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运用的反思

对于当代中国史而言，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是一种新的史料，随着此类新史料不断地出现，研究者既有如获至宝、掌握大量一手资料的喜悦，又有头绪纷乱、难以驾驭档案资料的困惑，可谓喜忧参半。对于这种挑战，迫切需要方法论的转化。

集体时代农村档案内容丰富，具有时代性、地域性、基层性等鲜明特征，同时又有一些难以克服的局限性，需要在研究中注意。

（一）村庄档案自身的局限性

村庄档案的可信度。研究者在运用村庄档案开展研究时，多抱有这样一种认识：即村庄档案记载都是真实的，无须考辨史料的真伪，采取全盘接受的“拿来主义”。这是值得探讨的。例如，工作总结对于自己所获成绩、经验常常可能过分拔高、夸大，对于缺点、教训的总结可能压低、缩小，这些都偏离了事实。尤其是对“大跃进”“瞒产私分”特殊时期的一些统计数据，需要研究者仔细推敲，尤其是这些数据隐含的逻辑、背后的动机。以个人档案为例，对一些“交代材料”，资料利用者要特别注意，调查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情境下开展的？调查者与被调查者双方的权力关系如何？事件涉及的相关人员的关系又如何影响了调查资料的形成与话语？像应星对集体化时期女性身体与日常生活权力运作研究的那样，那些调查案卷虽然不可能编织成一个逻辑圆满的谎言，但固然也不完全与“事实”相合。

由于学科差异，研究者对待史料的态度也有所不同。社会人类学更注重口述，历史学偏重文献资料。有社会学研究者曾对档案资料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虽然其态度有所偏颇，但也提示研究者，在运用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时要慎重，不能尽信档案，而要对资料进行鉴别考证。

大量的统计数据与人、事件的缺失。开展集体化时代农村研究与史学研究向社会史转向尤其是向区域社会史转向有密切关联，史学研究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人和事件构成的叙事，社会史则关注下层的历史，集体化时代的农村档案无疑为我们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丰富史料。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很大一部分是农业生产、工分、分配等数据资料，这为历史研究的定量分析提供了基础，同时人和事件的缺失又是难以弥补的。近来，有研究机构出版了集体化时代的农村档案，内容多为一些统计数据，虽然有利于史料的广泛传播和使用，但实际上未必是处理史料的最恰当办法。因为“对于从统计角度来说极有价值的那些档案文件，从其本质来看未必重要，也未必能使人感兴趣而对它们进行细致的处理，更谈不上分别出版了。”[1]

利于微观剖析，难以作宏观概括。就目前而言，集体化时代农村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类学、社会学领域，这与其学科特点密不可分。以村庄为个案进行社区研究，是人类学尤其是中国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的学术取向。另外，与历史学研究不同的是，人类学研究的目标是建立一套理论模式，或者是检验、反思某一理论模式，这些基于个案研究的理论模式并不一定过分追求普遍的适用性。人类学、社会学的个案研究有利于微观剖析，并提炼出一些概念和理论，但这些基于个案研究得出的概念和理论却未必适用于宏观的、整体的历史。利用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进行历史研究，借鉴人类学、社会学的理论、方法是必要的，但由于村庄的地域性、差异性等因素，从千差万别的村庄出发，以小见大，由特殊到一般，甚至推论出一般性的结论是需要谨慎的。

针对集体化时代村庄档案的特点，克服局限，有效利用，需要在方法上进行调整和转化。

（二）运用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的方法

文献研究与田野考察的结合。黄宗智的长江三角洲研究，“采用的是仿效满铁在华北调查的方法，每天围绕几个预定的题目座谈，但也随时追踪原定范围之外的线索。这样的调查，关键在于虚心和具体的问讯。”[2]张乐天的研究为“历史人类学的方法”，“有了这些资料，作者的研究就可以在这样一种结构中展开：历史资料与口述资料互证，观察体验与文献分析并存，这种研究方法，可以称之为历史人类学”[3]。一些研究者因为个人的特殊经历，对研究对象既有亲身经历，又有文献资料，因而具有人类学意义上的参与观察，又有历史学的文献分析。这些人中间，有的是当年关中农村的知青，曾听到了很多关于“银花赛”的故事，曾亲身参与、组织过一个务棉专业小组并被当地政府多次评为先进；有的在晋中太谷县插队，对“农民的反行为”研究就是从第二故乡开始的。[4]研究者未必是一个幸运的农民，但这些个人经历却使研究者成为研究集体化时代农村的幸运学者。

对于口述史料和文献档案的关系，研究者曾有这样切身的体会：“口述史料与文献档案之间存在许多色调乃至质性的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不应当被粗糙的实证眼光过滤掉，而且应当成为启示我们倾听史料中不同声音、‘杂音’乃至沉默的一个重要起点——特别是口述史经验感受使档案文献阅读的‘细腻化’成为可能。”[5]社会学和历史学在资料运用方面各有偏倚，但不能走向绝对化，从历史学的角度开展集体化时代农村研究必须结合文献开展田野调查。

另外，开展集体化时代农村研究，要注意借鉴人类学的方法，根据村庄档案的实际情况，选择几个固定的点，坚持不懈地从文献到田野，再从田野回到文献，反反复复，潜心村庄，长期研究，否则，只能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

上与下的结合。其一，村、乡、县等档案的结合。这里所说的村、乡、县等档案，主要是指各级档案机构保留的与村庄有关的档案，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全面细致地掌握“在村庄”的档案的重要性，但对于“不在村庄”的档案的搜集和运用的意识尚需加强，通过对层阶性档案机构的档案查询，不仅可以补充和丰富资料，而且有利于从宏观的层面理解档案。

其二，档案资料与其他文献的结合。一些研究者尤其是较少对集体化时代有亲身体验的青年学者，在具体研究中相对缺乏对大的历史脉络的关照，造成村庄档案与宏观历史的相互脱节，仅仅从村庄档案出发，自说自话。无论对整体性研究还是对专题性研究，研究者都应该对相关历史背景有足够的认识，并充分地掌握相关的历史文献。在开展整体性研究时，要了解各个时期国家的方针、政策，如《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等可提供全面的、系统化的资料[6]。在开展专题性研究时，要了解专业性、部门性的方针、政策，如医疗卫生、广播、电影、教育等研究领域，还需要注意某一领域的发展历史。例如，要研究集体化时代的收入和分配制度，研究村庄的各类账册，至少要学习《农村会计手册》[7]，对农村的会计制度有所了解，这样才能看懂账本，才能理解一张小纸片上数字的意义，才能对账册所记录的各项内容有专业性的理解和认识。

（三）问题意识的积累和凝练

掌握了什么样的档案资料，我们才能提出什么问题。我们不仅要善于发现资料，而且要善于利用资料。资料本身不会说话，关键看我们怎么向它提问。面对纷繁的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研究者所具备的学术关怀、理论追求、研究方法，或许是最为重要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村庄档案在类型上具有大体一致的特征：土地面积、农作物产量、阶级成分登记表、工分记录、收入分配账目、上级来文等等。面对人和事件的相对缺失，运用这些资料进行叙事，其困难可想而知。要克服这些障碍，必须强化问题意识，注意国内外学术研究已有成果的梳理，凝练一些研究课题，在丰富扎实的资料基础上，创新理论。

（四）档案资料语言的转化与学术表达的训练

没有确立自己的学术话语系统是中国当代史研究面临的共同问题，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亦概莫能外。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中保留了大量的政治话语，这与学术话语是不同的体系。学术话语系统是区别研究主体与客体的一种技术规范，具有超然物外的客观性。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下历史话语体系，不可避免地带有特定的价值立场，有时出现重文本轻语境的过度诠释现象，有时出现历史叙事中袭用政治概念的主客不分现象，混淆了叙述主体与客体的不同语境，混淆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区别，从而失去了叙述的清晰性。[8]

利用村庄档案，研究者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如何把各类档案所记录的文字转化为学术语言。从接触到的一些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来看，明显感觉到研究者在档案语言的转化与表述方面显得力不从心，结果是资料堆砌大于有条理的叙述，照搬档案多于有逻辑的分析，有的甚至大段引用工作总结、经验交流材料等，颇有工作总结之感；有的从一些调查案卷、交代材料复制细节生动的材料，却没有放置在一个具有逻辑性叙述框架内，材料丰富，主题却不突出；有些论文运用了档案中大量的统计表格，但未能加以深入分析，而缺乏分析的表格是没有意义的。还有，对集体化时代一些特有的语言，甚至政治性浓厚的语言如何表述的问题，只有将它放置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才可能理解其意义。

[1]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301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2]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文版序，2页。

[3] 同上。

[4] 高王凌：《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5] 李放春：《北方土改中的“翻身”与“生产”——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话语—历史矛盾溯考》，见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3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7] 黑龙江农业局公社处：《农村会计手册》，牡丹江，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3。

[8] 王海光：《时过境未迁——关于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党史研究与教学》，第5期，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