、信贷、利息和利润本质及相互关系解释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源泉，信贷创造的本质需求在于创新，利息来源于利润，利润是企业家创新价值的报酬，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进。虽然创新机制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但不是万能的。具体到中国西部民族地区，既要重视创新的作用，又要注重传统要素投入机制和组合作用的发挥。

5．新经济发展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经济发展理论兴起，现代经济发展理论进入了一个大融合的全新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理论与社会学理论、伦理学理论、主流经济学理论、法学理论等交互融合，互相补充，寻租、新制度主义发展、可持续发展、后发优势假说等新经济发展理论相继产生。

（1）新制度主义发展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经济学家意识到，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不应局限于对资本积累、人口控制、技术引进、产业结构优化、就业改善和出口促进等经济因素的考量，而应加强对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或阻碍作用的关注。奥尔森（1988）提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这些制度包括财产权，因为没有财产权，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此外，市场经济也要有鉴定各种公平的可实施的契约的权利，虽然它对于发达国家是既定的前提，但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则是至关重要的”。(22)速水和拉坦（1989）则将诱致性技术变迁扩展到诱致性制度变迁中，以期说明为何该种变迁以及相伴生的经济发展存在于某些经济中，而不存在于另外的经济中，并试图构建使资源、禀赋、文化和制度作用内生化的经济发展模式(23)。诺斯、弗鲁博腾、奥斯特罗姆、贝茨（1988—1994）等一些新制度主义学者从非经济因素考量经济发展问题，更多地将制度分析的理念、模式、范畴、方法等引入到经济发展研究分析中，“新制度经济学”在经济发展领域形成并扩展开来。(24)

（2）可持续发展理论。20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理论出现了新的变化，即在研究经济发展因素问题时，把自然资源、社会制度、生态环境、技术进步、人口生产、文化传统等因素统筹考虑到经济发展过程中来，拓展和深化了对经济发展模式、动力的认识，提出了一种与传统增长模式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理念——可持续发展理论。爱德华·巴比埃（1983）提出“环境三功能”理论，构建了一个“经济—环境”相互作用模型，认为人类生产和生活对生态环境和稀缺资源具有较强的依赖性，经济和环境相互作用不仅不断提高能源相对稀缺和环境对生产投入的程度，而且废气、废料产生引起的不可逆转的环境质量下降和生态平衡破坏的可能性不断增大。从长期来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不断引起生态环境恶化，那么极易导致环境的绝对限制。为最大限度消除贫困，需要采取必要手段实现对环境的可持续、有效率管理。(25)

（3）后发优势假说理论。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大卫·李嘉图、奥林和赫克歇尔等提出了“相对有利条件论”和“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国家（地区）在经济发展中具有相对的优势”的假说。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在“大突进”理论中提出，在工业化进程中后发国家相对于先发国家而言，更有可能取得更高的发展时效，这就是后发优势假说理论。20世纪80年代中期，阿伯拉维茨运用“社会能力”的概念，阐释了有些后发国家能够成功追赶先发国家而有些则不能实现追赶的原因，使后发优势假说理论获得了长足发展。20世纪90年代，范艾肯结合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后发优势理论出现的新变化，创建了开放条件下经济追赶模型，阐释了后进国家基于后发优势与先发国家经济趋同的原因。克鲁格曼、伯利兹通过建立“蛙跳”模型，说明后发国家的后发优势不仅体现于跟随性的模仿创新，而且体现于在一定条件下后发国家可以直接进入高科技领域，抢占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在某些领域或产业超过先发国家的可能性。

通过对新经济发展理论的综合分析，可以看出，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制度变迁、技术进步、生态稳定性、人口增长、自然资源和文化传统等因素被广泛引入经济增长研究中，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已不局限于传统的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及其组合分析，而是从经济领域逐步扩展到社会政治领域，经济增长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与实际经济运行结合的程度越来越紧密，并且取得了显著成就。然而，在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由于自然条件、气候状况、经济基础、社会历史、区位地理等因素影响，市场发展不充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协调性不强，经济增长的方式粗放特征明显，经济增长对能源资源投入的依赖性较大，这种状况急需扭转，经济发展思路和模式有待调整和改进。为此，我们要充分借鉴和吸收新制度主义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后发优势假说理论成果，并将三者有效结合，研究和制定符合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财政经济政策，以实现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和促进。

2.4.2　国内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1．多要素经济增长理论

多要素经济增长理论是研究解释经济增长规律和影响制约因素的理论的总称。从宏观角度分析，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一定时期内取得的有用物质和能源的多少。其中，物质包括石油、煤炭、植物、金属、天然气等；能源包括水能、太阳能、核能、风能、地热能等。有用物质和能源的取得主要受技术进步、发明创造、生产方法、自然条件和劳动力素质的影响和制约。一般而言，影响和制约一国或一地区总产出增加的最直接因素包括劳动力素质、能源与资源丰裕度、生产方法以及自然条件等与经济生产及初加工关系密切的要素变量。陈云达、郑长德（2006）通过对1978—2006年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提出，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虽然资源储量丰富，但是受自然气候条件恶劣、地形地貌复杂、经济基础薄弱、人力资源不足、资源利用率低、市场发育不完善等因素影响，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缓慢，与中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依然较大。

根据多要素增长理论可知，2010—2020年，在国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之际，西部民族地区应结合本地区独特的区情，充分发挥本地区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经济优势，大力发展民族工业、特色工业、旅游业、新能源产业，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逐步增加物质资本积累和要素积累，促进地区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增长。

2．结构主义增长理论

杨小凯、博兰德（1991）在罗斯托、罗宾逊、库兹涅茨和钱纳里等结构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杨小凯—博兰德模型，即“Y-B模型”，将熟能生巧、社会分工、交易成本等引入经济增长模型，深入分析诸要素与经济腾飞的关系，集中阐释了通过经验积累可以实现内生比较优势积累，进而促进经济增长。该模型理论认为，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是经济增长的源泉，随着全球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劳动和资本不断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逐渐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伴随着这种转移，经济增长也不断实现加速。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之间的结构性流动和演变所产生的结构效应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

由结构主义增长理论可知，社会分工和专业化作为经济条件之一，对经济增长起间接的促进作用，在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演进过程中，劳动、技术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在价格机制作用下，在不同地区和部门进行转移，要素的结构性流动是实现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作为欠发达地区，中国西部民族地区要实现地区经济持续增长，必须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分工，提高专业化水平，提高对外开放度，提高要素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高行业和企业生产效率，最终实现地区经济增长规模的持续扩大和经济增长效益的提高。

3．协同演化理论

刘志铭、郭惠武（2006）通过对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互动发展的研究，提出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的共同演进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解释作用。他们通过对新增长理论关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批判，提出了技术进步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差异问题，并进而将技术内生和制度内生的协同演化引入经济增长分析，为研究经济系统的运行和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由协同演化理论可知，将技术和制度要素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因素，并将其内生化，以此对经济增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最后得出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进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就中国西部民族地区而言，新时期，为实现地区经济长足发展，需要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促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行政效能和公共服务质量。加快推进企业管理制度改革，推广公司制治理，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深入推进企业自主研发，加大科技投入，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积极理顺现代资源产权制度和环境产权制度，通过环境立法加强对自然资源保护。科学理顺资源、资源产品的价格，防止资源过度开发和浪费，完善资源市场机制，积极促进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4．竞争发展理论

何梦笔、李扬等（2002）将政府间竞争引入经济增长分析，分析了地方政府竞争、公共性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认为，地方政府竞争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竞争推动了政治制度变迁、经济体制变革、基础设施完善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表现为重复建设、地方保护主义、招商引资无序和恶性竞争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间制度竞争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规制竞争，另一种是税收竞争和补贴竞争。由于受地区经济开放度、市场化程度、可用财力规模、区位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各地区政府制度竞争的程度存在着较大差异。张军（2007）通过对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提出，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地方竞争所产生的巨大推动能量，竞争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超过任何国家和地区、任何时期和发展阶段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强度。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分权制度改革，中国经济巨大的经济实体被分解为众多独立的地方经济，地方经济增长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缺乏彻底的私人产权制度和完善的金融体系，但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充分竞争，对地方基础设施的投资与改善、金融市场的深化与改革起到了弥补作用。不但如此，地方经济竞争还可以从根本上减少政府高度集中的决策失误，有力地促进了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提高了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水平，为外商直接投资和中国经济深度开放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契机。王永钦、陆铭和陈钊等（2007）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全面分析，深入研究了中国分权式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从中国经济增长的效果出发，分析中国分权式改革的自洽逻辑，认为一元政治体制与多元经济体制结合，极大地释放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活力，是解释和处理诸多社会经济问题的主要工具和途径。一元政治集权体制下，地方经济市场化和竞争性领域民营化是实现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腾飞的关键所在。张五常（2008）认为，地区竞争是破解中国之“谜”的关键所在，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促使经济大幅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地区经济乃至全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绝大多数取决于地方政府以及区域内政府之间的竞争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

根据竞争发展理论可知，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积极推进分权制改革、私人产权制度改进以及完善地区金融环境，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地方经济竞争实力、发展自由度和积极性，另一方面有利于最大限度降低高度集中决策所导致的效率损失。地区经济机制、竞争意识、竞争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具体到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国家要以2010—2020年西部第二轮深度开发为契机，加大对西部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对西部地区的财政补助，制定和出台更多针对性较强的优惠政策和措施，给予西部民族地区更多的发展经济自主权，在民族区域制度的框架下，引导和鼓励西部民族地区进一步加大开发开放的力度，积极参与国家分工和市场竞争，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大限度降低物耗投入，努力提高产品科技附加值，加快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进程，不断提高地区经济总体实力。

5．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理论

（1）投资分布差异理论。崔启源、王有强（2000）通过运用泰尔指数实证分析法，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将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地区投资分布差异。他们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呈现出显著的大幅波动、逐渐缩小和逐渐扩大趋势，其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投资差异因素的影响。王铮（2002）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动态变化的研究，发现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均衡点，三地区分别收敛于不同的均衡点。现阶段，国家经济发展整体上向经济收敛、同步发展转变，国家经济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国家经济收敛与否主要取决于未来区域投资政策的变化以及区域投资的分布。马拴友、于红霞（2003）通过对国家对东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财力的比较分析提出，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是造成近年来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逐步扩大的主要原因。马拴友、于红霞认为，“1995年从中央获得转移支付最多的四个省份分别是广东、上海、江苏和辽宁，占中央转移支付总额的比重分别为7.6%、7.1%、6.4%、6.1%，合计高达27.2%，已超过中央全部转移支付的1/4；2000年，辽宁、上海、广东、江苏得到中央补助仍然名列前茅，所占比重分别为5.9%、5.1%、4.8%、4.6%，合计高达20.4%，超过了中央全部转移支付的1/5。从转移支付的区域差距看，转移支付的区域差距和区域经济差距不对称，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逐步拉大，而中央对东西部转移支付差距相反却在逐渐缩小”(26)。

根据投资分布差异说可知，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形成和扩大主要源于区域之间投资分布差异，区域之间经济增长的收敛或趋异主要取决于投资结构及分布。通过对1978年前后东部和西部之间发展差异的比较可知，短期来看，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引导全域资源在省际流动和配置，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资源、要素分布差异。但是从长期来看，财力均衡政策并没有使地区之间的长期生产能力趋同，反而导致了东西部地区之间人均GDP的长期趋异。结合本研究可知，为进一步缩小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提高区域经济协调性，使地区经济长期增长能力趋同，需要对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进行改进和完善，以实现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

（2）资金使用效率差异理论。刘溶沧、赵志耘、夏杰长（2000）在对国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研究中提出，西部地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资金使用效率不高，造成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较低，因而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武剑（2002）在投资差异理论的基础上，运用经济增长理论，采用多维方差分析模型，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GDP增长差距、投资规模差距等关键变量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资金使用效率及深化速度理论。他认为，造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不单纯是区域投资规模及分布差异，还有区域之间资金使用效率和深化速度差异。该理论通过对区域投资质量和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分析，提出不仅投资规模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和制约，而且区域投资质量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也产生重要影响。郑长德、罗布江村（2010）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中提出，由于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受经济发展基础、市场结构、金融市场发育状况以及地区收入水平的影响，地区资本积累不高，有限的资金使用效率也不高，进而阻碍了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3）人力资本分布差异理论。近年来，人力资本分布差异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差异和教育投资差异存在相关关系，并且人力资本差异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形成和产生具有重要影响。邹东涛等（2000）提出，人力资本差异是区域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产生的重要原因是存在教育差距、知识差距、技术差距和信息差距，在知识经济时代该种差距的负面效应逐步放大，并对区域之间人力资本差异形成了负面影响和制约。徐璋勇（2002）采用理论模型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教育投资的增加、劳动就业人数的扩张、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固定资产投资的追加及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的降低等因素均对西部经济增长产生较大影响，并且影响程度按顺序排列依次减弱。连玉君（2003）结合中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实际，分析了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之间的关系，提出区域之间初始人力资本存量、区域间人力资本流动和人力资本激励制度的差异是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形成和扩大的重要原因。

（4）社会资本丰裕度差异理论。社会资本丰裕度差异理论认为，研究社会资本与区域经济差异的关系，既要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差异角度进行分析，还要从社会资本丰裕度差异角度进行研究。社会资本主要通过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区域经济产生影响。在微观层面，由于社会资本具有外部性，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经济绩效，其主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在宏观层面，社会资本主要通过司法体制、政治制度、政府在组织生产中的角色等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和制约作用。张维迎、樊平等（2002）认为，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社会的道德规范，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社会资本排序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排序高度相关，各地区社会资本不仅与人均GDP高度相关，而且与GDP的增长率高度相关。现阶段造成区域差异的主要因素是社会资本差异，社会资本稀缺是造成西部地区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研究证明，西部省份社会资本排序居全国前十位的仅有四川1个，排在中间十位的西部省份仅有5个，排在最后十位的西部省份多达6个。高会丽（2003）通过选取17项指标作为西部地区投资环境评价的原始指标，运用多因子变量统计分析的方法，对西部地区12省份投资环境进行综合评价分析并提出，投资环境差异是影响和制约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王水林等（2003）通过选取宏观稳定性、监管制度、国家一体化、行政效率、治理结构、金融服务以及基础设施等变量指标，对投资环境进行了国际比较，并提出投资环境差异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之间高度正相关，投资环境好、经济发展快，投资环境差、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5）体制差异理论。体制差异理论认为，体制差异是区域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主要包括宏观层次的体制差异和微观层次的体制差异。宏观层次的体制差异主要表现为所有制结构和市场制度，微观层次的体制差异则表现为企业制度、生产组织制度和公司治理制度等。党兴华（1999）通过对西部地区企业发展和地区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指出，西部地区企业技术创新缺乏相应的体制基础和制度环境，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严重不足，企业技术积累薄弱，技术创新活动迟缓对地区经济增长形成了制约和阻碍。白永秀、肖慈方等（2002）通过对西部地区所有制结构、市场发育程度以及政府行政效率等变量进行分析，提出体制差异是东西部经济差距的根源所在。东中西部地区在所有制结构、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市场主体的成熟程度以及政府调控职能效率等方面存在差异，进而导致地区经济发展存在差异，并且导致地区经济长期增长呈现显著的差异，因此，实现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必须按照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制度、体制进行矫正。

由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理论可知，投资分布、资金使用效率、社会制度、资本丰裕度以及人力资本的差异是导致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投入分布不均、资金使用效率不高、政府和企业体制改革滞后、社会资本稀缺程度高以及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影响和制约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西部民族地区要实现战略赶超和经济腾飞，必须从本地区发展的实际出发，积极争取中央资金支持，逐步加大投入规模，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布局，切实提高公共投资的使用效率，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机制变迁，增加社会资本积累，提高人力资本素质，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制度支撑和基础保障，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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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部地区，是指传统三大经济地带划分中的东部沿海地区，主要包括11个沿海的省（直辖市）。

(2)中部地区，是指传统三大经济地带划分中的黑龙江、吉林、山西、内蒙古、河南、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和广西10个省（自治区）。

(3)西部地区，是指传统三大经济地带划分中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和西藏，共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4)郑长德，罗布江村．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32-36.

(5)按照郑长德观点，西部民族地区是指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5个自治区和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甘肃、青海6个多民族省市。

(6)“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最先是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正式讨论。这次研讨会云集了全球的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共同界定人类在缔造一个健康和富有生机的环境上所享有的权利。自此以后，各国致力界定“可持续发展”的含义，已拟出的定义涵盖范围包括国际、区域、地方及特定界别的层面。被广泛采纳的定义，是在1987年由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所发表的布兰特兰报告所载的定义：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同时又不能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

(7)胡锦涛．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EB/OL］.［2007-10-15］．http://cpc.people.com.cn/GB/104019/104101/6429414.html.

(8)胡锦涛．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EB/OL］.［2007-10-15］．http://cpc.people.com.cn/GB/104019/104101/6429414.html.

(9)胡锦涛．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EB/OL］.［2007-10-15］．http://cpc.people.com.cn/GB/104019/104101/6429414.html.

(10)胡锦涛．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EB/OL］.［2007-10-15］．http://cpc.people.com.cn/GB/104019/104101/6429414.html.

(11)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89-95.

(12)吴忠观，柴泳，杨致．经济学说［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7：19.

(13)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77.

(14)俞可兴，鲁桐．西方国家治理经济滞胀的对策［J］．世界经济与政策，1994，34（9）：51-53.

(15)俞可兴，鲁桐．西方国家治理经济滞胀的对策［J］．世界经济与政策，1994，34（9）：51-53.

(16)CHARLES.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convergence [J].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2004 (3): 49-52.

(17)SOLOW, R M.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57, 39 (3): 312-320.

(18)NORTH. Factors conditioning the formation of European regional convergence clubs [J].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1988, 42 (4): 911-927.

(19)NELSON W. Evidencing European regional convergence clubs with optimal grouping criteria [J].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1982, 12 (15): 937-940.

(20)GUERICKE, M T, MCGUIRE, T J. Do interregional transfers improve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poor regions [J].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 1989 (8): 281-295.

(21)［美］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56-61.

(22)OLSEN, D. Twin peaks: growth and convergence in models of distribution dynamics [J]. Economic journal, 1988 (106): 1045-1055.

(23)RATAN, F, SACHS, J D. Why do resource-abundant economies grow more slowly? [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989 (4): 277-303.

(24)NORTH. Factors conditioning the formation of European regional convergence clubs [J].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1988, 42 (4): 911-927.

(25)EDWARD J P. Specification and estimation of spatial panel data models [J].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1983, 26 (3): 244-268.

(26)马拴友，于红霞．地方税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论西部大开发的税收政策取向［J］．管理世界，2003（5）：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