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学中的“日月时例”

旧时解说《春秋》的学者中，有一派特别注重《春秋》中的例。他们往往是从分析《春秋》的例入手，来阐发《春秋》中所蕴含着的义。那么什么是“例”呢？“例”其实就是一些记事的规则，同一类的事，用相同的手法记下来，这就构成了“例”。例又有正例与变例之分。因为有些属于同一类型的事件，《春秋》记载的方式会有不同。例如同样是弑君，有的就记载了弑者之名，有的就没有记载弑者之名。这种记事方式的不同，据说都反映了《春秋》作者（也就是孔子）对所记之事的态度差异。宋儒胡安国说：“《春秋》之文，有事同而辞同者，后人因谓之例；有事同而辞异，则其例变矣。”(1)这就是所谓“正例”与“变例”。例如经文记事的“日”与“不日”（是否记载事件发生的日期）、“地”与“不地”（是否记载事件发生的地点）、人物称名还是称字等等，这些在旧时某些经师看来都是有规矩可以遵循的，按照这些“例”来记事（正例），可以表达作者的某种意思；违背这些“例”来记事（变例），则可以表达作者另外的意思。

所谓“日月时例”，就是专门着眼于《春秋》记事中的时间因素的一种例。《春秋》上的记事，有的详细记载了事情发生的具体日期（日），有的只记月份（月），有的则只记季节（时），记什么样的事情要书“日”，什么样的事情要书“月”，什么样的事情仅书“时”，这是有一定的规则的，按照这个规则记事，是正例，表达的是一种意思；违反了这个规则，就是所谓变例，这里面一定蕴含了作者的某种别的意思或者褒贬。这种借分析“日月时例”来剔发《春秋》经义的做法，是旧时经师解说《春秋》经义的重要手段。

在《公羊传》里，已经可以看到这种解经的方式了。隐公元年经云：“公子益师卒。”《公羊传》曰：“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意思是说益师之卒，距孔子修《春秋》时已年代久远，孔子已不知其详了。隐公三年经云：“癸未，葬宋缪公。”《公羊传》曰：“葬者曷为或日或不日？不及时而日，渴葬也；不及时而不日，慢葬也；过时而日，隐之也；过时而不日，谓之不能葬也；当时而不日，正也；当时而日，危不得葬也。”同样是记载葬事，为什么有的书日，有的就不书日呢？原来诸侯死后下葬，要有五个月的停灵期，不足五个月而葬，与超过了五个月才葬，分别被称作“渴葬”和“慢葬”，这都要通过书“日”还是不书“日”表达出来。按照正常的情况五个月而葬，那是不须书日的；然而停灵五个月下葬却又书日的，那就表示当时的国家是处于危难状态了。隐公八年经云：“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八月，葬蔡宣公。”《公羊传》曰：“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原来书日与不书日，全看当事国是否赴告。隐公十年《春秋经》云：“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公羊传》云：“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内大恶讳，此其言甚之何？《春秋》录内而略外：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这里的“取邑不日”，就应视为《春秋》记事之“例”，而隐十年的这段经文，显然是违反了“例”的，公羊家就着意从这一“变例”里发掘经义，说明经之所以这样记事所要表达的意思究竟是什么。文公十五年经云：“晋郤缺帅师伐蔡。戊申，入蔡。”《公羊传》云：“其日何？至之日也。”按照常例，晋人伐国本不必书日的，但这次伐蔡、入蔡为什么要书日？这是为了表明晋军在到达的那天就进入了蔡都。

《穀梁传》在发挥经义的方法上更注重运用“日月时例”，这也构成了《穀梁传》解经的一个特色。与《公羊传》比起来，《穀梁传》对这种手法运用得更加频繁。《公羊传》全书用“日月时例”解经的地方也就不到二十处，《穀梁传》则要多得多。仅以隐公至桓公这二十九年来看，《穀梁传》运用“日月时例”来解经的就有二十二处，其中《公羊》也用“日月时例”来解释的仅有五处；而在这二十九年中，除此二十二处之外，《公羊》绝无一处运用“日月时例”者。另外，《公》《穀》用“日月时例”所发挥的“义”也有差异。《公羊》用“日月时例”解经很少涉及褒贬，而《穀梁》则不同。例如隐公元年经云“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对于经文中没有书“日”，《穀梁》解释说：“不日，其盟渝也。”意思是此盟约后来没有被遵守，“不书日”是一种批评。对该年经文的“公子益师卒”，《公羊》认为“不书日”是因为年代久远，而《穀梁》的解释则是：“日卒，正也；不日卒，恶也。”这就关系到褒贬了，公子益师是“恶”人，故《春秋》不书日以示贬。隐公十年《春秋经》云：“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穀梁传》曰：“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败人而深为利，取二邑，故谨而日之也。”这是说“取邑”本来是不当书日的，这里所以书日，是要表达对“乘败人而深为利”行为的谴责。同年经云“冬十月壬午，齐人、郑人入郕”，《穀梁传》云：“日入，恶入者也。”也是对“入郕”之举表示贬斥。诸如此类的例子尚有许多，在在表明《穀梁》在运用“日月时例”的时候加入了不少主观的善恶评价，于是所谓“日月时例”在《穀梁传》里就成了褒贬进退的工具。值得注意的是，《公羊传》运用“日月时例”，实际上只限于“日”，解释《春秋》所以书“日”或者不书“日”的理由，并没有涉及“月”和“时”，因此，严格地说，“日月时例”在《公羊传》中还是不完整的。《穀梁传》就不同了。《穀梁》不仅有许多处对书日、不书日的解说，也有大量的对书月、书时的解说。隐公五年经云：“螟。”《穀梁传》云：“虫灾也。甚则月，不甚则时。”桓公二年经云：“秋七月，纪侯来朝。”《穀梁传》云：“朝时，此其月，何也？桓内弑其君，外成人之乱，于是为齐侯、陈侯、郑伯讨数日以赂。己即是事而朝之，恶之，故谨而月之也。”意思是说，诸侯来朝本来只须书“时”的，但桓公罪恶深重，纪侯居然还来朝他，所以要更详细地记载了月份，以“劝善惩恶”（杨士勋疏语）。

以上是“日月时例”在《公羊传》和《穀梁传》里的情形。可知只有在《穀梁传》里，才有相对完整的“日月时例”。但古人谈到“日月时例”，往往《公》《穀》并称，甚或集矢于《公羊》，那完全是因为何休的注所发生的影响。何休为《公羊传》做解诂，大量运用“日月时例”。在何休看来，《春秋》记事或缀以时（春夏秋冬四时）、或缀以月、或缀以日，都是有一定规矩的，这里体现着《春秋》作者对所记之事的态度。一般说来，大事、重要的事记载偏详，故缀以日；小事、非重要的事记载偏略，故只缀以时。例如“弑例日”、“失礼鬼神例日”、“君大夫盟例日”，是说遇有弑君、祭祀失礼、国君与大夫盟誓这类的事件，记载时都要写明“日”；而“大夫相杀例时”、“筑例时”、“来盟例时”等等，则是说遇有大夫相杀、筑城、外国来参与盟会等事件，记载时只须写明“时”。有时同一类的事情，由于性质有异，“例”亦有异。如记载战争，一般“例时”，但“偏战”则“例日”，“诈战”则“例月”；又如“弑例日”，但“夷狄子弑父忍言其日”，“中国子弑父不忍言其日”。这些据说都能反映出作《春秋》者对所记事件的态度。

许多《公羊》传文中根本没有提到书日、书月或者书时的地方，何休也都用“日月时例”来解释。例如庄公三年经云：“春，王正月，溺会齐师伐卫。”《公羊传》云：“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传文仅解释了这个“溺”字，并没有涉及记事的时间问题。而何休注云：“月者，卫朔背叛出奔，天子新立卫公子留，齐、鲁无惮天子之心而伐之，故明恶重于伐，故月也。”这是在解释鲁国大夫溺会合齐国的军队伐卫为什么要标明月份，原来这也是一种谴责，而这种谴责在《公羊传》里是看不出来的。僖公十年经云：“春，王正月，公如齐。”《公羊传》对此没有解释，何休注云：“月者，僖公本齐所立，桓公德衰见叛，独能念恩朝事之，故善录之。”这是说，作《春秋》者在用“书月”来表达对僖公善举的褒扬之意。这显然不能算是《公羊》之义，而只能说是何休之义。僖公十四年经云：“冬，蔡侯肸卒。”关于为什么经记载此条只写季节而不书月，《公羊》无说，何休注云：“不月者，贱其背中国而附父仇，故略之甚也。”正是由于何休在给《公羊传》作注解时大量增加了从日、月、时方面解说的内容，致使后人得到了这样一个印象，似乎《公羊》解经是以“日月时例”为主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早期的《春秋》学中，“日月时例”的运用仅限于《穀梁传》，在《公羊传》中此类内容还很少，通过何休的发挥，“日月时例”才成为了公羊学的一条重要义例。当然，何休的学术也是渊源有自的，据何氏自己说，“往者略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故遂隐括，使就绳墨焉”。(2)是何氏在作《解诂》之前，就曾依据胡毋生的“条例”对《公羊春秋》做过研究，而且自认为多得其正，于是归纳整理这些条例，用之于经说之中，使公羊派的经说归于正路。因此，“日月时例”也很有可能就在胡毋生的“条例”之中，只是由于材料的缺失，目前已无法加以证明；但如果说汉代的经师们已经善于利用“日月时例”来开掘《春秋》中的经义，应该是大致不错的。

魏晋以后，《公》《穀》之学逐渐衰微，《左传》之学渐成为《春秋》学的主流。《左传》是不大讲“日月时例”的，只有极个别的地方提到了《春秋》之书日。隐公元年经云“公子益师卒”，《左传》在此处有一句解经语：“众父（按即益师）卒，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这是解释为什么经文中没有写明益师卒的具体日期。这只涉及书法，与经义似乎没有什么关系。桓公十七年经云：“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左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更是以史官失载来解释经之所以不书“日”。《左传》涉及的“书日”问题，仅此两条。杜预主张“经承旧史”，主张“史承赴告”，也就是说，《春秋》原本是鲁史旧文，只要不与名教、大义相冲突，孔子都不曾加以改动。这种看法是与公、榖学派“以日月时为例”之说尖锐矛盾的。杜预批评“日月时例”云：

凡日月者，所以纪远近、明先后。盖记事之常，录各随事，而存其日月，不有阙也。国史集而书于策，则简其精粗，合其同异，率意以约文。案《春秋》朝聘、侵伐、执杀大夫、土功之属，或时或月，皆不书日；要盟、战败、崩薨、卒葬之属，亦不皆同，然已颇多书日。自文公已上，书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已下，亦俱六公，书日者四百三十二。计年数略同，而日数加倍，此则久远遗落，不与近同也。承他国之告，既有详略，且鲁国故典，亦又参差。去其日月，则或害事之先后；备其日月，则古史有所不载。故《春秋》皆不以日月为例。(3)

杜预发现宣公以下书日者较前明显增多，他是用年代久远、史册有所脱漏来解释的。另外史官既承他国之告，各国记事之法又很难划一，反映在《春秋》上自然是“不以日月为例”了。

隋唐以后，《左传》杜注风行天下，研习《公》《穀》的人少之又少，而对以日、月为例的批评倒逐渐增多。孔颖达说：“《公羊》《穀梁》之书，道听途说之学，或日或月，妄生褒贬。”啖助的议论，更具代表性，他说：

《公》《穀》多以日月为例，或以书日为美，或以为恶。夫美恶在于事迹，见其文足以知其褒贬，日月之例，复何为哉！假如书曰“春正月叛逆”，与言“甲子之日叛逆”，又何差异乎？故知皆穿凿妄说也。假如用之，则蹖驳至甚，无一事得通，明非《春秋》之意，审矣。(4)

联系到上引杜预“此则久远遗落，不与近同”之说，啖氏也认为“凡例当书而不书者，皆旧史之文，明非褒贬所要也”。啖氏的弟子陆淳撰《春秋集传辨疑》，则公然表示“凡《公》《穀》日月时例，一切不取”。(5)

宋代学者对于“日月时例”的态度，可以说甚为纷歧。一些人基于对《春秋》“其文则史”的认识，对以“日月时”为例的解经法提出了尖锐的质疑。例如刘敞说：

大凡《春秋》所据者，史也。史之所记，非圣人也，有日不日，有月不月，其事可以考核，其日月不可必知也。假令益师卒时，公实预小敛，或史误不书日，或年久阙脱，仲尼宁得虚增甲子乎？若鲁国史官世世皆贤人，皆知仲尼将修《春秋》，以日月之例见君臣厚薄，故每记卿大夫之卒，谨守此法则可矣。若人自为意，家自为法，或日或不日，或月或不月，皆由此也，安可于数百岁之后，信其此文，以褒贬人君乎？为《左氏》者，既自云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今大夫卒或日或不日，亦详略之一端矣，何以必其皆详邪？学者当如何解此？吾欲闻之。(6)

按刘敞并不一般地反对以“例”说《春秋》，但他反对以“日月时”为例，这根源于他所持《春秋》原为鲁史旧文之说。二百多年鲁国史官的记载，中间难保哪一位史官漏记了某一项事件的日月，仲尼修《春秋》，不可能为之“虚增甲子”。圣人不是不想改经文中的日月，而是不能改，他说：

若夫日月有详略，此皆史文也，圣人所不得改之。又非不欲改也，无所据也。事有善恶，史文虽不实，圣人则正之，何则？事故与日月不同也。假令旧史无日月，今例当日，横增之则不信，不增之则反于例，如此者，圣人所无可奈何也。是以《春秋》不取日月也。若夫人事之善恶，政令之得失，圣人尝上考三五之世矣，与天下共之，故加其意而损益焉，不疑故也。故吾论《春秋》，不以日月为例，岂不然乎！(7)

按刘敞并不否认孔子曾经修《春秋》，笔则笔，削则削，但笔削的仅限于“人事之善恶，政令之得失”，至于经文中的日月，那是无从改起的。因此，《春秋》的书日、书月、书时也就不会有圣人的褒贬存乎其中。

苏辙也反对以“日月时例”解经。苏辙解经重在史实，故而他对《左传》家的“从赴告”、“史阙文”等说法多表赞同，而对所谓“日月时例”，则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不认为其间有什么褒贬。他说：“《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事成于日者日，成于月者月，成于时者时。不然皆失之也。”(8)就是说书日、书月、书时，要看是什么样的事情。事情的发生是以“日”计的（例如某人的卒、葬），自然要书日；而事情的发生是以“月”或“时”计的（例如水旱灾害），那就要书月或者书时。《春秋》记事凡与此不合的，“皆失之也”，即史文失载之故。

还有些学者受唐人啖、赵、陆的影响，不信三传，自求经义，例如孙觉，就认定“《春秋》不以日月为例，详略因旧史尔”。(9)

南宋的叶梦得对三传都有批评，激烈地反对“日月时例”。他说：

《春秋》以日月为例欤？曰：否。系事以日月，史之常也，有不可以尽得，则有时而阙焉。《春秋》者，约鲁史而为之者也。日月，史不可以尽得，则《春秋》亦安得而尽书哉！必将以为例，有当见而史一失之，则凡为例者，皆废矣。故日月不可以为例。为是说者，《公羊》《穀梁》之过也。然则何以有日或不日？有月或不月？此史之阙，而《春秋》不能益也。(10)

按梦得之意，“日”“月”既然为例，那就应当具有规范性，不可忽此忽彼，变幻无常。然而《春秋》中的“日月时”既为历代史官所书，那就很难避免个别的漏记与讹误，而这些是修《春秋》者无法订补的。叶氏的结论，自然是日月时不可以为例。针对《公羊》解隐三经文“癸未葬宋缪公”，有所谓“渴葬”、“慢葬”、“不能葬”、“危不得葬”等种种说法，叶氏批评说：

传为此六例，专在日月也。使二百四十二年之间，以事系日，无有一阙者，则此例尽行或可矣。若当日而或阙其日，经既不敢辄增，则所以为例者，岂不尽废哉！日月为例，《公羊》《穀梁》之说也，以经考之，盖无有尽契者，故复以变例为之说。夫褒贬取舍，以义裁之则无常，或可变也；日月者有常而不可易，日月而可变，则复安所用例乎！故渴葬与慢葬，均于不得礼也，渴葬则不及时而日，慢葬则不及时而不日；过时均于不能葬也，或隐之而日，或不隐之而日，此何理也！吾尝以是遍求之，未有不如是两可而得以移易者，然后知所以为经者，不在是也。(11)

朱熹也是一个“日月时例”的批判者。他根本不相信所谓“一字褒贬”之说，对传统《春秋》学中的所谓“义例”，也大不以为然，他说：

《春秋》传例多不可信。圣人记事，安有许多义例！如书伐国，恶诸侯之擅兴；书山崩、地震、螽、蝗之类，知灾异有所自致也。(12)

对所谓“日月时例”，朱熹更是深致不满：

或有解《春秋》者，专以日月为褒贬，书时、月则以为贬，书日则以为褒，穿凿得全无义理！(13)

朱子对当时及后世学者的影响很大，故元明以后，宗朱学者多否认《春秋》有所谓“日月时例”。

在宋代学者中，持有与上述刘、苏、孙、叶、朱诸人类似的观点者很多，他们或者专研《左传》，笃守古文家说；或者主张《春秋》只是孔子直书其事，褒贬俱在叙事之中；或者不信三传，主张舍传求经。尽管他们对《春秋》的看法可能有千差万别，但认为《春秋》并非通过书日、书月、书时来表达褒贬，这一点则是共同的。但宋代学者中也有人笃信有所谓“日月时例”，崔子方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崔子方的《春秋》学，也属于“舍传求经”的一派，他抛开三传，自求经义，当然也就摒弃了《公》《穀》用“日月时例”所阐发的褒贬，但却吸收了《公》《穀》探求经义的方法。崔氏解经最主要的着眼点就是《春秋》中的例，而在诸“例”之中，最核心的就是“日月时例”。崔氏云：

尝论圣人之书，编年以为体，举时以为名，著日月以为例。《春秋》固有例也，而日月之例，盖其本也。(14)

那么“日月时例”是怎样产生的呢？崔氏云：

《春秋》之法，以为天下有中外，侯国有大小，位有尊卑，情有疏戚，不可得而齐也。是故详中夏而略外域，详大国而略小国，详内而略外，详君而略臣，此《春秋》之义，而日月之例所从生也。(15)

按崔氏之意，《春秋》是记事之书，记事的详略，蕴含有“义”在，而详略又是通过书日、书月、书时表现出来的。“著日以为详，著时以为略，又以详略之中而著月焉，此例之常也”。然而实际的情形要复杂得多，《春秋》的书日、书月、书时并不是那样整齐划一的，于是又生出“变例”来：

然而事固有轻重矣，安可不详所重而略所轻乎？其概所重者日，其次者月，又其次者时，此亦易明耳。然而以事之轻重错于大小尊卑疏戚之间，又有变例以为言者，此日月之例至于参差不齐，而后世之论所以不能合也。(16)

崔氏著有《春秋本例》一书，就是把《春秋》中各类事项按照日、月、时分别进行归纳，每种例中又分成“著例”“变例”两种。按照他的说法，整个《春秋》完全被“例”特别是“日月时例”充塞着，对《春秋》的诠释，也就变成了对“例”的梳理以及对“变例”的曲说弥缝。

孙复也是一位自觉地站在三传之外，来对三传进行重新审视的学者，他著有《春秋尊王发微》，努力剔发《春秋》中的讥贬之义。至于怎样来表达不同的讥贬程度，孙氏则利用了“日月时例”之说，他自定其例云：“《春秋》之法，恶甚者日，其次者时，非独盟也。以类而求，二百四十二年之诸侯罪恶轻重之迹，焕然可得而见矣。”(17)

胡安国著有《春秋传》，曾被元明以后的人与三传并称为“四传”。在胡氏《春秋传》中，对《公》《穀》的“日月为例”多所批评，但胡氏自己，在阐发《春秋》经义时也依然是用“日月时例”。他在解释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之没有书“日”时说：

其不日，《公羊》以为远，然公子彄远矣而书日，则非远也。《穀梁》以为恶，然公子牙、季孙意如恶矣而书日，则非恶也。《左氏》以为公不与小敛，然公孙敖卒于外而公在内，叔孙舍卒于内而公在外，不与小敛明矣而书日，《左氏》之说亦非也。其见恩数之有厚薄欤？(18)

胡氏不满于三传所揭经义，但并非不满三传所用揭示经义之法，他也着眼于经之不书“日”，只是所揭意蕴与三传不同。隐公六年经云“秋七月”，此下并无记事，《公羊》解释说：“《春秋》虽无事，首时过则书。”胡安国则利用“日月时例”发挥说：

既书时又书月者，时，天时也；月，王月也。书时又书月，见天人之理合也。《易》不云乎，“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若夫上下异致，天人殊观，圣学不传，而《春秋》之义隐矣。

按这样子来发挥经义，已远非《公》《穀》所能望其项背。那么，为什么这些一扫三传传义、主张舍传求经的学者，反而会钟情于《公》《穀》所创以日月时为例的解经方法呢？其实道理也很简单，这些人摆脱三传，试图直接从经文中领会经义，必然会走上逞臆说经之途，试想《春秋》那纲要式的简单记事，如何能从中挖掘出经义呢？“日月时例”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附会的方法。

元明时期，情况与宋代大致相同，对以“日月时例”说经，有排斥者，亦有遵行者。排斥者如程端学，他说：

日月者，纪事自然之法也。如日月不可用，六经诸史将废之矣！惟其有用也，是以不得而废矣。《春秋》非不欲尽书日月也，然旧史有详略焉，有阙文焉。其无日月，不可得而益；有日月，又不可得而去也。无日月而益则伪，有日月而去则乱，故《春秋》纪事，有有日月者矣，有无日月者矣。《公》《穀》见其有日月与无日月也，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或牵彼以就此，或例此以方彼，自知不通，则付之不言，故日月之例，为《春秋》蠹矣。(19)

而遵行者，则有赵汸，他说：

上下内外之无别，天道人事之反常……则又假日月之法，区而别之。大抵以日为详，则以不日为略；以月为详，则以不月为略。其以日为恒，则以不日为变；以不日为恒，则以日为变，甚则以不月为异。其以月为恒，则以不月为变；以不月为恒，则以月为变，甚则以日为异。将使属辞比事以求之，则笔削变文特笔，既各以类明，而日月又相为经纬，无微不显矣。(20)

清代学术，趋向征实，因此多数学者，对迹近逞臆说经的“日月时例”，均不甚认同，像顾炎武、毛奇龄、陈寿祺等人，都曾发表过一些批评以日月为例的言论。只有刘逢禄等今文学者，坚持《公》《穀》的以日月为例之说。由于自宋以来，两派在这个问题上有长期的争论，到了清代末期的今文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就显得比前人更加精巧严密，也更加圆通。例如廖平就把“日月时例”中的“月”剔除出来，扫清了此说的一些障碍，他说：

正传言日、时例者二十余条，惟言“何以不日”、“何以时”，无以“月”为正例之文。《春秋》记事，大事记之详……故记其日；小事则从略……皆例时。大事日，小事时，一定之例也，亦记事之体应如是也。至于轻事而重之，则变时而月、日焉；重事而轻之，则变日而月、时焉。事以大小为经，例以日、时为正，一望而知者也。而月在时、日之中，为消息焉。凡月皆变例。……何氏误以月为有正例，则正例有三等，无以进退，而于二主之间，又添一主，则正变不明，端委朦混，治丝而棼，故使人嗤为牵引射覆，此其巨谬也。(21)

按廖氏所谓“正传”，是指《公羊传》，他说正传“惟言‘何以不日’、‘何以时’，无以‘月’为正例之文”，并不准确。因为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样，《公羊传》只有关于“日”与“不日”的辨析，并无“何以时”之文。但他毕竟看出了《公羊传》里的“月”并不构成所谓“例”。

后来皮锡瑞作《经学通论》，也吸收了廖氏的说法，并做了进一步的申论，他说：

《春秋》正变例，以日月时为最著明。正例日则变例时，正例时则变例日，而月在时、日之间，《公羊》《穀梁》说已详晰，而后人犹疑之者，以解者繁杂，未有简明之说以括之也。……《春秋》记事，大事记之详，如君夫人葬、薨，大夫卒，天王崩，外诸侯卒，大异、宗庙灾，祭事盟战，所关者大，重录之则详，故记其日；小事则从略，如来往、如致、朝聘、会遇、外盟外战，一切小事，皆例时。大事日，小事时，一定之例也。亦记事之体，应如是也。至于轻事而重之，则变时而日月焉。重事而轻之，则变日而月时焉。事以大小为准，例以时、日为正，一望而知者也。而月在时、日之中，为消息焉。凡月皆变例。大事例日，如盟例日，而桓盟皆不日而月，变也。柯之盟时者，变之至也。此日为正，月为变，时为尤变之例也。小事例时，如外诸侯葬例时，月为变，日为变之甚。此时为正，月为变，日为尤变之例也。又如朝，时也，变之则月，尤变则日。用币，时也，谨之则日。因其事之小，知其日、月之为变。外诸侯卒例日，变之则月，尤变则时，因其事之大，知其月、时之为变。凡变则有二等，以差功过浅深。故月皆变例，从时而日，从日而时，皆变之尤甚者。有条不紊，纲目明白。……浅人以为经承旧史，或时或月或日，皆无义例，则断烂朝报，可为确论矣。

按皮氏所说，明白透彻，自成系统，是所谓“日月时例”的最为圆通的表述。

现在要问，《春秋》里的书日、书月、书时，究竟有没有蕴含着褒贬或者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站在今人的立场来看，以“日月时例”来解释《春秋》，究竟是否合理呢？或者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看待传统《春秋》学里的“日月时例”呢？这个问题并不是很好回答的。古人所以对此有纷纷之论，其源盖在于对《春秋》的基本看法有分歧。如果把《春秋》看作基本上是鲁史旧文，那就很容易对《公》《穀》的“日月时例”产生怀疑。前面提到的唐以来学者对“日月时例”的批评，很多都是甚有理据的。确实，如果《春秋》出自鲁国的史官，那么二百四十二年的史文，书时、书月、书日，不会是整齐划一的，如有误记、漏记，生当后世的孔子，该怎样去修订缀补？而且《春秋》中确有“郭公”、“夏五”之类的残缺经文，很明显并没有经过孔子的加工。因此说《春秋》并不以“日月时”为例，是比较容易让人信服的。但今文学派却不这样看。今文家反对把《春秋》看成是鲁史旧文，他们大多以为经文是孔子所作，主张有所谓“一字褒贬”，他们说如果《春秋》真是仅仅直书其事，褒贬自见，那普通的史官优为之，何必还要仰赖孔子？哪里还会有什么“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而且《公羊》《穀梁》传自先秦，没有人能够否定它们在《春秋》传授史上的地位，难道《公羊》《穀梁》上的以日月为例，都是战国儒者的捏造不成？

元人黄泽是主张《春秋》有“例”的，这例中当然包括“日月时例”，他说：

三传皆用例，虽未必尽合圣人，然不中不远。近时说者则以为夫子《春秋》非用例，若如此，则夫子作《春秋》，止是随事记录，止如今人之写日记簿相似，有何意义？惟其有正例、变例，方可推求圣人本意。……若说圣人止备录，使人自见，则但是史官皆可为，何以见得《春秋》非圣人不能作？(22)

黄泽的弟子赵汸基本上继承师说，主张回到三传去，特别强调区分“史法”与《春秋》“书法”。赵氏在所撰《春秋集传序》中，归纳了“策书之例”(23)十五项，这就是所谓“史法”；又归纳了“笔削之义”(24)凡八项，这就是所谓“圣人之书法”。“此八者，实制作之权衡也”。(25)在八项书法中，第七项叫作“因日月以明类”，讲的就是“日月时例”。赵汸的归纳史法与书法，意在批评治《春秋》学者的两个倾向，一种倾向是以孔子的《春秋》为“法书”，专门惩恶罚罪；另一种倾向则是以孔子的《春秋》为“实录”。“知《春秋》存策书之大体”，“则谓之夫子法书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春秋》假笔削以行权”，“则谓之实录者不足以言《春秋》矣”。(26)在赵汸看来，《春秋》既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有贬无褒”、“深文周纳”，恰如“刑书”一般，也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只是“直书其事”，与史册没有任何区别。《春秋》是既存史实，又有褒贬；既有“史法”，又有“圣人之书法”。这是一种折中的立场，调和的立场，但也许正是汉唐以来儒者不断探索而终于得到的、能为多数人所接受的《春秋》之定位。

以今日之观点看来，《春秋》既本为记事之史书，当其记事之时，遵循一定之规则，也是情理中事，前辈学者往往把这视为“史例”或“史法”，宋人林之奇有说云：

或曰：经之书月书日，岂都无意乎？曰：此史例也，非经意也。何以言之？夫史以编年为书，故必书日月以次事之先后。若事无巨细，概书月书日，则事紊而无条矣，势必先为之法。何等事则时而已，何等事则月之，何等事则月而又日之，所以分事之轻重缓急也。故事之缓者则书时或月，事之急者则书日焉。所谓缓者何？人事则朝聘、会遇、侵地、伐国、逆女、乞师，灾异则螟、水旱、无冰、星孛之类，皆非一日之事，故或时或月焉。所谓急者何？祭祀、盟战、外诸侯内大夫卒，灾异日食、地震、星陨、火灾之类，皆一日之事，故日之也。间有当日而不日者，史阙文也。(27)

按林氏之说的基本点，是把《春秋》看作是史文，实际上是与孟子“其文则史”相一致的。既是史文，则《春秋》中的书日、书月、书时，只与记事的需要及可能相关。有些事情本非一日之事，自然不可能书日，只能书月或书时；有些事情虽然应当书日，但记事者限于条件，不能确知其详，自然也难于书日。这是一种相对较为冷静与客观的看法。问题是这种“史法”有时确实反映了作者对所记事件的态度，例如哪些事该详，哪些事该略，哪些事在作者看来比较重要，哪些事在作者看来不甚重要，作者的这种态度有时也可以看作是“经义”的，因此这部分“史例”与“经例”也就很难分开，或者说，“史例”与“经例”事实上有重叠的地方。因此，经师们对于《春秋》的某些以“日”“月”“时”为例的解释也就有其合理之处。当然，这须要仔细地辨析，看哪些“日”“月”“时”确能反映《春秋》作者（或曰孔子？圣人？）对所记事件的态度，而哪些则属于经师们的过度发挥。总起来说，把《春秋》中的书日、书月、书时统统看作是“例”，是所谓“一字褒贬”的体现，固不免有生拉硬扯、穿凿附会之嫌；但是完全否认这些日、月、时中蕴含有若干经义，恐怕也非的论。

（原载《中国经学》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

(1)　（宋）胡安国：《春秋传》卷首，《四部丛刊》本。

(2)　（汉）何休：《公羊解诂序》，《十三经注疏》本。

(3)　（晋）杜预：《春秋释例》卷一“大夫卒例”，《丛书集成》本，第26页。

(4)　（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卷九，《丛书集成》本。

(5)　（唐）陆淳：《春秋经传辨疑》凡例，《丛书集成》本。

(6)　（宋）刘敞：《春秋权衡》卷一，《四库全书》本。

(7)　（宋）刘敞：《春秋权衡》卷八。

(8)　（宋）苏辙：《春秋集解》卷一，《四库全书》本。

(9)　（宋）孙觉：《春秋经解》卷三，《四库全书》本。

(10)　（宋）叶梦得：《春秋传》卷一，《四库全书》本。

(11)　（宋）叶梦得：《春秋三传谳》卷一，《四库全书》本。

(12)　《朱子语类》卷八十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

(13)　《朱子语类》卷八十三。

(14)　（宋）崔子方：《春秋本例序》，《四库全书》本。

(15)　（宋）崔子方：《春秋本例序》。

(16)　（宋）崔子方：《春秋本例序》。

(17)　（宋）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卷一，《四库全书》本。

(18)　（宋）胡安国：《春秋传》卷一，《四部丛刊》本。

(19)　（元）程端学：《春秋或问》卷一，《四库全书》本。

(20)　（元）赵汸：《春秋属辞》卷十四，《四库全书》本。

(21)　《公羊解诂十论》之《无月例论》，《六译馆丛书》本。

(22)　（元）赵汸：《春秋师说》卷上，《四库全书》本。

(23)　赵汸曰：“策书者，国之正史也。”见《春秋属辞》卷一。

(24)　赵汸曰：“其所书者则笔之，不书者则削之……笔削之例有三：曰不书，曰变文，曰特笔。”见《春秋属辞》卷八。

(25)　（元）赵汸：《春秋集传序》，《四库全书》本。

(26)　（元）赵汸：《春秋集传序》。

(27)　引自（清）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八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