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前期研究文献简述

复合状态概念的贫困，正是要素短缺和要素组合功能疲软的长期延续。扶贫开发既是资源配置过程，也是扶贫对象“资源基础上的可行能力形成与提升”过程。资源空间配置效率将通过集聚效应影响区域发展与民众福利，扶贫资源的政府依赖、公共服务城市偏向政策、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影响的扶贫开发城乡“分治”模式，在“扶贫开发边际效应式微、脱贫攻坚协同治理要求凸显”状态下亟须调整。旨在破解城乡发展资源与社会福利非均衡分配的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等战略有助于城乡发展系统融合，空间分异弥合，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配。

秉承“区域发展带动扶贫开发、扶贫开发促进区域发展”思路的连片特困区减贫政策自2011年提出以来，绩效明显且研究脉络清晰：转变“注重区域特征的扶贫开发”为“关注扶贫对象发展特征”的多维精准对接，强调政府与市场在扶贫开发工作中的协同作用发挥，重构扶贫工作良性秩序；强化产业带动，促进内源式扶贫；关注教育扶贫，阻断贫困代际传承；实施环境承载分析基础上的移民扶贫，重视贫困人口长远生计；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维护贫困人口发展权益；鼓励电商扶贫、众筹扶贫、金融扶贫等新型扶贫模式，推进“多元化组合模式”创新；强调物质扶贫与精神扶贫并重，切实防范脱贫人口返贫。2012年至2019年的七年来，累计减少农村贫困人口8239万人。区域贫困成因多种多样，因地因时而异，根本原因则是生产要素缺乏或不能实现有效组合，资源未能得到合理利用和有效配置。萨克斯（Jeffrey D.Sachs）的“市场的政府替代负效应”、缪尔达尔（Karl Gunnar Myrdal）的“熨平回波效应”、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的“加大人力资本投入”、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的“由政府对于贫困的低收入者提供安全网”、纳克斯（Ragnar Nurkse）的“强调资本积累”、雅兰（Jyotsna Jalan）的“空间贫困陷阱”、托达罗（Todaro M.P.）的“地理环境改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DP）“扶贫目标从传统的技术援助向以人的可持续发展转变”、中国扶贫开发过程中凝练的“开发式扶贫、连片开发扶贫”理念等阐述为此提供理论解析。针对连片特困区扶贫开发工作面临的“新型内源减贫机制尚需健全、资源配置重技术效率轻组织效率、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不足、城乡扶贫开发协同乏力及资源传递内耗增加、特殊贫困群体边缘性特征显著、发展不平衡下贫困群体社会剥夺感增强、脱贫人口生计脆弱与返贫”等诸多约束，连片特困区扶贫开发需要优化顶层设计，拓宽资源集聚范围，畅通城乡发展要素流动渠道，优化扶贫资源空间配置行为。

城乡关系是生产力和分工社会化的产物，统筹城乡理念的提出根源于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分治”。自1979年吴友仁先生首次提出并对中国社会主义城镇化问题进行研究以来，当我们纵观中西城乡关系理论研究的“乡村孕育城市—城市快速发展—城市偏向—乡村偏向—城乡逐步融合”发展进程，考察城市规模扩张视野下城市资本（发展）对于农民（农村）权益的侵占和发展空间的挤压，系统审视影响城乡“规模—层次”结构形成的环境资源与基础设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收入分配不公与城镇化主体的利益格局等约束因素，会发现旨在城乡融合发展、统筹城乡并逐步走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日益成为破解区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质量与效率之间、部门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等结构性难题和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发展协调的有效手段。城镇化、乡村振兴与区域反贫困具有密切的联系性，贫困发生率和城镇化率呈现负相关关系，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通过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可促进城乡反贫困的实现。强调以人为本、要素等值交流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和以人的素质性脱贫为目标的扶贫开发具有价值目标的一致性。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是以效率和公平相统一为目标的资源空间配置过程，目标为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和城镇内部二元结构的“双二元结构”问题，实现基础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乡发展要素充分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经济的“碎片化”，尤其是工业化与城镇化二者发展水平的失衡导致城镇低文化、低技能者与进城农村剩余劳动力陷入贫困，产生严重的社会排斥和贫困文化，关注风险社会时代的城镇贫困问题，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2016年底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约达5500万人，14个连片特困区覆盖了全国城镇贫困人口的15%（且将随片区城镇化加速而骤增），主要由进城农民工、企业下岗职工和无业大学毕业生组成。相对于农村贫困和以“三无”人员为主的传统城镇贫困，结构性、区域性和过渡性反映出当前城镇贫困问题背景，再生性、离散型或相对性显示出其整体特质。本研究依托“结构和文化两个导向”，刘易斯（Oscar Lewis）的贫困文化理论、森（Amartya Sen）的制度贫困理论、甘斯（Herbert J.Gans）的贫困功能论、安德森（Anderson）的利益均沾论、勒努瓦（Rene Lenoir）的社会排斥论等，因循经济体制改革、贫困群体潜能激发等减贫多维角度，借鉴欧美福利保障与福利救济/救助相结合的福利保障实践，反思城镇反贫困行为与价值目标的低位错配、主体性的反主体悖论实践、户籍瞄准与人口结构倒挂、减贫模式僵化、社会保障制度性框架滞缓、福利政策设计与执行弱化等扶贫之困，要实现弥合代际传承、人口老龄化及机会剥夺等贫困特征，完善“五险、一保、就业创业”的城镇预防性、救助性和开发性扶贫体系，切实转变城镇化进程中“强调经济，忽略人的权利”的发展理念，增加扶贫资源有效供给，提高扶贫体系质量和效率等目标，关键在于秉持公平正义价值观构建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城镇贫困治理体系，核心是准确把握和维持城镇发展的经济逻辑和社会逻辑的均衡，打破城乡二元分割，优化城镇区域发展格局，促进城乡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型升级，并注重社会经济空间拓展。

基于要素合理流动及优化组合构建贫困区域发展的内源发展机制与提高环境适配能力是片区扶贫开发政策应对区域发展塌陷和“梅佐乔诺陷阱”的关键，而城乡扶贫开发分治使得资源要素在各自系统边界内发挥正向效应的同时却在城乡一体化发展背景下表现出“效率损失的反功能”现象，受制于社会保障的福利刚性和扶贫开发制度路径依赖，整个社会都将为之付出巨大代价。针对片区城乡关联日益紧密背景下表现出来的产业转型升级加速、空间格局趋向明确、社会分工联系日益紧密、市民化能力增强、“逆城市化”现象显现、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包容性发展环境初步形成等趋势，为提高社会生产系统整体效率从而促进区域扶贫开发，以“发展空间重构建设推进连片特困区统筹城乡扶贫治理”逐步成为业界与学界共识。

国内外优秀成果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与研究借鉴。未来的连片特困区扶贫开发需要将城镇贫困与农村贫困并重，在精准扶贫、项目瞄准基础上强化系统思维、柔性意识和工作协同效应的发挥，关注扶贫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并且将通过新型城镇化促进连片特困区统筹城乡扶贫治理机制建设作为一重要工作抓手。但对于“新型城乡关系与片区城乡扶贫开发的互馈机制以及城乡扶贫开发联动治理机制建设的实现路径”这一“现状与策略的中间环节”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统认识，使得连片特困区统筹城乡扶贫治理机制建设缺乏协整性思考，从而影响了扶贫资源的效用发挥及扶贫工作整体水平。结合新形势下我国脱贫攻坚工作目标，针对当前连片特困区“城乡扶贫开发分治与扶贫资源配置低效率”的双重约束，相关主体要进一步深化扶贫工作机制创新，提升扶贫开发工作效率。为此需要深入研究求证的关键问题即是：“着力于剖析贫困发生模式的结构性特征，聚焦市场化背景下新型城乡关系与扶贫开发的互馈机制，注重益贫性社会支持政策与扶贫开发协同并行，推进城乡扶贫开发联动治理业务流程再造，通过要素交流与增益效应优化发展资源的空间配置，释放发展新动能以促进贫困对象有效减贫”，本研究拟借此做些力所能及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