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元年（前156），刘启登基没多久，朝堂上发生了这样一幕。
一个名叫王生的老先生被召入宫中。关于这个“王生”，史料里交代很少，只知道他对道家黄老之学颇有研究，经常被请来给皇帝和大臣们讲课。这次三公九卿齐聚在朝堂，王生讲着讲着冒出一句：“我的袜带松了。”回过头对廷尉张释之说：“你给我系好袜带！”张释之二话不说，当即跪下为他系好袜带。
廷尉是位列九卿的高官，让身份如此尊贵的人跪下系袜带，不用说，满朝文武都为张释之受辱而鸣不平。
散朝之后，自然有人问王生：“为什么要在朝堂之上羞辱张廷尉？”
王生倒也没遮着掩着，很痛快地表达了自己的意图：“我年纪大了，人微言轻。知道自己帮不了张廷尉什么。张廷尉是天下名臣，所以我故意用言语羞辱他，让他跪下来系袜带，就是用这种办法来增加他的名望。”
大臣们听说以后，纷纷称赞王生的贤德，也更加敬重张释之了。
王生的做法，多半参考了秦末黄石公让张良纳履的典故。可张良当年忍受黄石公的测试时，那是在四下无人的桥上。而把这一套生搬到众人瞩目的朝堂之上，张释之即使不是个戏精，至少也懂得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吧！更何况这个剧本，张释之假如不是编剧，至少也是挂名策划的。那么王生和张释之究竟唱的是哪出呢？
要想说清楚这件事，还得从十二年前一件震动朝野的事情说起。
汉文帝前元十一年（前169），还是太子的刘启和弟弟梁王同乘一辆车入朝，经过司马门的时候没有下车，径直入宫。
当时张释之的官职是公车令，也就是掌管司马门门禁的负责人，他当即追上去，严令太子、梁王停下不得进入殿门，并立即向上汇报了他俩的罪责。
按照汉朝的宫廷警卫制度，凡出入司马门时，皇子、诸侯、百官都要下车，步行过门后再登车继续前行，这不仅是表示对皇帝的敬意，也是一项安全检查制度。违背这一法令者，将受到处罚金乃至削爵的惩罚。
此事最终惊动了太子的奶奶薄太后，于是汉文帝刘恒只能摘下冠冕给老母亲赔罪说：“怪我教导儿子不严。”薄太后派人传令赦免了太子、梁王，两人才得以进宫。
这件事自然在长安引起了轰动，毕竟小小的公车令竟敢阻拦太子，最终还是公车令取胜，秉公执法的张释之让很多人第一次耳闻。而在汉文帝那里，他也认为张释之与众不同能堪大任，很快提升张释之为中大夫。
当然，此事对张释之是好事，对太子来说就很尴尬了。不过等到太子继位成为皇帝时，又轮到张释之尴尬了。
汉景帝继位后，张释之开始惴惴不安，他先是请病假，但请假总不是长久之计，因此他想干脆辞职，又担心此举会惹恼刘启。想当面对汉景帝谢罪，又不知怎么开口。此时，王生出现了。《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如此记述：“用王生计，卒见谢，景帝不过也。”《史记》《汉书》都没具体说王生出了什么计策，让张释之怎么对刘启说，反正谢罪之后，汉景帝表示不计较。
在此之后，俩人又在朝堂演了一出“系袜带”的好戏，自然是为了增加张释之的政治资本。假设汉景帝想动他的话，心里必然要掂量掂量，自己办了一个口碑很好的老臣，会不会招致天下人的非议和唾骂？
事实证明，张释之的计划是很有成效的，虽然汉景帝找了个理由，把他外放去当淮南国国相，但好歹让他得了善终。
不过因为这件事，一代名臣张释之或多或少招来了非议。
为什么汉文帝一死，那个讲原则不怕惹恼皇帝、凡事总爱唱反调的张释之就不见了，只剩下一个担惊受怕、爱算计、一心只求自保的官场老混混？
另外，世人总爱将张释之和张汤对比，两人都当过廷尉，往往说张释之秉公执法，不分亲疏；张汤却按照皇帝好恶来判案，疏者严、亲者宽，两者行事真的有高下之分吗？
用口辩之术反对“口辩之术”
张释之，字季，堵阳（今河南南阳方城）人氏。因为家里有钱，哥哥就花钱给他买了个“骑郎”（守卫皇宫、宫门值班与接待官员）的职务。
一般来说，这个职位只是一个进入官场的跳板。但是他却整整十年得不到升迁，《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记录了张释之准备辞职时颇为奇怪的说法：“久宦减仲之产，不遂。”意思是“长时间做郎官，耗费了哥哥的资财，让人不安”。按道理来说，郎官虽然品级较低，但也有工资和奖金，即使最初买官，那也是一锤子买卖，后期不用继续花钱，为什么张释之却说干这个工作耗费哥哥资财太多呢？我们暂且按下不表，继续往下看。一听说张释之要辞职，他的顶头上司中郎将袁盎知道他德才兼备，惋惜他的离去，请求汉文帝调补他做谒者。
说到这里，我们又要犯嘀咕了。按道理来说，袁盎是他的上司，对他是比较了解的，既然觉得他能力强，那早就该提拔了呀，但为什么非要拖到人家提辞职才向上推荐？
综合以上，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推论，张释之肯定是不满足当一个“骑郎”的，既然家里有钱，可以买个“骑郎”，同样也愿意花钱疏通各种关系，去谋求更大的发展。但是非常不走运，张释之一直没有得到擢升，于是他决定孤注一掷，选择了对此时的顶头上司中郎将袁盎进行重点突破，最终得到了他的举荐。
当然，张释之确有他的过人之处。在袁盎力荐以后，汉文帝便下诏单独接见他，当面考核。
张释之初见天子，丝毫不怯场。起初，他陈说利国利民的大计方针；但汉文帝并不感兴趣，不耐烦地说：“说点儿更贴近当下的事，不要高谈阔论，所说的应该马上能实施。”于是，张释之谈起秦朝灭亡和汉朝兴盛的原因。汉文帝听了之后大为赞赏，任命他做了谒者仆射，成为皇帝身边的近臣。
此后不久，发生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
有一次，汉文帝到皇家动物园上林苑视察工作，他询问了书册上登记的各种禽兽情况，问了十几个问题，上林尉却顾左右而言他，完全答不上来。此时，负责虎圈的啬夫便在一旁代上林尉回答皇帝提出的问题，答得很周全，没有一个问题能难倒他。汉文帝就说：“做官吏不应该像这样吗？！上林尉很难让人信赖。”于是，他让张释之去任命啬夫为上林尉。
但张释之过了很久才表示反对，他举了周勃和张相如两个曾经的重臣的例子——都不善言谈，却是长者重臣。如果汉文帝提拔了伶牙俐齿的啬夫，必会引起天下人争相效仿，都去练习“口辩之术”而无真才实能，就像当年秦朝重用刀笔之吏，使得官场上争着用敏捷苛察来比较高低一样。所谓“且下之化上疾于景响，举错不可不审也”。意思是说，“下面的人很容易受到上面人的喜好影响，所以君上的决定不可不审慎啊！”
汉文帝听完之后心悦诚服，就不给啬夫升官了，而且在回去的时候，令张释之陪乘。一路缓缓而行，汉文帝询问秦朝政治的弊端，张释之据实而言。车驾返抵宫中，汉文帝就给张释之升了官，命其为公车令。
读到这里，你会不会为啬夫鸣不平？同样是给皇上汇报工作，怎么你能升官，而到我这儿就变成伶牙俐齿、巧言令色了？
事实上，上林尉作为皇家动物园的主官，皇上问了有关业务的十几个问题，全都答不上来，这说明其业务能力确实很差。而虎圈啬夫能非常好地回答领导提出的问题，首先确定其业务能力是过关的，如果平时不踏实干活，就不可能把所有数据了然于心。不能因为其对答如流，就判断他是抢着在天子面前出风头。汉文帝非常生气，决定要免去上林尉，提拔虎圈啬夫，也是很正常的反应。
张释之当然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他说出的反对之词明显偷换了概念，他用周勃等厚重长者的例子来形容上林尉“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庸碌表现，完全不可类比，同样，也看不出来展现业务能力和逞口舌之能二者是怎样画上等号的。
不客气地说，张释之的这次晋升，恰恰靠的是他所反对的“口辩之术”。
从头到尾，他把汉文帝忽悠得一愣一愣的。那么张释之在官场上蹉跎十年后，突然之间青云直上，真的就是靠他那张善言的嘴吗？
“惊驾案”和“窃环案”背后的真正主角
张释之自从得到汉文帝的赏识后，升迁速度非常快。官至九卿之一的廷尉后，张释之一度掌握了国家的司法大权，可谓位高权重。
后世给予张释之的较高评价大多源于他担任廷尉时的表现，认为他坚持依法办事，从不曲法奉迎，即使是涉及至高无上的天子的案件，也一样秉公处理。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就是他对“惊驾案”和“窃环案”这两件极为棘手的案子的处理。
“惊驾案”指的是，有一次汉文帝出宫视察，当车马行至中渭桥时，一个路人突然从桥下跑出来，惊了御马，车辆一阵摇晃，把汉文帝吓得不轻。惊了圣驾那还了得？于是汉文帝将此人交给张释之，让他严审。张释之随即展开审讯，那人说：“我是长安县的乡下人，听到清道命令躲在桥下。过了好久，以为皇帝的队伍过去了，刚从桥下出来，看见车队赶忙想跑。”于是，张释之审清事实后，向汉文帝报告处罚结果：判那个乡下人触犯清道禁令，仅仅处以罚金。听到这个结果，汉文帝自然大为光火：“这人惊了朕的马，幸亏御马驯良温和，否则朕肯定要摔伤。朕受到了这么大的惊吓，廷尉居然判罚钱了事！”面对皇帝的愤怒，《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所记录的张释之的回话非常经典：“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意思很清楚：廷尉是天下公正执法的带头人，稍一偏向和不公平，天下执法者就会任意或轻或重，老百姓们岂不是要手足无措？
汉文帝听完哑口无言，良久才说：“你的判处是对的。”
过了不久，又发生一个案子，再让汉文帝与张释之的冲突升级。
“窃环案”事发于供奉汉高祖刘邦灵位的宗庙，有一只作为贡品的玉环被人偷走了。居然有人敢在“先皇”头上动土？这事立即作为“天字第一号盗窃案”限期破案，很快人赃并获。后又交到张释之手中，怒火中烧的汉文帝对他的指示是，此案要“从严、从速、从重”。结果，张释之以偷盗宗庙服饰器具之罪奏报皇帝，判处案犯死刑。汉文帝听闻又勃然大怒：“这人太无法无天了，竟敢偷盗先帝庙中的器物，朕让你审理的目的，是要灭他三族，你这种判罚是想让朕背上不孝的罪名啊！”
张释之一看皇帝发了大火，心一横脖子一梗，摘下头上的官帽，跪在汉文帝面前磕头说：臣只是依法判决。现在他偷盗宗庙的器物要处以灭族之罪，那万一有愚蠢的人，挖了长陵一抔土，陛下准备用什么刑罚惩处他呢？张释之如此反问，反而将了汉文帝一军，天子当场在气头上没有表态，但过了一段时间，在和母亲薄太后谈论此事后，汉文帝同意了张释之的判决。
秉公执法、法大于天的张释之，因为这两个和皇帝对着干的案件，得到天下人的无比敬仰，流芳于史册，以至于很多人夸张地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追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理念的第一人。我们暂且不讨论在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下，有没有践行这一理念的可能。需要提醒的是，在这两个案子里，另一个主角汉文帝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可以说，身份至尊的汉文帝尊重司法官员的职权，更是注意以身守法。说到底，两个案子他是交给廷尉处理，正如张释之所说，汉文帝倘若当场下旨处理，做臣子的也无话可说。但是汉文帝并不以自己的意志破坏法令的执行，才让张释之有了操作的空间。可以说，没有汉文帝对张释之的支持，他要做到秉公执法，完全是不可能的，所以汉文帝也被尊为“千古名君”而令人称颂。
说句题外话，有没有发现汉文帝和张释之的关系有点像王生和张释之演的那场戏？两人虽然明面上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结果却是相互成就。
张汤和张释之，两者之间有无不同
在古代封建社会，张释之以执法如山的胆略以及聪明过人的睿智，被美誉为“中国理想循吏的典范”，为后世所效仿，更成为庶民拥戴的偶像。
其中，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张释之的才学、人品褒奖有加，特别是“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这句如此高的评价，简直将他抬到了一个后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那么张释之治下，真的一个冤民也没有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不用今人来找事实反驳，早在南宋，学者洪迈就对此提出质疑：“周勃就国，人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吏使以公主为证，太后亦以为无反事，乃得赦出。释之正为廷尉，不能救，但申理犯跸、盗环一二细事耳。”（《容斋随笔》）
洪迈举出的例证确实非常有力，在周勃一案中，作为廷尉的张释之一反常态，竟装聋作哑。
周勃何许人？乃诛灭吕氏家族，从代地迎刘恒回长安，并将刘恒扶上龙椅的大功臣也。
在刘恒当上皇帝以后，陈平认为自己在政变中功劳不如周勃，于是举荐周勃当丞相。周勃是个粗人，不知道这是个危险的信号，继续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汉文帝对他也很恭敬。
《史记·袁盎晁错列传》中记载，袁盎进谏汉文帝说：“丞相如有骄主色，陛下谦让，臣主失礼，窃为陛下不取也。”意思是，丞相如果对皇上表现出骄傲的神色，而陛下却谦虚退让，臣下与主上都违背了礼节，我个人认为陛下不应该采取这种态度。
从此以后，汉文帝逐渐威严起来，周勃也渐渐感到功高震主的压力。他借口有病辞官，回到封国绛县当老百姓。不久就“有人”检举周勃谋反，汉文帝立即下令廷尉调查。
正如张释之此前所说，周勃本来就不善言辞，这时更是张口结舌，不晓得怎样为自己辩护。后来，是周家给法官送了二十四万两黄金，才换来一个提示：“以公主为证。”原来，周勃同汉文帝是儿女亲家，公主当然有条件证明公公并没有谋反。最后连薄太后都出面证明：“周勃清除吕家时，身上带着皇帝的印信，手握北军重兵。他那时不反，怎么会回到一个小县城谋反呢？”汉文帝才松口说：“我也没有肯定他谋反呀……”派人赦免了周勃。
从事件前前后后可以看出，张释之作为廷尉，在此案中完全消失。《史记·袁盎晁错列传》中记载，当时朝中只有一个当年曾告绛侯状的袁盎努力证明周勃无罪。
说到底，汉文帝倘若下决心杀周勃，那周勃的性质同“惊驾案”和“窃环案”中小老百姓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搞不好，此时进谏的人连自己也会搭进去。在这种情况下，张释之为了自保选择了一言不发。
根据此案，我们可以有一个大胆的怀疑，张释之和张汤真的有所不同吗？
如果说不同，那也不过是张汤把所谓“依皇帝的好恶判案”放在表面；而张释之则因为了解汉文帝的喜好，即宽以待人，利用这一点，他敢于在细枝末节上和皇帝争辩，一副忠诚可鉴很讲原则的姿态，但遇到汉文帝的核心利益，该闭嘴时还得闭嘴。这也就可以解释，等到汉文帝死后，张释之怎么就像变了一个人，因为汉文帝喜欢“以德服人”，而汉景帝却不吃这一套，这哥们儿生起气是能拿棋盘砸死人的主，此时张释之别说唱反调，能保住小命就不错了。
说到底，在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的时代，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显然是无法实现的，而清官和廉吏也只是相对来说的。“没有冤假错案”，多数是一句自欺欺人的说辞，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汤和张释之没有什么不同，无论他们的行事和本意究竟如何，冤假错案和皇恩浩荡下的“平反昭雪”都将成为中国历史的必然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