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上朝、职场官场，只要服从领导安排，做好本职工作，就应该是做对了，甚至是可以评先进的。不过有的时候尤其是在封建王朝的时候，仅仅谨守职责、兢兢业业，还真不一定能行，还要看你站队正确与否，要问你是谁的人。特别是中国自古以来，党争频仍，不曾消停，碰到这种情况，臣子士人的人事系统、归属站队，就更加非同小可甚至是生死攸关了。要是答不清楚“你是谁的人”，那麻烦就大了。写有“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的唐代诗人李商隐，就是因此而下场悲惨的。当时李商隐夤缘攀附，冀望打开仕途的上升通道，这本也无可厚非；但是他不巧遭遇了史上最严重党争之一的“牛李党争”，双方势均力敌，你进我退，此时投靠一方，既可能一荣俱荣，可是形势一旦翻转，也可能一损俱损，最终弄得两面不是人。
“牛李党争”说来话长。以牛僧孺为首领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领袖的李党，两派官员互相倾轧，争斗不休。党争最初是因为政见不同而起，以后必定演变成党同伐异的夺权之争，“朋党比周，以营私利”，这场在唐朝末年闹了几十年的官场权斗，加速了政局的动荡，以至唐朝走向衰亡。
李商隐不到十岁丧父，随母亲过着艰苦清贫的生活。李商隐是长子，很小就背负了撑持门户的责任，少年时曾“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因此李商隐日后的求功名心切也就可以理解了。李商隐从小跟堂叔受经习文，后为令狐楚慧眼识中。令狐楚曾任翰林学士、户部尚书、吏部尚书，也曾入朝拜相；令狐楚才思俊丽，能文工诗，史称“于笺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传讽”，并以四六文（骈文）为世所称。令狐楚“奇其（李商隐）文，以其少俊，深礼之，令与诸子游”。令狐楚的爱才惜才不遗余力，“致之华馆，待以喜宾”，又给李商隐安排工作，支持他应试，更是手把手指导他，使他的写作渐入佳境，还让儿子令狐绹把李商隐当作亲兄弟。李商隐前后在令狐楚身边学习近十年，文章日渐精进，诗歌青出于蓝。在李商隐屡试不中的情况下，在朝为官的令狐绹还去打了点招呼，李商隐遂实现了他进士及第的梦想。这一切都让令狐楚成为李商隐当然的恩师贵人，李商隐确实也对令狐父子充满了感激之情。“一日相从，百年见肺肝”，“百生终莫报，九死谅难追”。
然而此时，“牛党”在朝中失势，作为牛党主要成员的令狐楚被外放任职。他给李商隐写信，召其来幕府工作。但是信去了多封，时间也过去了好久，始终未见到李商隐的身影。原来李商隐在长安，因诗名而被另一位高官，正在得势的“李党”要员、令狐楚的政敌王茂元看中，李商隐遂入其门下，这是他做人缺乏原则的地方。直到令狐楚病重，李商隐接到急信才匆匆赶来，老令狐并不计较，又将最后的奏章交由李商隐修改完成，其实奏章已经写就，既然皇帝欣赏令狐楚的文笔，老令狐就再给李商隐一次进入皇帝视野的机会。
李商隐后成为王茂元的女婿。王茂元与李德裕关系很铁，“时德裕秉政，德裕与李宗闵、杨嗣复、令狐楚大相仇怨。商隐既为茂元从事，宗闵党（牛党）大薄（鄙视）之。时令狐楚已卒，子绹为员外郎，以商隐背恩，尤恶其无行”。
但是新皇帝继位以后，转而支持牛党，打击并清洗李党，其时王茂元已死，李德裕以及李党成员纷纷落马，被贬官外放，李商隐的官位也没了。到了这个时候，李商隐仍然是急功近利，欲去李党之属的桂州军政一把手郑亚那儿当官，这又是他做事缺乏眼光的地方。仍在外放之地的令狐绹出于旧谊写信劝他不要去，令狐绹对李商隐也算是仁至义尽。李商隐不听，结果郑亚很快被贬，李商隐又没了去处。
不久令狐绹回朝当了宰相。令狐绹一下子就能当上宰相，还是因为父亲令狐楚。“宣宗谓宰相白敏中（牛党）曰：‘先帝葬，道遇风雨，六宫百官皆避，独见颀而髯者奉梓宫不去，果谁耶？’敏中言：‘山陵使令狐楚。’帝曰：‘有子乎？’对曰：‘绹今守湖州……其为人，宰相器也。’”（《新唐书》列传第九十一）新皇帝对当初须发飘飘独站风雨中守护先帝灵柩不去的令狐楚，记忆犹新，感念他的忠诚，兼及其后人，令狐绹因此上位。可是李商隐却似乎没有学到恩师的入世修身之道。
李商隐回到京城，去找令狐绹帮忙。虽然令狐绹已经厌恶了这个老朋友，但还是给安排了一份学官的差事。可老想着在官场上有所作为的李商隐不满意，又去当了有李党嫌疑的柳仲郢的幕僚，柳仲郢一经贬职外放，李商隐再度失业。
李商隐再找令狐绹，令狐绹就不搭理他了。一次李商隐上门，令狐绹不在家，李商隐便在厅墙上题了一首诗，将自己的时运不济推责于外在原因，令狐绹看了很不以为然。“而牛、李党人蚩谪商隐，以为诡薄无行，共排笮之”。
李商隐最后抑郁而终，“一生襟抱未曾开”。
和李商隐不同，苏轼苏东坡没有在党争中站队，他的政见主张也是特立独行，他在组织和思想上都不是“谁的人”，他是他自己；但是在党争遍及官场的情况下，苏轼竟也因此大遭其难。
北宋的“新旧党争”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政治派系斗争。
宋神宗属意改革，宰相王安石主持“熙宁变法”，是为“新党”；而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则成为“旧党”。其时北宋王朝已经建立一百多年，积贫积弱之势已成，对外无力抵御辽、西夏的侵扰，内部则是政治腐败、国库空虚，各种社会矛盾尖锐突出，在这种形势下，变法新政、革除弊政的号召切中时弊，应当没错。苏轼在改革问题上与王安石并无本质分歧，他早就看到社会的种种弊病，因而提出了“丰财”“强兵”“择吏”等改革主张；但是另一方面，他对新法操之过急、损害百姓利益，提出异议，并上书宋神宗，批评新法“求之过急”，强调渐变改良，其情形如同曾经的改革派欧阳修又对王安石的变法提出批评一样，苏轼在上书中又批评一些心术不正者只是借新法以营私，“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于是苏轼与欧阳修都被视为“旧党”。自此，才名鹊起、“文义灿然”的苏轼受到了王安石的百般打压和排挤，王安石多方阻挡苏轼的进阶之路。
等到王安石被同党扯下台，诸新党人物对苏轼更是痛下狠手，他们搜章摘句又移花接木，将苏轼贬讽新法的诗句，指为攻讦圣上：“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苏轼因此被下狱。此案在御史府开审，而御史官署内遍植柏树，称为“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又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积极参与揭发的，有一位苏轼的同事兼“朋友”——沈括。沈括除长于学术外，还热衷于政治，拥护新法，受到宰相王安石的信任和器重；形势发生变化以后，他又立刻反戈一击，呈交了一份秘密报告，历数新法的种种弊端，竭力诋毁王安石。如此一来，不仅王安石鄙视沈括，连皇帝也“始恶括之为人”，沈括的结局自然也就不妙。
再说“乌台诗案”，新党诸人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但宋太祖赵匡胤早有规约，除叛逆谋反之外，一概不杀大臣，同时又有多人仗义相救，宰相吴充道：“魏武（曹操）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已罢相退居、与苏轼恩怨是非纠葛一生、互相挖苦又惺惺相惜的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连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最后苏轼被贬往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充团练副使，被监视居住，无权签署公文。
神宗既殁，哲宗年幼继位，高太后临朝听政，旧党的司马光重被起用为宰相，新党悉被打压，新法也尽废。苏轼被召回朝，出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但是在苏轼看来，改革的宗旨没有错，只是方法出了问题，因此他反对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的做法，因此与司马光经常发生争执，以至直呼“司马牛！司马牛”。苏轼这样的政见主张引起了旧党的抵触和愤怒，于是又遭旧党打击排挤，被贬出京城。
等到宋哲宗亲政，复起用新党，恢复神宗的新法，大部分的旧党党人都遭罢黜和流放，苏轼作为“旧党”，再被贬至广东岭南的惠州，后又被发配到当时还是蛮荒之地的海南儋州。
所幸苏轼心胸开阔，性格放达，寄情山水，抒发情怀，写就了诸多才情横溢、脍炙人口、流传百世的文章诗词。
世事难料，宋哲宗23岁早逝，宋徽宗继位，再用旧党，苏轼被召回朝任职。在北归途中行至江苏常州时，苏轼逝世，时年六十五岁。
派系争斗，见面先问“你是谁的人”，是职场、官场的常见现象；那么，不站队、不参与、不问政治，只做自己，行不行呢？有的时候，这也行。比如上面说到的柳仲郢，能力很强，办事公允，执法严明，牛僧孺很器重他，李德裕也任用他，但是他从不介入牛李党争。以后他曾被作为“李党”而遭贬职，但不久又再担要职。李德裕死后，家族窘迫不振，柳仲郢心存公道、秉以恻隐、不避嫌疑，委他侄子一个官职，宰相令狐绹不同意，柳仲郢去信陈情，令狐绹十分感动，此事就成了。所以后世是将李商隐与柳仲郢作为两种人物类型来比照的。
不过真要在党争派别争斗倾轧已成气候的职场、官场中袖手旁观，只做自己，这也不太容易。新旧党争中旧党得势时，司马光为相，一日召刘器之谈话：“你知道你是怎么进入史馆的？”“知道，是宰相举荐。”司马光又问：“你知道我为何推荐你？”这时候刘器之就该会意了。他以一个布衣寒士身份进入官场，原想做好自己，在党争中不站队，因此迟迟没有表态入伙，现在恩师司马光将这个事情挑明了。
你说，这刘器之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