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周总理和人民大会堂设计（代序）

贾英廷先生在三年前出版他的大作《人民英雄纪念碑》时，我曾为之作序，当时我写道：“贾英廷先生长期在天安门地区管委会工作，且担任领导职务，对天安门一草一木的了解有天时地利之便，对天安门一砖一瓦的变迁有挥之不去的情怀。”最近他的新作《共和国殿堂——人民大会堂》将付梓，英廷先生又邀我写点儿什么。我供职的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是人民大会堂的主要设计单位，虽然建设人民大会堂时我还在北京上高三，但还是亲眼见证了人民大会堂从无到有的建设过程。上大学和工作以后，我陆续和人民大会堂有过各方面的联系，对人民大会堂充满了深厚的热爱之情。虽然人民大会堂设计的亲历者沈勃老院长以及张镈、赵冬日总建筑师都有较详尽的回忆文字，贾英廷先生的新作又对人民大会堂60多年的发展历程做了细致的梳理，但我还是想从个人感受最深的一点——敬爱的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建设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出发，做简要的回顾。

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是1959年“国庆十大工程”中的第一号工程。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除了讨论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之外，还作出决定：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在北京建设一批包括万人大礼堂（后称“人民大会堂”）在内的重大工程。紧接着北京市闻风而动，万里同志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此后“国庆十大工程”的建设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如此规模的大型公共建筑的建设要在如此短的工期内按期完成，对广大的设计人员和施工人员来讲都是从未遇到过的挑战。所幸这一战役有着坚强而有力的指挥和领导，那就是周恩来总理。他自始至终都在关心着国庆工程，尤其是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和建设工作。周总理在繁忙的政务活动之外，还专门抽出时间过问人民大会堂的建设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有记录可查的审查、指导人民大会堂建设的会议和讨论就不下20次。尤其是在工程的各个关键时刻，包括规划设计、方案定案、选材施工、细部安排等，周总理都亲临一线，作出高屋建瓴的指示和判断，及时指明努力的方向，为工程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条件。以致张镈曾说：“他老人家不愧为指挥全局的总建筑师。”

首先是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设计方案的研究。从1958年9月7日起，北京市政府和中国建筑学会就联名邀请各省市专家来京参加设计工作，9月10日，十几个省市的30多位设计师先后抵京。当时，有关设计内容的第一稿方案只提出建设万人大礼堂；第二稿方案增加了建设可容纳5000人的宴会厅；第三稿方案出来时，周总理希望看到天安门广场基本成形。张镈回忆：“开始评图时，周总理经常通宵达旦，对每个方案都深入指点格局和内容。”9月20日，“国庆十大工程”的设计方案第一次在北京市规划局展出。其中人民大会堂的设计方案先后经过7次修改，做出84个平面图、189个立面图，最后的第八个方案由清华大学、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和北京市规划局分别做一个综合方案。10月14日，周总理从外地返京后马上审查了这三个方案。他反复对比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和北京市规划局的方案，并征求在座同志的意见，最后决定：人民大会堂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要基本对称，一虚一实。于是采用北京市规划局赵冬日、沈其设计的方案。虽然当时在北京市规划局的方案中，人民大会堂的总面积是17万平方米，在用地和面积上都超出了原任务的要求，在程序上是存在瑕疵的，为此也引起了国内同行的议论。但从最后建成和使用的效果看，周总理的决定和北京市委的推荐还是有远见的，这样的规模和内容保证了人民大会堂在几十年里的有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张镈后来也认为：“思路上是符合发展规律的，不如此，将在建成后出现难堪的局面。”

方案初步决定之后，1958年10月16日，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进入初步设计阶段，并在10月28日提出基础挖槽图后正式开工，从此进入了“边设计、边供料、边施工”的紧张状态之中。但实际上，功能使用、建筑形式、广场尺度等诸多问题在建筑界都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意见，需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和认识。1959年1月20日，周总理在御河桥的交际处召开了有40多人参加的专家座谈会。周总理在会上说，虽然工期很紧，仍愿采取亡羊补牢的办法，克服缺点，集中优点，把大会堂建好，以谢国人。

在充分听取了专家发表的意见后，周总理发表了讲话。他说，大会堂的安全应该放在第一位，不要在大会堂里试验新结构。要考虑挑台上的观众拥到前排欢呼的场面。另外，万人大礼堂、宴会厅的紧急疏散，必须认真计算，保证在短时间内清场，要门多路畅。周总理一再强调要把安全问题放在首位，认为人民大会堂的寿命要比故宫和中山堂长，起码不应少于350年。

周总理还说，我们就是要“好社会主义之大，急社会主义之功”，不是追求无目的之好大喜功，我们仍旧要贯彻党的“适用、经济、美观”的原则，做到“大而有当”，不能“大而无当”。

接着，他谈到“以人为主”，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物为人用地处理细节。空间、体形和面积大了之后同样要做到从内到外有平易近人之感，不要故弄玄虚。

关于艺术形式和风格的问题，周总理认为，古今中外的知名建筑，都是历代祖先的智慧结晶和劳动成果。从丝绸之路开始，我国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有了互相影响、互相借鉴……这些成果都出自劳动人民之手，都是具有无产阶级胸怀的国际主义者应有的兼容并蓄的感情，都应拿来为我所用。我们不能囿于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的圈子之内，应该是“中外古今，一切精华，包含并蓄，皆为我用”。中国人民之所以伟大，就因为我们能吸收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

周总理最后还说，一个建筑总要有自己的风格，要做到人人满意很难。如果大家还不满意的话，好在我们的建设量将会很大，可以在别处再试，这里就不必再动了。同时他还转达了彭真同志讲过的“画菩萨”的故事，强调执笔者必须倾听群众的不同意见。

这次专家座谈会是人民大会堂建设过程中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周总理针对诸多专家反映强烈的意见，以他的睿智、学识、亲和力、威望，对各种意见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论据全面周到，说服力强，使与会者心悦诚服，从而保证了工程能够顺利地推进，同时也为现场的设计人员指明了方向。周总理所提出的这些观点，也是建筑界在今后创作时经常会遇到的共性问题，因此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今天看来仍有着启迪我们的现实意义。

1959年2月23日，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召开了国庆工程设计审查会议，邀请全国的建筑结构专家57人来京对有关工程进行审核。此前已专门成立了人民大会堂结构安全小组和建筑艺术小组。在建筑设计方面，与会专家在558条意见的基础上归纳了22条结论性意见；在结构设计方面，与会专家对人民大会堂挑台的安全和宴会厅的抗震能力等提出了31条改进意见。设计单位在不妨碍施工的前提下，认真修改了原方案。

在专家座谈会议之后，对设计工作中的许多细节问题，周总理过问得更加细致，并经常深入设计第一线，讨论有关的方案及处理情况。按照周总理的指示，设计组特地在午门前做了一个1∶10的大模型，展现人民大会堂内部的空间处理。当时面对大礼堂这个超级大的巨型空间，建筑师曾先后提出了三个处理方案，但觉得都不理想。周总理听取了汇报后说，人站在大地上望天，并没有觉得天高；人站在海滩上望海，并没有觉得海太深。为什么不可以从“水天一色”的诗句中找启发？又说，穹隆顶可取，是否可在四面与墙身交接之处，做成大圆弧，使顶棚与墙身上下相连，浑然一体，无棱无角无界限，就可以冲淡又宽又高又大的感觉。周总理的启发让设计组豁然开朗。在观看模型以后，周总理又对顶棚上五角星的位置、水波纹暗槽灯的形状、顶棚的角度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同时又要求对大礼堂的电声系统做全面研究……这些意见都在万人大礼堂的设计中得到充分体现。

对于5000人宴会厅，周总理也同样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因为在这里，无论是前方的接待还是后方的供应，都是不能出一点儿纰漏的。此前国家的重要接待和宴会活动都在北京饭店举行，周总理对北京饭店的情况了如指掌，所以特别提出要学习北京饭店中楼迎宾路线的安排，宾主相见十分从容，气氛也十分融洽。相比之下，北京饭店西楼虽然富丽堂皇，但因回旋余地较小，空间局促，安排就不够理想。所以设计人民大会堂时，考虑由北大门进入，经风门厅、衣帽厅进入中间的交谊大厅时，应有充裕的回旋空间。此后经过四段宽大的汉白玉楼梯到达迎宾厅。为确定楼梯的坡度，周总理亲自在御河桥交际处大厅的楼梯上走了多次，认为大会堂汉白玉楼梯的设计可以接受。迎宾厅旁设有大休息厅，宾主在此共同进入宴会大厅，形成了理想的迎宾接待序列。对于宴会厅，周总理特别强调：不要使离宴会厅主席台稍远处的宾客产生叨陪末座之感。于是在设计上考虑让宾客从不同的入口进入大厅，路线上同样隆重大方，气氛更为融洽。在宴会厅的平面设计上，周总理提出意见并最后定案。他提出灯光要搞好，供应要人少、科学化。对于厨房和供应部分，周总理特地指示让设计人员参加一次宴会，从厨房操作、上菜、酒水供应到参加宴会，都能有亲身体会，从而克服过去设计中只重前台而忽视后台的倾向。周总理还特别提出要克服一进饭店就闻见厨房气味的现象，这要求设计人员在后台平面和位置的布置，排烟、气流组织上都吸取过去的教训，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做出精心的安排。另外，迎宾厅悬挂的巨幅山水国画，也是经周总理确定选用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雪》的主题，由著名画家傅抱石和关山月负责绘制。这幅画的小样也是由周总理审定的。所以张镈说：“总理对宴会厅的宾客流线组织、宾主的出入、接待的气氛以及服务人员的工作，都一一进行安排、检查、落实，不只是停留在口头号召上。”

对于名目繁多、工种复杂的后勤、机电、管理、警卫和服务用房的安排上，甚至对汽车停放和司机休息的空间，周总理都十分关心，以保证使用和工作方便。周总理告诫建筑师：“这不是建筑师的恩赐，而是为人民服务的天职。”

人民大会堂的外立面事关建筑的外部形象。无论是天安门广场，还是人民大会堂的四个立面，周总理倾注了更多的关注。无论是总体还是细部，他几乎都亲自过问。通过周总理强调的“中外古今，一切精华，包含并蓄，皆为我用”的原则，统一了思想。在立面的处理上，四个立面都是完整的立面，而且以东面为主。周总理指示：正立面要庄严、朴素、明朗。人民大会堂的基本高度比天安门稍低，东大门的高度为40米，使平缓的体形又有起伏。对专家意见集中的门头部分，周总理更是听取多方意见，亲自在模型处研究多次，最后对廊柱柱头、基座方案、外墙做法和颜色、檐头颜色和石料的选择拍板定案。对于入口处的细部处理，周总理关心入口的坡道和台阶，同意把台阶尺寸放大为35厘米×13.5厘米，以使上台阶更为便利；把5米高的台基分为两段，上面的3米做成须弥座的形式，以形成重台效果。同时为年老体弱和坐轮椅的老人，分别设置了专用电梯和汽车坡道直达入口，所以张镈说：“从入口坡道和台阶的安排来看，总理已兼任了总建筑师，贯彻以人为主的精神，深入每个细节，做到身教言教。”

与此同时，周总理也十分重视如何保证重点工程顺利实施的问题。1959年2月28日，周总理在中南海开会，有两个议题：一是有关国庆工程要不要压缩、缓建，以便挤出材料多为人民盖一些住宅；二是要求大家对确定要完成的国庆工程给予大力支持。并决定：科技馆、美术馆、国家剧院和电影宫推迟缓建。周总理说：“我们修建国庆工程项目，必须同时注意解决人民的居住问题。不能像旧社会那样，只顾追求表面上的繁华，而不顾人民的实际困难。我们推迟一些建筑，把材料和劳动力省下来，解决人民的居住问题是完全必要的。”“1959年，北京计划新建30万平方米的住宅工程，实在太少了，我看至少应新建50万平方米，并争取在国庆节前建成，以便让困难户早日搬进新居！”按照这一精神，万里指示，反对工程中的铺张浪费及本位主义倾向。

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工作中注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作风，既注重专家意见，也听取广大群众、工人和学生的意见。如人民大会堂的门头问题，周总理就对梁思成先生说：“既然是门头和柱头的设计问题，你们还可以多做一些方案进行探讨，梁先生你也可以做个方案嘛，也可以把这些方案做成模型进行比较。”在看了1∶10的大模型以后，周总理特别强调，可以把全国主要的建筑师请来看看，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在选定外墙的人造石样板时，周总理还说：“大会堂外墙的颜色很重要，应该仔细研究。老年人喜欢的，青年人不一定喜欢。你们应该做一个大一点的实样，再找一些青年人看看，听听他们的意见。譬如，找清华建筑系的学生来看看。”后来，工作人员做了10根比例为1∶10的不同柱头的模型，清华建筑系来了教师25人、学生24人（其中女教师和女学生14人），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周总理听取相关汇报后，采纳了浅米黄稍带点红色的人造假石做墙面的方案。基础的花岗石料也是在调研的基础上，由周总理最后拍板选定。东门廊柱柱头的方案，也是按照周总理的要求，把四种方案的石膏实样吊到实际建成的高度，最后，周总理到现场选定了目前所采用的形式。

对这样大规模的建筑工程在短时间内建成，周总理对其中的难度和问题还是有所考虑的。1959年7月，周总理到工地视察以后，特地指出，在短时间内搞这样一个大的工程，边设计、边施工、边备料，是难免考虑不周的，但是关键部位一定要保证做好，次要的地方还可以逐步修改。周总理一再告诫，要留有余地，不要期望一次把文章做绝。如人民大会堂舞台前自动升降的乐池当时就没有施工，临时改为人工铺板的权宜做法。人民大会堂外墙因石材的工期赶不上而改为剁斧石，为留有余地，在外面加砌了24厘米的砖墙，以便将来改换石材。这一空间在几十年后人民大会堂改换石材饰面时，得以充分地利用。

1959年国庆节前夕，《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大跃进的产儿》的社论，盛赞17万平方米的万人大礼堂、宴会厅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是广大设计人员和施工人员在各级领导指挥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创造的惊人奇迹。郭沫若曾用诗句歌颂：“十月完成大会堂，千秋独步颂声扬。国风浩浩功无古，文采泱泱乐未央。劳动精神昭日月，人民意志革玄黄。最高光烈归于党，领导群伦有纪纲。”其中，自然包括敬爱的周总理的领导艺术、审美眼光、运筹帷幄、推敲拍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0余年的建筑史上，像周总理这样最高级别的国家领导人对一个工程从头到尾进行关注，从客观布局到细部考虑全程参与，从设计到施工都掌握和了解，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一个“孤例”。可以说，没有周总理的运筹操持，就不会有人民大会堂这栋传世之作。其中有许多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一些教训也十分值得注意。

为此文的写作，我曾查阅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年谱》，发觉有关周总理的“国庆十大工程”建设的内容在年谱中反映得并不全面。在贾英廷先生对人民大会堂做综合介绍的同时，作为人民大会堂工程设计单位的一员，我对周总理当年工作的回顾和梳理，既是对周总理的怀念，也是从另一个方面介绍国家重点工程的建设，为今后的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最后，再次祝贺贾英廷先生的《共和国殿堂——人民大会堂》一书顺利出版。人民将永远牢记为此操劳的周恩来总理，人民大会堂的形象将永远保留在全国人民心中！

马国馨[1]

2021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