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他是怎么得到它的？

上卷

“我也不能相信这事，约翰。”玛丽·沃克说；玛丽·沃克是西尔弗布里奇的代理人乔治·沃克的标致的女儿。“沃克和温思罗普”是这个事务所的名字，他们是有名望的头面人物，王国政府在巴塞特郡这一带必得有人去干的那种律师事务，都让他们包圆儿了；他们也受聘办理在那些地区十分显贵的奥莫尼乌姆公爵的地方事务，因此他们总是昂头叠肚，趾高气扬，全然一副外省的律师们的样子。他们——沃克家——住在这个市镇中间的一座大砖房里，经常宴请宾客，不过郡里的士绅却不怎么经常赏脸赴宴；在西尔弗布里奇，他们很有分寸地走在风尚的前面。“我是怎么也不能相信这事的，约翰。”沃克小姐又说。

“你不信也得信。”约翰搭着话，眼睛却没有离开他的书。

“一个牧师，还是这样一个牧师！”

“我看这事没有什么值得费心嘀咕的。”约翰这次说话时，眼睛不再看书了，“一个牧师为什么就不能跟随便哪个人一样成了小偷呢？你们女孩子似乎总是忘记，牧师们不过也是常人罢了。”

“我觉得，他们的品行会比别的人更好些。”

“我根本不这样想，”约翰·沃克说，“我敢说，此时此刻，巴塞特郡负债的牧师远比律师和医生要多。这个人一向负债累累。自从他来到这个郡，我看他就从来不敢在西尔弗布里奇的海伊大街露露面。”

“约翰，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你可没权利说这话。”沃克太太接话说。

“为什么，妈妈，得到这张支票的那个屠夫，几天前威胁说要把账单在全县张扬，把该还他的那笔债如实说明，要是不能马上还债的话。”

“弗莱彻先生更不知羞耻，”玛丽说，“他在西尔弗布里奇当屠夫发了横财。”

“这有什么可非议的？一个人当然愿意把钱攥在手里，他已经给那位主教写过三次信，专派一个人接连六天去霍格尔斯托克解决他那笔小账。你看他到底要到这笔账了。当然，一个生意人一定要看紧自己的钱呀。”

“妈妈，你认为克劳利先生偷了那张支票了吗？”玛丽问这个问题的当儿，走过来站到她母亲跟前，用焦急的目光看着她。

“我还是不表态的好，我亲爱的。”

“可是人人都在议论这事，你总该有想法的，妈妈。”

“妈妈当然认为他偷了，”约翰说着，又要埋头看书，“妈妈要有别的想法才怪呢。”

“这话不公平，约翰，”沃克太太说，“你那些凭空想法不等于我的，也不能硬让我从嘴里说出来。整个儿这事是非常令人心酸的，你爸爸又正在查这件事，我觉得在这家里还是越少议论越好。我敢肯定，这也会是你爸爸的心情。”

“我当然不会在爸爸面前说它的，”玛丽说，“我知道爸爸不愿意乱嚷嚷这事。可是，一个人怎么会压根儿不想它呢？它对我们所有在教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

“我根本不这样看，”约翰说，“克劳利先生仅仅因为是个牧师，一点不会比别人特殊。我憎恨所有徒有虚名华而不实的玩意儿。在西尔弗布里奇，有不少人认为，仅仅因为这个人身居一种会使这一罪行比犯在别人身上更深重的位置，这事就不应该追究下去了。”

“可是，我完全肯定克劳利先生根本没有犯罪行为。”玛丽说。

“我亲爱的，”沃克太太说，“我刚刚说过，我不愿意你再谈这事。爸爸马上就进屋来了。”

“我不说了，妈妈；只是——”

“只是！是的；仅仅只是！”约翰说，“要是有人呆在这儿听她说，她会一直说到摆餐桌的。”

“你比我一句也没少说，约翰。”但是，约翰还没听见他妹妹说出来最后这些词儿，早已离开屋子走了。

“你知道，妈妈，不想这事是做不到的。”玛丽说。

“我信这话，我亲爱的。”

“不过你熟悉他们吗？我至今从来没有跟克劳利先生说过话，也不记得过去见过克劳利太太。”

“我很了解格雷丝，她过去常到普雷蒂曼小姐的学校去。”

“可怜的姑娘呀。我真可怜她。”

“可怜她！可怜这个词不恰当，妈妈。我为他们感到痛苦。可是，我心里没有存过一会儿他偷了那张支票的念头。那怎么可能呢？虽然他们家穷得厉害，因此负了债，可我们都知道他是个十分杰出的牧师呀。罗巴茨一家上次来这里做客，我听罗巴茨太太说，克劳利先生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她过去还几乎没有看见哪个人能和他相提并论呢。罗巴茨家当然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他们。”

“人家说教长是他的好朋友。”

“多遗憾吧，正当他有麻烦时阿拉宾一家眼下都离开了。”就这样，虽然沃克太太先头说过不再对这件事说长论短，这时母女俩还是接着讨论那个牧师的犯罪问题了。沃克太太，像别的做母亲的一样，和自己的女儿说起话来，比和儿子说话更容易自由起来。就在她们这样说着话时，做父亲的从他的事务所回来了，于是这话题就中断了。他是个介于五十和六十岁之间的男人，头发斑白，留得很短，身体有点发胖，但地位舒适和受人尊敬这两点一般情况下将赐予那种个人的风度，仍然看得出来。一个人被世人捧起来，他自己是很少不识抬举的。

“我累坏了，我亲爱的。”沃克先生说。

“你看上去是受累了。过来坐一会儿好去换装吧。玛丽，拿你爸爸的拖鞋来。”玛丽连忙向门口跑去了。

“谢谢，我的宝贝。”父亲说。然后，一等玛丽走开听不见说话时，他便在妻子耳旁小声说：“恐怕那个倒运的人是有罪的。我担心他是这样的！我真的担心！”

“哦，天哪！他们会发生什么事呢？”

“什么事吗？克劳利太太今天跟我说这事来了。”

“是吗，她？你能跟她说什么呢？”

“我开始告诉她，我还不能见她，请她别跟我说这件事。我极力想让她明白，她应该到别处去找人。但没有说服她。”

“那到底怎么办呢？”

“我要她来找你，可她不同意。她说你帮不了她什么忙。”

“那她认为自己的丈夫有罪吗？”

“不，当然不会的。她哪会认为他有罪！照我看，说破天说破地也没法儿让她想到那是可能的。她来找我，只是告诉我她丈夫有多么好。”

“我倒喜欢她这样做。”沃克太太说。

“我也一样。不过，喜欢她又有何益呢？谢谢你，我的宝贝。也许，我哪天会给你拿拖鞋的。”

全郡轰动了，都在谈论乔赛亚·克劳利牧师这件所谓罪过一事——全郡，几乎全像西尔弗布里奇的沃克先生一家这样急切热烈。指责他的罪过，是说他偷了一张二十镑的支票；说他先从一个遗忘或丢在他家的皮夹里偷走，然后兑成现钱还到了西尔弗布里奇的屠夫弗莱彻手里，因为他欠人家的债。克劳利先生在那些日子里是霍格尔斯托克的终身副牧师；霍格尔斯托克是东巴塞特郡北端的一个教区，教区里谁都知道克劳利先生穷得家徒四壁，又是个不幸、忧郁、悲观失望的人，这个世界的种种苦难似乎总是以双倍重量压在他的身上。自从他的老朋友阿拉宾先生，巴塞特郡的教长，给他现在担任的这个小职务，他从来没有被人尊为牧师。尽管他不幸、忧郁、悲观失望，但他在那些与他同命运的穷人中间是个埋头苦干、自觉认真的牧师；因为在霍格尔斯托克教区除了寥寥无几的几位农场主，其余都是地位卑微的农田工人、制砖工人，以及诸如此类的百姓。克劳利先生眼下在霍格尔斯托克已经打发走了他生命的十八个年头；在过去的年月里，他十分努力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坚持不懈地向他周围的人灌输了也许过多的玄义，但也演讲了一些有关舒适，有关宗教的东西。他在自己的教区变得为人爱戴，这点是他想不到的。他在哪方面都不是个能够使他自己受人欢迎的人。我前面说过，他是个忧郁寡欢、悲观失望的人。他实际上比这还糟糕；他一脸苦相，有时几乎到了神经不健全的地步。在以往的一些日子里，甚至他的妻子都发现很难对付他，还不如对付一个明确的精神病患者容易。这点在农场主中间也是众所周知的，他们在自己人堆里议论他们的牧师，就像是谈论一个疯子。但是在赤贫的穷人中间，在霍格尔恩德的制砖工人中间——一批无法无天、一醉方休和极端粗野的人——他却受到极高的尊重；因为他们知道他生活得很艰难，和他们的日子相差无几；知道他干得很苦，和他们的工作大同小异；还知道外界世界对待他十分严酷，如同对待他们一样毫不客气；他们还知道这个人身上有一种明显的神圣的忠诚品质，有一种不顾世界的虐待而恪尽职守的精神，这种精神即使在逆境中也毫不妥协；因此，克劳利先生尽管有那种不幸的怪癖性格，但在他的教区里却很受人尊敬。就是这个人，他现在被指控偷走了一张二十镑的支票。

但是，在交待这桩所谓的偷窃公案的情况之前，关于克劳利先生的家庭是一定要说几句的。常言道，一个好妻子是她丈夫的一顶王冠，而克劳利太太对克劳利先生来说还远不止一顶王冠。对于这个人的全部精神生活——他在讲坛布道或牧师执教以外的所有那部分生活——克劳利太太一直是集王冠、御座和御杖于一身。她同克劳利先生一起忍受并替克劳利先生忍受了贫穷带来的种种痛苦和没有微笑的生活酿造的各种烦恼，这点也许不能直接说成是她的贞操吧。她和他有福同享，有难共患，而把分担这样的东西看作她义不容辞的职责；做妻子的不得不承担这些东西，因为她们知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个理儿。克劳利先生本来也许是个主教的料子，克劳利太太嫁给他时也许认为那样才是他的运道。但是他没有当上主教，眼下在他年近五十时还是个终身副牧师，一年只有一百三十镑的收入——还有一个家。而这正是克劳利太太一生的运气，她也就心安理得地承受了它。但是她又远远不只承受这点。她过去竭尽全力表现得心满意足，或者贴切点讲，竭尽全力做出心满意足的样子，尤其在克劳利先生最背时和最阴沉的时候。她深信克劳利先生神经不够健全，却努力不让他知道这点，一如往常地对待他，一个父亲在一个家庭里的尊敬应有尽有，并且像对待一个任性的病孩儿那样极有分寸地纵容他。在对待他们生活中所有那些可怕的烦恼时，她的勇气一贯超出克劳利先生。制作她的那块生铁已经百炼成钢，炉火纯青，只是那种炉火纯青的程度克劳利先生熟视无睹，欣赏不了。克劳利先生经常跟她说，她没有自尊心，因为她过去总是替他或替孩子们低三下四地接受别人的东西，接受那些非常需要却购置不起的东西。他跟她说，她是个讨乞鬼，并说活人与其饿死也不行乞。她默然承受了这种斥责，事后仍旧为他乞讨，自己却忍受饥饿之苦。过去的多少年来，她从不为他们的穷困感到无脸见人；而对克劳利先生来说，他们的贫困带来的每件小事，过去是一种存在的耻辱，现在还是一种活生生的耻辱。

他们生过许多孩子，活下来的还有三个。关于老大，格雷丝·克劳利，在以后的故事中我们将多次听到她的名字。她这时十九岁，据那些人说，尽管她家很穷，外面的穿着寒酸，身材单薄，看上去不够成熟和丰满，身上的线条也不够匀称，可她仍是那一带最标致的姑娘。她现在住在西尔弗布里奇的一所学校里，最近这一年当上了教师；在西尔弗布里奇，有不少人说十分光明的前程就要在她面前展开了，说科斯比洛奇的年轻的格兰特利少校在她那纤弱的脸上看到了美的光彩；格兰特利少校是个鳏夫，膝下有个小孩，但在西尔弗布里奇方圆一带的所有女人眼中仍是十分引人注目的男子，这似乎可以说，格雷丝·克劳利就要时来运转，和她家那无处不在的噩运进行对抗啰。鲍勃·克劳利比他姐姐小两岁，现在马尔博罗上学，家里打算让他从那里接着上剑桥大学，并由他的教父阿拉宾教长出钱供他深造。在这方面，世人又看到了时来运转的兆头。不过到那时，克劳利先生也说不上什么走运。一点不假，鲍勃在学校成绩优异，到了剑桥也许混得不错，也许在那里出类拔萃。但是，克劳利先生倒愿意这孩子在地里干活儿，不愿意让孩子靠这么刺眼的施舍方式上学。那时还有他的衣服问题呢！上学或进大学穿的那些衣服，他去哪儿弄钱给他置办啊？但是，教长和克劳利太太促成了这件事，压根儿没有征求克劳利先生的意见，这也是克劳利太太对付他的一贯办法了。这家还有一个小女儿，名字叫简，日子消磨在母亲的针黹案和父亲的希腊语之间，有时缝补内衣，有时学着往诗行上划格律——因为克劳利先生年轻的时候曾是一个通今博古的学者。

而眼下，这个灭顶之灾劈头盖脸地奔他们来了。可怜的克劳利先生在西尔弗布里奇渐渐债台高筑而不能自拔，这在西尔弗布里奇和霍格尔斯托克两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很大一部分人眼里，阿拉宾教长不顾他的强烈反对，一直在接济他，为此他跟教长吵过嘴，或者一直想和教长吵嘴，尽管接济和钱有部分花在他自己手上，但他确是太想寻机争吵了。西尔弗布里奇的屠夫弗莱彻是他的一个债权人，他最近一个时期对待可怜的克劳利特别苛刻。这个人过去做生意也不是不讲通融，只是听了关于主教的良好愿望的种种传说，便到处嚷嚷说，霍格尔斯托克的这位终身副牧师早该表现出一种更高的自尊心，主动向一个富有的教友借债承情，而不再总和一个屠夫在金钱上纠缠不清。就这样，一个流言就四下传开了。不久，这个屠夫给主教——巴彻斯特的普劳迪主教接连写了几封内容相同的信；这位主教委托他的贴身牧师[11]答复了来信，有些微婉转地告诉了克劳利先生他对一个牧师吃肉而不付钱的具体看法。可是，这位主教说也好做也罢，却没办法让克劳利先生还那个屠夫的债。像克劳利先生这样一个人，收到普劳迪主教这样一个人的那些信件，这事本身就够让人难堪的了；可信毕竟来了，留下了一个个溃烂的创伤，不过后来这些信不了了之。最后，那个屠夫的肉店放风威胁说，如果欠的债在指定日期还不了，印好的账单就要在全郡四处张贴。西尔弗布里奇所有听说这事的人，无一不生弗莱彻先生的气，因为谁过去也没有听说过一个生意人竟会采取这种措施；但是弗莱彻发誓说他决不让步，并为自己辩护说，六七个月以前，就是这年春天，克劳利先生在西尔弗布里奇还了一批账，可就是分文没还他——没还他这个不仅是克劳利先生最早而且是最持久的债主。“他三月从教长那儿得到一笔钱，”弗莱彻先生跟沃克先生说，“他还了格林十二镑十先令，还了面包师格罗伯里十七镑。”就是还面包师格罗伯里这十七镑面粉钱，激起了这位面包师的牛性，决心对这位可怜的牧师穷追猛打，毫不手软。“他还霍尔的钱，还霍尔特太太的钱，还更多人的钱，可就是不肯走近我的店铺半步。要是他哪怕来打个照面，我也不会对这事费这么多口舌的。”这样，就在那个指定的日期的前一天，克劳利太太来到了西尔弗布里奇，还了那个屠夫四张五镑钞票，共二十镑钱。到了这一步，屠夫弗莱彻算是一举成功了。

事隔约六星期后，人们开始调查勒夫顿勋爵从他在伦敦的银行家手里支来的一张特定的二十镑支票。这张支票是索姆斯先生春天早些时候丢失的。索姆斯先生是勒夫顿勋爵在巴塞特郡办理实务的人，他丢这张支票时还丢了一个皮夹子，支票就夹在这皮夹子里。索姆斯先生自信这个皮夹子是遗失在克劳利先生的家里，并竟然扬言说，甚至在丢失这段时间里，他就完全相信他是这样丢掉它的。他定期替勒夫顿勋爵向克劳利先生交一笔税，每半年共计二十镑四先令。勒夫顿勋爵应交霍格尔斯托克大批的什一税，每年向这位教区牧师交纳四十镑八先令一笔税。这笔款子照例是由索姆斯先生按时通过邮局汇寄。上面提到的这一次，他因事来访霍格尔斯托克，顺便亲自把这笔钱交给了克劳利先生。事情发展到这步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付这笔款是他从他自己在巴彻斯特的银行家那儿支取的一张支票，这张支票在第二天早上通过一般的手续兑成了现钱。在返回他巴彻斯特自己的家时，他丢失了他的皮夹子，于是写信给克劳利先生询问这事。皮夹子里没有钱，只有勒夫顿勋爵支取的那张二十镑支票。克劳利先生复信说，没有见什么皮夹子丢在他家里。这一切统统发生在三月里。

十月份，克劳利太太还了屠夫弗莱彻二十镑钱，到了十一月，勒夫顿勋爵的支票通过巴彻斯特银行追查到了克劳利先生的身上。克劳利先生十分喜爱的一个霍格尔恩德的制砖工人，曾经到这个巴彻斯特银行的柜台上兑换钱——如我们以后会明白的，不是支取那张支票的那家银行——并得到了它。最初，银行拒绝把这笔贷款交给这个制砖工人，但是第二天他拿来了那张支票，背面签署着克劳利先生的名字，还有克劳利先生亲自写的一张便条，这时这笔钱就兑换出来了；第二天，克劳利太太拿着这样兑换来的相同的钞票，还给了屠夫弗莱彻。调查到克劳利先生时，他说那张支票是索姆斯先生给他的。是勒夫顿勋爵应该给他的那笔税费。但是他的这一声明立即被证明是错误的。索姆斯先生亲自签署的那张支票给找出来了，款额也丝毫不错——二十镑四先令。如同他自己声称，他一生中从来没有用过一张以勒夫顿勋爵大人的名义开的支票付过钱。勒夫顿勋爵给的那张支票，也就是丢失的那张支票，是他们之间的私事。他的爵爷是想让他的口袋里有零用钱，他的代理人把它交给了他。克劳利先生声明说拥有这张支票，这事很快就证明大错特错了。

接下来，他变得郁郁不欢，不想再争辩什么了。但是他的妻子，一点不知道他第一次声明时的情况，这时出面宣称说，她相信这张二十镑支票是四月阿拉宾教长送给她丈夫的礼物的一部分。她说，关于这份礼物有许多扯不清的不快，她过去一直没敢和她丈夫谈起这件事。面包师格罗伯里向克劳利先生家施加过威胁，这事让那位教长听说了。于是，她丈夫，那位教长和阿拉宾太太之间就发生了一些争吵，克劳利太太只是事后从阿拉宾太太那里听说这些的。阿拉宾太太跟她说过，那笔钱已经给了——最后也被接受下来。的确，由于账单至少要五十镑的数目才付得清，显而易见的东西就太多了。那位屠夫的威胁传到她丈夫的耳边时，在他身上产生的影响是难以忍受的。沃克先生，那个律师，进行多方调查时，克劳利太太和他讲了上述这些情况。她，可怜的女人，知道什么便一五一十地讲出来了。那个屠夫的威胁沉重地压迫着她丈夫的脑子时，她丈夫一天上午告诉她说，他手中还有钱，虽然这钱是他万不得已不想动用的钱；他跟她说话的口气十分风趣，她想进一步追问一下却不好开口。他给了她四张五镑钞票，叮嘱她到西尔弗布里奇满足那个逼债心切的人的心意。她这样做了，而且丝毫没有怀疑这笔救急的钱不是那位教长给的。这就是克劳利太太叙述的情况。

但是，她丈夫对那张支票所说的话被证明完全是无稽之谈，这下她对此又该作何解释呢？这一情况全在沃克先生和克劳利太太之间发生，这位律师对她倒也仁至义尽。在调查的最初阶段，他只是想了解真实情况，把这位牧师完全放在怀疑对象之外。到了后一阶段，由于他不得不以中间人的身份追究这件事，于是只要能够摆脱克劳利太太的纠缠，他就尽量回避她。“沃克先生，”她后来说，“你是不了解我丈夫啊。除了我没有第二个人了解他。要把我们的全部麻烦告诉你，也实在难以启齿。”“要是我能减少这些麻烦，请相信我会这样做的。”“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人能减少它们呀。”这位太太说，“实际情形是，先生，我丈夫经常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话。他说那钱是索姆斯先生给他的，十拿九稳定是他心里这样想的。不止一次，只要他沉入痛苦之中，他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了——他这时会忘记一切。”

直到这个时期，沃克先生还没有怀疑克劳利先生有什么暧昧态度，对他这个人也没有什么不信任的。这个可怜的人也许接受了那位教长的钱，却对这笔钱说了些假话，不愿意承认他拿了他那位阔朋友的钱，而且满以为这事也不会再作进一步的追查了。他一贯有些呆头呆脑，以为事情到此就完了。岂不知索姆斯先生不是个温厚得完全相信他的主儿。“我的皮夹子怎么会跑到阿拉宾教长的手里？”索姆斯先生简直有些扬扬得意地问道，“而且，我有把握说，我当时肯定把皮夹子丢在克劳利的府上了！”

沃克先生给那个教长写了一封信；教长当时正在佛罗伦萨，在去罗马的路上，然后从那里继续向圣地[12]去。阿拉宾先生回了信，说三月十七日他给过克劳利先生一笔五十镑钱，付款是五张十镑一张的英格兰银行钞票，这钱是在教长宅邸的藏书室他亲手交给他的朋友的。这封信十分简短，也许几乎可以说是草率的回答。沃克先生急于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成全克劳利先生，在去信中只是直截了当询问一个这两位先生之间发生这码事的实质，说教长的回答无疑会揭开目前人们对那张二十镑支票发生怀疑的小小隐秘。教长的回信也只是如上所述，说明了事实而已；但他同时给克劳利先生写了信，打听这新冒出来的困难到底是怎么回事，并说他愿尽力量从中帮忙。他就记忆所及，把这笔钱的所有背景解释了一遍。这笔预付的钱确实是五十镑，也确实是五张英格兰银行的钞票。他当时把那些钞票装进一个信封，不过没封口，上面却只写了克劳利先生的姓名，并把这个信封摁到了他朋友的手中。他接着说，阿拉宾太太本该写信的，可她到巴黎和她儿子相聚去了。阿拉宾太太在阿拉宾先生朝拜圣地不在家期间要一直呆在巴黎，然后等他返回意大利时在那里会面。由于她离英国近得多，教长在信中希望克劳利太太还有什么麻烦的话，会写信找她帮忙。

写给沃克先生的信对教长那笔钱是有结论性的。克劳利先生没有从教长手里收到过勒夫顿勋爵的支票。那么他是从哪里得到它的呢？这位可怜的妻子受那位律师的托付，进一步从她丈夫口里问清这一情况。啊，当这位妻子绕着弯儿从她那苦难深重、头脑不健全的丈夫口中套实情时，谁也说不清这对可怜人儿之间发生的那些吓人的场面！她多么希望她丈夫自始至终是老老实实的，她压根儿没有产生过丝毫怀疑。她相信，他那可怜的记忆虽然破碎，有缺陷，但只要能记起来什么是真的，什么不是真的，他至少会尽力跟她说实话的。这事的总结局是，做丈夫的声称说，他仍然相信那笔钱是那位教长给的。他一直把它留在身边，只要能对付过去，就不愿意动用它。他已经忘记它了——他多次这样说——因为从阿拉宾那里得到的印象是他要得到五十镑钱，而拿到手的钱却不止这个数目。如果它不是教长给他的，那么它就是撒旦送给他去为非作歹的；有好多次，他似乎认为那张要命的支票真的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落到了他手里。每逢这种场合，他都表现得极度混乱，自相矛盾，没有理智——说话时和一个疯子相差无几——等到临了总是嚷叫说，世上的残酷他遭受得太多了，大水淹没了他的头，祈求上帝开恩把他从这个世上除掉吧。不必多说，他那可怜的妻子在那些日子里忍辱负重，其分量是足以把任何女人压垮的。

她最后向沃克先生承认说，她找不出那二十镑钱的来龙去脉。她打算亲自再次给那位教长写信询问这笔钱，不过再写信是不是有助于事，她几乎没抱希望。“教长的回答是很清楚的，”沃克先生说，“他说他给了克劳利先生五张十镑钞票，这五张钞票我们已经在克劳利先生手里对上号了。”这时克劳利太太除了反复唠叨她丈夫的清白无辜，便再无言以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