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西昌市李家湾遗址新石器时代与唐代墓葬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重庆师范大学西南考古与文物研究中心

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 西昌市文物管理所

关键词：四川西昌 李家湾遗址 瓮棺葬 新石器时代 唐代

内容提要：2017年2～6月，重庆师范大学西南考古与文物研究中心等对李家湾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先秦及唐代的灰坑、灰沟、房址、柱洞、墓葬等遗迹600余处。其中新石器时代晚期瓮棺葬10座，平面形状均呈椭圆形，均为一大一小两陶瓮对扣斜置，个别瓮底中部有一圆形穿孔，瓮棺内人骨均不存，共出土陶瓮19件。唐代墓11座，均为竖穴土坑式，平面形状均呈长方形，墓内人骨均不存，随葬品一般放置在墓室南端，出土陶鼎7件、盆5件、罐2件、釜3件、钵2件，另外还有1件石刀和2枚铜钱。这两类遗存都系安宁河流域首次发现的新的遗存类型，为研究安宁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唐代埋葬习俗以及安宁河河谷与云南、川西北唐时期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一、发掘概况

李家湾遗址位于四川省西昌市礼州镇琅环乡五星村6组，地处安宁河中游西岸二级台地，地理坐标为东经102°9′21″、北纬28°4′40″，海拔1560米（图1）。2017年，为配合成昆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峨眉至米易段建设，重庆师范大学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对李家湾遗址进行考古勘探与发掘。此次发掘，共布探方22个，其中10米×10米探方19个、5米×10米探方2个、10米×5米探方1个，编号为2017XLL（X为西昌，L为礼州，L为李家湾），发掘面积共计2020平方米，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唐代的灰坑、灰沟、房址、柱洞、墓葬等遗迹600余处，出土铜器、陶器、石器等遗物1300余件。

李家湾遗址的地层可统一划分为四层，以TN01E02南壁剖面（图2）为例，简述如下。

第1层：灰褐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包含大量植物根系、石块，出土有现代砖瓦和少量陶、瓷片。厚5～12厘米。

第2层：黄褐色沙土，土质较疏松，包含较多白色沙状颗粒、小砾石及植物根系，还有少量夹砂红陶片、青灰瓦片、青瓷及青花瓷片。出土石器有盘状砍砸器、刮削器、刀、网坠和锛等。此层下开口的墓葬有M1和M5。距地表深5～12、厚35厘米。

第3层：黑灰色沙质黏土，土质较致密，包含大量陶片、红烧土块、石器。陶片有口沿、肩部、腹部和器底等，可辨器形有瓮形器、碗（钵）、罐、壶、器盖等。纹饰以素面为主，器底多饰叶脉纹，少量饰绳纹、划纹和附加堆纹等。出土石器有网坠、砍砸器和刀，均为打制而成，刀刃部打磨光滑。此层下开口遗迹有瓮棺葬W1。距地表深23～35、厚43厘米。

第4层：青灰色沙土颗粒堆积，土质疏松、较纯净，包含少量石块。距地表深37～47、厚25厘米。

第4层以下为生土。

所有墓葬均位于发掘区南半部，共发现瓮棺葬和土坑墓21座，二者错杂分布，其中瓮棺葬分布范围略偏北（图3）。发现的两类墓葬遗存均系安宁河流域首次发现的新的遗存类型[1]，现简报如下。

图1 遗址位置示意图

图2 TN01E02南壁地层剖面图

1.灰褐色黏土 2.黄褐色沙土 3.黑灰色沙质黏土 4.青灰色沙土颗粒

二、瓮棺葬

（一）墓葬形制

瓮棺葬共10座，编号为W1～W10，均开口于第3层下，打破第4层及生土。平面形状均呈椭圆形，均为一大一小两陶瓮对扣斜置，个别瓮底中部有一圆形穿孔。瓮棺内人骨均不存。残长0.5～1.22、残宽0.4～0.8米（附表1）。现以W1、W7为例介绍如下。

W1 平面形状呈椭圆形，弧壁较陡，底部平缓。墓葬填土为黑灰色沙土，土质疏松，包含少量沙石颗粒。不见人骨和随葬品。长0.96、宽0.6、残深0.44米（图4；图版一，2）。

W7 平面形状呈椭圆形，弧壁较陡，坡底。墓葬填土为黑灰色沙土，土壤颗粒较大，土质疏松，包含少量沙石颗粒、砾石及红烧土。不见人骨和随葬品。长1.1、宽0.7、残深0.36～0.6米（图5；图版一，1）。

图3 遗址墓葬分布图

（二）出土遗物

图4 W1平面、剖视图

1、2.陶瓮

图5 W7平面、剖视图

1、2.陶瓮

陶瓮 19件。均为瓮棺葬具。夹砂黄褐陶或夹砂红褐陶。纹饰以细绳纹为主，另有附加堆纹、戳印纹及弦纹等。根据口径与腹径比例不同，可分为两型。

A型：5件。口径大于腹径。W4∶1，夹砂黄褐陶。手制，器内壁保留有按压痕迹。敞口，方唇，束颈，鼓腹，最大腹径位于上腹部，下腹部斜收接平底。唇部饰横向细绳纹，颈部饰一周细附加堆纹，颈部及颈部以下满饰竖向及斜向细绳纹，其中竖向细绳纹占大多数。口径38.8、腹径35.4、底径14.4、高40.8厘米（图6，1；图版二，2）。

B型：5件。口径小于腹径。根据口沿不同，又可分为两亚型。

Ba型：1件（W9∶1）。花边口沿。下腹及底部残缺。夹砂红褐陶。泥条盘筑。敞口，束颈，溜肩。唇部按捺一周形成花边口沿，颈部饰一周附加堆纹，器表满饰斜向细绳纹，局部绳纹缺失。口径34、残高27厘米（图6，2）。

Bb型：4件。素面口沿。W1∶1，夹粗砂黄褐陶。器内有按压后留下的凹凸不平的痕迹。敞口，方唇，束颈，鼓腹，最大腹径位于上腹部，下腹部斜收接平底。颈部饰一周细附加堆纹，部分脱落。腹部及其以下满饰竖向及斜向细绳纹，竖向绳纹占大多数。口径31.4、腹径33.4、底径11.8、高36.2厘米（图6，4；图版二，3）。W7∶2，夹粗砂黄褐陶。敞口，方唇，束颈，鼓腹，最大腹径位于上腹部，下腹部斜收接平底。颈部饰一周细附加堆纹。颈部附加堆纹及以下满饰竖向及斜向细绳纹，竖向绳纹占大多数。底部中央有一椭圆形小孔。口径31、腹径30.2、底径10.8、高34、底部孔径1.8～2.2厘米（图6，3；图版二，4）。

图6 瓮棺葬出土陶瓮

1～4.W4∶1、W9∶1、W7∶2、W1∶1

三、土坑墓

（一）墓葬形制

土坑墓共11座，编号为M1～M11，均开口于第2层下，打破第3层。平面形状均呈长方形，长1.86～3、宽0.42～1.04、深0.25米。墓向大致均为南北向。墓中人骨均不存，都有随葬品。随葬品一般放置在墓室南端，包括陶器两件，器形有鼎、盆、釜、钵、罐等（附表2）。

M1 平面形状呈长方形，四壁陡直，底部平缓。墓向0度。墓葬填土为黑灰色，土质疏松，包含较多沙石颗粒及少量红陶碎片。墓底南端出土2件陶器，东西并排，东为单耳陶鼎，西为双耳陶罐。长1.86、宽0.7、残深0.25米（图7；图版二，1）。

图7 M1平面、剖视图

1.陶单耳鼎 2.陶双耳罐

图8 M2平面、剖视图

1.陶钵 2.陶双耳罐

图9 M3平面、剖视图

1.陶盆 2.陶鼎

图10 M4平面、剖视图

1.陶三耳釜 2.陶盆

M2 平面形状呈长方形，四壁陡直，底部平缓。墓向332度。墓葬填土为黑灰色，土质紧实，包含较多沙石颗粒及少量红陶碎片。墓葬填土中出土1件石刀，墓底南端出土2件陶器，东西并排，东为双耳陶罐，西为陶钵。长1.9、宽0.7、残深0.2米（图8）。

M3 平面形状呈长方形，四壁陡直，底部平缓。墓向0度。墓葬填土为黑灰色，土质紧实，包含较多沙石颗粒及少量红陶碎片。墓底南端出土2件陶器，南北并列，南为陶鼎，北为陶盆。长2.8、宽0.62、残深0.24米（图9；图版三，1）。

M4 平面形状呈长方形，四壁陡直，底部平缓。墓向13度。墓葬填土为黑灰色，土质紧实，包含较多沙石颗粒及少量红陶碎片。墓底南端出土2件陶器，南北并列，南为陶盆，北为陶三耳釜。长2.96、宽0.42、残深0.22米（图10）。

M5 平面形状呈长方形，四壁陡直，底部平缓。墓向0度。墓葬填土为黑灰色，土质紧实，包含较多沙石颗粒及少量红陶碎片。墓底南端出土2件陶器，东西并排，均为陶釜。长2.24、宽0.68、残深0.21米（图11）。

M10 平面形状呈长方形，四壁陡直，底部平缓。墓向15度。墓葬填土为灰褐色亚黏土，土质疏松，包含零星夹砂泥质陶片、红烧土颗粒、炭屑等。墓葬中部出土2枚“开元通宝”钱币；墓底西南端出土2件陶器，南北并列，南为陶钵，北为陶鼎。长3、宽0.66～0.7、残深0.48米（图12；图版三，2）。

图11 M5平面、剖视图

1、2.陶釜

图12 M10平面、剖视图

1.陶钵 2.陶鼎 3.铜钱

（二）出土遗物

出土遗物共计23件，包括陶器20件、铜钱2枚、石刀1件。

1.陶器

陶质有夹砂和泥质两类，绝大多数为夹砂陶。陶色包括红、红褐、黄褐和灰褐等，以红褐为主，大多陶色不均匀。纹饰有绳纹、网格纹、弦纹、水波纹等，以绳纹为主。制法多为手制，多经过轮修，少量轮制。器类以鼎、盆、釜为主，钵、罐较少。

鼎 7件。可纳入类型分析的有6件，其余1件残损严重。根据有无器耳，可分为两型。

A型：2件。有耳。M1∶1，夹细砂黄褐陶。手制。敞口，尖圆唇，束颈，垂腹接三足，圜底。器足仅存根部，其横截面呈椭圆形。口、腹部接一器耳，接痕明显。颈、腹部饰竖向粗绳纹，底部饰交错绳纹形成的网格纹。口径17.6、残高13、耳宽3.2厘米（图13，1；图版四，1）。

B型：4件。无耳。依据腹部形态不同，又可分为两亚型。

Ba型：3件。垂腹。M8∶1，夹细砂红褐陶。泥条盘筑。敞口，圆唇，束颈，垂腹接三足，圜底，器足仅存根部，其横截面呈椭圆形。颈、腹部饰竖向粗绳纹，底部饰交错绳纹形成的网格纹。口径20.8、最大腹径19.6、残高15.2厘米（图13，2）。

Bb型：1件（M6∶2）。鼓腹。夹细砂红褐陶。手制，轮修。敞口，尖圆唇，束颈，鼓腹接三足，圜底。器足下半部残缺，其横截面呈椭圆形。颈、腹部饰竖向粗绳纹，底部饰交错绳纹形成的网格纹。口径18.8、最大腹径17.2、残高13.4厘米（图13，3；图版二，5）。

盆 5件。根据肩部形态差异，可分为两型。

A型：4件。鼓肩。M7∶2，夹细砂红褐陶。手制，轮修。敞口，尖圆唇，束颈，腹斜收接平底。器表上半部素面无纹，下半部饰竖向和斜向粗绳纹，底部饰交错绳纹组成的网格纹。口径28.8、腹径25.2、底径18、高18.2厘米（图13，5）。

B型：1件（M6∶1）。溜肩。夹细砂黄褐陶。轮制，器外壁保留有明显轮制痕迹。敞口，方唇，束颈，下腹斜收接平底。通体素面。胎体厚度较均匀，制作规整。口径23.7、底径14.8、高13.4厘米（图13，4；图版四，4）。

图13 土坑墓出土陶器

1.A型鼎（M1∶1）2.Ba型鼎（M8∶1）3.Bb型鼎（M6∶2）4.B型盆（M6∶1）5.A型盆（M7∶2）

图14 土坑墓出土陶器

1.A型釜（M4∶2）2.A型双耳罐（M2∶1）3.B型双耳罐（M1∶2）4.Ba型釜（M5∶1）5.B型钵（M10∶1）6.A型钵（M2∶2）7.Bb型釜（M5∶2）

釜 3件。根据有无器耳，可分为两型。

A型：1件（M4∶2）。有耳。夹细砂红褐陶。手制，轮修。敞口，束颈，垂腹接圜底。口、腹外侧接三个等距泥质长条形耳，接痕明显。口、颈以下饰竖向粗绳纹，底部饰交错绳纹形成的网格纹。器耳上半部为素面，下半部饰竖向粗绳纹。口径20～22、腹径21.4、高16.4、耳宽4.6～5厘米（图14，1）。

B型：2件。无耳。根据口沿及腹部形态差异，又可分为两亚型。

Ba型：1件（M5∶1）。口沿略内收，垂腹程度大。夹细砂红褐陶。手制，轮修。敞口，束颈，圜底。口、颈以下饰竖向粗绳纹，底部饰交错绳纹形成的网格纹。口径26.6、最大腹径26、高19.6厘米（图14，4）。

Bb型：1件（M5∶2）。口沿外翻，垂腹程度小，近鼓腹。夹细砂红褐陶。手制，轮修。敞口，束颈。口、颈以下饰竖向粗绳纹，底部饰交错绳纹形成的网格纹。口径20、最大腹径18.6、高14.8厘米（图14，7；图版四，2）。

双耳罐 2件。根据口径与肩径比例差异，可分为两型。

A型：1件（M2∶1）。口径略等于肩径。夹细砂红褐陶。手制，轮修，器内外壁按压痕迹明显。敞口，尖圆唇，束颈，鼓肩，腹斜收接平底，底略鼓。口、肩部置两对称泥质长条形器耳，接痕明显。口、颈以下饰竖向粗绳纹，底部饰交错绳纹形成的网格纹。口径20.2、最大腹径20.4、底径12.6、高13.8、耳宽3.7厘米（图14，2；图版四，5）。

B型：1件（M1∶2）。口径小于肩径。手制，轮修，器内外壁按压痕迹明显。微敞口，圆唇，束颈，鼓肩，腹斜收接平底，底略鼓。口、肩部置两对称泥质长条形器耳，接痕明显。口、颈以下饰竖向粗绳纹，底部饰交错绳纹形成的网格纹。口径18.2、最大腹径21、底径13.8、高15.8、耳宽5厘米（图14，3；图版四，3）。

钵 2件。根据肩、腹部差异，可分为两型。

A型：1件（M2∶2）。鼓肩。泥质红陶。轮制，器表形态略微变形。敛口，方唇，肩部上鼓，斜弧腹接平底，底中部略凹。上腹及肩部饰三周弦纹，弦纹之间填两周水波纹，水波纹部分打破弦纹。口径14、最大腹径22、底径15、高13.6厘米（图14，6；图版四，6）。

B型：1件（M10∶1）。鼓腹。轮制，器内外壁轮制痕迹明显。方唇，敛口，平底，底中部微凹。口径15.8、最大腹径25.2、底径16、高14.8厘米（图14，5）。

2.铜钱

图15 出土铜钱

1、2.铜钱（M10∶3-1、M10∶3-2）

2枚。保存较好，轮廓规整，字迹清晰，大小一致。正面为“开元通宝”四字。直径2.5、郭宽0.2、穿边长0.65厘米（图15，1、2）。

3.石刀

1件（M2填土∶1）。由青黑色细砂岩磨制而成。残体平面呈扇形，剖面呈三角形。单面直刃，刃部较宽，部分有锯齿状崩损，顶部有一穿孔，管钻对穿。刃部打磨部分呈绛红色。残长10.7、宽5、厚1.7、孔径1.3厘米（图16）。

图16 出土石刀（M2填土∶1）

四、结语

安宁河流域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主要有横栏山文化和董家坡类型[2]。李家湾遗址瓮棺葬出土的陶瓮形制不一，年代上可能略有早晚，但是陶瓮特征、风格一致。陶瓮均为夹砂红褐或黄褐陶，颈部多装饰一周细附加堆纹，部分陶瓮腹部也装饰有斜向细附加堆纹，腹部及其以下满饰竖向及斜向细绳纹。其中，附加堆纹作风与横栏山文化陶罐上的附加堆纹作风较为相似。二者区别是李家湾遗址瓮棺葬出土陶瓮附加堆纹细小、精致一些，主要装饰在瓮的颈部和腹部；横栏山文化陶罐上的附加堆纹更显粗糙、粗肥，而且主要装饰在陶罐的口沿上。腹部上的竖向及斜向细绳纹也是四川盆地周缘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特征之一，所以李家湾遗址瓮棺葬年代应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横栏山遗址第4、3层碳十四测年数据经树轮校正后的年代分别为公元前2575～前2480年和公元前2150～前2030年。李家湾遗址瓮棺葬年代应当不出这个范围。横栏山文化和董家坡类型目前均只发现有居址遗存，不见墓葬遗存，所以李家湾遗址瓮棺葬与这两类遗存是什么关系，目前还不清楚。

李家湾遗址土坑墓出土遗物在安宁河系首次发现。随葬陶器形制多样，随葬品组合差异较大，可分为八组（表1）。这些土坑墓年代可能略有早晚，但是釜、鼎、罐基本都为夹细砂红褐陶，饰粗绳纹，多数口和肩部有宽厚的鋬等特征一致，年代相差应该不会很大。M10随葬有“开元通宝”钱币表明，这批墓葬年代上限不超过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M7填土采集木炭的碳十四测年数据，经树轮校正后的年代为公元588～658年。总体来看，这批墓葬的年代可能为唐代。

表1 李家湾土坑墓随葬品组合表

安宁河谷发现唐代墓葬极少，1985年在西昌泸山脚下清理过一座长方形砖室墓，因早年破坏严重，没有出土遗物[3]，无法对比。李家湾遗址土坑墓出土陶器源头可能在云南洱海地区，比如和云南大理喜洲镇西晋墓M2出土的陶釜和双耳罐[4]的风格就比较相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家湾遗址土坑墓出土陶器和大理州博物馆展出的金梭岛出土的一件单耳罐[5]风格十分相似，均为夹砂灰褐陶、整体器形为釜形、满饰粗绳纹、宽厚鋬等。李家湾遗址土坑墓出土的三耳、双耳罐的作风与炉霍县呷拉宗遗址Y1二号人骨∶6单耳罐[6]也有相似之处。已有研究者指出，呷拉宗遗址窑内上部堆积包含两具人骨及其随葬品，性质当为墓葬，年代为唐代早中期，族属可能是吐蕃[7]。由此可见，李家湾遗址发现的这类遗存可能继续北上，并与吐蕃发生了关系。

总之，李家湾遗址发现的瓮棺葬和土坑墓遗存均系安宁河流域首次发现的新的遗存类型，这两类遗存为研究安宁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唐代埋葬习俗以及唐代安宁河河谷与云南及川西高原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附记：参加勘探发掘的有冯锋、甄宏达、刘晓亮、谢小波、文皓月、李毛宁，本文插图由赵健、杨亚宁绘制，照片由甄宏达、冯锋拍摄。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8BKG005）成果之一，同时得到重庆市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峡江地区与川西地区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互动”的资助。

执笔者 蒋刚（重庆师范大学） 谢小波 周科华 陈苇

附表1 瓮棺葬统计表

瓮棺葬统计表-续表

附表2 土坑墓统计表

The Excavation of Burials of the Neolithic Period and Tang Dynasty in Lijiawan Site of Xichang City，Sichuan

Sichuan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Southwestern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Research Center，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Museum of 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Xichang Municip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KEYWORDS：Xichang City，Sichuan Lijiawan Site Urn Burials Neolithic Period Tang Dynasty

ABSTRACT：From February to June of 2017，Sichuan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conducted excavation to Lijiawan site and recovered about 600 remains including ash pits，ash ditches，house foundations，column bases and burials. 10 urn burials were found of the late Neolithic age，all of which were in oval shape，with one big urn and a small urn fastening oppositely and obliquely. There is a circular perforation in the middle of bottom of several urns. No human bones are found in the coffin. A total of 13 pottery urns are unearthed. 11 Tang tombs are found，all of which are earthen shaft pit tombs，in shape of rectangular. No human bones are found in the tombs. Grave goods were placed on the south of the tomb chamber，including 7 ding，5 basin，3 fu，2 bo，one stone knife and 2 coins. The remains of the Neolithic period and Tang dynasty unearthed in this excavation are the first time recovered in the Anning river region. The excavation provided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data for the research on Neolithic archaeological culture along Anning river and Tang dynasty burial custom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Anning river valley，Yunnan province and northwestern Sichuan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责任编辑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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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家湾遗址发现的非墓葬遗迹、遗物十分丰富，相关简报另行发表。

[2] 左志强：《安宁河流域新石器文化初论》，见《成都考古研究（二）》，科学出版社，2013年。

[3] 刘弘：《丛山峻岭中的“绿洲”：安宁河谷文化遗存调查研究》，巴蜀书社，2009年。

[4] 大理州文管所、大理市博物馆：《云南大理市喜洲镇发现两座西晋纪年墓》，《考古》1995年第3期。

[5] 大理州博物馆展牌上标识为新石器时代，年代明显有误。

[6]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日本九州大学等：《四川炉霍县呷拉宗遗址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2年第3期。

[7] 席琳、王蔚、余小洪：《四川炉霍呷拉宗吐蕃墓研究》，《文博》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