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相关的概念与研究方法

1.3.1 相关的概念

1.社会服务

理解社会服务的内涵须从社会福利和社会工作之间的关系着手。史梅丽（E.Smalley）指出，社会服务、社会福利及社会工作共同构成一个“一体三面”的概念。社会福利是指一个国家的“政策”和一个社会民众的“理念”。这种政策和理念旨在满足社会上每一个人的生活需要和增进其能力，包括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康乐和潜能发展等方面。社会服务是根据一个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和一些社会民众的社会福利理念所实行的各种方案、活动、项目以及程序，社会服务活动通过各种服务程序实现社会福利的目标。社会工作是指一种专业的知识体系，包括专业伦理、知识、方法和技术。这种专业知识和技术是关于如何根据现代民主社会哲学原理和社会组织的原则原理、人类行为的科学知识、专业诊断和治疗的原则和技术，帮助他人和改善环境[53]。

虽然社会服务的目的与社会福利的目的一致，即“改善人们的健康促进人们的幸福，帮助人们成为更加自立的人，防止人们的依赖性，增进家庭和睦，使个人、家庭、团体和社区重新发挥社会功能”[54]，以及通过向弱势社群提供服务，消灭社会排除，促进社会中的公平、参与和幸福[55]，然而，由于社会服务的内涵与社会政策相连，而社会政策和理念在现实中受到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影响而产生变化，因而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服务内容、服务对象及服务提供主体，而且随着地域、时间、环境的转变而变化[56]。例如自由主义国家强调个人的贡献，在社会支付中基本不考虑个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主张在社会保险制度中突出个人利益，在再分配中实行严格的“财产审查”，反对建立制度模式的社会福利制度[57]。社会民主主义国家认同自由主义主张的个人权利平等，但反对个人高于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念，因而赞成国家采取措施弥补市场的漏洞，通过累进所得制实行社会再分配，以及采用制度模式的社会福利制度。合作主义国家强调集体主义和公共利益，认为在各个层次上的互助和再分配可减少人类社会的不公正，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合作主义不反对制度模式的社会福利，但是更加重视自下而上的传统社会保护机制的发展，强调家庭作为风险分担机制的不可替代性和重视社区内的互助[58]。安海尔（Anheier）总结了欧盟20多个国家社会服务的目的、内容、对象、提供方式和学者们对社会服务的定义后指出，社会服务是“由公共、非营利或营利提供者向其关注的人提供非金钱支付的、个人社会服务，包括自助服务，但不包括教育、文化、体育和以社会保险为基础的财政支付”。但他也同时指出欧盟内各国对社会服务没有统一的定义，如奥地利、德国、希腊和葡萄牙本身对社会服务就没有常用的定义，比利时、芬兰、卢森堡根本不会把金钱支付与社会服务分开[59]。

随着近年来生活素质或发展型导向的社会政策的实施，欧盟对社会服务内容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在欧盟下设的“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欧洲基金”出版的《优质社会公共服务》报告中，简·皮林格（Pillinger）从改善个人生活和社会素质的角度比较了欧盟各国情况后对社会公共服务作出了以下定义：“为了满足社会在卫生、教育、社会服务（个人社会服务和社会照顾）、房屋、就业以及社会保障等范畴的普遍需求，由政府规范的并由政府直接提供或予以资助的，并由受薪工作人员（某些情况可以是非受薪的志愿人员和家庭成员）为公民提供的服务。社会公共服务具有相当广泛的经济、社会、政治性质，也涵盖了就业和福利服务范围以外的、能够对公民产生社会利益的服务，如废物回收、环境服务、司法系统等。”[60]

从以上的分析可发现，从广义上看，社会服务的内容包括实物服务和个人社会福利服务，前者是通过向人们提供必需的物品代替发放现金的福利服务，后者是指以促进个人的发展和进步为目的、非金融性质的社会福利计划，包括教育、就业、保护人们免受身心伤害、帮助人们解决问题的个人咨询、协调人际关系使人们更有效地参与社会等[61]。有学者指出，社会服务提供的过程就是社会化过程，不仅生产物质，也产生意义和传达价值，如巴勒（Bahle）就认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一般是通过人与人在社会关系互动中直接接触而完成的。服务行为嵌入在社会价值和规范所管制的环境中，具有纯私人关系以外的社会意义，服务的重点是人和社会关系，而不是生产、产品的分配、个人的身体、智力或思维，其目的是满足个人的社会需要而不是特定的物质或智力需要。社会服务区别于卫生、教育和心理辅助[62]。另外，埃尔曼（Herrmann）更认为社会服务作为社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社会行动，必须被视为社会化复杂过程的中介，其目的是整合、定义和保护利益与价值，并发展社会人格和互动空间。一般情况下，个体可通过直接的互动而自我实现，在某些具体情况下则取决于他/她对幸福或社会的直接认知，个体的个人责任可从自我照顾转为个人的反思[63]。

综上所述，社会福利（政策）与社会服务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社会福利是民众对国家在社会中的角色定位的看法，是国家治理的一套理念、战略目标以及实现这套理念和目标的行动方案和预期结果；社会服务则是行动方案所包含的内容、提供的过程、行为和传达的价值，其目的是消灭社会排除，促进社会中的公平、参与、凝聚和人们的幸福，帮助人们成为更加自立的人，防止人们的依赖性，增进家庭和睦，使个人、家庭、团体和社区重新发挥社会功能，虽然在狭义上并不包括房屋、教育、医疗等服务的直接提供，但在过程中须针对个人或社群面对的问题，提供综合性服务，以达致一定的价值目标。

2.网络治理

网络在不同的学科中有不同的含义，在公共行政中是指“一个由各种类型的公共组织纵横联结所构成的网络，包括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准政府组织、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64]；公共政策中的“网络”可视为在既定的组织关系架构下，为了解决某些政策议题，让抱持不同资源与目标的行动者之间开展合作的策略的形式之一[65]；政治学中“网络”则是作为层级、市场等制度的一种替代模式；在社会学中，“网络”被视为一种由社会互动形成的关系。为了全面了解网络治理的内涵，本书将从三个层面作出分析：在微观行动层面上，“网络”表现为组织间协作的形式和管理过程；在中观关系层面上，“网络”是一种利益调停的过程和行动者互动的关系形态；在宏观制度层面上，“网络”是一种特定形态的社会政治治理模式或治理系统。

组织间的协作管理通常是指一个以上的组织为了解决不易或无法由单一组织所解决的问题，进而以伙伴关系或契约安排的形式而参与合作管理事务，它可以是正式或非正式的形式，从简单的信息中获取到磋商协议，其涉及发展政策、规划、执行甚至是财务管理等事宜[66]。不同于公共组织在政策执行中的策略，网络管理是促进不同组织在不同目标的情况下相互调节并解决共同问题的一种领航方式。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既定的组织关系框架内，行动者相互调节其目标和资源主要是通过谈判或咨询等互动形式，而公共管理者则通过不同的策略创造协作的条件，促进互动的有效进行和问题的解决[67]。公共网络管理不强调权威的影响力，着重行动者间的关系经营，甚至通过适当诱因结构的安排，使集体行动发挥协同效果。公共网络管理的焦点是服务传输或政策执行中不同组织间协作的管理。

利益调停网络关注的是政府组织与不同社群团体或行动参与者间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所形成的互动关系形态，是各种有组织的利益团体与政府互动关系形态的统称，如公共政策不再是行政部门封闭的政策规划结果，而是多元行动者、复杂网络持续互动的结果，网络互动会受到行动者技巧和学习水平、环境系络以及网络结构的影响[68]。政策决定是政府与处于社会不同层级和功能领域的公私行为者之间互动的结果，不同的网络形式，由于行为者间的差异，形成的政策决定自会有所不同。

与利益调停网络只是一种关系形态不同，治理观点的网络是一种特定形态的治理模式，是参与者之间动态互赖比较稳定的制度结构，其内容是在治理的一般概念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治理的概念繁多，但围绕本书的研究主题，只重点分析以下治理[69]：

（1）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意味着公共部门应引入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和激励结构（例如市场竞争）。前者强调直接的专业管理、明确的绩效标准和评估标准、建基于结果的管理模式及以消费者为导向的措施，而后者则强调削减官僚机构、通过承包和准市场的运作方式实现更有效的竞争，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

（2）作为良好的治理指的是“一种有效率的公共服务、一个独立的司法体制和履行合同的法律框架；对公共资金进行负责的管理；一个独立的、向代议制的立法机构负责的公共审计机关；每一级的政府都要遵守法律、尊重人权；多元化的制度结构以及出版自由”。

（3）作为社会-控制论系统的治理，强调面对复杂、动态和多样化社会的挑战，社会、政治与行政行动者是相互依赖的，政策结果是社会-政治-行政在理性、回应和绩效等共同治理的价值目标下，不同层次干预和互动的结果，政府的任务是使社会-政治活动具有能动性，鼓励出现多种多样的解决问题和分配服务的安排[70]。

（4）作为特定形态的治理模式，网络是市场和等级制的替代，强调公共服务的传递是由政府、私人部门以及非营利部门所共同组合而成，通过资源与利益的相互倚赖与交换，协调彼此的行动。这种强调不同部门与不同行动者间信任、合作、相互依赖且联结的关系结构就是“网络”，而且是一种自主且自我管理的网络。

（5）作为意识的治理，治理意识由统理技术和政治理性组成，前者是“一整套复杂的计划、计算、技巧、机构、文件、程序，权威者用它们来实现政治企图、使它们产生作用”。后者是行使权力的方法在道德上的合理化、适当形式、政治的对象和界限等。其中权力被视为“权力/知识”体系，是关于处理事情、达成目标的知识，而不是杀人或施暴的权利。治理意识虽然重视对权力操作技巧的学习，但更强调这些技术的学习服从于治理意识的主体性以及作为一种心智或思维模式的政治理性，即主体对事情的正确处理。同时，治理意识也强调通过历史轴线铺陈当代议题的方式，而且认识到一个贯穿于社会之中的秩序制度并不仅局限在政府机关的范畴之中，而是遍布在生活的权力凿痕中，并且主导了一整套特殊机构和复杂知识系统[71]。

从以上的治理概念的分析可发现，政府与社会在社会价值分配和社会政策制定与执行上的关系最初是相互独立的，改革的重点只是政府内部的政治和管理改革，在政治上加强民主与法治的制度建设，在管理上则引入市场与企业的机制，其后，面对社会的变化，政府与社会通过协调、互动，协同发展。治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改革的焦点不仅集中在技术上规范协调、互动、协作的结构和方式上，而且要求对目标价值的理解取得一定程度的共识，以指导技术知识的发展和正确处理事情。同时，治理模式是经过历史过程和时空定位发展而成，只有对这过程发展有充分的认识才能理解其中的原因和问题。

网络治理三个层次的内容不是独立的，而是表现为一种“镶嵌”的关系，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宏观层次作为治理系统的意识和制度，与中观层次作为一种关系形态共同制约着组织间合作的效果，而微观的行动者的互动所形成的关系结构以及结构性特征又会促成相关利益调停过程和制度的变化。网络治理的战略分为赛局管理和网络构建，前者是指对现有网络结构内的关系进行管理，常常需要政府为妥协创造出共同决策的环境；后者则指改变或参与网络结构的努力，这包含更多干预式的参与，要求改变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转变资源分配方式，寻求政治上的变动，新的成员被带入到网络中并被赋予合法性和资源，甚至促进网络文化价值的转变，政府为它们提供影响政策过程的机会并推动产生其他可能的结果[72]。

综上所述，以网络治理视角改革特区的社会服务管理就是以网络构建和赛局管理为战略从系统的意识与制度、行动者互动形成的关系结构，以及组织间的协作管理三个层次改革社会服务，不仅针对目前面对的社会问题，还针对特区的政治发展和治理模式，以至更长远发展所牵涉的文化与价值问题采取措施，使社会服务管理改革的逐步推进能同时解决上述特区政府正面对的三个既独立又相互联系的问题，以达到特区社会-政治管理的目标，如特区政府已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提升生活素质和建立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

1.3.2 研究方法

社会服务管理的改革牵涉到不同价值、制度和关系网络的改变。任何制度和政策的产生和变化（包括渐变与突变）均有其历史背景，而且是制度和政策本身与其影响对象互动而成的，因而成功的改革，仍须深入研究本身制度的产生基础和发展的过程，把握制度背后的价值、政策意涵以及历史社会脉络，如公共管理学者波利特（Pollitt）在建立其公共管理改革模型时指出，社会-经济力量的变化、突发事件、政治体系和行政体系本身的价值理念影响着改革的发生，即影响着现行制度和政策的变化[73]。同时，配合研究的重点问题和制度改革的特性，本书将以网络治理作为切入点分析社会服务管理改革。网络分析牵涉到关系网络的能动者及其行动、关系结构和影响结构的制度与文化等内容，并运用历史分析与现实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文化与社会研究相结合等多种分析方法。

首先是历史分析与现实分析相结合。特区当前面对的社会问题是由现今的经济发展所引发的，但社会问题的形成却是与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制度和关系结构相互关联的。采用历史分析与现实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正是要对政治、经济、社会背景、治理模式以及历史事件产生的历史意义以及与我们社会生活相关的意义进行研究、探讨、理解与诠释[74]，以此了解特区所面对问题的发展脉络。

其次是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主要是通过综合分析各类调查资料，掌握特区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动态分析主要以澳门发展过程中行动主体本身发生的变化、由于主体之间互动而造成的制度变迁来挖掘现存问题可能的根源。

最后是文化分析与社会分析的结合。文化分析是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因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形成的文化变迁和价值基础，而社会分析则是分析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和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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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5年设立的综合生活素质硏究中心是一个直属行政长官的局级项目组，负责收集、分析及整理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综合生活素质的各项具有代表性的数据，以及建议采取能促使经济增长、与生活素质提高和可持续发展相配合的工作措施。其于2006年重组为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中心。报告是受该中心委托、由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及澳门大学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所制作的。

[2] 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是民间研究机构，报告是该中心与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合作制作的。

[3] 丘昌泰著《公共政策：当代政策科学理论之研究》，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5，第40、59～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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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德〕弗兰茨-克萨韦尔·考夫曼：《社会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序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7] 特区成立后的主要研究性期刊，体现在《行政》杂志、《澳门研究》《澳门理工学报》及研讨会论文集中，有关的文章如下：许毓涛：《澳门市民福利意识形态蕴含之中国传统观念与其发展》，载《2002年两岸四地社会福利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文化社会福利事业基金会，2002，第19～33页；杨允中：《文化价值的认同与社会福利的提升》，载《2002年两岸四地社会福利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文化社会福利事业基金会，2002，第59～67页；程惕洁：《社会福利观的历史演变》，载《澳门社会福利发展：特点与趋势》，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2006，第197～206页；梁启贤：《澳门社会福利政策的变迁：一个历史的回顾》，载《澳门2004》，澳门基金会，2004，第322～333页；梁启贤：《从东亚各国现状看澳门社会福利体制》，载《澳门研究》2005年第28期，澳门基金会，第95～98页；姚伟彬：《澳门社会福利发展：特点与趋势（序）》，载《澳门社会福利发展：特点与趋势》，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2006，第1～2页；梁启贤：《澳门：儒家的福利国？——福利体制、公民权利的反思》，载《澳门社会福利发展：特点与趋势》，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2006，第153～165页；刘世定：《博彩活动的个人福利与社会福利分析》，载《澳门社会福利发展：特点与趋势》，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2006，第181～196页；赖伟良：《澳门社会保障——制度与模式》，载《行政》2003年总第59期，第83～100页；邓玉华：《社会保障的“三增一减”改革方案》，载《行政》2002年总第57期，第849～855页；邓玉华：《社会保障方式的未来抉择》，载《澳门研究》2003年第19期，澳门基金会，第153～160页；邓玉华：《2002年澳门社会保障动向》，载吴伟强、邓玉华编《医疗保障：第二届两岸五地社会保障学术研讨会》，澳门社会保障学会，2003，第129～134页；邓玉华：《澳门社会保障政策改革的策略性建议》，载《社会保障探索——澳门社会保障学会五周年纪念文集》，2004，第66～69页；邓玉华：《澳门社会保障制度回顾与前瞻——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载《澳门社会福利发展：特点与趋势》，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2006，第121～136页；许毓涛：《社会援助计划：一项值得澳门回顾的社会保障课题》，载《2005年两岸社会福利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05，第1～16页；谭兵：《澳门社会援助状况及趋势分析》，载《澳门社会福利发展：特点与趋势》，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2006，第137～147页；叶桂平：《智利养老金制度之改革分析——兼论澳门相关制度之发展》，载《澳门社会福利发展：特点与趋势》，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2006，第218～227页；邓玉华：《澳门的贫穷问题与对策思考》，载《澳门研究》2005年第28期，澳门基金会，第88～94页；吴伟强：《论澳门贫富悬殊与社会诉求》，载《行政》2006年总第71期，第81～90页；赖伟良：《澳门的社会排挤初探》，载《澳门研究》2004年第21期，第222～232页；田北海、蒋超：《从“以工代赈”政策看澳门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载《澳门社会福利发展：特点与趋势》，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2006，第166～179页；李丽萍：《浅谈澳门养老保障》，载《社会保障探索——澳门社会保障学会五周年纪念文集》，2004，第85～90页；赖伟良：《老年保障制度之非商品化效应》，载《社会保障探索——澳门社会保障学会五周年纪念文集》，2004，第79～84页；赖伟良：《澳门老年保障制度评述》，载《澳门社会福利发展：特点与趋势》，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2006，第207～217页；邓安琪、容凯旋：《澳门老人福利政策的回顾与完善》，载《澳门社会福利发展：特点与趋势》，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2006，第243～261页。

[8] 石沧金：《简析澳门社团与社会福利活动的关系》，载《澳门社会福利发展：特点与趋势》，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2006，第148～152页；姚瀛志：《平台共创、合作安居——社区邻里共融服务》，载《澳门社会福利发展：特点与趋势》，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2006，第297～305页；郑敏敏：《官办社会福利机构与民间团体新形势下的分工与合作》，载《澳门社会福利发展：特点与趋势》，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2006，第306～311页；李立全：《官民提供长者服务的职能分工与合作》，载《澳门社会福利发展：特点与趋势》，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2006，第312～321页；张鸿喜：《澳门社会福利服务民营化研究》，载《行政》2004年总第63期，第5～30页；邓玉华：《澳门非营利组织研究》，载《澳门研究》2005年第26期，澳门基金会，第100～110页；叶炳权：《构建服务质素持续改进机制，提升社会福利服务表现成效》，载《澳门社会福利发展：特点与趋势》，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2006，第112～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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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Thomas Bahle，“Changing Social Service Systems in England，France and Germany：Towards De-institutionalisation or Institutionalisation？”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Florence，EUI Working Paper SPS No. 2002/8，p. 5.

[53] 廖荣利：《社会工作学》，台北：三民书局，1985，第4页。

[54] 〔美〕威廉姆·H.怀特科等：《当今世界的社会福利》，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第37～39页。

[55] Sarabajaya Kumar，Helmut Anheier and Lisa Alfredson，“Social Services in Europe：Current Debates and Policy Issues”，Helmut K. Anheier（ed），Social Service in Europe-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Updated Version），Observator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ervices in Europe，June 2003，pp. 433-443.

[56] Jane Pillinger，Quality in Social Public Services，European Found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2001，pp.2-3.

[57] 残补模式认为社会福利不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制度，而是只有当正常渠道失效的时候才需要的补充计划。作为一种对个人及主要制度失效而发生的暂时的、残余的反应，社会福利被视为不受欢迎并且可以废除的社会活动，尽管需求也间或存在。与此相对的是社会福利的制度观念。它把社会福利看成不同方式的计划，即社会福利不是所有其他福利制度都失效的情况下才起作用的安全网，而是现代工业社会所必需的具有“正规”第一线“功能”的部分。虽然这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当前社会福利的趋势是走中间路线。见〔美〕尼尔·吉尔伯特（Neil Gilbert）、特雷尔（ Paul Terrell）著《社会福利政策导论》，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第3页。

[58] 〔丹麦〕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第2～3页；周宏编《国外社会福利制度》，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第54～57页。

[59] Helmut K. Anheier（ed），Social Service in Europe-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Updated Version），Observator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ervices in Europe，June 2003，p. 11.

[60] Jane Pillinger，Quality in Social Public Services，European Found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2001，pp. 2-3.

[61] 〔美〕威廉姆·H.怀特科等：《当今世界的社会福利》，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第37～39页。

[62] Thomas Bahle，“Changing Social Service Systems in England，France and Germany：Towards De-institutionalisation or Institutionalisation？”，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Florence，EUI Working Paper SPS No. 2002/8，p. 4.

[63] Herrmann，P.，“Care Services—Core of Sustainable Empowering Welfare System—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wards a New Care Framework”，William Thompson Working Paper，8，European Social Organizational Consultancy，2007，pp. 7-8.

[64] 〔美〕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4页。

[65] Kickert，W. J. M.，Erik-Hans Klijn and Joop F. M. Koppenjan（eds），Managing Complex Networks：Strategies for the Public Sector ，London：Sage Publication，1997，p.185.

[66] Agranoff，Robert & Michael McGuire，Collaborative Public Management：New Strategies for Local Governments，Washington D.C.：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03，pp.4-5.

[67] Kickert，W. J. M. and Joop F. M. Koppenjan，“Public Management and Network Management：An Overview”，in Kickert，W. J. M.，Erik-Hans Klijn and Joop F. M. Koppenjan（eds.），Managing Complex Networks：Strategies for the Public Sector ，London：Sage Publicationeds，1997，pp. 43-46.

[68] Marsh，D.，Smith，M.，“Understanding Policy Networks：Towards a Dialectical Approach”，Political Studies ，48，2000，pp.4-12.

[69] 〔英〕罗伯特·罗茨：《新的治理》，见俞可平编《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89～97页。

[70] 孙本初、钟京佑：《治理理论之初探：政府、市场与社会治理架构》，载《公共行政学报》2005年第16期，第113～116页。

[71] 陈钦春：《治理的语言与转折：系谱学观点之剖析》，铭传大学2005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第16～23页。

[72] Kickert，W. J. M.，Erik-Hans Klijn and Joop F. M. Koppenjan（eds.），Managing Complex Networks：Strategies for the Public Sector ，London：Sage Publication，1997，pp. 183-189.

[73] 〔英〕克里斯托弗·波利特等：《公共管理改革——比较分析》，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第20～32页。

[74] 蔡胜男：《公共行政治理模式研究》，载《T&D飞讯》2005年第34期，“国家文官培训所”，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