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三年（前154）正月下旬的一天，中尉陈嘉来到御史大夫晁错府上，奉命急召晁错入朝议事。此时，吴楚起兵叛乱已经十来天了，军情急报不断从前线传回长安，因此晁错毫不怀疑，随即换好朝服入朝。车马经过东市时，没有任何预兆地，晁错被拖下车腰斩。当时，西汉唯一被称为“智囊”的头颅，跌落在长安的尘埃之中。更血腥的屠戮紧随其后，晁氏全族被诛。
司马迁在《史记·袁盎晁错列传》中只用十个字记录了这一风云突变——“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从字面理解，汉景帝似乎给晁错留了面子，让他穿朝服上刑场，不曾经历撤职查办的羞辱。但《史记·吴王濞列传》中，太史公又添了几个字“绐载行东市”，说明了真相的冷酷。一个“绐”字，说明晁错完全是被骗杀。对这位自己当太子时，便已朝夕相处的“老师”，汉景帝完全没有给他任何辩驳、求生抑或大义凛然的机会。
而今影视剧里的“诛晁错”，普遍设计得煽情，基本逻辑都是刘启被形势所迫，痛下决心。这一点在电视剧《汉武大帝》中被演绎得尤为让人泪目——汉景帝下定决心后，给老师端上一杯酒：“您说过，若毒蛇啮指，壮士断腕，为天下者，不顾身家。”而晁错明知是断魂酒，仍慷慨赴死。
两者相比较，真实的历史如此冰冷。也难怪编剧们加这么多戏，都是为晁错被冤杀鸣不平。历史上第一个为晁错鸣不平的人叫邓公。作为校尉的邓公从平叛前线回京述职，汉景帝问他：“你从前方回来，晁错已死，吴楚能罢兵吗？”邓公回答：“吴王起兵以诛晁错为名，但意图却不在晁错。”接着他的话就很难听了，“陛下杀了晁错，我想天下有志之士以后都会把嘴巴闭上了。晁错主张削藩，明明是对大汉‘万世之利’的好事，但计划刚刚开始，他就被诛杀。一心为国的忠臣却落个这样的结局，今后谁还敢冒死进言呢？”
这段逆耳忠言完全没给皇帝留面子，汉景帝听完之后什么反应呢？他沉默良久后说：“你说得对，我也很后悔啊！”而且不是简单地口头服软，更付诸行动——邓公当即被提拔。这就让人有点儿摸不着头脑了，既然你重赏了为晁错鸣冤的人，那为什么不给晁错平反呢？
汉景帝真的是冲动杀人吗
说起汉景帝的冲动，最容易让人想起的就是他少年时犯下的大错——用棋盘砸死了吴王刘濞的太子。而晁错之死最为大众所接受的说法，也是汉景帝冲动误杀。“七国之乱”发生后，刘启被叛军阵仗吓得六神无主。朝廷军队准备不足，面对养精蓄锐数十年的吴楚联军节节败退。前线战事不利，朝中又有“小人进谗言”，慌乱之下，刘启便以为杀了晁错至少能稳住叛军进逼之势。偏偏事与愿违，晁错被杀后，叛军并没有罢兵的意思，因而刘启白白冤杀了重臣。
年轻时冲动暴烈的刘启，此时贵为天子，真的如此“任性”，没考虑清楚便冲动杀人吗？
复盘一下晁错被杀全过程，最早提出斩晁错而退吴楚七国之兵的是袁盎。《史记》把晁错与袁盎两个人并列为传，也是司马迁绝妙的讽刺，因为这两个人关系差到只要有晁错的地方，袁盎转身就走，反之亦然。
而袁盎紧急给汉景帝打小报告，是因为晁错计划搞内部清洗，第一个对象就是他！原因是晁错认为袁盎当过吴相，收过刘濞的贿赂，因此整天替刘濞说好话，而今刘濞反了，先把袁盎杀了，防止他在朝廷背后使阴招。由此一来，袁盎要自保只有抢先一步，先把晁错给办了。
于是袁盎找到窦婴。为什么要找窦婴，一方面窦婴是窦太后的弟弟，也就是汉景帝的舅舅，背景够硬。另一方面，窦婴和晁错关系也很差，而且窦婴也当过刘濞的吴相，境况相近。
果然，窦婴非常给力，立即入宫给皇上报告袁盎有退敌之策，汉景帝便召袁盎进宫觐见。尴尬的是，晁错当时就在皇帝身边。《史记·吴王濞列传》里对这一夜的惊天逆转记录得很详细，袁盎首先一阵痛贬刘濞，然后分析叛军实力不值一提。这通忽悠让晁错产生错觉，竟放松了警惕称：“袁盎策之善。”
后面的事情却让晁错对自己的轻率表态后悔不已。袁盎讲到关键的退兵之策时，突然要求屏退左右。汉景帝让近臣们回避了，但晁错还在。袁盎继续坚持：“我所说的，为人臣的不能知道。”就这样，晁错虽愤恨不平也只得退下。
袁盎果断亮出撒手锏，给刘启出主意：七国之所以反叛，就是因为削藩令。你如果杀了晁错，派使者赦免七国的罪过，恢复被削减的封地，这场祸事便能结束。汉景帝什么反应呢？沉默良久，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史记·吴王濞列传》）
意思就是，真实情况果真如此的话，我不会因为爱一个人而让天下人失望的。此时，汉景帝已有“斩晁错以谢天下”的念头了。
十几天后，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和廷尉张欧联合上书弹劾晁错，汉景帝同意了。注意一个细节，真正诛杀晁错其实是在袁盎进言“后十余日”。所以，汉景帝杀晁错绝不是一时冲动，他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和计算袁盎提出的“退兵之策”符不符合他的利益。
最终上书名单的构成也颇具玩味之处，偏偏没有窦婴和袁盎这两个始作俑者，三人身份分别是文官、武将和监察系统的代表，这背后要没有汉景帝的授意是说不通的。由此综合判断，诛杀晁错应该是汉景帝刘启一手策划并且精密部署的，断无可能是所谓的冲动误杀。
然而，有一个谜团未解，既然袁盎在晁错眼皮底下“献策”，当时愤恨不已的晁错，面对政敌必然的攻讦，怎会毫无提防，最终被骗上刑场呢？
众叛亲离的孤臣逆子
的确，从袁盎献计到东市腰斩足足十几天时间，既然袁盎能连夜奔走自救，晁错为什么不能殊死一搏呢？
应该说，这两人此时的境况完全不同。据《史记·吴王濞列传》，七国之乱后，长安城里的官吏们争相依附窦婴和袁盎，驾车跟随其后的每天有几百辆，可见人气之高。
而晁错呢？表面上来看，他身居御史大夫，位高权重，但他的权力真的能转化成执行力吗？比如他要“清洗”袁盎这件事，按说快刀斩乱麻的话，根本没有袁盎“献策”什么事了。不是晁错不想先下手为强，奈何他的“刀”太不听话了。
吴楚一举反旗，晁错便召集手下说：“这个袁盎一直蒙蔽皇上说刘濞不会反，现在刘濞反了，要治他的罪，看他还有什么阴谋。”
晁错的下属御史回复说：“叛乱没发生时，惩治他，或许能中断叛乱的阴谋。现在叛军都打过来了，惩办他有什么用呢？再说，袁盎应该没有什么阴谋吧！”
这话怎么听怎么别扭，假如认定袁盎和叛军之间有某种关系，此时惩办至少是亡羊补牢，或者也是表明态度。而御史属于监察系统，职责所在就是对有问题的官员进行侦查，而不是用一句“莫须无”的态度糊弄一下。
很明显，堂堂御史大夫，此时已指挥不动下属了。更可怕的是，这边晁错还在为手下的反对犹豫不决，那边的袁盎居然收到消息——晁错要对他下手了。
是谁告诉袁盎的，答案不言自明，这已经不是执行力打折的问题了，而是晁错此时在官僚系统中众叛亲离，被彻底孤立了。这也解释了晁错作为朝中重臣，在袁盎打完小报告后却完全耳聋目盲，最终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被骗腰斩的真实原因。
为何晁错落到如此地步？其实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形容晁错时都用了“峭直刻深”四个字，就是为人严峻、刚正，又过于苛刻、严酷。这个形容词一般会用在同一类人身上：法家人物。
晁错是法家刑名学说最忠实的拥护者。法家刑名学主张为人性本恶，必须要用法律强制约束才能治国。一旦信奉这样的理念，便以性恶心态来推论同僚、下属，以残酷的刑法进行威权统治。把同僚、下属全得罪了，自己彻底变成一个“孤臣”，一旦失势就会被群起而攻之。
当然，能成为“孤臣”的一般会有君主来撑腰。但成也君主，败也君主。这一点在晁错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汉文帝最早发现晁错，觉得他才学出众，于是让他给太子当老师。太子刘启被老师的风度、学问倾倒，在太子府给了他外号叫“智囊”。
为了将性格冲动的太子培养成深谋善断的帝王，晁错曾专门给汉文帝上了《言皇太子宜知术数疏》，建议让太子多看一些法家之书以便驾驭大臣。虽然不知汉文帝有没有采纳这一建议，但以晁错太子老师的身份，他的法家思想必然影响到刘启。而法家向来主张君主对待大臣，不用道德感化之法，对大臣要运用权术甚至是阴谋诡计。汉景帝在其执政生涯中，确实贯彻了这一思想，重点防范和猜忌权臣，比如后来“平定七国之乱”的功臣周亚夫，就因为太过傲慢而被汉景帝投狱，蒙冤绝食而死。
苏轼在《晁错论》中，曾明确指出晁错引来杀身之祸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令上自将兵，而身居守”，意思是让皇帝亲征去最危险的地方，而让自己留守后方享受安全。这种提议，必然引起皇帝的反感，最终让小人有了可乘之机。
苏轼虽然点出了晁错被杀的关键事件，但却没说到点子上。皇帝亲征，臣子居中调度的情况不是没有先例，萧何和刘邦也曾如此搭档。但即使萧刘这么铁的关系，刘邦在前线依然会怀疑萧何会不会有异心，更何况晁错面对的是多疑的汉景帝，一下子犯了刘启的忌讳：把我支出去，你总揽朝政到底想干什么？
这种内心的恐惧和不信任，其实早就滋生了，提议亲征只是一个爆发点。在太子刘启变成皇帝之后，晁错显然没有调整两人的相处模式，继续一副帝师做派，天天上疏提意见，汉景帝一概言听计从。但表面上再宠幸，也抵不过老师经常性地“请间言事”，在朝堂上动不动让皇帝弟子私下听他的进言，这种损害权威、在朝臣看来在控制皇帝的做法，让汉景帝内心的怨恨日积月累。
但经历了冲动的少年时期后，深谙帝王之术的汉景帝，懂得把愤怒藏在心底，很少在事件的当时就发作，这才是最可怕的。
再看一下陶青、陈嘉和张鸥三人，罗织了怎样的罪名弹劾晁错。前文已述，这三人联合上疏不可能没有汉景帝的授意。而弹劾的重点果真不是晁错力推的削藩策，攻击的恰恰就是危难之际，晁错让汉景帝带兵平叛，自己却要留守京城，“无臣子礼，大逆无道”，应该“腰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世”。
汉景帝虽然只批了一个“可”字，但通篇劾奏每一个文字背后都渗透出他恶狠狠的杀机。否则，用“袁盎之计”，杀一个晁错就行了，何必愤恨到要灭晁氏全族。
搞清楚这一点，就明白了汉景帝杀晁错的内在诉求和逻辑。因此，他再口口声声说后悔，也不可能为晁错平反。
史上最会甩锅的皇帝
一个月前，对这场最终降临在晁家的弥天大祸，早就有人未卜先知，并陷入深深的焦虑和恐惧中。
这个人就是晁错的父亲。
《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记录了晁错上疏进言削藩后，汉景帝曾命令公卿、列侯和皇族一起在朝堂上讨论，但公开场合只有窦婴一个人敢与晁错争辩，其余没有人敢公开反对，因此晁错的上疏很快得以推行。但他所修改的法令足有三十章，传到各地藩王那里，不出意外地引发了巨大反弹。
削藩令一传出，晁错的老爹便心急如焚地从颍川赶到长安，苦口婆心地对晁错说：“皇上继位时间不长，你就要削弱诸侯王的权力，疏远刘姓皇族的骨肉，老百姓们都怨恨和咒骂你，你何苦这么做呢？”
晁错的回答确实大义凛然：“我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但不这么做的话，就会让天子不尊，宗庙不安。”
老头见劝不动儿子，只能悲愤地说：“照这样下去，刘家的天下安宁了，而我们晁家可就危险了，我要离开你回去了。”没想到晁盖的父亲对儿子说完这番话后竟服毒身亡，临终遗言更是一语成谶：“我实在不忍心看到晁家大祸临头累及自己。”
晁父死去十几天后，吴楚七国扯起了反旗。再过上十几天，悬在晁家老小头上的那把刀，悄无声息地砍了下来。
晁错被誉为“智囊”，以他的智慧和信奉的法家学说，对人性的了解程度，他真的觉察不到老父亲以死劝诫预示的巨大危险？
当然不可能，这一点恰恰驳斥了苏轼在《晁错论》中认为其为了“欲自固其身”而留守京城，倘若只在乎自身的安全，晁错就不会那么执着地请求削藩了。这是把自己赤裸裸地扔进皇帝和诸侯王之间的斗争漩涡中去。即便七国不反，晁错也是性命堪忧。他大概率是准备好为理想献身了，但却没有料到晁家因为他惨遭“灭族”的结局。说到底，他还是太相信他的学生和他的靠山汉景帝了。
汉景帝曾把晁错“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的建议让公卿、列侯、宗室讨论，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削诸侯之意并非出自皇帝，而是出自晁错，很显然，汉景帝把晁错当作挡箭牌。
皇帝和诸侯王之间的矛盾，既是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又是刘姓皇族的内部矛盾，是国事又是家事。所以汉景帝一方面想削藩，另外一方面却不想在刘氏家族中落下一个不义的名声，所以他要找好背锅的人。
等到晁错推行削藩令后，遭到朝中大臣的集体反对，不光反对他削藩，更是因为他破坏规则，擅权变更法令。而诸侯国因为利益受损，自然对他恨之入骨。所以吴楚发动叛乱之后，提出的口号是“诛晁错，清君侧”，意思是我们来替皇帝清理身边的坏人。
此后，晁错提出的应对之策（汉景帝亲征）被皇帝驳回或者说不置可否，朝臣的不满便开始明目张胆起来。接着，政敌们纷纷被起用，比如七国之乱发生前，袁盎只是个庶人，而七国反后，窦婴被拜为大将军，袁盎被拜为太常，此时长安城里很多官员都争附二人，每天跟在他们车马后面的就有几百乘。这充分证明，政治嗅觉敏锐的群臣们已经嗅到晁错“倒台”的政治气息了。
既然，朝内朝外一切矛盾的焦点集中在晁错身上，那汉景帝此时出手真的是价值最大化。首先“牺牲”了晁错，可以让朝廷大臣团结一致击败叛军。其次“牺牲”了他，按住那些“观望”中的诸侯骚动的心，让他们觉得朝廷枪打出头鸟，又要收回削藩之策，坐收渔翁之利。而最重要的一点，“牺牲”了晁错，直接让叛军失去旗号和借口，晁错已然被诛，叛军便“师出无名”，朝廷的平叛自然事半功倍。
不过是杀一个臣子，却能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快速地平叛，汉景帝怎么会后悔？
邓公进谏前的身份是校尉，级别有点低，和这样的人掏心窝子，能证明汉景帝的后悔有几分是真心实意呢？只能说，作为学生的刘启，也许有几分良心发现，但作为皇帝的刘启却只能是伪善。帝制时代，虽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一个皇帝也不可能对臣子明说：“你们都是棋子，死了白死。”
更何况，汉景帝是一个特别爱甩锅，明明阴辣狠毒却偏偏不愿沾血的皇帝。
像用酷吏逼死长子刘荣的事就不说了，单拿晁错两个死对头袁盎和窦婴的结局，也能窥出几分端倪。袁盎被派出使叛军，摆明就是想借刘濞之手杀他，结果袁盎命大，九死一生逃回来，却再也没被重用；而对窦婴，汉景帝临死还耍个阴招，留了一封遗诏，让他事情紧急时可面呈皇帝，结果窦婴还真用了，这才发现宫中记录根本没有遗诏，就犯了伪造遗诏的大罪被处死。这件事特别能说明汉景帝的行事风格，借刀杀人玩得最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