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成身退，是职场、官场的历史经验。现代职场中人的功成身退既可以说是多年奉献公职后，年资届满，顺利退休，不再恋位恋栈；也可以说是业绩不凡，根据工作需要退居二线，不居功自傲，躺在功劳簿上，以老子自居。而在古人的职场、官场上，因为个人因素更加突显，君臣以及上下级关系更加敏感，功成身退说的就是急流勇退，辞职卸任，即时走人，其如老子所说，“功遂身退天之道”。当然，即使在那时候功成身退也不是必需的选择，但大概率是明智的选择；功成不退也不一定是错误的选择，但大概率是糟糕的选择。适时决定功成身退的，史上大有其人。对比同僚战友因为不同选择而致结果大相径庭的情形，相当有意思。
楚人伍子胥背负冤仇投奔吴国，在帮助吴国强军之时，伍子胥向吴王七次推荐了一个人物，他就是大名鼎鼎被称为“兵家至圣”“百世兵家之师”的孙武。吴王阖闾经过考察，让他与伍子胥一起领军伐楚。在七年时间里，他与伍子胥协同指挥，连番大战楚军，打得楚军一败涂地、找不着北。此后，他又与伍子胥搭档，攻打越国，打得越国无法招架，只好投降。
然而功成名就之后，孙武就突然销声匿迹找不着了。孙武去哪里了？有史书说他是被吴王夫差杀害了，但是对于这等“大事”，《史记》却没有记载，这个说法也就存疑。另一种说法是，孙武即时退隐了。《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所记载的是：“若张良、范蠡、孙武，脱然高引，不知所往。”其后还有史籍说：“孙子十三篇，兴吴，吴几霸矣。功成身隐，盖不欲为胥江之怒涛耳。”最后一句说的就是孙武没有像伍子胥那样，功成受戮还被抛尸江中。在史说各据一词的情况下，我比较采信“退隐”说，这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在孙武被好友强力引荐给吴王之前，他长年隐居，而长年隐居因而势必沉静之人，既不太会贪图荣华富贵，也多善内省，因而也就具有更多的清醒成分，更善于审时度势；其二，孔子的学生子贡曾评价夫差“为人猛暴，群臣不堪”，夫差这种性格的人，与孙武这样内敛而敏锐自重的人，恰恰格格不入，孙武不会对此没有省察。
伍子胥没有走。越王勾践举白旗投降后，吴王夫差开始膨胀，企图做大做强、逐鹿中原，与那些诸侯老大一决高下。伍子胥却几次三番极力反对吴王这样的决策，他认为要防备以及构成心腹之患的是越国。伍子胥错就错在看夫差看走了眼，没有看到自己的这种劝谏必然招致恶果。再说，你伍子胥一个楚人，现在已经报仇雪恨，功成名就，年纪也大了，还管那么多干吗？结果，伍子胥终于在奸臣的谗言之下，被吴王以“属镂”剑赐死。伍子胥也仍然是血性刚烈的风格，自杀前让家人挖出他的双眼悬挂在吴国都城的东门之上，说他要看着越国由此途攻灭吴国，夫差大怒，将伍子胥用皮革裹了，浮之江中。
再说越王勾践，在其卧薪尝胆、复国报仇的过程中，主要依靠的是范蠡和文种两人，范蠡、文种同为楚人，相交甚深，因不满楚国的权贵政治，一起投奔越国，辅佐越王勾践。
不久，勾践欲与吴国开战，范蠡力谏不可，勾践不听，越国大败，几近灭国。范蠡劝勾践答应吴国的任何条件以求保全性命，“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吴王遂罢兵而归。按照议和条件，越王勾践带着妻子到吴国当奴仆，他想带文种同去，范蠡说：“四封之内，百姓之事，蠡不如种也。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种亦不如蠡也。”最后是范蠡陪着勾践赴吴国为奴三年。他说：“忍以持志，因而砺坚，君后勿悲，臣与共勉。”
其间文种留在越国带领国民重建家园，恢复生产，百姓并没有因为战败而流离失所，加上文种不断地对百姓进行爱国教育，因此国民比战前更拥护勾践，更痛恨吴国，这些都为越国复兴做了准备。
三年后，范蠡和文种建议勾践劝农桑、务积谷、抓经济、重亲民，然后加强军队建设，以最高的奖励组织敢死队，文种还向勾践进呈了“伐吴七术”；另一方面，越国建城建得残缺不全，面对吴国的方向，不筑城墙，范蠡又向吴王夫差进献美女西施。范蠡、文种是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策划者和组织者。
当夫差大举北上争霸中原时，经过近二十年同心戮力、精心准备的越国兴兵伐吴，吴军随即崩溃继而灭国，吴王夫差自刎身死。
就在越国大肆庆功的时候，范蠡不辞而别，离开了越国。文种没有走，本来，经几十年的苦拼才有今天，人生有此大功也是殊为难得，范蠡这么不辞而别是不是唐突了一点呢？文种非但没有走，还在庆功场合高兴地放言：“我胸有七略，如今灭吴兴越只用了三略。”文种这样的自我吹嘘，其实很不“政治”，很不妥当。
范蠡到了齐国以后，给文种捎来了一封信：“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飞鸟射杀完了，弓箭就该收起来；兔子捕完了，猎狗就会被煮吃。越王面相不善，可以与他共患难，不可与之同享乐。你怎么还不走啊？
文种在收到信后，估计有点心神不宁，便称病没有上朝。但是勾践却找上门来了：“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你教我七个伐吴之术，现在我用了三个就打败了吴国，还有四个在你那儿，你为我到先王那去试一下吧。勾践还交给文种一把剑——“属镂”，灭吴以后，这把让伍子胥自杀的宝剑到了勾践手里。到了这个时候，文种除了自杀别无选择。
史说范蠡携完成了美人计的西施退隐江湖，并且为了淡出人们的视线而三迁其居，正如北宋苏轼所说：“春秋以来，用舍进退，未有如范蠡之全者。”
而对于刘邦来说，没有张良、韩信，就没有他称帝的一天。可是因为退与不退，两人的结局却迥然而异。
张良跟随刘邦以后，在进军咸阳中成功运用战术，以缓兵之计劝刘邦移军霸上以待项羽，鸿门宴上让刘邦顺利脱身，在刘邦处于危局之时用“下邑之谋”策动彭越、英布以成联军，从而逆转形势，如此等等，张良屡在重大关键甚至是生死攸关的时刻，帮助刘邦打开局面、转危为安、赢得胜局。刘邦称帝后评价主要的三位功臣张良、萧何、韩信，张良排名首位：“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
韩信是当之无愧的一枚战神，他历经百战，最终歼灭了强大的楚军，诛杀了“霸王”项羽。刘邦说：“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
但是张良、韩信这两个人的风格完全不同。当时刘邦被项羽围困，韩信却势如破竹，先后平定了魏、赵、燕等地，接着又占据了齐国的故地，这时候他自请要立为齐王。刘邦破口大骂，幸得陈平踩了他脚才急忙改口，稳住了韩信。天下平定后，刘邦要张良自己选择食邑三万户的封地，张良谢拒，只要了当年他与刘邦初会的小小的“留”地，故名“留侯”。韩信与张良的这种不同，既与眼界襟怀有关，也与出身有关，并且延伸影响到了两人不同的结局。
此后韩信因擅留项羽手下大将而被拘押时，曾经叹道：“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然而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韩信并没有因此接受教训，此后被贬为“淮阴侯”留居长安的时候，因谋反罪被杀，被夷灭三族。
张良则退隐山中，得以善终。其实张良的退隐也许不是一开始就主动和由衷的，因为他与刘邦的关系实在是非同一般，并且他没有任何非分之想，绝不构成对刘邦的威胁。但是作为刘邦的第一谋臣，张良却又有几处“短板”。首先是他韩国公子的身份太过敏感，张良的父、祖辈历任五任韩国国相，他的出山首先是为了报秦国的灭国之恨，张良从来不是刘邦起家的“丰沛（丰县沛县）集团”的成员，而他也看到了异姓王被接连诛除的情况。其次，张良与韩信的关系十分微妙，在韩信贬居时，张良还与之同修兵书，“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这说明两人关系不错。两人同修兵书，本身就够敏感；而在贬斥、诱捕、诱杀韩信的过程中，只见陈平、萧何出谋出力，却从未见张良有过什么态度。再次，刘邦一意要改立太子，大臣包括张良的劝谏都不管用，吕后问计于张良，张良遂让德高望重的民间耆老“商山四皓”为太子助阵，刘邦一看太子声望已成，只好作罢，这事早晚会让刘邦知道。
张良与刘邦的关系虽然铁，但是这种关系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在韩信被杀以后，张良认清形势，急流勇退。张良退隐之际的告白概述了自己的心志：“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雠彊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闲事，欲从赤松子游耳。”赤松子是一位传说中仙风道骨的云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