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活关公”张自忠

老兵口述

李长维

我当年是被抓壮丁的，编入了川军，然后出川作战。当时我们那一排人都是新兵，只有排长是老兵，我们连怎么打枪，怎么投掷手榴弹都不会，排长就给我们示范。由于时间紧急，我们是边走边训练。从重庆到山西前线，近千里路，全部都是靠双腿走出来的，每天走100多里，一直走了两个月。

刚开始的时候，还能吃上小米和玉米，后来走到湖北境内，小米和玉米都吃完了，就只能吃黑豆。在农村，黑豆是给牲口吃的。可是没办法，除了黑豆，再没有吃的了。

川军很苦，穿的是草鞋，身上是单衣，来到山西前线，已经到了冬天，雪花飘飘，天寒地冻，但是没有棉衣穿，每天晚上都有人冻死。

走到山西后，参加了忻口会战，打败了。日军的大炮很厉害，我们还没有看到日军的面，炮弹就从天上落下来，死了很多弟兄。

忻口会战失败后，我们又赶往山东去参加徐州会战。这一路上还是走。走着走着，前面喊：“飞机来了，飞机来了。”我们赶紧躲避，树下面，草窝里，什么地方能躲就在什么地方躲。可是头躲进去了，身子还在外面。日军飞机炸弹落下来，又死了很多弟兄。

我们武器不如日军，每场仗都打得很艰苦。

阮明刚

我16岁那一年，在姨妈家的田地里干农活，突然被抓了壮丁，家人都不知道我去了哪里。上面有壮丁名额，保长完不成任务，见到生人就抓。

抓了壮丁后，我被编入59军38师，军长是张自忠。我们开往山东台儿庄前线，这一路从湖北走到了山东。

刚刚赶到徐州，张自忠就给大家开会，严明纪律，说日军占领了我们家园，老百姓都在受难，谁敢欺负老百姓，就是欺负他，“你想操，就去操你姐你妹去。”这是张自忠的原话。

当时，日军有坦克，中国军队没有坦克，只能用手榴烊去炸，大多数时候是浑身缠满手榴弹，滚到坦克下面去炸；个别聪明的战士，爬上坦克，揭开盖子，把手榴弹扔进去。

我们军队中最好的是重机枪，但是非常稀少，我没有见过大炮。我是轻机枪手，一挺轻机枪17斤重，我力气大，和日军白刃战的时候，我抡起机枪砸倒过日军。

张自忠右边脸上有颗黑痣，黑痣上有一撮毛，看起来很威严，他经常开会对我们说：“日本人死一个少一个，中国人死一个补一个，所以中国不会灭亡。”

有一天黄昏，我正在擦枪，突然听到有人哭着说：“司令牺牲了。”然后，就看到师长黄维刚挥舞着大刀片子喊：“有种的跟我走，给司令报仇。”当时大家都想，司令都让人打死了，我们还活着干啥？

那天晚上，我们和日军展开一场血战，夺回了张自忠的尸骨。

后来，日军发动报复袭击，我们的一个川军团被打光了，就在我家乡附近的山上。好多年了，那座山的山路一到夜晚就没人敢走，说是有鬼。

郭荣昌

1938年的一天，我在河南泌阳县行政公署休息，38师师长黄维刚问我想不想当兵，我说想，他就让我做他的警卫员。那一年我20岁。

后来，我父亲辗转打听到我当兵了，禁不住号啕大哭。那时候有句话这样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

当兵不久，我就参加了潢川保卫战，这场仗打得非常惨烈，我们一个营打得最后剩下13个人。日军不但有大炮，还有毒气，他们一看打不过中国人，就放毒气。

我们营剩下的这13个人编成了一个班，我被任命为班长。（阮明刚也提到了一个营被打得只剩下13个人，他口中的地点是台儿庄，也许有人记忆有误，他们都在38师，两人说的可能是同一场战斗。）

张自忠牺牲的时候，我是排长。

有一天，大家得知张自忠牺牲，都非常悲愤，师长黄维刚带着大家向日军发起反击，几进几出。当时我端着轻机枪，带着敢死队向日军冲杀。在白刃战中，我的额头被日军刺刀挑伤了。日军的三八大盖比我们的步枪长，他们拼刺刀的战术中，最让人难防的是挑，明明看到他落于下风，突然刺刀挑上来，就让人防不胜防。

这场战斗，我们抢回了张自忠的尸骨。

曹廷明

我21岁的时候跟从张自忠将军抗日，给他做警卫员。在台儿庄战役的时候，我负伤了，张自忠将军把他的大衣盖在我的身上，让人把我抬到后方医院治疗。

几个月后，我伤愈归队，就一直待在张自忠将军身边。

张自忠将军平易近人，私下里喜欢和我们勤务员开玩笑。有一次问我有没有对象，我说还没有，他就说等抗战胜利了，给我介绍一个。张自忠将军个子很高，身材魁梧，不知道的人以为他很严厉，其实他对人非常好。

张自忠将军牺牲后，我们的军队抢回了将军的遗体，日本人纠集兵力进行报复，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们就转移了。转移前，我奉命烧毁了张自忠将军的两箱子兵书，不让留给日军。现在想起来很后悔，那是张自忠将军的重要遗物，当时怎么能烧毁呢？

何宏钩

七七事变爆发后不到一个月，我就在四川应征入伍，那时候我19岁。我们从四川走到山西前线，中了日军的埋伏，伤亡惨重。当时的山西已经到了冬天，我们还穿着离开四川时的单衣和草鞋，想换件棉衣，换双草鞋，都没有。每天晚上都有人冻死。大家为了取暖，夜晚抱在一起睡觉。

第二年2月，我们开往台儿庄，打了一仗，迫击炮排排长战死，我因为有文化，接任这个排长，参加了藤县保卫战。

我们在藤县死守了四天，从3月14日清晨到18日，仗打得非常惨烈，曰军有六七十门山炮，我们一门山炮都没有，只有迫击炮。

因为不能野战，武器不如人，师长王铭章就把城外的部队都调到了城里坚守。东门、南门、北门都用沙袋和石头诸死了，只留下西门。17日早晨，日军用飞机投弹，炸开了东门和南门，日军拥进城里，杀声震天，到处都在巷战。我带着伤员撤退到了西关车站。

17日夜晚，巷战仍在继续，王铭章看到没有援军，而藤县即将失守，就带着其余的人撤到西关，准备组织残部防守，没想到腹部中弹身亡。

藤县最后失守了，我们伤亡5000人，日军也伤亡两三千人。

仵德厚

你说那个电影《血战台儿庄》里有个敢死队队长，我没看过这电影，我们这里好多年都没有演过电影了。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日军已经打进城里，占领了西北地区，我们接到了增援的命令，就开进了城里。我当时是营长，挑选了4〇名精壮小伙子，趁着夜晚，就背着手榴弹，拿着大刀摸到敌人的阵地上。

我们和敌人隔着院墙互扔手榴弹，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就在脚边冒烟，我们又丢过去，院墙都被炸塌了，我们就趴在倒塌的院墙后面，和敌人打。

当时打得声势很大，也不知道谁死了，谁还活着，活着的人就一直向上冲。天快亮了的时候，战斗结束，敢死队40个人只剩下了三个人。

我是高小毕业，后来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原大战后，被改编成第30师，从士兵一步步干上来，台儿庄战役的时候，我是30师的营长。

潘絜兹

我以前想着做一名画家，或者是作家，后来抗战爆发了，我就入伍，被分配在38师政治部做艺术科员，上尉军衔。38师很有名，在台儿庄战役的临沂血战中，打出了威风，打败了日军的“钢军”第五师团，当时的指挥是张自忠将军。

38师在湖北和日军打过多次，这时候师长是黄维刚，张自忠将军升为33集团军总司令。日军在战场上有不遗落尸体的习惯，可是在湖北，我们多次打得日军无法收拾尸体。

张自忠将军最后一次和日军作战，我就在他的身边。当时他只带着2000人渡过襄河，与日军作战。

渡过襄河后，我们和日军大部队遭遇。部队被打散，我们几个文职干部在小洪山觅路行走，依靠稻田里即将成熟的稻米充饥，后来来到了兄弟部队里，当天夜晚收听敌军电台，得知张自忠将军牺牲了，我们笑作一团。

喜峰口的大刀队

珍珠港事件之前，中国独立抗战四年。第一年，处于防御阶段；从第二年到第四年，处于相持阶段。在相持阶段的三年里，中国军队取得了随枣会战、百团大战和上高会战的胜利。和防御阶段的胜利比起来，相持阶段的每场胜利都是战略性的，具有极高的含金量。不但收复失地，挫败日军，而且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随枣会战，表现最杰出的，是张自忠将军；百团大战，是八路军取得的辉煌战果；上高会战，是国共两党密切合作的成果。

张自忠将军的经历很悲壮。

他在长城喜峰口战役中，率领29军38师与日军激战；29军撤离平津后，他轻信日军谎言，留下祸根；日军占领北平后，他易装潜逃，此后被骂为汉奸；他来到济南，想投奔“逃跑将军”韩复榘参加抗战，他站在门外，听见客厅里的韩复榘说：“快滚！”他含泪离去，韩复榘后来因为一枪不发丢掉济南而被蒋介石枪毙；他趁夜色回到家中，安排后事，给了女儿和堂侄女每人一点钱，说这是她们的嫁妆，然后穿着长袍戴着礼帽悄悄离开，这是他见到孩子们的最后一面；他来到南京，投奔李宗仁，满脸愧色，低头不语，李宗仁、冯玉祥，还有29军军长宋哲元在蒋介石面前力保张自忠，蒋介石让他戴罪立功，担任由38师扩充而成的59军军长。

张自忠回到了59军，他对将士们说：“我回来就是为了死。”台儿庄战役中，临沂危急，李宗仁电令张自忠解围。时，临沂城中被日军所困的是第三军团军团长庞炳勋，九年前的中原大战时，同为冯玉祥西北军的张自忠和庞炳勋与中央军作战，庞炳勋叛冯投蒋，夜晚偷袭张自忠，让张自忠差点丧命，张自忠发誓：“此生不与此等不义不仁的小人共事。”然而，此时，张自忠放下了个人恩怨，义无反顾奔袭临沂，解救庞炳勋，他在给前线的电报中说：“战而死，虽死犹生；不战而生，虽生犹死。”此役，59军歼灭日军5000余人，救出庞炳勋。

那些岁月里，他说得最多的一个字就是“死”，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死则国生，我生则国死”。从离开北平的那一刻起，他就想着战死沙场；从离开女儿和侄女们的那一刻起，他就想着不再回来；他要用死亡来洗刷汉奸罪名。

59军警卫营士兵曹廷明直到现在都能记得张自忠将军的形象，他衣着简朴，光头大个，威风凛凛，每逢战况危急的时候，他就带着警卫营冲在最前面，战局为之逆转。他后来升任33集团军司令。

老兵阮明刚说，当年33集团军很多将领和张自忠身边的人，哭劝张自忠将军打仗不能身先士卒，不能冲在最前面，要以自己的生命为重。张自忠说，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中国，就是觉得中国人怕死，如果我们不怕死，日本人敢这么猖狂吗？我死了，总司令还有人当，还有人率领你们抗战，怕什么？张自忠在和第二集团军司令孙连仲谈话中也说过，自己要等待时机，舍身成仁，给全军树立一个榜样。

舍身成仁的时机很快就来临了。1940年5月，枣宜会战开始。

会战开始后的第六天，张自忠不听众将劝阻，安排好了各部队攻防部署后，又把军中诸事托付给自己的代理人冯治安将军，然后去战况最激烈的襄河东岸阻击日军。张自忠将军一向生活简朴，着布衣布鞋，不戴帽子，而那次渡河作战，他穿上了呢子将军服，戴上了大檐帽，大家都明白将军这次是要与日军同归于尽的。

张自忠将军率领2000名战士驰援河东，当时，河东的三个师各自为战，伤亡惨重，张自忠来到后，士气大振，同仇敌忾，给予日军极大杀伤。日军发现33集团军是一支劲敌，便从参加会战的四个师团中，抽出两个师团攻击河东的国军，张自忠将军陷入四面围困中，牺牲在日军的刺刀下。

日军感叹于张自忠将军的忠烈，将他掩埋在方家集的一座山上，砍木为碑，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老兵郭荣昌和阮明刚说，38师师长黄维刚闻知张将军英勇捐躯，悲痛欲绝，亲自带领数百人的便衣队夜袭方家集，郭荣昌和阮明刚都在其列。他们找到了张自忠将军的坟茔，开棺取出遗体，运往重庆。而第二天，日军也接到了要将将军遗体运往汉口的命令。而当时的汉口，已成为沦陷区。

张自忠将军遗体运至第33集团军司令部所在的湖北宜城，全军官兵跪迎痛哭；将军的遗体沿着长江运至重庆时，蒋介石率领军政要员集聚码头迎灵，蒋介石抚棺大哭。

张自忠将军，是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牺牲的最高将领。

阮明刚说，张自忠将军殉国后，第33集团军官兵在《士兵手册》中写道：“是谁杀死了总司令？此仇不报不是人！”

杀死张自忠将军的是日军39师团。

一周后，日军39师团偷渡白河，第33集团军英勇抗击，击毙了39师团233联队联队长神崎哲次郎大佐，日军39师团不得不退回白河。

四年后，33集团军击毙了当年率部主攻张自忠将军指挥部的日军原231联队长、时任第62旅团长的横山武彦少将。

君子报仇，四年不晚。张自忠将军的军队终于报了一箭之仇。

张自忠将军似乎天生就是军人，可是当兵的时候已经25岁了，早就过了从军的年龄。他是软磨硬泡才进入了冯玉祥的西北军，可是一进入军队就显出了极为出众的军事才华，很快就被任命为连长。当时，全连126人，他训练有方，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训练方式，这126名士兵中，后来成为军长、师长的就有十个，而旅长、团长一级的就更多了。一个连队里居然走出这么多的将官，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张自忠将军最敬佩的历史人物是关羽和岳飞。由于张自忠将军作战勇敢，屡挫强敌，当时人们送他“活关公”的美誉。

在《三国演义》中，关羽勇猛过人，斩颜良，诛文丑，名震华夏；过五关，斩六将，所向披靡；斩庞德，擒于禁，水淹七军；关羽义字当先，千里走单骑，下邳约三章，只为桃园三结义。张自忠长城血战，二战临沂，萧县阻击，武汉鏖战，襄西大捷，他的勇猛不输于关羽。大敌当前，舍弃个人恩怨，共赴国难；忍辱负重，含羞忍垢，为国只求一死，他的忠义更超过关羽。关云长之忠，只为了刘备；而张自忠之忠，为了国家民族。

关羽败走麦城，麦城在今湖北当阳；张自忠殒身南瓜店，南瓜店在今湖北宜城，两地相距100多公里。

张自忠将军第一次对日作战是在喜峰口战役中。

喜峰口战役的主力是29军。29军军长是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29军下辖三个师，37师师长冯治安，38师师长张自忠，暂编第2师师长刘汝明；37师下辖两个旅，38师下辖两个旅，暂编第2师仅有一个旅。后来让日军闻风丧胆的赵登禹将军，当时在37师当旅长；后来任共和国水利部和农业部副部长的何基沣将军为赵登禹的副手，任副旅长；在张自忠将军牺牲后，率领便衣敢死队抢回张将军遗骸的黄维刚将军，当时在38师当旅长。而后来在抗战时期为人们熟知的董升堂、王长海、李九思、曹国佐等一大批人，这时候都还是营团一级的军官。

喜峰口战役后，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赵登禹获得了青天白日勋章。

喜峰口战役也是载入中国历史课本的一场战役，因为这场战役，中国人用传统的大刀和血性，战胜了日本的精良武器和武士道。

29军属于国军里的杂牌军。

此时，29军是西北军仅剩的一点血脉。中原会战后，中央军获胜，阎锡山退人山西，而冯玉祥所部的30万西北军仅剩下两万人，在阎锡山治下，暂居一隅。西北军残部先被改编为东北边防军第3军，后又改编为第29军，军长为西北军的宋哲元。

一年后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东北。驻扎晋北的29军做好准备，他们知道早晚和日军必有一战。

西北军属于杂牌军，而西北军的领袖冯玉祥又遭排斥，长期在国外，远离权力中心，而原西北军的高级将领比如韩复榘、石友三、孙连仲等都在中原大战的时候投奔了蒋介石，所以属于西北军的29军备受冷落，武器装备极为落后。不但粮饷不足，缺乏重武器，弹药缺乏，就连样式陈旧的步枪也数量不足，而且这些步枪连一把刺刀都配不上。

当时，29军驻扎在山西，山西自古出产钢铁，民间铁匠众多。29军将领征集民间铁匠，为士兵们铸造大刀。

中国民间制造的大刀是用一整块钢铁捶打而成，异常坚硬，刀背很厚，看起来就显得沉重，手柄较长，可以单手挥舞，也可以双手持握，刀尖倾斜，十分利于劈杀，刀柄末端有一个圆环，上面绑缠着红色绸布，挥舞起来猎猎作响。我在小时候曾经见到过一把这样的大刀，重量大概在四斤左右。爷爷说这把大刀当初是为了自卫的，村中每家每户都有一把。29军的士兵们，由民间铁匠们打造的，也是这样的大刀。

再反观日本刀，日本刀刀身修长狭窄，非常锋利，选用精钢制作，每一道工序都极为讲究，所以显得很美观，就像工艺品一样。在日本，也只有铸剑师才能锻造日本刀，不像在中国，寻常铁匠就能打一把中国刀。

然而，精雕细凿的日本刀与粗粝拙朴的中国刀比拼，却总是难以占到上风。为什么？因为中国刀是实战的产物，不是观赏的工艺品。中国刀无论钢质、刀身长度、工艺以及外形的美观都比不上日本刀，但是中国刀的宽厚和重量弥补了种种不足。中国刀刀身很宽，日本刀难以削断；中国刀很重，它的重量弥补了锋利的不足，足以砍断窄窄的日本刀。

这就像，在健身房里训练出来的拳手，打不过在农田里摸爬滚打、皮坚肉厚的乡村拳师，超市货架上的袋装食品，没有乡村农家野菜的营养丰富。

29军每人都装备了一把大刀。

29军将士的个头基本都很高，赵登禹身高190厘米，挥舞起大刀来，几十个人也不敢近身。张自忠身高180厘米，体形魁梧，孔武有力。29军人人都会使大刀，而这些将领们更是刀术高手，他们个子高，力气足，势大力沉，小个子的日本人怎么会是对手。

据说，死在赵登禹刀下的日本人足有上百。

29军中常年有一批武术教官教授刀术，最著名的是河北镖师李尧臣。李尧臣为29军编了一套“无极刀法”，此种刀法简单易学，实战性强，深受欢迎。

那时候的中国军队普遍很穷，装备很差，为了弥补弹药的不足，都配备了大刀。参加过衡阳保卫战和桂林保卫战的桂军老兵骆首瞻说，他们连有一个士兵，每次人家休息，他总在磨刀，刀磨得非常快，把十只布鞋的鞋底摞放在一起，一刀下去，全部砍为两截，这么锋利的刀，砍在日本人身上，日本人怎么受得了？在一次战斗中，这个士兵独自与五名日本兵缠斗，四个日本兵的脑袋都搬了家，第五个吓哭了，枪一扔，跪在地上求饶。

我的外公是老八路，他也说过，和日本人格斗，大刀是最好的武器，一格一挡，大刀就奔向了日本人的身子，日本人想防都防不住。大刀使好了，几个日本人都不是对手。

然而，能把这样一把沉重的大刀挥舞起来，需要较好的身体素质。29军都是北方人，身材普遍高大，身体结实，而且这些人都是从连年战争中走出来的老兵。29军激战日军的喜峰口边，有一个惠民村，村民说，当年29军来到喜峰口的时候，每天早晨都在操练，几百人几千人在旷野一起练大刀，刀片挥舞，像下了一地雪花。29军战士都力气很大，他们休息的时候，比赛看谁能搬起打麦场的碌碡；29军士兵也身手矫健，他们抓着房檐下的椽头，一纵身，就上了房顶。

日军一来到华北，就遇到了精通武术的29军，只能说日本鬼子运气太差。

当时的日本关东军已经装备了飞机、坦克，而29军只能装备大刀。

为了用我所长，攻敌所短，29军只能采用奇袭和夜袭。

河北省迁西县溧阳镇喜峰口惠民村的老年人说，每一座阵地，都是白天日本人攻进来，夜晚中国人赶出去。日本人还在睡觉，枪都架在院子里，中国人就攻进来，很多日本人还是光溜溜的，就被砍死了。日本人的尸首堆得像山一样，这一堆，那一堆，架着火烧，浓烟滚滚的。

惠民村老人说的，这就是当年名震中外的喜峰口战役。

喜峰口战役，29军大刀队天下闻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1933年日军占领东北三省后，又分兵攻占东北第四省热河省。民国时期的东北共分四省，热河省包括现在的河北承德、内蒙古赤峰、辽宁的朝阳、阜新地区。守卫热河的是汤玉麟所部。

日军攻打热河，汤玉麟的军队不放一枪，向南逃跑；29军人跃马欢，向北迎击。当29军的先头部队快要赶到惠民村的时候，与汤部的逃跑部队相遇，汤部还嘲笑西北军说：“你们29军行啊，爱出风头，有本事你们就上去啊。”

惠民村的老人们说，西北军在进，汤部在退，各占着道路两边。汤部装备好，枪炮好，穿得好，还有马拉的大炮；西北军都是步枪，每人后面背着一把大刀，穿的是土黄色棉衣，有的士兵衣服还露着棉絮，但是看起来精神饱满。汤部一个个嬉皮笑脸，西北军一言不发，低着头只顾疾走。

3月9日，日军两个旅团占领了喜峰口，宋哲元命令距离喜峰口最近的29军37师一个团夺回前沿阵地。这个团的团长名叫王长海。当时，王长海团驻扎在河北遵化，距离喜峰口还有1〇〇多里。王长海命令全团全体跑步前进，赶到喜峰口的时候，已经到了夜晚。

王长海决定趁着夜晚，突击日军。特务营营长王宝良对战士们说：“弟兄们，快跟我来，杀贼雪耻，正在此时！”他身背大刀，身先士卒，走入了夜色；连长一看，营长走了，也身背大刀，走入夜色；战士们看到营长连长都走了，赶快跟了上去。夜半时分，他们悄无声息地攀上喜峰口东北高地，然后从背部抽出大刀，对日军展开了纵情杀戮。

激战到黎明，特务营夺回了喜峰口东北髙地，而营长王宝良壮烈殉国。

老兵们说，29军作风顽强，训练有素，训练内容就有一项是潜行，走路要求高抬轻放，不能发出声音，偷偷接近目标，突然发起攻击。

29军是当年抗日军队中最富有武林传奇色彩的一支队伍，也是最富有侠义色彩的一支队伍。

天亮后，29军的后援部队陆续赶到了喜峰口，37师的冯治安、赵登禹都来了，因为马匹奇缺，赵登禹是骑着胳驼赶来的。

天亮后，日军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立体攻势下，又夺回了阵地。

夜晚，29军决定再次发动夜袭，用大刀将日军砍出去，大刀队由赵登禹带领。

大刀队中有一个班长名叫侯万山。在出发前，侯万山说希望自己死后，两个孩子能够得到抚恤。赵登禹说，我们29军生死与共，有我的就有你的。这晚突袭中，侯万山手中的大刀砍下了七名鬼子的脑袋，刀刃都卷了起来。黎明时分，激战了一晚的大刀队饥肠辘辘，炊事兵送来了一大包大饼，背在背上，摇摇晃晃地爬上了阵地，被日军机枪手发现。侯万山扑倒了炊事兵。炊事兵得救了，而自己却牺牲了。

侯万山的两个儿子后来被29军军长宋哲元收养。

惠民村的老人说，那天晚上，喊杀声响了一夜，天亮的时候，500人的队伍，只下来了20多个人。

赵登禹这天晚上砍死了几十名鬼子，他的左脚也负伤了。

日军占领了喜峰口的第三天，37师全部赶来增援。现在，双方对阵形势，日军是第14混成旅团，中国军队是29军37师。混成旅团是日军在九一八事件后特有的一种军队编制方式。事变前，日军仅有17个常设师团，每个师团下设两个旅团。而事变后，因为需要向中国境内大量派兵，日本就将每个步兵旅团扩编，增设炮兵、骑兵、工兵、坦克兵等兵种，可以独立作战，这就是独立混成旅团。这些独立混成旅团，很多以后又扩充为师团。日本本来想仅仅用三个月就能够灭亡中国，没想到居然打了那么多年。

3月11日夜晚，29军37师兵分两路，一路由赵登禹旅长率领，一路由佟泽光旅长率领，又开始偷袭日军。29军没有重型武器，没有飞机、大炮，没有充足的弹药，他们只能选择奇袭，他们只能用这种最悲壮的方式来赢取胜利。

赵登禹这一路摸进了日军的骑兵大队，这支骑兵大队刚刚来到喜峰口增援，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强悍异常的29军大刀队趁着夜色摸进了他们的兵营里。

惠民村的张旺魁说，日本鬼子的骑兵骄傲得很，他们可能完全没有把穿得破破烂烂的29军放在眼里，他们连站岗放哨的都没有，马拴在马圈里，枪架在院子里，人都脱得光溜溜地躺在炕上睡觉，马刀挂在墙上，一排排，很整齐，房子里还生着炉火哩。29军一直摸到了日本鬼子的跟前，日本鬼子还没有一个发觉的。29军没有客气，一刀一个，一刀一个，日本鬼子的脑袋全被砍下来了。天亮后，日本人的营房里没动静，村子里几个胆子大的就去看，看到日本鬼子的脑袋像西瓜一样滚了一地，身子光溜溜地摆了一炕，地上是一层血，都是日本鬼子的血，黏稠黏稠的，人踩上去，鞋底都被粘住了。

这一夜，200名日本骑兵全被杀头，一个不留。

骑兵大队，驻扎在日军后方。

另一队也战果辉煌。

张旺魁说，这一队也顺风顺水，没有碰上岗哨，直接就摸到了日本人的指挥部里。日军指挥部在一座寺庙里，寺庙里住着20个日本鬼子，都是军官，29军杀死了这些军官后，还从里面缴获了很多资料和地图。从寺庙里出来，29军又分开几路，摸进了日本鬼子的兵营，也把他们全部杀死了。这一晚上没有听到枪声，日本鬼子都是被从脖子处砍下了脑袋，他们做梦也不知道怎么死的。

张旺魁还说，这一队日本鬼子是炮兵，兵营外就是十几座大炮，炮口都朝着一个方向。大炮太重了，29军带不走，就把炮弹堆放在大炮下，再把柴火放在炮弹上，点燃了。火焰一起来，29军就兴高采烈地跑远了。大火烧了不到一袋烟的工夫，就是震天动地的一阵响，大炮都被炸了，炮管子飞到了半天里。

日军第14混成旅团的骑兵大队和炮兵大队，一夜之间就被29军消灭殆尽，而且是用日本鬼子最恐惧的死亡方式：砍头。

日军认为，被砍了头，就永远进不了靖国神社，永远要做孤魂野鬼。

当时，日军为什么在炮兵驻地和骑兵驻地都没有设置岗哨？有两个原因，其一，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从来没有遇到过大规模的抵抗，所以骄傲轻敌，认为中国军队不敢主动出击。在喜峰口，他们没有想到，这支衣着破烂的军队，居然不按照常规出牌，不和他们在战场上拼马刀，居然玩阴的，趁他们睡觉的时候剁下了他们的头颅。其二，在排兵布阵时，最前方是步兵，步兵后面才是骑兵和炮兵，日军的骑兵和炮兵没有想到，29军居然趁着夜色迂回偷袭，绕过步兵，直接攻击后方的炮兵和骑兵。

天亮后，日军炮弹的爆炸声惊醒了在前方悠然酣睡的步兵，他们看到后方火起，才明白屁股上被29军捅了一刀，他们狼狈不堪地蹬裤子穿袄，扛着三八大盖向后方增援，没想到半路上又遇到了29军的埋伏，他们在枪林弹雨中仓皇逃窜，在硝烟弥漫中哭爹喊娘，在刀光剑影中狼奔豕突，在崎岖道路上哀怨悲伤。张旺魁说，逃回营地的，只有一小半，一大半都被打死了。

这一役，29军用大刀片杀死日军近千名，仅仅军官就有63名，最高的官职是炮兵大佐。

后来，日军将阵地后退30里。

日军极为害怕29军的大刀，为了保护自己，日军连夜赶制了几千个铁护脖，戴在脖子上，他们吃饭的时候戴着，上厕所的时候戴着，甚至连睡觉的时候也戴着，骑兵大队和炮兵大队在睡觉的时候被29军砍下了脖子，这个丢人的事件流传深远，深入人心，连大本营都知道了。大本营把铁护脖的先进经验交流给了所有在华北的日军。所有日军都须臾不离铁护脖，铁护脖就是他们的护身符，铁护脖对他们来说，比亲娘还亲。

但是，这次，29军不削他们的脖子了，改为劈他们的脑袋。老人们说，29军都是大个子，比日本人高一个头，抡起大刀，从上往下劈，把日本人劈为两半。

日军战报中说，此役丧尽“皇军的名誉”，是皇军进入支那以来，“前所未有的耻辱”。

当年的日本报纸还评论说：“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60年来未有之侮辱。”

而中国的报纸则评论说：“大刀大刀，雪舞风飘。杀敌头颅，壮我英豪！”

12日开始，日军增兵，29军亦增兵，战况更为激烈。

惠民村的周志强老人说，29军一个个都是好身手，他站在山上，亲眼见到过双方拼杀，三个鬼子拿着刺刀围攻一个大个子中国战士，这个中国战士手持大刀，一挡，再一转身，鬼子的刺刀就刺空了，中国战士一扭腰，一抡胳膊，一个鬼子的脑袋就滚下来了，顺着山坡骨碌碌滚出了好远。另一个鬼子的刺刀刺来，中国战士一矮身，大刀就奔向了鬼子的双腿，把一条腿齐茬砍断，你看这刀快不快？也就是一眨眼工夫，两个鬼子都报销了，第三个鬼子吓破了胆，转身就跑，但是鬼子腿短，跑不快，大个子中国士兵腿长，几步就撵上了，把这个鬼子从右肩到胯骨，斜劈成两半，你看看这29军厉害不厉害？

周志强说，29军个个都会武术，会武术的打不会武术的，七八个都不是对手。29军打鬼子的时候，那一年他才11岁，在山坡上放羊，那面山叫做老婆山。羊在山坡上吃草，他_着眼睛打了个瞌睡，睁开眼睛一看，吓了一跳，29军的几千人从他眼前££去了，脚步很轻，大气也不喘，每个人背上都别着大刀，山风吹过来，大刀上的红绸子呼啦啦飘。这老婆山村里人也翻，可是走到半山腰总要歇息一会儿，才有力气继续翻山，这29军都是铁打的，翻个山连在乎都不在乎。

周志强所说的事情，应该发生在3月14日以后。因为从12日到14曰这三天，喜峰口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激战，武器占据了绝对优势的日军，没有占到任何便宜，不得不从喜峰口撤离，转而攻向罗文峪。

《大公报》记者对29军有这样的记载：

虽遭受敌人之强烈炮火，亦不稍退。……吾军用手榴弹投掷较远之敌人，较近者则挥大刀砍杀，杀声震天，血光满地。

29军217团有一个战士，外号叫老毛子，甘肃人，力大无穷。部队在攻击日军一个阵地时，受到日军机枪阻击。日军在土墙上挖了一个洞，机枪从洞口伸出，一见到中国军人就扫射。老毛子匍匐到了机枪下，突然跃身而起，抓住滚烫的枪管向外拉，手掌上的肉皮都被烫破了。墙后面的曰军看到有人抢机枪，也奋力向内争夺。老毛子大喊一声，双脚蹬着墙壁，把土墙蹬塌了，把日军机枪手埋在了墙下，也把机枪抢到了手中。

在当时的传说中，29军每个人都威风凛凛，像故事中的传奇英雄一样。220团有一个战士，人们已经忘记了他的姓名，只知道是陕西人。日军坦克冲来的时候，他胸前挂满了手榴弹，趴在地上假装牺牲了。坦克来到了跟前，他突然跃身而起，钻到了坦克的下面，拉响了手榴弹。这名战士壮烈殉国，日军的坦克也被迫停下来了。

抗战老兵黎宁说，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的武器一直很差，面对日军的坦克没有丝毫办法，就只能用血肉之躯去炸毁钢铁机器。

日军对29军害怕到了骨头里，他们驻扎的时候，不但戴着铁护脖，而且在营房四周都驻扎了岗哨，不但驻扎了岗哨，还装上了铁丝网；不但装上了铁丝网，还通了电；不但通了电，铁丝网上还挂了很多铜铃。即使这样，日军还感到不安全，他们夜晚睡觉的时候都不敢脱衣服。

29军的大刀片，29军的夜袭，让日军成为了惊弓之鸟。

由于29军一见日军就痛下杀手，战争进行到现在，还没有抓到一个活口，宋哲元就告诉29军战士说：谁能抓到一个活的，就奖励100元。战士们私下里笑着说：100元钱，哪里有一刀痛快？所以，战士们一上战场，一见到日军，还是一刀劈为两截。宋哲元责问各团团长，仗打了这么久，怎么会抓不到一个俘虏？团长们笑着说：战士们一上战场就只图杀个痛快，忘了军长的话。

当时，不论是前方后方，都是踊跃抗战的景象。

《遵化党史资料》记载：

宋哲元把29军指挥部设在省立五中，卫生所设在城隍庙中。五中的男生负责给阵地上运送惮药，女生负责救护伤员。城内的商家店铺纷纷慷慨解囊，前线需要什么就捐献什么；各医院、药店更是无偿提供药品、紗布和医生。成驮子的烙饼，成大缸的炖肉，整箩筐的煮鸡蛋等，源源不断地送上前线。中共党员国西亮按照遵化县委的指示，到暂编第二师刘汝明部出任武术教师，每天往来于各军营中，传授实用刀术。3月16日，第228团在罗文峪至山楂峪十多里长的长城阵地歼敌300多人，仍未攻下敌阵。刘汝明决定以我之长，攻敌之短，夜里派三个连的大刀兵摸进敌营地，一气砍死日军200多人后凯旋而归，一时震动中外。雄壮豪迈的《大刀进行曲》很快在军营内外唱响。3月18日，29军乘胜进攻，在罗文峪山口歼500多人，把日军逼退十余里。

228团，隶属于38师，38师师长为张自忠将军。刘汝明，为29军暂2师师长。

日军在29军面前屡屡受挫，白天用飞机、坦克抢占的阵地，夜晚总是被29军用大刀片夺回去。日本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闻听喜峰口和罗文峪战况，大为惊讶，亲自来到承德指挥。

武藤信义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从下层军官一步步升上来的，最后官至关东军司令，在他担任关东军司令的时候，后来中国尽人皆知的冈村宁次是他的参谋副官。长城抗战刚刚结束的1933年7月，武藤信义就升为陆军元帅，他的职位甚至比日军口中的“军神”乃木希典还要高。

在长城抗战之前，武藤信义依靠以第2师团为主力的关东军，占领东三省。第2师团，代号“勇”。20年前，在日俄旅顺战役中，第2师团攻打俄军守卫的弓长岭，当时弹尽粮绝，乃木希典向大本营请求火炮支援，大本营回答：“炮弹没有，骨灰盒管够。”乃木希典只好带着两万把刺刀向弓长岭发起自杀式攻击。经过三天激战，俄军退却，而第2师团死亡1.7万人，此后，第2师团被天皇赐以“勇”的代号。旅顺战役中，乃木希典的两个儿子胜典、保典也先后死亡。日军要掩埋他这两个儿子时，乃木希典说：“等到我死了，再一起埋葬。”乃木希典最后也是死在中国，他刚刚被任命为陆军元帅后，就得黄疸死了，参谋副官冈村宁次把他的尸体护送回了东京，父子三人终于能够在阴间见面了。

第2师团是日军最富盛名的一个师团，它的师团长分别是：乃木希典、梅津美治郎、冈村宁次、吉本贞一……每个人都在日本战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2师团的噩运就接踵而至，势不可当。在瓜岛战役中，第2师团被美军围困，几近全军覆灭。后来，日军舰艇来到瓜岛接应第2师团时，第2师团的残兵败将连走出丛林走向舰艇的力气也没有，他们互相搀扶着，摇摇晃晃，眼看着舰艇就在蔚蓝的大海与金黄的沙滩间，可就是无法走近舰艇。后来，有一部分终于走到了舰艇边，可是连攀缘舷梯的力气也没有，最后一头栽倒在海水中。据战后的日本老兵回忆，瓜岛的沙滩上，举目望去，到处是第2师团横七竖八倒毙的骨瘦如柴的尸体。

仅有的几百名第2师团士兵乘着舰艇回到了他们的故乡仙台，第2师团又名仙台师团，在故乡扩充完备后，又返回了太平洋战场，进驻缅南。当时，中国驻印军正在缅北连战连捷，日军第18师团被打得失去了抵抗能力，日本大本营派第2师团营救第18师团。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中国驻印军，早就不是两年前在野人山觅路突围的那支军队，而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第18师团不但没有被救出，第2师团也被拉进了死亡的泥沼。几场战斗过后，第2师团最精锐的第4联队，3800人走进了缅北丛林，仅仅有70个人满身伤痕地爬出来。

此后，第2师团离开了中国驻印军纵横驰骋的缅甸战场，去往越南休整，幸运地一直等到了日本投降。

武藤信义来到长城抗战战场的时候，没有带第2师团。此时，在东北取得一连串胜利的第2师团，回到日本，享受天皇的召见。武藤信义曾经感叹，如果有第2师团，长城战场的形势完全就不是这样。

然而，即使第2师团来了，也不一定是29军的对手。

进攻长城的是日军第6师团和第8师团。而坚守长城的，除了29军，还有中央军第2师、第25师和东北军王以哲一个师。中央军第2师师长黄杰，第25师师长关麟征。黄杰，以后还参加过远征军滇西反攻；关麟征，出生在陕西户县，人称陕西冷娃，此时是25师师长，杜聿明、张耀明、郑洞国此时都在他手下供职。25师是母鸡中的战斗机，它孵化出了一大批抗日将领。

罗文峪激战三日，双方均死伤惨重，每日死亡人数均在2000人以上。

在喜峰口，在罗文峪，在古北口，在山楂峪，在长城热河境内的每一处垛口，在垛口下的每一座村庄，中日双方的军队都在昼夜激战，死尸堆积，几乎与长城垛口相齐。

连日激战，双方的体力消耗都达到了极限。3月19日夜晚，百名日军穿着便衣，效仿29军进行夜袭山楂峪一线阵地的一个连队，遭到迎头痛击。诸葛亮说，曹操常常断人粮草，自己的粮草岂能不派重兵把守？29军常常夜袭，自己的阵地怎能让对手乘虚而人？日本人没有仔细研究《三国演义》。

然而，因为太过劳累，战士们看着日军逃离了，也没有力气追赶。而日军经此打击后，以后再也不敢夜袭了。

夜袭是29军大刀队的专利，别人岂能复制？

长城抗战留下了很多传奇。

遵化城里上了年纪的老人们说，当时29军每个师都有一支大刀敢死队，每支500人。大刀敢死队把日军吓破了胆。有的日军一看到大刀举起来，就扑腾一声跪下去，嘴里连声叫着“爸爸，爸爸”。等于是让29军饶了他。29军不饶，还是一刀剁了鬼子的头。还有的日军跪在地上，吓得眼睛一闭，嘴里咕噜不断，翻译成中国话就是：“我不想打仗，我不想打仗。”也有的说：“我是朝鲜人，不是日本人，饶命饶命。”

日本在侵略中国前，已经占据了朝鲜，日军就从朝鲜征兵来侵略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军队的大刀名扬海外，美国大兵看到大刀对日军极强的威慑力，也在一些军队中装备这种杀伤力极强的武器。在太平洋的硫磺岛战役中，六万美军中的一部分装备了大刀，而美式大刀完全就是中国大刀的翻版。据说，后来美军感到大刀劈杀日本人太过凶悍，而且还需要中国式的武术技巧，而不再在军中装备大刀。

29军如此凶悍，得之于他们平时严酷的训练。38师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模范师，38师的训练方式也推广到了29军。

张自忠长于练兵。

29军38师一直驻扎在北方，有时还驻扎在塞外，夏季酷热难耐，冬季滴水成冰。只要没有战事，38师每天急行军几十里。冬天，在最寒冷的午夜，38师每个人要在规定的最短的时间里，凿开坚硬的铁板一样的冻土，挖掘出可以屈伸作战的散兵坑；夏天，在最炎热的午后，38师每个人都要赤足走在滚烫的沙漠上。下大雨的时候，38师在雨中冲锋，完成队列操列；下大雪的时候，38师赤足走在积雪中，锻炼意志。而每次训练的时候，张自忠总是手持教鞭，走在最前面。

这种练兵法，与中国武术中的“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如出一辙。

而且，天气再冷，38师也只能穿一件棉衣，棉衣里是短裤背心；天气再热，38师也不能解开纽扣，不能摘掉帽子。

张自忠说：战争之事，或跋涉于冰天雪窟之间，或驰骋于酷暑恶瘴之乡，或露营于雨雪，或昼夜行军。寒不得衣，饥不得食，渴不得水。在枪林弹雨之中，血肉横飞，极人世所不见之惨，受恒人所不经之苦。这种精神和体力，非于平时养之有素，练之有恒，岂能堪此。兵之宗旨，以能效命于疆场为归属，应于平时竭尽手段，以修养其精神，锻炼其体魄，精娴其技术，临阵才能有恃无恐。故习劳忍苦为治军之第一要义。”

张自忠一向强调官兵一致，他和士兵穿一样的衣服，呢子将军服只在从容就死的时候才穿上了。他和士兵吃一样的伙食，修筑工事的时候，和士兵一起抬土、挖坑……

几年前，我在河北省迁西县的喜峰口战场故地，见到了喜峰口长城抗战纪念碑，抄录了《喜峰口长城抗战纪念碑记》，碑记是这样写的：

喜峰口，古称兰陉，位于迁西北部，奇峰耸峙，险要天成，乃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公元一九三三年初，日军侵占热河，进逼平津，长城抗战全面爆发。宋哲元所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临危受命，开赴喜峰口一线，据险抗敌。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亲临前沿，指挥督战；一零九旅旅长赵登禹身先士卒，裹伤陷阵。全军将士挥舞大刀，浴血拼杀；关内民众舍生忘死，奋勇支前。硝烟弥漫，日月因之失色；刀光闪烁，锋寇为之胆寒。自三月九日起，战数昼夜，毙敌五千余。日酋哀叹：“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荣誉尽丧于喜峰口外！”捷报传开，举国振奋，《大刀进行曲》由此诞生，唱彻华夏。

长城抗战，浩气长存；中华神威，永光万世！

然而，29军的英勇抗战，难以扭转整个长城抗战的不利。

4月10日，日军分路进攻长城界岭口、冷口、喜峰口，及古北口内之南天门，并以大队飞机轰炸海阳镇。

第二天，冷口失陷，日军蜂拥南侵。守卫喜峰口的中国军队被迫撤退。

一个月后，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不但承认伪满洲国合法，而且放弃了在华北的部分主权。

一场让人荡气回肠的战争，却是这样的结局，令人叹惋。

汉奸骂名由此来

《塘沽协议》签订后，29军撤军。

此后的两年里，29军一直驻扎在察哈尔省，当时的察哈尔省，与伪满洲国接壤，也就是抗日前线。

1935年8月，29军军长宋哲元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下辖河北、察哈尔两个省与北平、天津两个市。张自忠任38师师长，兼任察哈尔省主席。

后来担任张自忠参谋处长的张宗衡回忆说，张自忠主察期间，他的精力都用在补训部队方面，各团马匹车辆人员，他都要亲自校点，该淘汰的淘汰，该补充的补充，凡是年轻力壮但身体稍微矮小的士兵，他都要另行编排成队，以求整齐。他对射击、刺杀技术特别看重，所以每个士兵的单兵作战能力都很强。1936年，全师有两个旅换成了捷克式步枪，旧枪补充新增加的两个新兵旅。那时候，因为29军名气很大，老百姓都知道这支部队是抗日英雄，所以察哈尔的强壮年们都以能够入伍为荣。

在美国没有与日本开战前，这时候全世界最好的武器是德国造和捷克造。捷克造轻机枪，曾经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至今，我们还能在反映抗战的电影中看到捷克式武器的身影。

这时候的38师武器装备焕然一新，每连有捷克式轻机枪四挺，有掷弹筒两门，连长也配了德国造手枪一支。这种手枪在老电影《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中经常能够看到，俗名有很多：二十响、盒子炮、自来得二十响、快慢机。这种手枪最多可以连发20颗子弹。

然而，即使这样，38师的武器装备还是远远不如日军的。

中国军队一个连的人数大致与日军一个中队的人数相当，都为150人到180人。38师此时一个连有轻机枪四挺，掷弹筒两门，而日军一个中队有八挺轻机枪，四挺重机枪，九门掷弹筒，另外还装备有迫击炮。还有一些中队装备有马匹和坦克、重炮。

所以，换装后的38师仍然和日军不能等量齐观。

日军与38师日日相望，屡屡挑衅，总想找点事端，引发战争，趁机进犯察哈尔省。38师严阵以待，坚决回击。有一次，38师保安团与日军发生冲突，日军集中兵力，准备进犯张家口大境门外，大境门是张家口的北大门，大境门失守，张家口危矣。然而，日军不知道张自忠到底有多少底牌，也不敢贸然进攻，就派人来试探虚实。张自忠给日军捎话说：“大境门外有中国军队驻防演练，如发生意外，一切后果应由日军负责。”

张自忠绵里藏针的强硬态度让日本人害怕了，此后不敢再觊觎大境门。

张自忠有强硬的一面，也有善良的一面。

张宗衡回忆说，察哈尔省张北县有一个收税的，蛮横霸道，殴打了小商小贩，张自忠听说后，不但让这个收税的赔偿了医药费，还把他撤职查办。有一个士兵，因为家穷，把妻子卖到了妓院，张自忠拿钱赎回了士兵的妻子，让他们夫妻团圆。

不久，张自忠出任天津市市长。天津是一个多事之地，那时候，各国都在天津设有领事馆，划分有租界，所谓的租界，就是国中之国。尤其是曰本人，更是飞扬跋扈，为所欲为，自以为是超等公民，视中国人如猪狗。

宋哲元和张自忠知道中日必有大战，所以偷偷通过关系购置设备，充实部队，并给天津的警察装备了新式武器。天津有大沽造船厂，张自忠在此制造了一批轻机枪、迫击炮、掷弹筒等，还制造了大量子弹，全部用来装备29军。

张自忠上任不久，就把38师特务团秘密调进天津，穿着警察衣服，名为保安团，防备战争发生。

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一天晚上，保安团第九中队第三分队分队长张凤岐穿着便衣，出外购物，误入日租界，被两名日本特务发现，抓进日租界警察署，严刑拷打，污蔑他是奸细。张凤岐始终称自己是茶馆的职员。

天亮后，几名日本特务持枪押着张凤岐，乘着卡车，去他说的那家茶馆对质。卡车经过天津市政府门前，执勤的战士看到张凤岐被五花大绑，满脸伤痕，就喊来同伴，拦截车辆。卡车上的日本特务不但不停车，还向保安团开枪。保安团奋起还击，当场击毙日本特务一名，击伤两名，包括卡车司机，而保安团自身没有伤亡，张凤岐趁乱逃脱。卡车上的日本特务看到这伙中国警察动真格的，吓坏了，卡车司机顾不得裹伤，开足马力逃走了。

死了一个日本人，伤了两个，事情弄大了，日本领事馆找到张自忠，叫嚣要枪毙张凤岐和“杀人凶手”，为死了的日本特务偿命。

张自忠派人谈判说，张凤岐只是去日租界购物，并没有从事任何违法活动，你们抓张凤岐是误会，保安团击毙日本人也是误会，你们把张凤岐当成了奸细，保安团把日本人当成了土匪，这一切都是因为一连串的误会引起的。

日本领事馆理屈词穷，但要求将张凤岐判处无期徒刑，因为死了一个人。

张凤岐被判刑后，张自忠特意叮嘱保留张凤岐的军籍，薪水照发，照顾家眷，每天派人给张凤岐送饭。

一年后，七七事变爆发，张自忠令张凤岐归队抗日。7月28日凌晨2时，天津保安团，其实就是38师特务团向日军海光寺兵营发起攻击，蒙受了一年冤狱的张凤岐奋不顾身，冲杀在最前面，壮烈牺牲。

在天津，中日双方的斗争一直都在进行着，表面上一团和气，亲善友好，而实际上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中日双方都明白一场大战不可避免，但都是笑里藏刀，绵里藏针，谁都不愿撕破脸皮。中国在加紧备战，扩军练兵；日军的战争机器也在悄悄开启。

有一次，英国驻天津总领事馆为庆祝英皇加冕典礼而举行宴会，招待驻津各国来宾。在谁是最高来宾的问题上，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坚持要以最高来宾的身份出席宴会。田代皖一郎和后来在中国战场上犯下滔天罪行的冈村宁次、多田骏、中岛今朝吾是日本军校的同学。“二八”淞沪抗战时，田代皖一郎是被抗日志士炸死的白川义则的参谋长。七七全面抗战开始的第十天，田代皖一郎病死于天津。

田代皖一郎是一名中国通，那时候的很多日军高级将领早年都以商人、学者的身份来到过中国，刺探中国情报，为以后的侵略做准备。

张自忠闻听田代皖一郎的无耻要求，向英国领事馆提出了强烈抗议，他义正词严地说，英国租界为中国领土，日本驻军天津系不平等条约所致，日本驻军所在地，也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是主人，如果以田代皖一郎为最高规格的来宾，那么中国方面就绝不出席。

英国领事馆权衡再三，终于将张自忠将军待为最高来宾。

外交无小事。张自忠将军争执的，不是最高来宾的那张座位，而是民族的尊严。

那时候的天津街头，还没有出租车，都是人力车夫。有一次，英国巡捕殴打了一个人力车夫，全市大哗，但英国巡捕拒不道歉。张自忠通知全市所有人力车夫，不要出入英租界，不要拉送英国人。英租界里没有人力车夫，交通不便，这些养尊处优的大腹便便的英国贵族老爷们，出入漫长而蜿蜒的租界，一个个走得气喘吁吁，痛苦不堪。英国领事馆不得不前来交涉，惩办打人凶手，张自忠才让人力车夫进入租界。

在张自忠之前，天津所有的外国企业，那时候叫洋行，都享受最惠国待遇，在中国境内做生意，却不缴纳任何捐税。张自忠来到后，首先杀鸡骇猴，以儆效尤。一家贩卖羊毛的英国洋行，在轮船上装满了羊毛，准备开赴英国，张自忠命令保安团扣押了。英国领事馆怒气冲冲地赶来交涉，声称自大清《辛丑条约》签订以来，英国商人从来不给中国地方缴税。张自忠义正词严地回应：“占我河道，必须纳税，不纳捐税，不准开船。”当时正逢夏天，荷枪实弹的保安团包围了英国轮船，英国水手们汗流浃背，却又不能离开轮船。炙热的阳光照耀着羊毛，羊毛如果不赶快运往英国晾晒，就会腐烂发臭，最后变得一钱不值。英国商人着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张自忠安稳得像钓鱼台上的渔夫。最后，英国商人被迫缴纳了所有捐税，才被放行。

此后，天津所有外商，不管从事哪一行生意，即使他卖狗不理包子，也得给天津政府纳税。

然而，谁也想不到，这样的人，后来成为了汉奸。

张自忠的汉奸之路，需要从他“出访”日本说起。

1937年4月，宋哲元派张自忠率团前去日本，成员有38师旅长何基沣、黄维刚等十几人。他们去了东京、奈良、大阪、名古屋等城市。

当时，中日之间战争一触即发，而张自忠居然率团前去日本“访问”，国内舆论一片哗然，于是，有人说张自忠是去日本签署丧权辱国的条约，又有人说，日本人给了张自忠很多钱，还给了一个日本娘儿们。

张自忠回到国内后，才得悉自己已经被辱骂，被报纸称为汉奸。

中国人讲求：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在瓜地里系绑鞋带，在李树下整理帽子，看到的人都说你在偷瓜偷李子。在当时那种情势下，张自忠去日本“出访”，难怪会被人骂为汉奸。

被人骂为汉奸，张自忠很痛苦。

有一次，张自忠喝醉了酒，他对手下的军官们说：“人们骂我是汉奸，把我的骨头砸碎了，看能不能闻到一点汉奸味！”

然而，他除了向手下的军官们表白，他还能说给谁听？

不久，一场鸿门宴上演了。

1937年6月6日，宋哲元以冀察绥靖公署的名义，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日本华北驻屯军联队长以上的军官，而中国出席的军官，则是29军驻北平部队团以上军官。这场宴会，宋哲元摆明了就是想杀杀日本人的嚣张气焰。

据29军38师独立26旅旅长李致远回忆，当时出席宴会的除了29军的一些军官，宋哲元还邀请了北平社会名流吴佩孚等人。吴佩孚在对日态度上，一直很强硬，果然具有中国顶级军阀的范儿。

宴会开始，宋哲元致祝酒词，日本方面顶替土肥原贤二出席的，华北特务机关的松室孝良致了答词，大意都是说中日世代友好，应该继续友好下去。在座的每个人都知道这只是虚假的套词，但还是热烈鼓掌。

酒至半酣，一名日本军官唱起了日文歌曲，尽管中国军官听不懂他在唱什么，但是在气势上绝对不能输给日本人，日本人唱，我们也唱，唱得比他的声音还要响亮，还要有气势。何基沣旅长立即站在桌子上唱了一曲《黄族歌》。有人说，《黄族歌》的歌词是李大钊写的。这首歌曲的歌词是这样的：

黄族应享黄海权，

亚人应种亚洲田。

青年，青年！

切莫同种自相残，

坐教欧美著先鞭。

不怕死，不爱钱，

丈夫决不受人怜。

洪水纵滔天，双手挽狂澜，

方不负，石盘铁砚，后哲先贤。

何基沣旅长歌声刚落，一个日本军官又唱起了日本歌曲。当时，双方都不知道对方在唱什么，但是双方都在嘶声歌唱，都想将对方比下去。日本军官的歌声刚刚停歇，38师副师长李文田立即接口唱了一段京剧黑头。京剧黑头，铜锤花脸，威势赫赫，气贯长虹。日本人一看比不过，就两个人来唱，一个站在桌子上，一个站在桌子下。

37师师长冯治安悄悄来到董升堂旅长身边，暗示他出去打套拳。董升堂，是红军将领董振堂的大哥，董振堂曾任红五军军长。红军西路军惨败时，董振堂也壮烈牺牲。董升堂、董振堂，出生河北，两兄弟功夫都非常了得。古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

董升堂离席，站立中央，他身躯高大，如山峰兀立。突然，他伸拳踢腿，虎虎生风。日本军官不会中国武术，就拿着一把倭刀出场了。李致远旅长看到后，就悄悄叫来传令兵，速速去拿自己的柳叶刀，这把柳叶刀，是用最好的钢打造的。日军一把倭刀还嫌不够，又有两把倭刀出场了，围着董升堂虚张声势，肆意挑衅。董升堂大怒，取来一把大刀，横劈竖砍，威风凛凛，三把倭刀不敢再近前，双方处于对峙状态，恰好此时李致远的柳叶刀送来了，李致远持刀在手，围绕着日军表演了一套地趟刀法，日军不得不步步后退。

接着，双方开始比赛酒量，一碗接一碗地喝，用的是吃饭的小碗。李致远回忆说，当时想着，就是喝死了，也不能输给他们。

唱歌比不过，练武比不过，喝酒还是比不过，日军开始比赛，看谁能变态。一名日本军官赤膊上阵，把裤带绑在额头，把点着的香烟，口中叼三支，鼻孔中塞两支，两只耳朵各一支，肚脐眼上按一支，同时吸同时吐。

比唱歌可以，比武术可以，比喝酒也可以，但是和日本人比变态，那是不可以的。

29军的军官置之不理。

日军看到29军不接茬，就铺张纸，拿杆笔，开始比书法，29军踊跃迎战。你写一张，我写一张，争得不相上下。正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吴佩孚出场了，他是当时的大书法家。他握笔在手，气沉丹田，龙飞凤舞，一挥而就，铁马金戈，一气呵成。日本人看着老头的书法作品，垂头丧气，连继续比下去的勇气也没有了。

过了一会儿，日军来到宋哲元的酒席边，喊着号子抬起来；29军的旅长团长们马上来到河边旅团长身边，也把他抬起来。日军喊一声号子，举一下宋哲元；29军的军官们喊一声号子，将河边高高地抛起来。日本人一看，又举起了秦德纯副军长；29军的军官们一看，也举起了松岛。

当时，宴席上乱成一团，热烈的气氛下掩盖着凶险，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37师师长冯治安担心会出危险，喝令两边都把人放下。

随后，宋哲元说了一番冠冕堂皇的假话，河边也说了一番虚情假意的套话，都说今天的宴会很好，气氛热烈，互相亲善，然后不欢而散。

当时，战争的机器在悄悄运转。中国在悄悄扩军，日本也在悄悄扩军。中国华北和日本海的上空，战云密布；越来越多的火药堆积在这里，就等着一星火花突然点燃。

然而，不知道这一星火花什么时候会点燃。

1937年7月7日黄昏，斜阳的余晖照耀着永定河畔的宛平城，这个黄昏和以前的很多黄昏一样，宁静安谧；然而这个黄昏却又与以前的很多黄昏不一样，它走进了历史的深处。

这天黄昏，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在宛平城外实弹演习。枪声阵阵传来，像重鼓一样敲击着宛平城里每个中国人的心扉。驻扎在宛平城里的第29军37师110旅219团3营战士站在操场，大声唱歌：“日本军阀，国民之敌，为国为民，我辈天职……”城内的歌声压倒了城外的枪声。

夜晚11时，日军号称演习结束，有一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了，要求进入宛平城里搜索，遭到219团严词拒绝，双方对峙。

一小时后，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打电话给冀察政务委员会进行交涉，说日军演习完毕，发现少了一名士兵，而此时宛平城外又响起了枪声，怀疑是中国士兵击毙了这名日本士兵，然后潜入宛平城里，要求搜查。冀察政务委员会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

又过了一小时，荷枪实弹的日军走向卢沟桥。卢沟桥建于永定河上，直通宛平城，距离北平仅有十余公里。卢沟桥一失，北平门口敞开。

排长申仲明跳出掩体，阻止日军前行，一排战士伏在掩体的沙袋上严阵以待。日军没有停步，突然开枪将申仲明击倒。申仲明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用手指着卢沟桥的方向，掩体里的一排人全部开枪了，然而，六挺机关枪和几十杆步枪无法阻止日军疯狂的进攻，日军很快就冲上了桥头，潮水一般源源不断，几十名战士看到日军拥上来，就抡起大刀阻击，最后全部壮烈牺牲。卢沟桥落入敌手。

进攻卢沟桥的日军中，就有“失踪”的志村菊次郎。

当天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志村菊次郎在演习的时候，因为拉肚子而离开了军队，日军就此事与国军交涉。20分钟后，志村菊次郎回到了军队中，但是日军已经骑虎难下，干脆就掩盖了这个消息，继续向国军提出蛮横要求。最后，演变成了七七事变，演变成了中日全面战争的开始。

很多史学家认为，1937年7月7日，中国没有想到战争会在这一天爆发，日本也没有想到。一场偶然事件演变成了旷日持久的战争，中、美、苏、英、澳、日、德、意、朝等几十个国家参与，伤亡人数将近一亿，战火燃遍亚洲、欧洲、非洲和大洋洲。一个士兵引发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惨烈的战争。

偶然改变历史。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这样，因为一场暗杀引起了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这样，因为一个士兵失踪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个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就回国了，日本担心秘密会被他说出；1944年，日本青壮年几乎都战死在了海外战场，志村菊次郎再次入伍，来到了缅甸战场，被中国军队新一军打死。

卢沟桥事变，揭开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现在，让我们记住这些战争贩子的名字：

日本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

日本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少佐；

日本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

人在江湖漂，谁能不挨刀？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我们再来看看这些战争贩子的结局。

清水节郎大尉：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天，清水节郎率600名日军炮轰宛平城，中国守军奋起还击，激战长达一昼夜。9日，中国增援军队赶到，将清水节郎大尉的600人全部包围，予以全歼。清水节郎大尉也死在了中国军人的枪弹和大刀片下。

一木清直少佐：七七事变不久后就升为中佐，三年后升为大佐，任第7师团28联队联队长，驻守中国东北。又相隔一年后，开往瓜岛与美军作战。这次，他遇到的对手是美军陆战一师。陆战一师用机枪和坦克，仅以阵亡35人的代价，全部消灭了日军28联队一木支队800人，一木清直在美军坦克前剖腹自杀。

牟田口廉也大佐：七七事变一年后，升任第4军中将参谋长，又四年后，担任18师团师团长，参与了第一次缅甸战役，与杜聿明、孙立人交过手。六年后，担任15军司令官，其下辖第18师团、33师团、56师团均被中国远征军打得落花流水，其中18师团连关防大印都丢失了，56师团两个联队烧掉了军旗，两个联队的番号在日本军队彻底注销，33师团也伤亡大半。日本大本营非常恼怒，撤销了牟田口廉也的职务。牟田口廉也羞愧交加，自杀未遂，后被国际法庭审判，再后来孤寂度日，死于1966年。

七七事变发生的时候，29军军长宋哲元还在山东老家修建祖坟，与曰军对峙的是师长张自忠、冯治安，副军长秦德纯等将领。

张宗衡回忆说，这些29军的高级将领们急电宋哲元，又派人急赴山东，请宋哲元速速返回，支持一切应变事宜。宋哲元的态度是希望此事能够和平解决。

七七事变时期，中日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到底处于什么程度？何应钦在当年的陈述报告中说，日本现役兵力有17个常备师团，大约38万人。中国现役兵力170万人，第一期可以动员100万人参加战斗。这100万人包括各地军队，既有中央军，也有杂牌军。

而日本内阁的算法是，日本除了38万现役军人，还可以立即动员400万人参战，包括日本的退役军人，三个月解决战争。

七七事变发生的时候，宋哲元在山东老家，他是有意躲避日军的纠缠。当北京来人向他说明了卢沟桥发生的事件后，他下了一道“只许抵抗，不许出击”的命令，认为自己能够通过和谈，解决卢沟桥事件。

当时，张自忠也认为和谈是解决的最佳途径。宋哲元前往北平后，与张自忠密谋求和，这一做法得到了张自忠的支持。不久，宋哲元就下令，取消北平戒严，严禁29军与日军摩擦，释放数十名被俘日军。

然而，此时，日本关东军和日本驻朝鲜军首脑机关，频频向日军统帅部提出，以卢沟桥事变为契机，当机立断，彻底征服中国。不久，十万日军乘船开往中国。

18日，宋哲元和张自忠会见了初上任的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回来后就对外宣布：“谈得很好，和平解决已无问题。”原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重病缠身，死期将至。

实际上，此时的香月清司设置圈套，欺骗宋张二人，他的真正目的是，等到援军赶来，一举击溃29军，占领华北。

此时，日军驻朝鲜的近万人已经悄然开至唐山、天津。日本关东军三个旅团，已经相继秘密调往华北。另外，日军还有16万人，正日夜兼程，扑向平津。

20日凌晨，一直处在亲日分子包围中、力主和谈的张自忠与他的拜把子兄弟张允荣代表冀察政务委员会，和香月清司签订了《香月细目》，主要内容有：中国正式向日军道歉；中国军队后撤，包括撤出北平；惩罚罢免抗日人员。

《香月细目》是在宋哲元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的。而签订人之一的张允荣，后来成为了汉奸。

张自忠至此，铸成大错。

和谈，和谈，不停地和谈，都是香月清司玩弄的障眼法。

7月下旬，时机终于成熟了，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开始对北平守军展开进攻。南苑一带的7000余名29军战士仓促抵抗，但因听从宋哲元求和部署，没有构筑坚固工事，日军飞机轮番轰炸，南苑失守。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和3000余名官兵阵亡。

时任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回忆：“28日下午2时，宋哲元召开军政首脑会议讨论撤退问题……张自忠在会上向宋表示，和谈不成是由于日本人对宋有意见，并说：‘如果委员长暂时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据说宋一听，脸色都变了，立即决定29军撤出北平，并马上写条子，委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把三个职务一起交给了张，当晚即偕同冯治安、秦德纯等带领37师撤至保定。”（张克侠《七七事变后实况》，转引《七七事变前后》，李惠兰明道广潘荣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

7月29日，北平陷落；次日，天津陷落。

宋哲元走后，张自忠就职，未经向南京政府请示，改组冀察政务委员会，任命潘毓桂等一批新人为委员，而这些人，后来做了汉奸。

同时，张自忠改编29军留在北平的两个独立旅，这支军队中，除了一部分突围而出外，其余的只能听任汉奸指挥操纵。

平津陷落后，日军先后扶植建立了伪地方治安维持会，并直接任命潘毓桂等汉奸为指挥，张自忠被一脚踢开。至此，张自忠才如梦初醒。他的肠子都悔青了。

他决定逃离。

张自忠怎么会成为汉奸？

新华出版社《绝对真相：日本侵华期间档案史料选》中，收录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日本驻屯步兵第1联队在七七事变后一周年举行座谈会的会议纪要，参加人有少将牟田口廉也、中佐樱井德太郎、中佐一木清直、中佐川本芳太郎等六人。

川本芳太郎说，张自忠来东京的时候，他曾经面见张自忠，对他说：“阁下您现在的立场非常重要，您不了解日本，对日中关系没有认识，就必然导致日中全面冲突。”他对我的意见十分理解。

川本芳太郎又说，热河战争后，宋哲元一再向日方表示，华北事务如让他处理，一定满足日方的意愿。因此，以他为首建立了冀察政权。这个政权是日本和南京政府之间的缓冲地带。

樱井德太郎说，冀察政府要同时讨好日本和南京政府，两头受气，苦不堪言，宋哲元为了逃避，回到他的老家山东乐陵。恰在此时，张自忠来到了济南，我也去往济南，和他交谈。我向张自忠提出：冀察政权如无日本提携，难以维持。我还见到了韩复榘。他们都充分认识到同日本关系恶化，就必然灭亡的利害。因此，张自忠回去后，赶紧多方奔走。

樱井德太郎还在谈话中评价了宋哲元，认为他“小人得志，优柔寡断。日方施加压力，便言听计从；南京口气一硬，马上见风使舵，是一个毫无决断能力的人”。

应该说，正因为日方看不上宋哲元，才选择了张自忠。张自忠做事果断，敢作敢当，是条汉子。可是，他却一念之差，上了贼船。

有的书籍记载，宋哲元离开北京，去往保定，是被张自忠逼走的。张自忠想取代宋哲元而自立。

这次谈话中，几个日酋还说到了29军的素质，樱井德太郎说：“29军相当正规，集合号一吹，一个旅十分钟之内即可集合完毕。经常训话、阅兵。连长以下将士全在军营生活。军队文化素质不高，所有科目都通过实践。经常训练的主要内容有单杠、大刀、刺杀等。战士大都是在20岁以下，年轻力壮，训练刻苦不腐化，在中国军队、中可谓佼佼者。北京陷落，撤离北京时，该部没有发生抢劫等现象，可见训练有素。”

一切变成泡影，张自忠决定逃离。

为了不让日军注意，张自忠乔装打扮，住进了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

后来，在两名美国商人和天津商人赵子青的帮助下，张自忠躲过了日军的盘查，离开北京，来到了天津的家中。

张廉云回忆说，见到父亲的那天，父亲戴着礼帽，穿着长袍，身体非常消瘦。以前父亲回家的时候，大家都有说有笑，非常热闹。而这次，父亲坐在椅子里，低着头，沉默不语。后来，父亲把母亲和叔叔叫到一边，给母亲说，以后有事就找叔叔商量。

张自忠在家里待的时间很短，临走的时候，他把张廉云和侄女张廉瑜等几个女孩子叫到一起，给她们每个人手中塞了一点钱，说这是她们以后结婚的嫁妆费。然后，就离开了。

父亲离开的时候，张廉云没有送，因为弄堂里还住着别人，她不愿意让别人看到她在送汉奸父亲。她看着父亲穿着长袍、戴着礼帽的身影渐渐远去，一路都低着头，显得很悲怆Q张廉云没有想到，这是他和父亲的最后一面。

张廉云说，当时想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送她钱做嫁妆费。后来才明白，那是父亲在安排后事。

张自忠就这样走了，走进了抗日战场，走进了南瓜店的血雨腥风中，走进了一座冰冷的碑石里。

张自忠离开天津时，29军军部已经撤往了河南新乡。张自忠乘坐英国商船，去往济南，准备由济南赶往新乡。路过潍坊时，张自忠遇到了以前当连长时训练的一个士兵，此时这个士兵已经是师长了，他就是29师师长李汉章。李汉章看到张自忠，就毫无礼貌地讥讽道：“以前我看你尽看些圣贤之书，你都学了些什么？”

到了济南，张自忠站在门外，副官进去给山东省主席、同为西北军弟兄的韩复榘通报张自忠来了，客厅里的韩复榘故意大声喊，这个汉奸找我来干什么？

韩复榘给南京政府打电话，通报说张自忠逃到了济南，怎么处置。

蒋介石下令将张自忠押解南京。

张自忠押解南京的消息，被当时的记者知道了，他们不但登载了这个消息，而且连车次都登出来了。火车一到南京，一群打着标语、喊着口号的学生就纷纷爬上火车，要求严惩汉奸。万不得已中，张自忠躲进了厕所。

而就在张自忠躲进厕所的时候，国民政府下达命令，以“放弃责任，迭失守地”的罪名，将张自忠撤职查办。

一直研究民国历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教授何立波曾经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情，张自忠被押解到南京后，原天津市政府秘书长马彦得悉此情，以为张自忠已被囚禁，便匆匆赶到南京，为张自忠鸣不平。他把张自忠在察哈尔、天津的从政情况写了一个详细的报告，托行政院长张群转呈蒋介石。蒋介石阅读后，约见了马彦。马彦说，张自忠在察哈尔任主席，在天津任市长，我任秘书长，不要说丧权辱国，就连贪赃枉法的行为也没有。马彦还说，他给张自忠担保，如果査出来张自忠有违法犯罪行为，就先查办他。

不久，钱大钧来看望张自忠，还带给了他一张委任状，任命他为军政部中将部附。钱大钧对张自忠说，委座（“委员长”的尊称）说你可以接受记者采访，平息舆论。

当年，蒋介石想把张自忠留在南京，但是熟悉张自忠的冯玉祥知道这是一员难得的虎将。当李宗仁询问第六战区的人事安排时，冯玉祥力荐张自忠任59军军长，因为59军是原来的38师扩充而成的。于是，蒋介石又任命张自忠以军政部部附名义暂代59军军长。

张宗衡回忆道，有一天，大家刚刚吃晚饭，突然集合部队，宋哲元带着张自忠回来了。大家突然看到老师长，激动万分。宋哲元说：“张自忠留北平是我的主张，是为了掩护部队安全撤退的。59军军长未派人，就是给他留着的。现在他回来做你们的军长。”

张自忠只说了一句话：“今日回来，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

张宗衡说，此后，就经常从张自忠口中听到“死”字，而以前，他不是这样的。

临沂血战

全面抗战开始后，享誉全国的29军被扩编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为宋哲元，下辖三个军，均为原29军各师扩编，番号分别为77军、59军、68军，77军军长为冯治安，68军军长为刘汝明，59军军长一直空缺，由宋哲元暂为兼任，后来由张自忠担任。

有人认为，这三个军的番号，都是为了纪念打响全面抗战第一枪的七七事变，77军，明示七七事变；59军和68军，每个军番号数字相加，都是14，两个7相加也是14，暗示七七事变。

后来，59军被调到第五战区，隶属李宗仁指挥，而李宗仁一直很看重张自忠，认为他是一员虎将。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陷。

1937年12月27日，济南失陷。

为了将南京战场与济南战场连贯起来，尽快灭亡中国，日军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

这场战役叫做徐州会战，人们通常所说的台儿庄战役，是徐州会战中的一部分。这场会战中，日军投入了24万兵力，中国兵力60万，日军指挥官为华中派遣军司令畑俊六和华北方面军司令寺内寿一，中国指挥官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

畑俊六以后当上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负责对中国的作战；寺内寿一以后成为南方军总司令，负责太平洋战场和东南亚战场，对美军和中国驻印军作战。此二人以后都晋升为日军元帅。

李长维曾在59军跟随张自忠将军抗日，在来到59军之前，他在川军当兵。

全面抗战一开始，川军就出川抗战，当时，李长维刚刚被拉了壮丁，连拿枪投弹都没有学会，就被匆匆派往战场。

李长维所在的那个排都是新兵，而排长是一名老兵，他们就一边行军，一边训练。那时候山西的忻口会战已经打响了，他们就根本没有训练的时间。

从四川到山西，翻越无数座高山，跨越无数条河流，而这些四川兵只能依靠一双穿着草鞋的脚板奔赴战场。每天都是急行军，早晨天还没有亮就出发，夜晚月亮升上来才能休息，每天只能休息两次，每次20分钟，匆匆扒两口饭，又要赶紧赶路。即使遇到雨天，也要赶路，前方战事紧急，容不得休息。

而同时期的日军，从日本坐着军舰来到东北和东南沿海地区，然后坐着卡车开往前线。

李长维说，刚开始的时候，战士们还能吃到小米和玉米，等到了湖北境内，就只能吃喂牲口的黑豆了。吃了黑豆容易拉肚子，可是拉肚子也不能掉队。

新兵们每天的训练就是中途休息的这短短的20分钟，排长给战士们示范怎么持枪，怎么瞄准，怎么射击，怎么投弹，怎么匍匐前进，怎么躲藏炮弹……等到他们进入山西境内的时候，新兵们才学会了打枪和投弹。

李长维说，他们这一路走了两个多月。

来到山西后，李长维才发现这里奇寒无比，和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气候完全不一样。他们从四川出发的时候，还是酷暑季节的8月，而来到山西，已经是漫天飞雪的11月。四川兵都穿着单衣草鞋，然而，想补充一身棉衣，没有。夜晚，因为太过寒冷，战士们只能抱在一起取暖。

然而，一上战场，四川兵都忘记了饥饿和寒冷。

“那时候真是同仇敌忾啊，日军是中华民族的敌人，再苦也要打鬼子。”何宏钧当年是川军41军的士兵。

李长维所在的部队沿着湖北这条线路从四川开往山西，何宏钧所在的部队沿着陕西这条路开往山西。那时候，日本人已经进入了山西。

全面抗战开始前，何宏钧在川军的干部训练班学习。七七事变爆发后，他们这批学员尚有一年才能毕业，而现在提前毕业，被分配到川军各个部队里。何宏钧离开四川的时候，家中只有老母亲一个人，他和老母亲相依为命。而现在要开往山西作战，他都来不及给老母亲说一声，就背着步枪步行赶往山西前线。

这一路上，何宏钧依然是走了两个多月，翻山越岭，每天行军近百里，赶到了天寒地冻的山西。

当时，川军是中国所有军队中装备最差的，人们称其为“叫花子部队”，装备不足，弹药缺乏，出川的时候，有的士兵连一杆枪都没有，扛着大刀长矛就出川了。每人仅有一身衣服，衣服破破烂烂，来不及缝补，又加上连续行军，顾不得洗刷，每个人身上都有一股浓浓的汗臭味。所以，当川军来到山西后，阎锡山大为不满，他看着这些“叫花子部队”，轻蔑地问：“这样的部队还能打仗？”

民国时期的山西富甲一方，晋商曾经称霸中国经济几百年。阎锡山的晋绥军每人冬装夏装各两身，弹药充足，装备精良，所以，他看不起远道而来衣着破烂的川军。

川军怎么能够和晋绥军相比？

何宏钧说，出川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北方会那么寒冷，四川兵都是草鞋单衣，双手双脚冻得红肿，每天晚上都有人被冻死。当时的川军里连医院都没有，受冻生病了，也只能硬撑着，撑不过的，就死了。每天都能看到平板车拉着尸体倒进壕沟里，然后填埋。

川军战士李长维和何宏钧从四川盆地一路走到了太行山区的时候，张自忠将军所部59军的另一名士兵阮明刚，此时刚刚被抓了壮丁。

这一年，阮明刚16岁。

一天，16岁的阮明刚在湖北省随县安居镇的姨妈家做农活，田地里突然来了几个人，穿着黑色衣服。他们看到阮明刚，二话不说，就用绳子捆了起来，然后带到了乡公所。乡公所里还有一些青年，都和他一样被五花大绑，阮明刚一个人都不认识。到了黄昏，这些人都被解开绳索，吃了一顿饭后，就跟着几个当兵的人走了a走在黑暗中的乡间小路上，阮明刚牵挂着他放在田地中的农具，还有，姨妈也不知道他突然离开了，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走了半夜，阮明刚走进了一座兵营里，阮明刚此时才明白，他是被抓了壮丁。那时候，国民政府向各地摊派征兵名额，当地的保长为了完成任务，见生人就抓壮丁，谁家没有钱的也会被抓。

后来，阮明刚才知道，他走进的部队是张自忠的59军。在张自忠的严格训练下，阮明刚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战士。再后来，阮明刚跟随张自忠渡过襄河，向日军主动出击，张自忠将军牺牲于斯。

再后来，阮明刚跟随黄维刚军长抢夺张自忠将军的尸骨，也将日军的指挥官杀死了。

阮明刚被抓了壮丁时，李长维还在川军里。

长途跋涉来到山西前线忻口后，李长维才学会了使用步枪和投掷手榴弹。那时候，步枪和手榴弹是中国士兵最基本的装备。

李长维说，忻口战役打得很惨，尤其是在夜间反攻战中，中日双方发生了混战，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麒、旅长郑廷珍都牺牲了。在抗日战场上，郝梦龄是中国阵亡的第一位军长。

山西战事告一段落后，李长维和何宏钧接到命令，要开往徐州。

李长维、何宏钧、阮明刚，从不同的方向赶往徐州。徐州的上空，战云密布，中日双方的几十万军队在这里集结，一场大战即将爆发。

何宏钧最先赶到山东藤县，他所在的41军打响了藤县保卫战。41军的代理军长为川军将领王铭章。王铭章接到的命令是，坚守藤县三天，拖住日军。三天后，大批军队就会来到。

王铭章知道依靠装备简陋的41军，是无法阻挡如狼似虎的日军的，他召集全军将士，誓师道：“我们身为军人，牺牲本为天职，虽战至一兵一卒，亦无怨尤。不如此，则无以对国家，更不足以赎川军20年内战之罪愆！”

41军部署尚未完成，日军就开始了攻击。面对排山倒海一般呼啸而来的日军，王铭章将所有的部队收缩进城里，与日军对抗，他坚壁清野，焦土阻击，将城门全部封堵，日军很难攻打进来，而他们也无法出去。王铭章昭告全城官兵：“死守藤城，将士同心，城存与存，城亡与亡。”

王铭章和41军全体将士实现了自己的誓言。

何宏钧说，原定坚守三天的藤县县城，41军坚守了四天半。攻打藤县的是日军第10师团瀨谷支队，兵力多达7000人，各种大炮几十门，坦克几十辆，飞机30多架，而41军没有大炮，没有坦克，更没有飞机支援，只有迫击炮。这种迫击炮和日军的大炮也不是一个等量级的。日军的大炮一旦发现目标，就展开地毯式轰炸，而41军数量稀少的迫击炮打两炮后，就赶紧转移，否则会被日军大炮轰炸。当时41军的装备和日军濑谷支队比起来，就像大刀长矛与机关枪相比一样。

激战一天过后，何宏钧所部的营长负了重伤，副营长指挥作战，连长、排长几乎伤亡殆尽，新兵何宏钧做了营部副官。

第二天，何宏钧也负伤了。

日军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猛攻还没有来得及构筑工事的藤县县城，城墙倒塌，城门失陷，日军渐渐逼近县城中心的十字街道，王铭章带着警卫排在十字街道阻击，大呼杀敌，一架日军飞机掠过空中，投弹扫射，王铭章身中七弹，全身浴血。卫士扶着王铭章，王铭章用最后的力气髙喊：“不要管我，快杀鬼子”，喊完后，就闭上了眼睛。

警卫排全部壮烈殉国。

电影《血战台儿庄》里有王铭章死守藤县的情节，在日军四面合围中，王铭章拔枪自尽，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王铭章被日军飞机机枪扫射阵亡。

县城的战斗还在继续，每一条巷道、每一座房屋，都在激战。

何宏钧说，到处都是硝烟，到处都是火光，耳朵边到处都是爆炸声，川军子弟们，只要还能动的，就和日本人打。

第四天，枪声逐渐稀疏，日军占领了藤县。在一座大宅子里，300名重伤的川军子弟，听到藤县失守的消息后，他们拉响了手榴弹，300人全部牺牲。

何宏钧跟着轻伤员突围出来。

据后来的资料记载，当年从藤县突围而出的川军子弟，仅有17人。

此役，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死亡2000余人。

何宏钧退出了徐州战场，李长维、阮明刚分别从不同的方向来到了徐州战场。

经历了忻口会战，新兵李长维变成了一名老兵。那时候的中国军队因为武器简陋，死亡率非常高，每场战役结束，都要大量补充兵源，而当兵仅仅几个月的李长维，被收入张自忠的军队，成为了59军的一名班长。

阮明刚在湖北襄樊训练了两个月后，也跟随着张自忠开往徐州。阮明刚至今还能记得自己所在部队的番号是59军38师114团1营2连1排2班，军长叫张自忠，师长叫黄维刚，团长叫樊立山，营长叫靳云升，连长叫张心国，排长叫谭大胜。步入耄耋之年的阮明刚经常丢三落四，然而对自己的部队番号和各级长官的名字随口就能说出。

阮明刚说，张自忠将军黑脸光头，面目凶恶，身材魁梧，疾恶如仇，身高至少也有一米八，看起来威风凛凛。

刚刚赶到徐州的时候，张自忠给大家开会，要求严明纪律，说国家已经危难到了这种地步，老百姓遭受苦难，谁也不能残害老百姓。阮明刚记得张自忠在那次会上说：“杀一人如杀我父，奸一人如奸我母。”

战争还没有开始，张自忠先杀了两个人，一个是克扣士兵军饷的贪官，一个是自己的贴身卫士、手枪营营长孙二勇。

59军没有人不认识张自忠，而张自忠也能够认识59军很多士兵。阮明刚说，只要不打仗，张自忠就会和士兵们待在一起，他和士兵穿着同样的衣服，和士兵们谈笑风生，和士兵们一起吃饭，不认识的人，还以为这个光头大个子是一名炊事兵，没有人会想到他是军长。

民国时期的大文学家梁实秋曾经写过一篇《记张自忠将军》的文章。他见到张自忠将军的时候，张自忠将军已经升为第33集团军司令，司令部设在襄阳与当阳之间一个叫做快活林的小镇上。

梁实秋在文章中写道：

这司令部是一栋民房，真正的茅茨土屋，一明一暗，外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木桌，环列木头板凳，像是会议室，别无长物，里面是寝室，内有一架大木板床，床上放着薄薄的一条棉被，床前一张木桌，桌上放着一架电话和两三沓镇尺压着的公文，四壁萧然，简单到令人不能相信其中有人居住的程度。但是整洁干净，一尘不染。我们访问过多少个司令部，无论是后方的或是临近前线的，没有一个在简单朴素上能比得过这一个……

贵为集团军总司令，手下将士几十万，威势赫赫，为人却如此谦恭。每次经手军饷何止千万，雄踞一方，而生活却如此简朴。这样的将军让梁实秋至死也没有忘记。

张自忠将军是在与士兵们闲谈中，得知有一个克扣粮饷的军需官。张自忠喝令将这名贪官枪毙：国难当头，竟敢中饱私囊，要此人何用！

枪毙贪官，张自忠将军没有丝毫犹豫，然而枪毙手枪营营长孙二勇，张自忠将军流下了眼泪。

59军老兵阮明刚跟随张自忠将军开往台儿庄，大雨倾盆，每个人头上、身上都水流如注，但是，战士们还在一路疾走，日军已经逼近了台儿庄，藤县保卫战已经打响，王铭章带领川军正在与日军殊死作战，中央军、桂军、川军向台儿庄飞快集结。

突然，传来了口令：停止前进。

59军上万将士肃立雨中。

张自忠从队伍后面赶了上来，雨水像小溪一样顺着他的脸颊向下流淌，也一直流到了阮明刚的心里。张自忠阴沉着脸，他口中的每一个字都像石头一样，砸在水花四溅的泥泞的路面上。他说：“昨天夜里宿营，有一个兄弟糟蹋了房东的姑娘，人家16岁的黄花闺女，如今全毁了。”

每个人都知道这下闯了大祸，张自忠最看重的就是军纪，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欺负百姓，他说过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杀一人如杀我父，奸一人如奸我母。”

张自忠目光如炬，他说：“这事谁干的？男子汉敢作敢当，有种的就站出来。”

全体肃立，风声瑟瑟，无人应答。

张自忠的脸色非常冷，他说：“今晚宿营，以连为单位，谁的大腿有抓伤，就把谁给我揪过来。”顿了顿，张自忠大喊一声：“开拔。”

队伍又向台儿庄疾进。

昨天晚上，那名房东家的闺女，抓伤了糟蹋她的那人的大腿。

夜晚，干这事的人被揪过来了，竟然是军部手枪营营长孙二勇。

孙二勇骁勇善战，异常忠诚，跟随张自忠多年。喜峰口战场上，他手挥大刀砍下了18颗鬼子的人头；七七事变中，他率队守卫南苑，手下伤亡殆尽，而他绝处逢生；张自忠任北平市长时，刺客刺杀张自忠他用自己的胸脯挡住了射向张自忠的三颗枪弹，屹立不倒，把凶手吓软了。

然而，今天，孙二勇犯下的是天大的戒律。

张自忠沉吟了足足有五分钟，然后下令：“杀！”

天未亮，雨未停，队伍又出发。

这支英雄的军队，少了孙二勇。

阮明刚跟随张自忠将军驰援台儿庄，无日不在血战。

突然，一天晚上，有人走到了张自忠将军的身边，面黄肌瘦，形容枯槁，头发蓬乱，衣衫褴褛，张自忠一看，居然是孙二勇。

孙二勇跪倒在张自忠面前：“军长，我归队了。”

张自忠阴沉着脸，对传令兵说：“给他换衣服，让他吃饭。”突然又加重语气说：“关起来，听候处置。”

孙二勇能够回来，大家都非常高兴。敌我鏖战，旷日持久，伤亡惨重，当下正是用人之际。更何况，孙二勇是一员虎将。

孙二勇为什么能够不死？这事看起来很蹊跷。那天，行刑的士兵也许心中发慌，也许故意放孙二勇一马，也许孙二勇体力超常，那两枪只是把孙二勇打昏了。59军开拔后，当地的老百姓将孙二勇抬回家中，进行医治。伤口快要痊愈时，人们都劝他赶快逃跑，可是孙二勇坚决要回到张自忠身边，就这样，他一路追到了台儿庄。

这时候，台儿庄战役已经接近尾声。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张自忠痛苦地思索了一夜，第二天仍然决定：杀孙二勇！

所有人都为孙二勇求情，张自忠不为所动，他只说：“我要的是一支铁军。”

军部设宴为孙二勇送行，而所谓的宴席，也就是几盘平时张自忠也吃不上的肉菜。众将向孙二勇劝酒，孙二勇来者不拒，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吃得浑身热血沸腾。

黎明，在刑场，孙二勇请求张自忠能够让他上阵杀敌，他解开自己的衣服胸脯上后背上都是累累弹伤、刀伤。张自忠让师长、团长们解开衣服，每个人身上都伤痕累累。张自忠也解开了自己的衣服，他的身上也是刀伤纵横。孙二勇说：“军长，下辈子还做你的兵。”

一声枪响，硬汉孙二勇倒下了。

张自忠转身离去，脚步有些踉跄，他的眼中满是泪水。

两天后，59军取得大捷。

这场大捷叫做临沂大捷，是张自忠军事生涯中最辉煌的战例之一，是59军“一朝成名天下知”的经典战例。

阮明刚说，59军刚从湖北襄樊出发的时候，张自忠就严明纪律，“谁也不能祸害百姓，谁祸害百姓就枪毙谁。”张自忠还说了一句很粗的话：“要靠，就靠你姐你妹去，别害百姓了，百姓给你吃给你穿，就是你爹娘。”

阮明刚说，张自忠容貌威严，脸上有一颗痦子，他要求很严格，士兵们都有些怕他。他没事的时候，就摸着那颗痦子。

在忻口会战中，李长维所在的川军是和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作战；而在临沂大捷中，李长维所在的59军还是和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作战。在忻口会战后，李长维所在的川军彻底被打残，所剩无几的弟兄们划归了张自忠的59军。

板垣征四郎自幼学习中国文化，深谙中国民情风俗，而且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很小的时候，他就抱着建功立业的梦想来到了中国，参加了1904年的日俄战争，身负重伤，差点死亡。

日俄战争让板垣征四郎第一次了解到了中国东北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矿产资源，回国后，板垣征四郎就建议日本先占领东北，稳固基础，然后占领中国。这和日军很有名的战略家石原莞尔的想法如出一辙。很快地，和石原莞尔一样，板垣征四郎就将占领中国作为自己的目标，他先后来到了中国的云南和汉口。每到一地，板垣征四郎都会考察地理，绘制地图。在汉口，他与同样来到中国绘制地图为侵略战争做准备的石原莞尔一见如故，一拍即合，从此结下了友谊。

一八事变前夕，板垣征四郎先后在中国生活了2〇年，他像一名不辞劳苦的驴友一样，踏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他对中国的地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都了如指掌，他比中国的驴友还了解中国地理。

七七事变后，日军计划在河北保定涿州一带举行大会战，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第九旅团也被调离参战。而不满足于袖手旁观的板垣征四郎带领半个师团，和东条英机遥相呼应，沿着平绥线两侧，向南进攻。阎锡山的晋绥军紧急北上救援，当晋绥军主力进驻大同一线，缠住了东条英机时，板垣征四郎又带领半个师团，像一条滑润的泥鳅一样，沿着太行八陉，飞兵直下，直取平型关，打开山西门户。

太行八陉指军都陉、薄阴陉、飞狐陉、井陉、滏口陉、白陉、太行陉、帜关陉，古称太行八陉。这是今天的中国人几乎忘记了的军事险境，也是当时的人们很少走通的天堑雄关，而板垣征四郎不止一次在这里走过，绘制了详细的军事地图。当日军进入山西时，他们参考的就是板垣征四郎当初绘制的地形图，这份地形图比阎锡山手中的军事地图更详细。

中国地形复杂，民间方言中，有很多对独特地形的称谓，比如峁、崮、陉，等等。峁只出现在西北地区，指顶部浑圆、斜坡较陡的黄土丘陵；崮只出现在沂蒙山区，指四周陡峭、山顶较平的山；而陉只出现在太行山区，它指的是造成山脉中断的地形。太行山脉，它的绝对高度远远不及喜马拉雅山脉和冈底斯山脉这些在中国广为人知的山脉，甚至也不及附近的秦岭，但是太行山异常陡峭，很多地方都是直上直下，壁立千仞，根本就无法攀登。如果不沿着陉行走，只会困死山中。至今，太行山中还有与世隔绝的山村人家。

板垣征四郎攻打山西，实在是疯狂之举，它几乎打乱整个战略部署。

山西战事告一段落后，板垣征四郎又来到了徐州战场。

李长维、阮明刚跟随张自忠奔赴在通往临沂的道路上时，临沂保卫战已经开始。坚守临沂的是原西北军将领第3军团军团长庞炳勋，进攻临沂的是日军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

第3军团，虽号称军团，其实只有一个40军，40军，虽号称一个军，其实只有一个39师，士兵仅有一万人。第3军团，就是人们传统说法中的“杂牌军”。

而一万国军居然要抗击日军一个师团，而且这个师团还是日军的第5师团。全面抗战之初，日军的军力达到全盛时期，他们一个师团的战斗力最少相当于中国三个军。而在临沂，日军一个师团攻击的，却是一个中国师的防线。

庞炳勋原为西北军旧将，在与张作霖的部队作战时，腿脚负伤，走路一瘸一跛，人称“庞瘸子”。庞炳勋作战异常勇敢，每战必身先士卒，兼之智勇双全，累积战功，从士兵升至将军。

大战在即，李宗仁巡视第3军团，其实也就是巡视39师，他对庞炳勋说：“军人当为国家民族而战死战场，方死得其所。”庞炳勋说：“打了那么多年，互相残杀，让人寒心。今日与日军交战，死而无憾。”

大战在黎明前打响，第5师团出动了飞机、大炮，向着临沂城狂轰滥炸，城墙倒塌了，日军的坦克沿着倒塌的城墙开了进来。第3军团拼死坚守，士兵们腰缠手榴弹与坦克同归于尽，冲进城里的日军，又被赶了出去。

日军一连攻打多日，也无法攻入临沂。

后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敌军穷数曰的反复冲杀，伤亡枕藉，竟不能越雷池一步。当时随军在徐州一带观战的中外记者与友邦武官不下数十人，大家都想不到一支最优秀的‘皇军’竟受挫于一不见经传的支那‘杂牌’部队。一时中外哄传，彩声四起。”

然而，毕竟众寡悬殊，激战多日，第3军团还是无法抵挡第五师团疯狗一样的进攻，日军冲入了城里。庞炳勋把身边的警卫都送到了第一线战场，马夫、伙夫、担架兵、运输兵都从地上捡起枪支参加了战斗。庞炳勋身边再无可派之人，他拿着手枪，等着日军冲进来，决一死战。

当时，庞炳勋被压在了城内一角，渐渐逼近的日军的枪声都清晰可闻。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日军的背后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张自忠的59军赶到了。

张自忠的59军是一昼夜急行180里，风雨兼程赶来的。

几乎面临灭顶之灾的第3军团欢声雷动，军心大振。庞炳勋挥舞着手枪高喊：“杀出去！”

第5师团遭受两面夹击，狼狈退出了临沂城。

当时，庞炳勋没有想到，前来救援他的，是张自忠。两人素有仇隙，曾经一度不共戴天。

张自忠和庞炳勋此前都是西北军的旧将，军阀混战时期，有一次庞炳励被困，弹尽粮绝，几乎丧命，是张自忠率队救援了他。中原大战时期，西北军和晋绥军联合起来与蒋介石的中央军作战，庞炳勋阵前倒戈，投降了蒋介石，转身偷袭张自忠，张自忠差点死于他的枪口。张自忠逃过劫难后，曾发誓说：“与庞瘸子这等不忠不义之人，不共戴天，势不两立。”

后来，蒋介石统一各路军阀，张自忠虽与庞炳勋一同效力，但从无来往，即使见面，也是咬牙相向，怒目而视。

日军第五师团猛攻临沂城，庞炳勋危在旦夕，临沂城危如累卵，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手中再无可派之兵，只能派刚刚来到徐州报到的张自忠前去救援。张自忠毫不犹豫地领受了命令，然而，他在回到部队布置作战任务的时候，受到了很多西北军老将的抵制。他们说，对于庞瘸子这等不忠不义的人，不去攻打他就不错了，为什么现在还要去救他？

张自忠苦口婆心地给大家做工作。直至今日，59军的老兵们都记得张自忠在战前动员会上的讲话，他说，庞炳勋当年偷袭我，差点要了我的命，但是那场战争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争权夺利，是不光彩的。我和庞炳励的仇，那是私仇。现在，庞炳勋在和日本人作战，日本人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侵犯我河山，杀害我百姓，我们现在要报的，是国仇。在国仇面前，个人的私仇又算得了什么？如果我们今天看着日本人打进临沂城，坐视不救，我张自忠和59军的所有弟兄都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张自忠一席话拨开迷雾见晴天，59军高呼：驰援临沂，杀尽日军。

阮明刚说，那年在临沂打仗，打得很惨，日本人有飞机有坦克，59军都没有，59军最好的武器，就是重机枪。一个重机枪至少需要十几个人伺候，四个人抬着，其余的人背子弹。重机枪的子弹和步枪的子弹不一样，比步枪子弹要大很多，而且，重机枪非常费子弹，一架重机枪，要配置几千发子弹。而在追击敌人的时候，重机枪边跑边打，四个人抬着，一个人射击，后面是背着子弹的人跟着。所以，重机枪对身体素质要求很高。

59军的重机枪很少，打仗主要依靠轻机枪。

阮明刚在临沂战役中，是一名副机枪手。

阮明刚说，一挺轻机枪重17斤，发射两种弹，一种子弹的后面是红色的，一种子弹的后面是绿色的。而汉阳造子弹的后面是黑色的。轻机枪手也要求身体素质很好，要求能够一手提着17斤重的轻机枪冲锋，不能落在手持汉阳造的士兵后面。

至于为什么有的子弹是红色，有的子弹是绿色，阮明刚没有说。我想，可能是不同的兵工厂生产的吧，因为那时候的轻机枪，不可能发射燃烧弹，也不可能发射曳光弹，它只能发射机枪子弹。

临沂战役中，59军的子弹不够用，张自忠向李宗仁请求支援弹药和武器。李宗仁只给了一些手榴弹。那时候中国的兵工厂生产不出坦克、大炮，就只好用简陋的设备大量生产手榴弹。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只有中国的军队才有投弹训练，要求投弹达到多少米，才是一名合格的战士。看看欧洲的“二战”电影，几乎见不到士兵们投弹的镜头；再看看中国的抗战电影，没有一部里面没有投弹的镜头。

临沂战役是新兵阮明刚参加的第一场战役。在这场战役中，阮明刚打死了一名日本鬼子。

59军来到临沂的时候，临沂几乎被日军全部占领。张自忠下令：冲进城去，杀光日军。这一年来，全国人都在骂张自忠是汉奸，张自忠心中憋着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一直渴望着能够喷薄而出，现在，日军就在眼前，他双眼血红，提着驳壳枪就冲了上去，卫兵拦也拦不住。军长身先士卒，士兵们更是战意盎然，他们像一群野狼一样嗷嗷叫着冲向临沂城。

几十年后，阮明刚还能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参战的经历。他说，每一处阵地都经历了反复争夺，死人一堆一堆，像田野里割倒的麦捆子一样，地面都被血染红了，双脚踩上去黏黏的。日本人一批一批地拥上来，战士们用手榴弹把他们砸退了，这时候，步枪已经用不上了，因为步枪打一枪上一发子弹，太慢了，你的子弹还没有换上，日本人已经冲到了跟前。所以，这时候最好的武器就是手榴弹，噼里啪啦地砸过去，像下了一锅饺子。但是，扔手榴弹也有学问，扔得早了，日本人又会回掷过来，造成自己人伤亡。所以，手榴弹的拉环一扯开，心中默数一二三，再扔出来，刚好落地的时候就爆炸。

阮明刚是副机枪手，专门给轻机枪喂子弹。他说，轻机枪有两个枪管，轮换使用。一个打热了，就换另一个。

战士们奋勇作战，还是阻挡不住日本人如潮的进攻。双方开始拼刺刀。

阮明刚说，日军一看要拼刺刀了，都把子弹先退出来。中国军人不会到没有子弹的时候才拼刺刀，而是给枪里留一颗子弹，装作子弹打完了，和日本人拼刺刀。日本人哇哇叫着扑上来，中国军人也大喊着迎上去。拼刺刀的时候，都要喊叫，是为了给自己壮胆，也是为了威吓对方，占据心理优势。抗战前期的鬼子很硬，你喊，他也喊；后期的鬼子很软蛋，你一喊，就吓坏了，转过身夹着尾巴跑了。

有人分析说，日军拼刺刀是真拼，中国人拼刺刀是半真半假，能拼过你，就用刺刀；拼不过你，就开枪打。所以，前期鬼子的单兵作战能力很强，个个都是拼刺刀的好手，但是，只要一拼刺刀，死的竟然比中国人多。

日军冲上来的时候，阮明刚没有步枪，只有机枪，机枪手牺牲了，他操起17斤重的轻机枪，抡得像车轮一样。一名日本兵端着刺刀冲上来，阮明刚一枪托砸在了他的肩膀上，日本兵踉踉跄跄，阮明刚又抡起机枪，斜着砸在日本兵的太阳穴上，日本人倒了下去，脑袋像开飙的西瓜一样姹紫嫣红，鲜艳夺目。

阮明刚的力气很大。我在采访他的时候，同村的人说，阮明刚50多岁的时候，两个壮小伙也无法近身。今年93岁了，他有时候还去地里干农活。

临沂战役前夕，板垣征四郎计算了59军和临沂之间的距离，认为59军要赶到临沂增援，最少也要三天。而在这三天里，板垣征四郎完全能够吃掉庞炳勋，然后转身对付远道而来的张自忠。他没有想到的是，张自忠的59军一昼夜强行军180里，赶到了沂水岸边。此时，庞炳勋被压在城内一角，拼死抵抗。

庞炳勋见到张自忠，握着他的手，百感交集地说，老弟啊，为兄过去对不起你，没想到你还能来救我。如果你再晚来一步，就只能收拾为兄这把老骨头了。

当时，庞炳勋已经年逾花甲，而张自忠将军46岁。张自忠说，庞兄放心，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小弟一定拼死替你打赢这一仗。

此后，庞炳勋与张自忠成为生死之交。

59军的临沂战役一共经历了五天，从1938年3月14日将士们夜渡沂水，用手榴弹和刺刀向日军猛攻开始，五天后的3月19日，张自忠下达了总攻击令，59军所有将士高呼着口号，冲向敌阵，战至夜半，板垣征四郎终于胆怯了，以放火为号，日军全面退却。

老兵们说：“五天五夜，都没有睡过觉，实在太困了，就抱着枪猫着腰打个盹，鬼子上来了，又端着枪把鬼子压下去。”

阮明刚说，这五天里，日军白天进攻，依仗着飞机、大炮和坦克，抢占了59军的阵地，而夜晚来临的时候，59军则摸上被日军占领的阵地，与日军短兵相接，用手榴弹和刺刀又将日军赶走。城中拼死坚守的庞炳勋军团也趁势反击，第5师团占不到便宜，只好狼狈逃窜。

老兵们说，日军逃走的时候，光死尸就装了120辆卡车。还有900多具死尸来不及运走，日军只好砍下这些死尸的右手，装在卡车上。

第5师团，日军的甲级师团，板垣征四郎吹嘘天下无敌的第5师团，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一败于林彪，二败于张自忠。号称“铁军”的第5师团，却都败于武器装备极为落后的八路军之手和一向瞧不上眼的杂牌军之手，板垣征四郎颜面扫尽，痛心疾首，几乎要切腹自杀。

临沂战役，日军伤亡4000余人，而被59军伤亡的，就多达3000余人。第3军团和59军也伤亡9210人，而59军伤亡4482人，其中军官伤亡199人。这场战役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刘家湖之役，59军全歼日军第3大队一千余人。而59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仅全体阵亡的就有26旅678团2营和113旅226团第6、第10连，114旅227团第12连，225团第7连。张自忠看到曾经生死与共的弟兄战死沙场，心情沉重地说，真比油煎心肠还狠。

临沂战役结束后，阮明刚所在的连队仅剩七八个人，他升为机枪手；李长维所在的连队仅剩十几个人，他升为副排长。

而此战，张自忠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到临沂的。在临沂之役前夕，他曾致电西北军旧将鹿钟麟：“战而死，虽死犹生；不战而生，虽生亦死。”而以后在每次战役中，张自忠都把它当成自己参加的最后一次战役。

临沂之役震动全国，而取得临沂大捷的，竟是当初万民口诛笔伐欲置其于死地的张自忠，当时的人们无不恻然，怆然，戚戚然。

张自忠将军一战成名，洗刷了自己身上的汉奸罪名，抹去了泼在自己身上的积年脏水。

此战之后，再无人说张自忠是汉奸。

此战之后，张自忠升为27军团军团长，兼59军军长；半年后，又升为33集团军总司令。

惨烈的潢川

藤县和临沂的拼死抵抗，为李宗仁在徐州布防，赢得了宝贵的半个月时间。第20军团和第二集团军在这段时间里赶到了徐州。

攻占了藤县的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转向台儿庄方向进攻。如果台儿庄被日军占领，日军可从陇海线东面对徐州形成包围，又可从背后进攻临沂守军，协助坂垣师团突破此防线南下。台儿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李宗仁又命孙连仲开往台儿庄坚守。

濑谷支队占领了藤城后，第10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得意忘形，他把牛皮吹得震天响，对日本的记者吹嘘：“在第10师团面前，世界上所有的军队都形同蚂蚁。”

矶谷廉介的牛皮确实吹得太早了。紧接着，在台儿庄，瀨谷支队进攻受阻，第10师团遭受惨重死亡，日本大本营极不满意，将矶谷廉介撤换了，新上任的第10师团师团长是筱冢义男中将，这个名字中国人很熟悉，因为他在电视剧《亮剑》中出现过，任日军华北方面第一军司令，经常和那个喜欢吹牛皮的日军特种部队指挥官山本一木在一起讨论战略问题，当然，山本一木是虚构的，而筱冢义男中将和山本一木讨论李云龙的独立团也是虚构的，因为身为日军第1军司令官，根本不可能关注到中国军队一个团的建制，如果这样，筱冢义男的身份应该是旅团长而不是司令官。再说，李云龙所在的八路军129师独立团这个番号根本就不存在。翻遍129师的战史，也找不到李云龙任团长的独立团、丁伟任团长的新一团、孔捷任团长的新二团的番号。772团的番号倒有，不过团长不是李云龙口中的“程瞎子”，而是大名鼎鼎的八路军名将叶成焕。

在台儿庄战役中，与中国军队对决的，一个是矶谷廉介的第10师团，一个是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

台儿庄战役打响时，进攻台儿庄的急先锋是第10师团的濑谷支队。而坚守台儿庄的是第二集团军31师。第二集团军，说是集团军，其实编制相当于一个军，下辖三个师：27师、30师、31师。

抗战之初，中国的军队编制是比较混乱的。按照作战区域，全国分为十个战区：第一战区司令为蒋介石兼任，后为卫立煌，下辖两个集团军和一个军团，两个集团军分别为宋哲元的第一集团军和商震的第20集团军，一个军团是汤恩伯的第20军团。第一集团军下辖三个军，番号最小的是张自忠的59军；第20集团军只有32军；第20军团有两个军，关麟征的52军就在汤恩伯军团。第二战区司令为阎锡山，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就在这个战区。第三战区司令最初也是蒋介石兼任，后为顾祝同。第四战区司令为何应钦。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目前正在组织徐州会战。第六战区司令陈诚。第七战区司令刘湘，作战区域是四川，刘湘死后，因为四川为抗战大后方，该战区撤销。第八战区司令朱绍良，主要负责甘肃、青海、宁夏一带的防御，而日军从来就没有打进过这些地方。第九战区司令薛岳，主要负责湖南防务，进行过三次长沙会战□第十战区是1945年才设立的，司令为李品仙，下辖两个军，第7军和48军。

抗战初期，军是战略单位，师是基本作战单位，而集团军，又介于战区与军之间的战役兵团指挥单位。集团军有大有小，大的集团军下面会有五六个军，而小的集团军，比如坚守临沂的庞炳勋的集团军下辖一个军，而这个军又仅有一个师。说是集团军，其实只有一个师。

至于军团，又和集团军处于平等位置，抗战开始不久，军团的编制就被撤销了。

31师在台儿庄经历了一场血战。

孙连仲知道，依靠劣等装备是无法与日军抗衡的，他在战前告诫战士们，白天要依靠地形阻击敌人，夜晚依靠逆袭反击敌人，没有命令，谁也不能退出台儿庄一步。

日军的进攻依然是炮兵轰，坦克冲，坦克后面跟着蚂蚁一样的步兵。31师面对日军的炮兵只能选择躲避，面对日军的坦克照样没有办法，他们没有反坦克炮。后来，老兵们就想出了一个土办法，把20颗手榴弹绑成一束，敢死队提着这样的集束手榴弹去炸坦克。即使侥幸炸毁了坦克，而敢死队员也不会活着回来，因为坦克后面是密密麻麻的日军步兵。

10日后，日军攻破了台儿庄的东南门，侵入城内百余米，同时释放毒气。中国守军死亡高达十分之八。

李宗仁一面催促还在路上的汤恩伯军团疾速增援，一面询问台儿庄战况，让孙连仲无论如何也要坚持到第二天拂晓。李宗仁询问孙连仲有无决心，孙连仲斩钉截铁地回答：“我第二集团军纵然牺牲殆尽，也不后退一步，连仲亦以一死报国家。”

孙连仲集合所有可用之兵，准备午夜逆袭日军。

一直在台儿庄苦战的31师师长池峰城打来电话，说日军攻势甚猛，我军伤亡几乎殆尽，请示可否让残军退出台儿庄，撤至运河南岸。孙连仲命令道：“士兵打完了，你自己填上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有敢过河者，杀无赦！”

池峰城苦苦支撑到午夜，孙连仲派来的几十名援兵到了，池峰城一看，竟然是司令部的炊事兵、担架兵和一些还能动弹的伤兵。

池峰城想组织敢死队反攻，尽管剩下几百人，而且被日军逼迫到了台儿庄一隅，然而，池峰城还是想反攻，如果不能趁着夜晚反攻，天明日军的飞机、大炮过来轰炸，这仅有的一隅也会很快丢失。

然而，依靠这些炊事兵和担架兵又怎么能够组织起一次有效的反攻？池峰城忧心如焚。就在这时候，城外与另一路日军激战了十多天的30师派来了一路援军。

这路援军是一营人马，由营长仵德厚率领。仵德厚当时任30师176团3营营长。

仵德厚家在陕西泾阳，距离我的家乡只有一百多公里，属于关中平原地区的西府，而泾阳名字，是因为居于泾河之北而得名。山之南为阳，山之北为阴；水之南为阴，水之北为阳。泾河是一条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河流，诗经有云：“泾以渭浊，堤堤其址。”老祖先据此创造了“泾渭分明”这个成语，因为泾河水流清澈，渭河浊浪翻腾，渭河是黄河的支流，泾河又是渭河的支流，泾河渭河交汇的时候，能够清晰地看到清水浊流并驾齐驱。陕西是十三朝古都，随处捡起一块瓦片，也无不打着历史文化的烙印。

风烛残年的仵德厚，仍然对台儿庄战役记忆犹新，他说，那天晚上，他带着一营人，是趁着夜色偷偷渡过运河，来增援池峰城的。在一座大桥下面，池峰城向他布置任务，要他冲到城东，与坚守在那里的31师一个营取得联系，共同防御城东阵地。

而现在，31师这一营士兵已经失去联系，他们是死是活，不得而知。

仵德厚带着挑选的40名敢死队员出发了。每个敢死队员带着七拼八凑才凑齐的100发步枪子弹，身后挂着一排四枚手榴弹，胸前还吊着一排四枚手榴弹，背后插着大刀。除轻机枪手外，每三人一个战斗小组，每组再扛上一箱手榴弹。手榴弹，是当时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最主要的武器。

摸黑走了几百米，就遇到了日军城墙下的阵地，敢死队先投掷手榴弹，然后在火光中抽出大刀，齐声呐喊着冲上去，将阻拦的日军全部剁翻了。

敢死队冲入了一条街巷，街道两边都是两米多高的山墙。一墙之隔，隔开了日军的兵营和敢死队。两边都看不到对方，但是都能听到对方的喊杀声。手榴弹在山墙的两边飞来飞去，爆炸声接踵而起。一枚日军投掷的手榴弹落在仵德厚的脚边，像个陀螺一样冒着青烟打着转，一名战士看到了，眼疾手快，捡起来丢到了山墙的那一边。

因为隔着高大的山墙，无法射击，双方都在山墙上凿洞，把枪架在洞口向对方射击。那时候，北方的墙壁都是用土垒砌而成，易于凿挖。敢死队在这边用大刀凿洞，日军在那边端着刺刀凿洞，凿着凿着，双方的刀具碰在了一起，就透过山墙向对方乱捅。捅不上了，就把枪架在洞口射击。谁先占据了洞口，谁就占据了优势。

山墙被凿成了马蜂窝，日军把机枪抬过来，架在洞口向敢死队射击，敢死队里的几个壮小伙发一声喊，一齐用肩膀撞向了山墙，山墙轰然倒塌，日军机枪和机枪手都被埋在了山墙下。

仵德厚率领敢死队经过一夜激战，山墙两边的日军被全部消灭，敢死队冲向城东，与原31师的那个营汇合，这个营连日苦战，伤亡惨重。

占领了台儿庄西北角的一股日军，对进入城内的敢死队发动攻击，城外的日军也拥入城内进行增援。仵德厚命令仅有的一门迫击炮向西南角轰击，日军的断肢残臂在炮声中四散飞溅。仵德厚又命令两挺重机枪架在城墙上，向沿着交通壕增援的日军疯狂扫射，日军的死尸堆满了交通壕，进人的道路被隔断。

几十年后，仵德厚一直记得一个名叫沙纪成的排长。那天，仵德厚命令沙纪成率领一支敢死队向西南角的日军发起攻击，夺回阵地。

沙纪成腰间缠满手榴弹，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带着敢死队出发了。他们来到日军占领的阵地前，被一面高墙阻挡了。沙纪成解下腰间的手榴弹，绑在一起，隔着高墙扔进去，然后，趁着硝烟未散，敢死队搭着人梯翻越高墙。沙纪成第一个攀上去，刚刚攀上墙头，日军的机枪射来，沙纪成掉了下来，再也没有站起来。

敢死队又搭起了人梯，在没有攀上墙头时，先把手榴弹扔过去，然后在墙头上架起机枪向里面扫射，压制住了日军的火力。接着，敢死队一个接一个翻过墙头，将围墙内的日军全部消灭。

此役过后，将近40名敢死队员，仅有两人幸存，身带重伤。

三天后，中国军队完成了合围任务后，李宗仁下达了全线攻击令。日军矶谷廉介第10师团、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阵脚大乱，狼奔豕突，向北逃窜。

台儿庄战役，李宗仁率领的各类杂牌军，以伤亡两万将士的代价，击溃了日军两个精锐师团的进攻，横行一时的第10师团濑谷支队被歼灭大半，第10师团另一个旅团坂本支队也被消灭过半，第10师团被打成残疾，第5师团也伤痕累累。台儿庄战役，是全面抗战以来，战果最辉煌的一次战役。

台儿庄战役也引来了各国军人的观摩，其中有一名来自美国的军人名叫卡尔逊。

毕业于西点军校的卡尔逊当时是美国海军部观察员，军衔是中校。

台儿庄激战正酣的时候，卡尔逊就来到了前线，会见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还进入台儿庄，与一线守卫的池峰城会见，他自始至终看到了台儿庄激战的场面。

日军被击败后，卡尔逊又来到了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的台儿庄，他在给美国海军部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日本人没时间掩埋他们的死者，到处都有黑色的残骸，说明直到最后一分钟，日军还在焚烧战死者的尸体。走到北部城墙外的田野上，我们看到了四辆被炸毁的坦克，坦克兵肿胀的尸体躺在外面。这种坦克是中型的，每辆配置一门54毫米口径的大炮和两挺6.5毫米的机枪。城北两英里的邵庄有个被中国军队摧毁的日军炮兵阵地，有近300匹战马被击毙。炮群周围的地面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弹坑。几辆弹药卡车和拖车翻倒在这些房子的一侧。房子的墙壁变成了碎石瓦砾。墙内有25或35匹马的尸体，其他地方也到处横着马尸。显然是中国军队155毫米的大炮准确地击中了这个地方。”

美国人的叙述笔法很精细，他们能够由表及里，透过结果来分析原因。卡尔逊留下的这份报告，带给我们的阅读快感远远超过当时古板的新闻报道。

关于卡尔逊，我在后面的章节中还要详细写到。这个喜欢冒险的美国人，后来来到了中国北方根据地，跟着八路军学习游击战术，并把游击战术运用到了美国的太平洋战场，给了日军很大杀伤。

日军两个精锐师团在台儿庄惨败，引起日本大本营的极大震惊。

台儿庄大捷后，日军看到徐州附近集结了中国大量部队，便命令第5师团和第10师团不惜一切代价拖住中国军队，又火速纠集了13个师团，向徐州方向疾进。

此时，徐州一带的中国军队多达64个师，60万人。60万对付日军40万人，没有胜算，因为中国军队的装备和日军不能相比，而且徐州一带平原丘陵，最适宜日军机械化部队调动。再加上60万人聚集一地，后勤补给线又时时遭受日军轰炸，吃饭成了大问题。所以，统帅部决定弃守徐州，向河南、安徽的山区撤退。

即使撤退，中国军队也面临着巨大的危险。59军老兵李长维说，我们依靠双脚一天只能撤退一百多里，而日本的卡车和坦克只要三四个小时就赶上了。而且，我们的撤退方向，日军的飞机在天上看得清清楚楚。这时候，可能我们还没有撤人山区，就会被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全歼。

李宗仁留下了两支部队阻击日军，这两支部队都是李宗仁的起家部队桂军。

梁天恩参加了这次阻击日军追击的作战，他是第7军的一名排长。他说，在那种情况下，谁都知道留下来就意味着死亡，这是丢卒保车之计。然而，除了这种办法，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留下来阻敌的两支军队是：第7军第171师师长杨俊昌率领的一个团，坚守宿县，阻击沿津浦线南下的日军；48军173师副师长周元率领的1033团，坚守蒙城，阻击蚌埠方向西进之敌。

蒙城三日血战，周元牺牲，全团战士2400人，损失大半。

日军的包围圈没有形成，中国军队就撤离了。

张自忠带着59军从山东撤往湖北。李长维说，这一路上，所经过的村庄都是空荡荡的房子，因为日本人要来，老百姓们都躲进了山中。有的人家锅碗瓢盆都还在，显然走得很仓促。那时候，一口铁锅就是一个家庭的重要财产。

天下大雨，士兵们没有地方躲雨，就走进了这些虚掩的或者敞开的房间里，炕面上、地面上都是人，刚刚躺下去就鼾声大作，可是睡着睡着就睡不着了，不断地扭动，不断地翻身，在身上到处抠抓，指甲划过皮肤的窓窸窣窣的声音让人头皮发麻。后来，有人骂骂咧咧地站起来，走到房子外面，看到雨停了，就在院子里点起了一堆篝火，光着身子，把衣服放在火焰上使劲抖动，火焰噼噼啪啪作响，突然蹿高了，然后再把衣服穿上，回到房子里继续睡觉。很多人看到这个好方法，也跑到院子里，把衣服脱下来，放在火焰上抖动。

掉落在火焰里的，是虱子。

这时候，已经是夏天，但是59军的单衣还没有发下来，部队一直在打仗，一直在变换地点，单衣不知道该送往哪里，就算送来了，也不够一人一件。老兵说，那时候，一个班才平均一条毛毯，冬天来了，还穿着草鞋作战。

因为不能讲究个人卫生，有一种叫作疥疮的皮肤病开始在部队里蔓延，皮肤瘙痒，一抓就破，让人痛苦不堪。到了河南境内的一个地方，当地有很多温泉水，水中含有硫黄，可以医治皮肤病。59军破例放假两小时，大家争先恐后跳进温泉里。

张自忠将军的侄女张廉瑜此后回忆说，1938年6月，伯母患病，父亲派家里的用人宋茂堂给伯父送去一封信。那时，伯父已率部从台儿庄撤下，到豫南许昌驻马店一带整训队伍，他的军部设在一个关帝庙里。伯父接到家信后，给伯母回了一封信，让宋茂堂缝在衣领上带回。这封信字写得很大，只有34个字，大意是：接七弟信，知你患病，盼望你安心治疗，多加保重，能早日恢复健康。伯父在驻马店休整了几个月，武汉保卫战打响后，又率部开到潢川阻击日军。后来，他通过设在天津的秘密电台与家联系，让全家迁往上海。

这时候，张自忠升为33集团军总司令。

那时候的条件极为艰苦，但是老兵们提起当年的生活，都充满了民族自豪感，很多人能够随口咏出当年的文章：壮哉中国，名列四强；物产丰富，人多地广。省有卅五，彼此接壤：苏浙皖赣，川黔鄂湘，云南福建，东西两广，冀鲁晋豫，陕甘宁康，察绥热河，青海新疆，东北三省，新分九疆，台湾收复，失地重光……

台湾在甲午战争后的1895年被日本人占领，东三省在1931年被日本人占领。

1938年5月，徐州会战刚刚结束；1938年6月，武汉会战又开始了。时间仅仅相隔一个月。

张自忠带着部队刚刚从山东撤退到河南潢川，席不暇暖，又参加了武汉会战，在武汉北面阻击增援的日军。

武汉会战历时四个月。武汉会战结束后，抗战就转入了相持阶段。

这15个月里，正面战场一直后退失地，为什么不能视为失败？蒋介石曾经说过一句话：“全国军队之后退，绝不能谓为日本之胜利。”15个月过后，中国军队实力仍在，而日军却再也无力进攻。抗战一开始，中国军队就遵循蒋百里的战略方针，以空间换时间，消耗敌人。中国地域广阔，有着广泛的辗转腾挪的空间。当年的中国，方针为长期抗战；当年的日本，方针为速战速决。15个月过去了，中国的战略方针实现了，而日本的战略方针失败了。

这15个月里，中国军队组织了四次大的会战，分别为忻口会战、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而大小战斗更以千百计。四次大会战中，最波澜壮阔的是武汉会战。武汉会战，地域涵盖安徽、两湖、河南、江西。中国参战部队高达118个师，远远高于淞沪会战的70个师；日军的兵力也是历次会战中投入最多的，高达14个师团，是日军所有兵力的一半。

武汉，是当时国民政府控制的最后一个重工业城市，日本想当然地认为，武汉丢失，退入西南农业山区，中国就会灭亡。

所以，日本远在七七事变前夕，就制定了第一个占领武汉的计划：华北方面军沿着平汉铁路向南直取武汉。平汉铁路是中国第一条铁路，是当年张之洞修建的，从北平直达武汉。可是，日军占领了华北后，华北方面军却被八路军的游击战争捆住了手脚，铁路常常被破坏，公路常常被挖掘，炮楼常常被端掉，小股日军常常被歼灭。这一时期，八路军较大规模的战斗就有平型关战斗、七亘村战斗、广阳战役、晋察冀军区围攻战役、晋西北反围攻战役、午城井沟战斗、易涞战役、神头岭战斗、漳南战役、长岗战斗、薛公岭战斗……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的两支中国军队密切合作，共同对外。

日军不得不放弃了第一个方案，于1938年4月又制定了第二个进攻武汉的作战计划：在黄淮之间集结兵力，沿着平原地带进攻武汉。

第二个方案仍然有利于日军的机械化部队运行，而不利于中国的草鞋部队行进。黄淮平原，位于河南省东部、山东省西部的黄河以南，及安徽省、江苏省的淮河以北。这个平原由黄河、淮河下游泥沙冲积而成，地形极为平坦，交通便利，阡陌道路四通八达。然而，就在大量日军集结在了黄淮平原地区，准备西向进攻时，花园口决堤了，汹涌的黄河水掀起冲天巨浪，淹没了黄淮平原的所有道路，日军的重型武器陷入黄色的淤泥中难以自拔，汽车、摩托车在泥泞中裹足不前。

花园口决堤，尽管迟滞了日军的步伐，但是却给广大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无数百姓举家搬迁，走上了背井离乡的流亡之途。战争，说到底是为了保护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而轰炸花园口，完成了日军想要完成的任务。所以，这是一着臭棋。

花园口被炸后，日军开始实施第三个方案，集中兵力，沿着长江航线进攻武汉。

三个进攻武汉的方案，一个不如一个。沿着平汉线进攻是上策，沿着黄淮平原进攻是中策，沿着长江进攻是下策。如果沿着长江进攻，中国军队只要扼守长江一线，日军就进退两难，而且，几十万日军摆渡，哪里会有那么多的船只？日军的运营能力远远达不到一次性运输几十万兵力，此时日军兵力被分隔在黄泛区各个地方，怎么办？日军只好将庞大的军队沿着铁路线运到了江苏连云港，然后从连云港装船运到吴淞口，再从吴淞口沿着长江北上，来到安庆，然后在安庆进行集结，然后再水陆两路，向武汉进攻。同时，命令黄泛区各线的日军向武汉集中。这个方案是下下策。

日军折腾来倒腾去，让中国军队有了充足的布防时间。

名为武汉会战，却不战于武汉。

武汉保卫战吸取了南京保卫战的教训，将兵力广泛分散在武汉外围，由死守变为游击，从武汉外围的两湖、河南、江西、安徽等地，全方位地牵制日军。

中国军队知道在日军机械化的武器进攻中，武汉难以坚守。所以，一方面命令各地严防死守，一方面将武汉的重工业设备，以最快的速度集中在宜昌，然后走水路运往重庆。可是，要运输这些设备，没有那么多船，卢作孚的民生公司挺身而出，不分昼夜地抢运战略物资，当武汉失守，长江枯水期来临的时候，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胜利结束。

徐州会战刚刚结束，在遥远的陕北窑洞里，毛泽东开始写一篇即将对抗战产生重要影响的文章——《论持久战》。

这篇长达五万字的文章，毛泽东连写八天九夜，用毛笔书写，一气呵成。

一本美国人特里尔所写的《毛泽东传》中形象地描写了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的情景：

毛坐在窑洞里的书桌边，微弱的灯光照亮他苍白的脸。他两天没有睡觉，只吃了一点点东西。五天以后，写满了显示毛性格特点的草体字的稿纸，已有一大摞，而毛的体重减轻了。第七天，毛突然痛得跳了起来，他右脚上穿的鞋被火盆中的火烧了一个洞，而他还在沉思。到了第八天，他突然感到头痛，医生给他赶来诊断后，他仍继续写作。到了第九天，终于完成了这篇长达五万字的论文。

毛泽东连夜赶写这篇《论持久战》，目的在于告诉人们中国绝不会亡国。

《论持久战》完稿后，据说毛泽东又修改了七遍，然后在延安召开的抗日战争研究会上进行演讲，时间持续了八天。他详细阐述了中国不会亡国，而中国必将战胜的理论。《论持久战》第一次将战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后来，战争的进程果然按照毛泽东的预测在进行。

《论持久战》在延安出版后，周恩来送给了白崇禧一本，白崇禧阅后，大加赞赏，推荐给蒋介石阅读，蒋介石读后，也非常赞同。接着，白崇禧将《论持久战》概括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武汉会战长达五个月，日军始终无法接近武汉一步，武汉的战略物资安全撤离后，中国军队放弃了抵抗，日军在付出了巨大牺牲后，占领的只是一座空城。

在武汉保卫战中，毛泽东的想法很正确。毛泽东和洛夫、陈云、刘少奇等人所发的《1938年8月6日关于保卫武汉的方针问题的指示》中说：“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

毛泽东等人早在武汉会战结束前的两个月，就建议放弃武汉，保存实力。毛泽东是游击战的专家，他知道“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共产党作战从来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因为决定战争的因素不是土地，而是人。

武汉会战中，李长维、阮明刚、郭荣昌跟着59军军长张自忠参加了潢川战斗。

李长维说，潢川战斗的时候，日军攻击很猛，战争没日没夜地进行，每一处阵地都要反复争夺很多次。

阮明刚说，我们那个连守卫一个阵地，半天下来，就只剩下了18个人。

郭荣昌说，潢川战斗结束后，我们一营人只剩下了13个人。

郭荣昌出生在河南泌阳。1938年6月的一天，20岁的身材高大的他从村里出发，去给在县城教书的父亲送夏季的衣服。走到县城的时候，他已经很累了，就坐在县衙门口的台阶上。刚刚喘了一口气，就看到院子里走出了一个20多岁的青年男子，腰间别着盒子枪，他和郭荣昌还没有聊几句，院子里又走出了一个身材健壮的30多岁的男子，20多岁的男子看到他，立正敬礼，郭荣昌猜想这个30多岁的男子是个当官的，赶紧站了起来。

30多岁的男子和郭荣昌一比个子，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他问郭荣昌想不想当兵。郭荣昌连想也没有想，就说“想当兵”。

30岁的男子在郭荣昌胸口捶了一拳说：“好，从今天开始，你就做我的卫士。”

郭荣昌跟着30多岁的男子走进了院子，后来他才知道这个身体结实的男子，是59军38师师长黄维刚。在台儿庄战役中，黄维刚的警卫全部牺牲了。

郭荣昌训练了三个月，战争就开始了。与郭荣昌所在的59军作战的，是日军第10师团。

59军接到的命令是坚守豫南重镇潢川12日，完成临近部队的集结。当时，天降大雨，道路泥泞，59军大多数士兵都来自北方，不能适应这种恶劣的天气，恶性痢疾在军中蔓延，药品匮乏，每天都有几十名士兵死亡。然而，当时日军第10师团也在奔赴潢川，张自忠只能严令部队冒雨跑步前进。最终，抢在日军前面占领了潢川。

潢川一马平川，易攻难守，张自忠将59军独立旅放在潢川城里，其余部队在潢川城外梯次防守。日军全力扑向潢川，张自忠命令防守潢川的独立旅旅长安克敏：“死守潢川，潢川就是你的棺材！”安克敏命令士兵把潢川四座城门全部堵死，护城河上的桥梁全部拆除，他要求所有人血战到底，“潢川城就是我们的棺材！”

张自忠也在发高烧，拉痢疾，浑身虚弱，但是他强撑身体，指挥作战，他发给全军的手谕斩钉截铁，掷地有声：“各部队长必须亲自督促所部抢筑工事，不惜一切牺牲，与阵地共存亡！”

阮明刚说，大战来临，没有人感到害怕，大家同仇敌忾，会写字的写血书，不会写字的让别人代写。一名战友把一双还没有舍得穿的布鞋塞到阮明刚手中，对他说：“我没有啥值钱东西，我死了，这双鞋给你穿。”

潢川战斗一开始就异常激烈。

第10师团在台儿庄曾被张自忠的59军击败，这次来到河南潢川，第10师团立志报复。59军一见到第10师团，也义愤填膺。在台儿庄战役中，有5000名弟兄倒在了日军的刺刀和枪口下。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郭荣昌说，日军在坦克掩护下，向我们的阵地攻击。子弹打光了，弟兄们光着上身，只穿着一条短裤，端着刺刀冲上去，耳朵里满是喊杀声，尘土飞扬，面对面看不清人，前面的人倒下去了，后面的人又冲上去。就这样，打退了日本人一次次进攻。

潢川的外围阵地，日军一连攻打了三天，也没有攻下来。后来，日军开始用毒气。

郭荣昌说，毒气是黄色的，毒气一顺风飘过来，长官就喊：“毒气来了，毒气来了。”中国军队没有防毒面具，就只能把衣服口袋撕下来，或者随便从身上撕一块布，蘸水或者撒尿，把布弄湿，然后蒙在鼻子和嘴巴上。日本鬼子戴着防毒面具上来了，战士们一手捂着布片，一手拿着枪和日本鬼子拼杀，战士们倒下了一片又一片，但是没有一个人投降。

日军依靠毒气占领了潢川城的外围阵地黄冈寺，张自忠率领将士退入城中。夜晚来临了，坚守潢川城的独立旅组织敢死队，发动反击，他们腰间缠满了手榴弹，身背大刀，顺着绳索从城墙上溜下来，突然对城门外的日军展开攻击，哪里有灯光火光，哪里就是日军的兵营，黑暗中的敢死队就把手榴弹扔过去。日军突遭夜袭，惊慌后退。潢川城门大开，59军的战士旋风一般冲出，日军措手不及，连退十里，黄冈寺又回到了59军手中。

此后，第10师团担任主攻的冈田旅团因为伤亡惨重，失去了攻击能力，只能监视59军的动向。时秋高气爽，阳光明媚，空气澄净，能见度很高。59军的将士一冲过来，日军就撒开脚丫子一路狂奔，他们把战场当成了操场，把战争当成了中学生秋季运动会。

第七天，第10师团的另一旅团稻谷旅团赶到了。强攻不成，他们改为偷袭。

夜晚来临了，日军精锐沿着淮河西上，攻占59军后路。59军的精锐针锋相对，也开赴潢川以西迎击日军。杀声震天，自夜达昼。

城外激战正酣，然而，潢川城南一直风平浪静，张自忠的军部就驻扎在城南。

午后，一队日军骑兵出现了，他们向城南发起了突然袭击。当时，张自忠身边只有一个营，就是军部警卫营。

突遇强敌，情况危急，日军骑兵就在眼前几十米的地方来回奔突，身边的参谋劝张自忠赶快躲避，张自忠毫不畏惧，拔出手枪，带着警卫营阻击日军骑兵。黄昏时分，日军骑兵终于被打退。

第11天，日军依靠重炮和坦克攻陷了潢川西面的阵地，59军所有将士退入了潢川城中。

日军集中所有大炮，炮口对准潢川城，炮弹雨点般落在城中。城中所有的房屋都已倒塌，城墙也被轰开了一处缺口。接着，日军站在上风口，向潢川城里施放毒气，毒气浓度比前几天加重了几倍，坚守潢川城的59军将士伤亡惨重，连180师师长刘振三也两次昏迷。张自忠紧急传令下去，让大家把毛巾浸上肥皂水，捂在口鼻上，以挡毒气。

毒气过后，日军又发动了攻击，大队日军从城墙缺口处蜂拥而人，张自忠挥舞手枪，冲上大街，冒着枪林弹雨，冲向城墙缺口。军长如此神勇，战士们岂能怕死？潢川城里，凡是能动的将士，都拿起刀枪，呼喊着迎向日军。手榴弹爆炸声震耳欲聋，喊杀声撕心裂肺，刺刀和大刀在阳光下如雪片般飞舞，战争进入了最惨烈的白刃战。

日军仗着人多，还在不断拥入城里，战士们虽奋力拼杀，然而难以抵挡，形势万分危急。

张自忠观察了形势，立即组织起一支敢死队，贴着城墙摸到了缺口处，突然发起攻击，将日军截为两段。然后，敢死队像楔子一样死死地楔人了缺口，而冲入城里的日军，则一个个被中国军队斩杀，一个不留。

第12天，日军将潢川县城团团包围，第十师团决定全歼59军。

午夜，59军坚守潢川12天的任务完成了，孙连仲下令撤退。

然而，四面城门都被日军围困，如何撤退？

独立旅旅长安克敏命令战士们用大刀挖掘城墙，那时候，北方小城的的城墙都是夯土垒成，一刀下去，就剜出了一大片。

天亮后，日军重炮猛轰县城，然后奋勇冲进城中，却发现，潢川城里满目焦土，已成废墟，59军早就无影无踪。

潢川保卫战结束后一个月，武汉会战结束了。

潢川保卫战结束后两个月，南岳会议召开了。

南岳会议上，蒋介石总结了第一阶段抗战的得失，确定了第二阶段抗战的方针，这就是：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战；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调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

抗战时期的相持阶段，从此开始。

随枣会战

潢川保卫战结束后，张自忠的警卫营几乎伤亡殆尽。

59军余部转战鄂西，阻挡日军从武汉沿着长江航线进入重庆。张自忠升任33集团军总司令，下辖59军、77军、55军。

张自忠的警卫营要征兵，伤愈归队的曹廷明进入了33集团军警卫营。

警卫营，就是冒着大雨开往台儿庄的途中，张自忠下令枪毙营长孙二勇的那个警卫营。但是，从那时候到现在，警卫营已经换了两拨人。

曹廷明是在台儿庄会战中，坚守一座叫作茶叶山的阵地时负伤的。

坚守茶叶山的那天晚上，曹廷明所在的一连人沿着山间羊肠小道向山顶上攀爬，日军沿着另一条小道也在奋力攀爬，都想占领山顶。占领了山顶，居高临下，山下的公路就会被掐断。中国军队由当地村庄里的一名乡亲带路，所以进展迅速，少走了很多冤枉路。道路两边长满了荆棘，一不小心就会把小腿和手臂划破。连长跑在队伍里，挥舞着手枪，不断地催促着：“快点快点。”

爬到了山顶后，每个人都累瘫了，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喘着气，连长用脚踢着手下的士兵：“起来起来，准备战斗。”

曹廷明和战友们趴在一块大石头后，向山的另一面望去，看到日军黑压压的一大片，像蚂蚁一样奋力攀爬，一个个低着头，撅着屁股，显得很勤奋，连喘息声几乎都能听到。连长喊一声：“打狗日的。”战士们的长枪短枪一齐鸣响，日本人突遭打击，异常气愤地啊呀呀惊叫着，很不情愿地骨碌碌滚下去，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前面的压倒了后面的，前面的尖声惨叫，后面的高声骂娘，将那道山坡炒成了一锅黏粥。

曹廷明说，居高临下打鬼子，都不需要瞄准，一枪就是一个，再一枪又是一个。日军像檑木一样滚出了上百米远，连长喊：“手榴弹！”手榴弹像冰雹一样噼里啪啦地丢出去，扔得远的，就在敌群中爆炸了，扔得近的，就滚落到敌群里爆炸了。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日军的断臂残肢和三八大盖枪在爆炸声中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此恨绵绵无绝期。

日军退到了半山腰一块平坦的地方，开始组织反击，他们依托在树木后和石块后，向山上射击，子弹落在山顶上，落在石头上，打得石沫四处飞溅。山脚下，日军架起了几门大炮，向着山顶发射，山顶上硝烟弥漫，尘土飞扬。日军的炮火压制了中国军队的枪弹，中国军队中不断有人倒了下去。

尘烟中，一颗炮弹落在了曹廷明的脚边，像个陀螺一样滴溜溜打转。

曹廷明说，在新兵训练的时候，连长就对新兵们说过，遇到日本人扔过来的手榴弹，落地没有爆炸，要赶快捡起来扔回给日本人。抗战老兵阮明刚也说过，新兵训练的时候，老兵就告诉新兵，拉开手榴弹的环，心中默数一二三，数完再扔出去，这样手榴弹刚好就能落地爆炸。以后的衡阳保卫战中，进攻衡阳的日军68师团57旅团旅团长志摩源吉少将之死，与手榴弹有关。当时，他在战壕里给日本士兵示范如何把中国军人投掷过来的手榴弹回掷过去，他捡起一颗手榴弹，刚刚站起来准备回掷，中国军队的狙击手射来一发子弹，志摩源吉的脑袋就开了瓢。

日军的炮弹在曹廷明的脚边打转，随时都会爆炸，曹廷明扑过去，想要抱起炮弹扔出去，可是炮弹像火焰一样滚烫，手心被烧得吱吱作响。一名战友在旁边喊：“鞋！鞋！”曹廷明脱下了鞋子，一手拿一只，夹着滚烫的炮弹扔向山下。炮弹扔出去了，他的鞋子也被带了出去。

日军的炮弹一直轰炸了两三个小时，山头阵地成为一片废墟。轰炸过后，按照日军的作战规律，步兵就会发起冲锋了，连长站起身，抖落掉身上的尘土喊道：“日本人要来了，准备好，揍狗日的。”曹廷明刚刚从掩体里走出来，山下突然又射来了一发炮弹，就在他的身前爆炸，爆炸掀起的气浪将曹廷明抛出了十几米远，一块弹片划穿了他的大腿，鲜血像喷泉一样冒出来。连长看到曹廷明负伤了，用刺刀划破了他的棉裤，给他包扎伤口。

很多老兵说，抗战之初，中国很多军队里没有医务兵，没有野战医院，受伤了，就只能自己给自己包扎，或者让不懂医术的战友包扎，命大的，就活过来了；命小的，就死了，死了挖个坑就随便埋了，遇到战事紧急，来不及掩埋，就暴尸荒野，任野狗拖拉，“多少士兵都是这样死了，死了后连个名字都没人知道，也不知道家里还有些什么人，是不是老婆孩子都在家里等。就这样死了，死的人太多了，没有上千万也有几百万。”

我采访过参加石牌保卫战的老兵，石牌保卫战发生在1943年，当时中国军队里有了野战医院，但是因为缺医少药，伤兵被送进这样的医院，也等于死亡。预四师当初在石牌外围激战，野战医院设在宜昌市夷陵区金鱼坪村，医院里的死亡高达4000人，挖个大坑埋了。70年后，因为要修一条公路，进行挖掘，仅仅挖出的尸骨，就多达3000具。

老兵们说，医疗条件最好的是新一军，当年新一军在缅北反攻时，美国派来了500名医生，这些医术高超的医生，抢救了很多中国伤兵。而同一时期的滇西反攻，中国伤兵还是面临着极大的死亡率。老兵谭延煦告诉我说：当年进行滇西反攻，翻越高黎贡山的时候，伤兵被和死尸混杂在一起，能爬动的就向前爬，爬到前方就有了一线生机，爬不动的，就只能等待死亡。

连长把曹廷明的伤口包扎好以后，就派传令兵背着曹廷明下山。

传令兵背着曹廷明来到山下，又辗转来到了营部，营部里有一名医生。医生发给曹廷明一块大饼，一碗稀饭，叮嘱他不要喝水，因为喝了水会流血更多。他还吩咐两个老人把曹廷明抬上了担架，转往团部。营部里的那个人是不是医生？我想可能不是的，因为外伤和喝水是没有关系的，不会说多喝水就会流血更多。营部里的那个人如果是医生，也是“赤脚医生”。

两个老人抬着曹廷明向团部转移，一路上气喘吁吁。那时候的青年都当兵打鬼子了，剩下的都是老人。

战争正在进行，双方阵地犬牙交错，好几次，他们都能看到日军的身影，两个老人赶紧把曹廷明放在地上，趴在他的身边，胆战心惊地看着日军渐渐离去了，才又爬起身抬着他走。

来到团部的时候，已经到了黄昏。部队要转移，伤员统一集中到师部。曹廷明的担架让给了另一个伤员，他没有了担架，又不能行走。一位60多岁的老人推来一辆独轮车，让曹廷明坐在上面，他在后面推着，老人没有力气，推不动独轮车，他年轻的孙子肩膀上搭一条绳子，在前面拉着。在这个枪炮声不绝于耳的恐怖的夜晚，独轮车吱扭扭上路了。

独轮车走了一晚，一直到晌午的时候，才来到了师部，老人和孙子把曹廷明交给师部后，没有吃一口饭，又推着独轮车一路吱扭扭地回去了。

师部集中了很多伤员，全师的伤员都集中在这里接受治疗。医生太少了。我们在欧美关于“二战”的电影中，看到负伤的战士能够在战场上尽快得到治疗，而重伤员则会有直升机接运后方，然而，同时期的中国军人，负伤后被老百姓的担架抬着，被老百姓的独轮车推着，忍受一路的颠簸，忍受一路的痛苦，从前线辗转几十里，甚至上百里，才能来到后方医院，很多负伤并不严重的伤员，就在这一路颠簸中死去了。

来到师部没有多久，59军又要转移了，当时，台儿庄会战已经到了尾声，日军合围即将形成，国军需要撤退，跳出日军包围圈。

拉运伤兵的汽车来了，只能拉重伤员，担架放在车厢里，车厢里满满当当，汽车摇摇晃晃地开走了，遗落下一地的呻吟声。

伤兵们要被转移到枣庄，然后从枣庄坐火车向后方转移。

汽车少，伤员多，曹廷明没有能够坐上汽车。正在彷徨无计时，来了一辆牛车，赶车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他拉上曹廷明和另外几个伤员，老牛扑踏扑踏走了一夜，把他们拉到了火车站。老人是附近村庄的农民，自愿送他们的。

伤兵坐着火车向后方转移，没有受伤的将士沿着阡陌小径向后方撤退，不能走大路，大路上行驶着日军的机械化部队。

曹廷明坐着火车来到了湖北省房县，房县古称房陵，历史悠久，位于神农架旁边。那时候，日军还没有打到房县，曹廷明在这里得到了救治。而所谓的救治，也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把伤口割开，把纱布塞进伤口里，来回拉动，挤出伤口里的血块。那时候的医药奇缺，医生救治伤员，都是使用土方子。

几天后，日军的飞机轰炸房县，隆隆的声音从窗外传来，震天动地，能跑动的人都跑出去躲避了，曹廷明刚刚动完手术，双脚不能迈动，他把被子蒙在头上，索性等死。爆炸声接踵而来，房倒屋塌。日军飞机远去后，曹廷明揭开蒙在身上的被子，才发现被子上全是厚厚的一层瓦砾和尘土。

按照国际法的规定，交战双方是不能轰炸教堂和医院的，教堂和医院都有十字标志，很醒目。可是日本人完全不遵守国际法，轰炸医院，杀害战俘，使用毒气，屠杀平民。我在采访常德保卫战的时候，听当地人说，占领了常德的日军，连教堂的牧师也要殴打，那个牧师是西班牙人。

曹廷明伤好后，就进入了张自忠的警卫营，警卫营里几乎都是伤愈归队的老兵。

老兵刘华说，受过伤的老兵和刚上战场的新兵差别很大，老兵能够凭借声音分辨出敌人发射的是什么炮弹，会在距离多远的地方爆炸；能够知道冲锋的时候怎么躲避敌人的枪弹，敌人的阻击点会在什么地方设置。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士兵，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敢，更重要的是经验。

伤愈归队的老兵战斗力都非常强，人已经死过一次了，再次面临死亡就毫不畏惧，而且知道怎么躲避死亡，不会做无谓的死亡。

这一时期，张自忠驻扎在湖北。

张宗衡的回忆录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情：

有一次，59军在汉江阻击日军，日军大部队向前线的180师和37师侧后移动，形成包围态势。180师师长刘振三和37师师长吉星文没有向张自忠请示，就仓皇撤到了汉江西岸。

当时，战况危急，张自忠将军亲临一线指挥，行至汉江西岸的转斗湾时，突然看到了吉星文。张自忠厉声问道：“你来干什么？”吉星文惊恐不已，谎称：“我来向总司令报告。”张自忠训斥说：“你怎么知道我来这里？部队在河东作战，你到西岸干啥？还是卢沟桥抗战的英雄呢？你是狗熊。”命令吉星文即刻过河继续抵抗。吉星文一句话不敢说，带着部队过河阻敌。

刘振三听说张自忠来了，吓得躲到防空洞里，嘱咐卫士说：“总司令来时要问我，就说我不在这里，过河东去了。”

后来，刘振三也赶紧带着人去往汉江东岸。

张自忠来到后，即刻命令两支援军渡过汉江，对日军形成反包围，此战，大获全胜，仅仅战马就缴获了一百匹。那时候日军的战马都是从本土用军舰运来的，宝贝得不得了。

此战后，老百姓称张自忠为“活关公”，意思是说他像关公一样神勇无敌。

180师有一个名叫李树人的副师长，张自忠坚守湖北时，曾经派遣他去桐柏山打游击。张宗衡说，临行前，张自忠一再叮咛他，桐柏山有共产党的游击队，都是中国人，一定要共同抗日，不要搞摩擦。

老兵阮明刚说，当年他跟着张自忠坚守湖北时，桐柏山里共产党的游击队是李先念的部队。李先念对他们很好，战况紧急的时候，李先念的游击队就下山伏击日军，牵制日军。李先念的游击队还偷日本人的枪支弹药，派人送给他们。

活跃在桐柏山的李先念的部队是新四军。

张自忠来到湖北不久，随枣会战就开始了。

随枣会战，就是发生在湖北随县和枣阳一带的会战，而随县和枣阳，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大别山横亘于东，桐柏山虎踞于北，大洪山龙蟠于南，再向南，则是辽阔汹涌的长江江面。第五战区李宗仁占据于此，进可攻击武汉的日军，退可坚守四川大后方。

而与第五战区对峙的，是日军精锐的第11军。第11军是在武汉会战时才编成的一个军，仅仅看看第11军的历任司令官，就能够知道这个军名气很大，第一任司令官冈村宁次，第三任司令官阿南惟几，第四任司令官冢田攻，第五任司令官横山勇，而横山勇，在1943年到1944年，更是直接指挥进攻常德、衡阳、桂林的日酋。

随枣会战，是日军第11军与中国军队作战。时，11军司令长官为冈村宁次，这个名字中国人很熟悉。

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会战，只是交战地点有交叉。张自忠将军牺牲在枣宜会战，而很多报刊错误地报道张将军牺牲在随枣会战。

坚守在第五战区右翼的是王璜绪的29集团军和张自忠的33集团军。29集团军是装备极为简陋的川军。

张自忠预感到恶战在即，他写信勉励33集团军各位将领，信中说：

我与弟等参加抗战以来，已经受了千辛万苦，现在到了最后的一个时期，为山九仞，何忍亏于一篑，故唯有盼望弟等打起精神，咬紧牙根，激励部下，拼这一战。我们在中国以后算人，抑算鬼，将于这一仗见之。

这封信语气诚恳，感人肺腑，读来隐含雷霆之声。

延安的《新中华报》是这样评价这封信的：“正气浩然，字字是泪，字字是血。”

张自忠将每一次对日作战，都当成了最后一次。每次对日作战，他都抱着必死的信念。

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抗战老兵说，张司令从小阅读圣贤书，满脑子都是舍生取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随县是阮明刚的家乡。

阮明刚说，当时天都打红了，夜半时分，没有月亮，但是地面上的一草一木都能看清楚。他们一个连与日军交战，一天一夜就牺牲了80多个人。团长派一名传令兵来要求他们撤退，但是，已经撤不下来了。传令兵赶到的时候，日本人已经攻上了阵地。传令兵担心团长的手令会落人日本人手中，就一口吞吃了，打完了手枪里的所有子弹，从地上捡起一杆步枪和日本人拼。日本人还在蜂拥而来，连长让阮明刚和另外两个机枪手趴成一排，拼命向日本人扫射，这样才打退了日本人。

部队从阵地撤下来的时候，全连幸存的不到20个人，包括那名传令兵。

阮明刚属于38师，师长是黄维刚。

几天后，日军增加了3000人，继续围攻38师的阵地。黄维刚指挥部队一连击退了日军多次攻击，伤亡惨重。黄维刚向张自忠请求援兵，张自忠已无援兵可派，张自忠斩钉截铁地说，北进之敌被我第22集团军击退；敌后路已被我第22集团军截断；请你告诉各指挥官，只准前进，不准后退，敌人即将被我全部击溃。我们困难，敌人比我们更困难，要坚持最后五分钟去争取胜利。你要集中力量，向敌人猛攻。

38师英勇奋战，终将日军击退。

22集团军，同样是一支川军。抗战时期，出川抗战的四川人，总计有350万，为出力最大的省份。

38师里，除了阮明刚和郭荣昌，此时在张自忠手下作战的，还有一个叫潘絜兹的人。

潘絜兹早年在北平上美术学院。全面抗战开始的1937年，日军打到了他的家乡浙江，美术教师潘絜兹投笔从戎，加入了抗战队伍。

潘絜兹在来38师政治部工作前，有一位同事就告诫他说，38师是张自忠一手带大的部队，去了那里可要小心啊，张自忠军令很严的，打到最后一个人也不让退的。

在那一年的冬季攻势中，潘絜兹随同38师转战湖北钟祥，部队与日军血战八个昼夜，伤亡惨重，“弟兄们冒着风雪在战壕里匍匐着，用冻僵了的手指扳着机枪，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伤亡已达到了可惊的数目，活着的也都疲弱得不能支撑了，但总司令命令：不准退！”总司令，就是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

连续八天八夜的进攻作战，让部队极为疲劳，饥寒交迫，战士们饿极了，就用手扒开雪层，拔下雪层下的草根充饥。每个人都饿得昏昏欲倒。第九天早晨，突然有人喊：“总司令来了，总司令来了。”38师的弟兄们像离散多日的孩子见到妈妈一样欢呼雀跃，阵地上一片欢腾。

总司令张自忠来到38师前线指挥作战，还带来了几尊苏联造的大炮。

张自忠将军到来后，马上指挥38师反击，“机枪激响起来了，夹着轰隆重炮的吼叫。敌人的，我们的，搅到了一起。弟兄们忘了一切地猛扑着，越过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向敌人投掷手榴弹，甚至石块，终于敌人遗弃了一地的死尸、弹药、给养、用具等，狼狈地退却了。”

在此后不久的一次军训中，潘絜兹近距离看到了张自忠。潘絜兹眼中的张自忠身材挺拔魁梧，又浓又黑的剑眉，一双大眼睛不怒自威，但是又显得稳重典雅，一副儒将的气派。阮明刚在开会的时候也见到过张自忠，他眼中的张自忠身材高大，声若洪钟，下巴右侧有一颗黑痣，英气逼人，又让人畏惧。

那次军训中，出生在浙江的潘絜兹清楚地记得张自忠说一口浓重的北方话，谈吐幽默，要求大家要以必死的信心上阵杀敌，“我只是求心之所安，一切艰苦我是不怕的，我只有一个字：‘拼’，拼完算完。”

自从从南京回到部队后，张自忠每次公开讲话，都离不开死字。

此战之后不久，有一天，侦察员报告张自忠说，日军13师团103旅团指挥部驻扎在钟祥县城东北角。

13师团是日军最早的17个师团之一，参加过与俄国争夺萨哈林的战争。1925年，全球经济大萧条，13师团被削减。1937年的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13师团得以重建，急匆匆地投入了侵华战争，先参加了淞沪会战，又参加了攻打南京的战斗，接着参加徐州会战，然后参加武汉会战，一路得意扬扬，志在必得，没想到在河南固始富金山阻击战中被71军歼灭大半。听老兵们说，富金山阻击战结束后，71军一万多人，也剩下不到1000人。

武汉会战结束后，13师团得到了补充，接着参加随枣会战、枣宜会战，然后又参加薛岳指挥的长沙会战和陈诚指挥的鄂西会战，这以后，参加常德保卫战、衡阳保卫战、桂林保卫战，攻占了贵州独山。贵州独山，是日军深入中国内地最远的地方，也是抗战最后一战的发生地。可以说，13师团参加了中国正面战场的所有重大战役。13师团的侵略历史，就是中国的抗日历史。

13师团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在南京大屠杀中，这个师团的罪恶，居日军所有师团之首。

在一篇日本人所写的《昭和12年，支那南京攻略战》的文章中，这样写道：“12月12日，山田支队占领幕府山要塞，第6师团一部迂回至下关，国崎支队已渡至江北进占浦口。12日，支那守军司令唐生智宣布放弃南京，其本人于傍晚渡江而走。”而山田支队，就是日军13师团103旅团。《昭和12年，支那南京攻略战》中记载：

在旅团一级中，佐佐木道一、山田丹二（隶属第13师团）的部队屠宰最多。联队一级，最勇猛的是第65联队（联队长两角业作，隶属荻洲立兵第13师团），屠宰支那战俘和南京平民超过7万人……

那天，当张自忠听说日军13师团103旅团指挥部的方位后，异常愤怒，又暗自窃喜。他立即决定派遣一支奇兵，端掉日军13师团103旅团指挥部。这支奇兵，就是395团。而坐在钟祥城东北角的旅团指挥部里的，正是杀害中国人最多的103旅团旅团长山田丹二。

山田丹二的指挥部距离张自忠的指挥部只有30公里。当山田丹二正陶醉在杀人的快乐中时，一支毒箭趁着夜色悄无声息地射来了。

395团团长叫任廷材。任廷材听到进攻13师团103旅团指挥部，激动不已。

张自忠给任廷材打电话说：日军连日作战，已呈疲惫之态，103旅团距敌前线又远，后方空虚，若出其不意，夜袭敌后方定能取胜。

任廷材一手捧电话，一手行军礼说：总司令放心，您就等着捷报吧，绝对不会让您失望。

当天黄昏时分，任廷材组织全团人马准备出发，他来到了尖刀队，尖刀队有上百人，每人一杆冲锋枪，背插一把大刀，腰缠12颗手榴弹，整齐地站成几排。任廷材站在队伍前说：“我们今晚要奔袭的这股日军，在南京杀了我们很多同胞……”任廷材的话还没有说完，战士们群情振奋，纷纷叫道：“剁了狗日的。”尖刀队一听说今晚去袭击兽兵，士气大增，根本不需要任廷材再动员。

尖刀队在当地一名向导的带领下，走入了夜色中。后面，是上千名热血沸腾渴望复仇的战士。

当天晚上11时许，395团来到了钟祥县城外，像一群杀手一样，静悄悄地潜伏在如墨的夜色中。那晚也天公作美，没有月亮。任廷材先派出一营战士，将通往县城的所有道路挖断，阻止敌军的机械化部队增援。剩下的两营战士，突然飞身而起，扑向钟祥县城。

尖刀队一排子弹打过去，日军的哨兵就全报销了。

日军完全没有想到，在他们的后方，在距离前线几十公里的后方，居然会有偷袭，居然会遭到袭击。战斗刚一开始，就进入了白刃战，尖刀队冲进了几乎没有设防的日军兵营里，明亮的大刀片一起一落，日军的人头就骨碌碌滚落了，这完全就是喜峰口夜袭的翻版。很多日军还在睡梦中，还没有来得及抵抗，就身首异处了。还有一些日军从被窝里爬起来，被尖刀队像赶羊一样赶得到处乱窜，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还是被赶上的大刀片砍成两截。这股在南京城里肆虐滥杀的兽兵，没有想到报应来得这么快。

103旅团旅团长山田丹二睡梦中被四面而至的喊杀声惊醒后，来不及穿衣服，就跑出指挥部，急令日军迎战，可是响应者寥寥，因为大部分日军已经被消灭了。

山田丹二只穿着一条裹裆布，带着卫队，仓皇逃命。抗战初期，日军都不穿裤衩的，他们只穿着一条裹裆布。国军要分辨混进队伍中的日奸，只要看看是裤衩还是裹裆布就行了。一直到衡阳保卫战的时候，第10军报务员卢庆贻站在军部所在的中央银行的楼顶上，还能看到日军敢死队挺着刺刀，只穿着裹裆布向前冲。

此战，山田丹二侥幸逃脱，395团仅伤亡280人，砍下了将近1000颗日军的头颅。

将军一去

潘絜兹第二次见到张自忠是在1940年4月，那时候，发生在鄂北鄂西一带的枣宜会战已经打响。

一次战前会议上，在军部任职的潘絜兹担任记录。一天黄昏，张将军为军部各支部队布置战斗任务，分析了敌我形势和攻击的方位。张自忠的战前部署让潘絜兹眼前豁然开朗，错综复杂的战场形势一下子条分缕析，纤毫毕现。

会议结束后，张自忠没有吃饭，就带着两个33集团军的特务连和74师渡过襄河，向日军发起进攻。潘絜兹还没有来得及整理好会议记录，也跟着张自忠过河了。

襄河，是汉江的区域性称呼。汉江过了襄阳以后，襄阳境内下游百姓称它为“襄河”。汉江是长江的最大支流。

74师装备简陋，战斗力差，是战前临时归张自忠指挥。它不是后来的整编74师，整编74师此时叫74军，军长是王耀武。74军下辖三个师：51师、57师、58师。

枣宜会战进行时，正赶上南方的梅雨天气，天天都在下雨，战士们穿着草鞋，行走在民国时代的泥巴路上，“雨落着，脚踩着稀烂的泥浆，跌倒了又爬起，以急行的姿态追击北窜的敌人。这一日，我们到达南瓜店，那是5月8日的下午。”

潘絜兹对南瓜店这个后来关注度非常高的村庄有过一段描述：这是一个很小的破败的庄子，只有几间草屋，我们分到了一间发着霉烂谷草和牛粪气味的草棚，拥挤着勉强容下20多个人。总司令在我们隔壁，也一样是破烂不堪的草棚。多数的人却只能在雨地里淋雨，有人用稻草扎着棚子，也有人在土坡边缘挖起洞子来的，用来避雨。

战士们正在扎着雨棚的时候，张自忠从草屋里走出来了，他对战士们说：“用了人家的稻草，要给钱的。”

战士们说，村庄里没有一个老百姓，日本人的骑兵这几天在骚扰，老百姓都躲进了深山里。张自忠对政治部的人说，老百姓躲进深山怎么吃饭，怎么生活，赶快派人把他们找回来。

潘絜兹和政治部的几个人刚刚动身，张自忠又说，一定要换上便衣，别惊扰了老百姓，对百姓说话一定要和气。

潘絜兹他们又冒着雨，踩着稀烂的泥浆出去了，傍晚从附近山上带回几个浑身淋得水鸡样的草屋的主人。张自忠又出现在门口了，他亲热地对这几个狼狈不堪的人说：“打扰你们了，老乡，对不起呀！请你们回去检点一下，弟兄们有烧了你柴火，打坏了你盆子罐子，吃了你豆子没给钱的，都到我这里来，找我。现在，”他放高嗓子喊着那胖胖的矮子副官：“彭树林，每家给他20元，算是我们住了他的房子，用了他的东西。”

老百姓不要钱，但是张自忠一定要给。

第二天一早，74师就和日军交手了。

74师的对手是日军独立混成第14旅团。

不久，74师坚守的阵地失守了，与74师并肩作战的38师侧翼面临严重威胁。

38师下辖三个团：112团、113团、114团，张自忠让112团在正面迎击日军，113团和114团从侧面迂回包抄，将74师丢失的阵地夺回来。被打残的74师撤退到后防线。

113团在左，114团在右，像两支张开的铁钳，趁着夜色悄悄地摸向曰军阵地。

阮明刚在114团。

114团摸上一个叫作王家台子的山顶，大家汗流浃背，坐在地上还没有喘口气，突然看到山下有大批日军。几堆熊熊燃烧的篝火旁，几百名曰军笔直地站成几排，听站在前面的一名军官训话。那名军官打着手势，看起来很激动。因为距离太过遥远，114团的战士们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中国军人把所有的机枪架在一起，所有的步枪分列在机枪两侧，一声令下，所有的枪支一齐喷吐着战争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愤怒的火舌”。

第一波子弹过后，站在队伍前面神气活现地挥舞手臂的日军军官就倒下去了，他被打成了筛子。此前，不知道有多少杆枪支在瞄准着他，而他还在扬扬得意，浑然无知，自顾自地发表“宏论”。

日军突遭袭击，乱成一团，可能他们压根就没有想到报复来得这么快，他们还陶醉在占领阵地的快乐之中。

激战过后，日军留下了几百具尸体，剩下的仓皇逃窜。根据尸体数量判断，刚才应该是一个大队的日军。

天亮后，日军独立混成14旅团的其他部队赶来了，实施报复袭击，114团据险坚守，一次次打退了日军的进攻。三天过后，114团和113团赶来增援的一个营发起反击，日军来不及运走尸体，就匆匆逃走了。战士们清点尸体，居然有900具。日军在战场上有运走焚烧尸体的规定，900具尸体横七竖八地摆在山谷，说明日军独立混成14旅团已经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独立混成14旅团将74师打残了，38师又将14旅团打残了。

潘絜兹跟着张自忠向前进发。天空依旧阴雨连绵，耳边依旧枪声不断，这天晚上，他们宿营在距离襄阳30里的一个名叫张家沟的地方。

和南瓜店一样，张家沟也是一个非常局促的小村庄。张自忠、苏联顾问、翻译官、参谋长、副官、参谋、地图、电话、文件……塞满了一间房子，连转身挪脚都感费力。潘絜兹和十几个人也挤在一间小房子里。抗战电视剧中经常出现的指挥部里，宽敞的指挥桌，挂着地图的墙壁，能够让指挥官踱来踱去思考问题的地面……这些都是根本不存在的。抗战的艰苦程度，远远超过了今天这些养尊处优再来点潜规则的导演们的想象。

夜晚，陆陆续续有伤员抬来了，潘絜兹忙着登记伤员，检查换药，张自忠也没有休息，他走出屋子，让把伤员都抬到屋子里，免得遭受雨淋，而司令部里的所有人被赶了出来。潘絜兹听到张自忠对副官说：“听好了，不论轻伤重伤，兵，10元；官，20元，发下去。”副官嘴唇嗫嚅着说：“这得多少钱啊。”显得很不愿意，可是他又不敢不听张自忠的命令，又赶紧答应说：“是。”

张自忠的司令部很穷，没有多少钱，司令部的人，包括张自忠，都经常吃不饱。

第二天，张自忠留下政治部的人照顾伤员，其余的人继续向前进发。

张自忠这一路危机四伏，日军虽被击败，然而保卫司令部的只是两个特务连，“我们不分昼夜地行军，忍着饥渴，常常和小股的敌人遭遇，发生了猝然的仓促的争战。”

然而，张自忠总是出奇的镇静，不论面前的日军有多少，他总是从容地翻开地图，手举望远镜，指挥特务连反击，从来没有过一次慌乱。

潘絜兹记得最激烈的战斗是发生在5月14日的方家集。张自忠带着司令部来到方家集的时候，村子里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张自忠指挥战士们扑灭火焰。从烟雾和火焰能够看出来，日军刚刚离去不久，因为日军每次撤退前，都要放火点燃所有能够点燃的东西。

大家正在灭火时，村外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子弹呼啸着掠过村庄上空，炮弹在屋顶上爆炸，张自忠的司令部中了日军的埋伏。

张自忠勃然大怒，绰枪在手，对着特务连喊道：上去，击退他们！”特务连端着冲锋枪，冲出了村外。

激战良久，日军越来越多。张自忠令潘絜兹这些文职干部撤退到半里开外的一座小村庄里，那座村庄只有两间房子，而他自己则留在方家集指挥作战。

日军炮击。炮弹落在那两间房子上，房子坍塌。潘絜兹他们又躲进了一条干涸的水沟里。日军的飞机从头顶上飞过去，炸弹落下来，一层层尘土落在了潘絜兹他们的身上。半里外的方家集上，枪声更加密集，熊熊大火和滚滚浓烟遮没了整座村庄。

下午，方家集来了联络兵，他告诉说，总司令安然无恙。大家终于放心了。

枪声一直响着，到了夜晚，才稀稀落落，攻击了一天的日军，在飞机、大炮的协助下，还是没有攻进张自忠率领的两个特务连坚守的方家集。

日军退却了。

潘絜兹跟在张自忠的后面追击日军，那天晚上非常漆黑，只能看到脚下像一条带子一样的乳白色的小路，大家沿着这条乳白色的带子追击，不时有人掉在了路边的深坑里。前方响起了枪声，枪声像炒豆子一样密集，那是特务连与日军交火了，子弹像萤火虫一样漫天飞舞，带着尖厉的啸声从耳边飞过，张自忠丝毫也不在乎，瞭开大步向前追击。潘絜兹紧紧地跟在他的后面。

追出了几里远，他们遭到了日军的反扑。日军的机枪扫过来，大家都趴在了地上。等到潘絜兹再起身的时候，见不到张自忠了。他们几个文职干部在墨染的夜色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奔跑，枪声渐渐稀疏了，可是，总司令在哪里？

天亮后，潘絜兹才看到他们在漆黑的夜晚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和张自忠走散的那个地方。张自忠站在晨曦中，望着远方，神态平静，仿佛昨晚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

司令部继续追击敌人。到达一个叫作沟原的地方时，他们又与日军发生激战。

当时战场的形势瞬息万变，敌我双方阵地犬牙交错，身为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只带着几百人的特务连和司令部踏入险地，这种胆识，让人敬佩。

潘絜兹说，当时无日不战，总司令亲自拿着手枪与日军厮杀。

张自忠将军的侄女张廉瑜说，1940年4月15日，父亲通过第33集团军驻上海秘密办事处处长李广安，用电台跟身在湖北的伯父联系，他想带我和云妹到湖北前线看望伯父。张廉云口中的云妹，就是张自忠将军的女儿张廉云。

就在张廉瑜和张廉云快要动身前往湖北的时候，她们突然接到张自忠的回电，电文说：“删电悉，待一个月后与瑜、云一同来可也。”

张廉瑜说，我们估计，前方肯定又要打仗了。

曹廷明曾经给张自忠站过岗。

有一天晚上，附近村庄的老百姓给张自忠将军送来了一笼包子，张自忠没在。特务连的吕连长就把包子端出来，和几个站岗的战士分吃了，曹廷明吃了两个。夜半时分，张自忠回来了，问有没有人来找？参谋说老百姓送了一笼包子。张自忠当时正饿着呢，就问：“包子呢？”吕连长老老实实地说自己和哨兵分吃了。张自忠笑着骂了一句吕连长，没有责怪，就自己下面条吃了。

曹廷明说，张自忠是一个貌似威严，其实非常和蔼的人。人们叫他“张扒皮”，是说他训练士兵非常严酷，其实，他心中爱着自己手下的每一个士兵。

枣宜会战开始的时候，曹廷明来到33集团军的被服厂担任监工。有一天，他看到司令部的苏联顾问和翻译来到被服厂，他此前给他们站过岗，彼此很熟悉。曹廷明好奇地问苏联顾问：“你怎么来了？”

苏联顾问说：“你不知道吗？总司令不在了。”接着，苏联顾问又通过翻译说：“张司令打仗打得好啊。中国如果有十个张自忠，土地不会沦陷一寸。”

曹廷明如同五雷轰顶，瘫坐在地上。他不明白，总司令，怎么就不在了？

资料记载，1940年5月15日，张自忠带领1500人渡过襄河，也就是汉江，攻击日军后方。不久，就遭到6000名日军的围困，壮烈殉国。

潘絜兹就是当年这1500人中的一个。

渡过襄河后，所有人都感到形势变得非常糟糕。潘絜兹说，日军不断增援，隔开了这1500人和38师、180师的联系，在奔走的途中，电台也弄丢了，不知道33集团军其他部队的方位。总司令张自忠身边，只有两个特务连和一个不满员的74师。

站在一座小山包上，潘絜兹看到在遥远的天边，有密密麻麻的军队在行进，但是无法分辨是中国军队还是日军。

张自忠把所有人都集合在了一起，他说：“我们已陷入敌人的重围，情况相当吃紧了，不过只要不离开队伍，总有办法。大家无论如何，务必镇定，不要紧的，我张自忠，始终和大家在一起，在任何情况下，也绝不离开队伍！”所有人都肃立在黄昏冷冷的风中，聆听着张自忠的讲话。

张自忠又说，今晚不能抽烟，不能打电筒，不能说话，不能咳嗽。我们已经陷入了日本人的包围圈中，但是日本人并不知道我们的方位，也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

当天的张自忠因为长期睡眠不足，过度劳累，又饮食不接，痢疾复发，他的脸色蜡黄蜡黄，像陈年的窗户纸一样。

潘絜兹说，这天晚上，我们在山坡下度过了异常难挨的一夜。

5月16日拂晓，战斗就开始了。日军的飞机和大炮对着这1500人驻扎的山坡和村庄疯狂轰炸。村庄所有的房屋都倒塌了，潘絜兹跟着一群人跑到了麦地里躲藏，那时候，小麦已经快要成熟了，有半米多高。

轰炸过后，日军像蚂蚁一样从远处冲来了。张自忠命令道：“带枪的，留下！总部和政治部空手的，到山背后西北方向集合！”那时候，武器非常缺乏，潘絜兹没有枪，所有文职干部都没有枪。

潘絜兹和没有枪的人向山背后的西北方向转移，路上突然遭遇了一股日军。日军架起机枪向着他们扫射，很多人倒了下去。人群里有人在大声喊：“有枪的站住，架起机枪来，打呀，不要等死呀！”

护送他们的士兵向日军还击，可是压不住日军的火力。

潘絜兹他们且战且走，翻过一座山，又翻过一座山，又下起了雨，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不断有人从悬崖上滚下去，也不断有人被日本飞机轰炸，倒下后，就再也没有站起来。

到黄昏的时候，潘絜兹看到身边只有四个人。

他们牵挂着张自忠，可是他们又不知道此刻张自忠在哪里。

几天后，潘絜兹一行五个人饥肠辘辘，在山中辗转，鬼使神差地来到了小洪山。小洪山驻扎着中国军队127师。127师隶属于22集团军司令邓锡侯的部队，来自四川。师长陈离曾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后来，127师在小洪山打游击，与李先念的新四军五师联系紧密，关系很好。

127师师长陈离安排潘絜兹他们吃饭，得知他们是33集团军司令部的干部后，就说：“你们突围的当晚，收听敌台广播，张总司令已经阵亡了，但我方还不曾证实。”

潘絜兹不相信，总司令怎么会死呢？他身体强壮，指挥若定，足智多谋，和日军交战几十次，从无败绩，他怎么会牺牲呢？

潘絜兹想，这一定是日军的阴谋，是日军的谣言。

5月24日，潘絜兹正吃早饭的时候，陈离突然走进了屋子，他说，军政部已经接到了冯副司令的电报，张将军于18日在宜昌伤重牺牲。冯副司令，就是冯治安。

潘絜兹和司令部的那四个幸存者互相望着，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潘絜兹听到的，不是准确消息。一直到7月7日，重庆才对外宣布了张自忠将军牺牲的经过和消息。

5月16日，潘絜兹这些没有枪的文职干部离开后，张自忠率领战士们顽强御敌。司令部参谋长李文田和苏联顾问多次请求张自忠趁日军包围圈没有形成，赶快转移，由手枪连和74师在后掩护。张自忠坚决不肯，他说：“总司令遇到危险就逃跑，前方战士怎么办？”苏联顾问和张自忠吵了起来，说按照苏军的作战条例，形势不利时，将军可以先撤离。张自忠笑着说：“将军的命就是命，战士们的命就是土疙瘩？”苏联顾问指着四周越来越多的敌人，说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张自忠说：“包围有什么了不起的，和日本人血战到底就行了。”

张自忠指挥手枪连和日军作战，掩护苏联顾问撤退到安全地带。一发子弹击中了张自忠的左臂，他边用右手的手枪还击，边笑着对身边警卫员说：“我是上将衔，今天牺牲了，明年的今天一定很热闹呀。”警卫员要给他包扎，他说：“专心打鬼子，一点小伤，不要大惊小怪。”

特务连击退了日军进攻后，参谋长李文田被派到前方的74师阻击日军。张自忠身边只剩下了八个人。

日军又拥了上来，张自忠带着八个人阻击，头部被弹片擦伤，一名警卫员给他包扎。还没有包扎好，他的胸部又中一弹。又来了一名警卫员包扎，张自忠说：“我不行了，你们快走。”然而，警卫员仍然坚持给他包扎，他们舍不得丢下张自忠。张自忠说：“我这样死了很好，求仁得仁，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都很好。”

也许，张自忠在临牺牲的最后一刻，想到的是，终于能够以死明志了。

日军冲上了山坡。

这股日军的番号是39师团231联队。战后，日本出版了一本书籍，书中这样记载张自忠将军最后殉职的过程。

第四分队的藤冈一等兵，是冲锋队伍中的一把尖刀，他端着刺刀向敌方最高指挥官模样的大身材军官冲去，此人从血泊中猛站起来，眼睛死死盯住藤冈。当冲到距这个大身材军官只有不到三米的距离时，藤冈一等兵从他射出来的眼光中，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威严，竟不由自主地愣在了原地。这时背后响起了枪声，第3中队长堂野射出了一颗子弹，命中了这个军官的身体。他的脸上微微出现了难受的表情。与此同时，藤闪一等兵像是被枪声惊醒，也狠心起来，倾全身之力，举起刺刀，向高大的身躯深深扎去。在这一刺之下，这个高大身躯再也支持不住，像山体倒塌似的轰然倒地。

活关公，倒在一名日军的刺刀下。

战斗结束后，231联队长横山武彦大佐看着张自忠将军的装束和身上搜出的物品，觉得这是一个大官，就用担架将其抬到了距离战场20里的陈家集。在陈家集，与张自忠将军相识的日军第39师团参谋长专田盛寿仔细辨认，确定这是张自忠，师团长村上启作命令军医用酒精把张自忠的遗体擦洗干净，张自忠的身上共有七处伤口。师团长村上启作深为张自忠的精神所敬仰，命令赶制一口棺材收殓人棺，葬于陈家祠堂后面的土坡上，坟上立一墓碑，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那个高大魁梧、仪表堂堂的将军，那个指挥若定、爱兵如子的将军，此后再没有出现在抗日战场上，他走进了历史中，他的故事会流传在一代代人的讲述中。他代表的是中国的抗日军人。他不但赢得了中国人的尊敬，也赢得了对手的尊敬。

远在北平的张廉瑜此刻还在等待着能够和伯父张自忠见面，她说，5月下旬，我们突然接到伯父战死的噩耗，如同晴天霹雳，无法承受。当时，伯母患有子宫癌，住进了医院里，我们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她。家里人商议后，决定派伯父的儿子张廉珍去重庆奔丧。

张廉珍辗转来到重庆后，还没有来得及安葬父亲张自忠，又突然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匆匆赶到北平，而母亲已经去世了。他一走进家门，就昏倒在地。

张廉珍奔波多日，都没有见到父母最后一面。

十里长山的百姓说，当年张自忠牺牲的具体地点在杏仁山，和将军一起殉国的有600多人，当年战后的场景极为惨烈，有的战士嘴巴里咬着日军的耳朵；有的战士枪托上沾着日军的脑浆；有的战士手指死死地掐着日军的脖子，分都分不开；有的战士被日军的刺刀钉在树上……

600名将士壮烈殉国，而留下姓名的，仅有13人。

张自忠将军牺牲的消息传到38师时，38师刚刚经过了一场激战，将日军赶出了几里之外。

那天，阮明刚正坐在地上擦拭机枪，突然听到一个战友哭着跑过来说：“总司令叫人家打死了。”阮明刚还没有回过神来，四周就响起了一片哭声。阮明刚相信总司令张自忠真的牺牲了，他的眼泪掉了下来。

阮明刚说，大家都朝着十里长山的方向跪下来，张自忠就是在那里牺牲的。哭声震天。

有人说：“和狗日的拼了，给总司令报仇。”

还有人说：“总司令都死了，我们还活着干啥。”

团长樊立山过来了，眼圈红肿，他声音嘶哑地喊道：“是男人的，跟我走，杀光小日本。”

大家全都站起来，跟着团长去报仇。有人抱来了一卷白布，每个人都撕下一条，绑在额头。师长黄维刚也来了，他光着脚板，赤裸上身，只穿着一条大裤头，手上提着一把大刀，头上也绑着白布。黄维刚举起大刀喊：“今晚杀光小日本，给总司令报仇，有种的就跟我走。”

阮明刚说，大家都在喊着报仇，报仇。然后，脱光上衣，头缠白布，跟在黄维刚的后面冲向十里长山。

时近黄昏，万籁俱寂。

阮明刚在这支复仇的队伍里，郭荣昌也在这支复仇的队伍里。

戴孝复仇，抬棺决战，在中国人眼中是最悲壮的事情。

这场复仇之战异常激烈。阮明刚说，他们连的四挺轻机枪一字排开，冲在最前面，见到日本人就扫射，后面的战士挺着刺刀，举起大刀，齐声呐喊，真有排山倒海的气势。大群大群的日军冲出来了，和他们搅斗在一起，耳朵边都是叫骂声、喘息声、倒地声、刺刀捅进身体的声音。日军被杀尽后，阮明刚看到全连只剩下十几个人，每个人身上都黏黏糊糊，沾满了鲜血。有日军的，也有自己军队的。

剩下的这十几个人仍旧冲向日军的阵地，仍旧大呼酣斗，阮明刚说，当时一点也不害怕，只是想着报仇，总司令都死了，我们还活着干啥？

又与一股日军搅斗在一起，机枪子弹打光了，阮明刚手拽滚烫的枪管，抡起来砸向日军，一名日军的刺刀刺穿了他的大腿，他将那名日军的脑浆砸出来了，再也无力站立，就顺势滚进了旁边的壕沟里。

在这场激战中，郭荣昌也负伤了，日军的刺刀挑伤了他的前额。

黄维刚领着阮明刚和郭荣昌他们在与日军血战，一支手持铁锹的小分队在十里长山搜寻，他们找到日军为张自忠将军树立的那块墓碑后，就挖开坟墓，将张自忠将军的遗体放在担架上，抬回了38师的驻地。而天亮后，这股日军就接到了大本营的命令，要求把张自忠遗体运往武汉。如果再晚几小时，张自忠将军的遗体就再也见不到了。

回到38师驻地后，阮明刚的一连人，仅剩三个人。

而那天晚上的激战，日军留下了更多的尸体。

阮明刚说，日军打死了我们的总司令，我们也打死了日本一个将军，级别很高，名字叫作六归堂。读音是这样，不知道具体汉字怎么写。我查找枣宜会战的资料，查找不到这样一个人名。不知道是老兵记忆有误，还是资料不全。

但是，老兵很确定地说，当时就是打死了日本一个将军。

张自忠的遗体运到宜昌后，全市降半旗，十万市民冒着大雨，跪迎张自忠的遗骨，悲恸之声，闻于四野。日军飞机在天空中盘旋良久，十万市民，无一躲避。

当时，日军大本营感慨于张自忠将军的忠烈，给航空兵下令三天停止轰炸。

张自忠的遗体顺着长江运往重庆，长江沿岸民众自发跪拜，衔哀野祭，山头路边，萤火点点，纸钱飞散，哭声动天。张自忠的灵柩运至重庆朝天门码头时，蒋介石率军政要员，臂缠黑纱，肃立迎候。灵柩抬上码头，蒋介石抚棺大恸，痛哭失声。在场数万人无不落泪。

16年后的1956年，冈村宁次在日本东京与何应钦曾谈到了张自忠之死，冈村宁次说：“我们成了冤家对头，不过这种冤家对头奇妙无比。您也许知道，我以前在北平认识了张自忠司令官，而在进攻汉口之后，不幸得很，我们在汉水（襄河）东岸之战两相对峙下来。那个时候战事爆发，张先生勇往直前，挥兵渡河，进入我方阵地，唯遇我方因战略关系向前进击，他竟冲至我军后面战死。他之死令我感慨无量，因我本身也随时有阵亡的危险。”

原来，当天张自忠率队进攻日军，而日军兵力前移，张自忠将军是阴差阳错地插入了日军后方，被数倍日军包围，壮烈殉国。

有资料显示，张自忠将军参战两年，率部累积消灭六万日军。

枣宜会战还没有结束。

38师抢走了张自忠的尸骨，而且杀伤了大量日军。日军不甘心，决意报复。

一周后，日军集中优势兵力，进攻38师的阵地。而此时，38师已经移师襄河西岸，驻扎在襄河东岸的是一个川军团。装备极度简陋，而且人数占据绝对劣势的川军团与日军拼杀一夜，天明后，川军团全部战死。

阮明刚负伤后，就回到家乡养伤。川军团与日军的激战地，就在他家乡附近。

阮明刚指着家乡附近的金鸡山说，川军团牺牲后，都埋在那里的山坳里。这么多年过去了，每逢阴雨的夜晚，还能听到山中传来的哭泣声。

湖北战场上的枪声渐渐平息，而华北战场上的枪声突然密集响起。那里，八路军即将发起一场震惊中外的大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