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音乐本体中心特征”概念界定

“音乐本体”是音乐学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在传统音乐研究中,黄翔鹏先生认为其可以归结为“律、调、谱、器”四个方面。黄先生引入“形态学”的概念,突出了“民族音乐的律制研究、乐器研究和民族的基本乐理规律研究”在“音乐本体”研究中的地位,以及把它们划归“历史理论和现存传统音乐的应用理论”两方面研究的角度。[2]黄先生对于“音乐本体”的理解与研究角度的提出,侧重于音乐技术理论层面。“律、调、谱、器”虽然表现形态各异,但却是紧密联系的整体。陈克秀认为:“‘器、谱、律、调’乃综合之学,难分你我。”[3]李来璋也提出,对一个“乐种”乐制与律制的研究,要通过“律、调、谱、器(应律乐器)四个方面来综合考定”。[4]但是传统音乐中这四个方面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以“曲”为承载,并受其制约。正如王骥德在《曲律》中所言:“曲何以言律也?以律谱音,六乐之成文不乱;以律绳曲,七均之从调不奸。”[5]“律、调、谱、器”以“曲”为承载,相辅相成,亦是传统音乐重要的特征之一。

随着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引入与发展,“音乐本体”研究的内容、范围也进一步拓展。伍国栋先生认为,在民族音乐学的语境中,“音乐本体”的构成是三维的,包括“音乐的声音、音乐的概念、音乐的行为”,[6]其对三者不同层次的解读,拓宽了“音乐本体”研究的视野。

在以上基础之上,项阳提出,音乐本体的研究应该包括“律、调、谱、器、曲”五个方面,而前四个方面作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可以作为其“中心特征”。他同时指出,音乐本体中心特征的研究,在技术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还应包括“文化观念、文化心理、审美等诸多的层面”。[7]项阳对“音乐本体中心特征”概念的界定,既综合了各家之所长,又进一步丰富、拓展了音乐本体研究的内容与范围。本文中的“音乐本体中心特征”沿用此说,即指“律、调、谱、器、曲”五个方面。

中国传统音乐具有“高文化”的特征,突出表现在“律、调、谱、器”诸多层面与历史上传统音乐文化“大传统”之间密切的联系。“传统是一条河流”,音乐本体中心特征在历史上生成,在长时期的发展历程中,没有因朝代更迭、主流音乐形态的嬗变而完全改变,而是在传承与传播中,在“主导脉络”[8]有着稳定的一致性、相通性的存在,并积淀在当下。这背后有音乐结构自身规律性的制约,但国家的力量,制度作为外部保障的意义,亦不容忽视。随着乐籍制度研究的引入与拓展,礼乐制度深层次内涵的揭示,我们进一步明晰了历史上音乐本体中心特征的形成与国家制度之间密切的联系,[9]以及制度下组织态传播与自然态传播相结合的传承方式,[10]由宫廷到地方官属用乐机构,与在籍官属乐人承载的音乐本体一致性,对传统音乐造成的决定性影响。

制度下音乐本体中心特征一致性、相通性的研究与比较,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工程,为更有效地集中材料说明问题,本文把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定位于河北音乐会与西安鼓乐社的比较。

学界已有丰厚的研究成果指出,河北音乐会与西安鼓乐社在音乐本体中心特征,诸如乐队组合、乐器形制、宫调结构、谱式、谱字等诸多层面具有一致性、相通性:

1.乐队组合。二者按主奏乐器不同,根据袁静芳先生的“乐种学”理论,可划归为“笙管系乐种”“鼓笛系乐种”,[11]但历史上二者应该为笙管为主导的乐器组合形式。因为根据李石根先生的介绍,西安鼓乐也曾以管子主奏,并有“高管”“低管”[12]之分。

2.宫调系统与乐器形制。项阳先生提出,笙管乐队组合的用乐机制应为十七苗笙、九孔管与七调为一体的存在,这一机制在发展演化过程中,由于笙簧失律,管孔失位,导致一些乐社或减少宫调的使用,只保留有四调;或通过管子更换大小哨的方式维持七调的完整性。[13]此结论对本文的研究具有指导性意义。

3.调名与定调标准。二者定调的标准及调名的提示性内涵,基本对应两种标准,“一种是绝对音高,一种是指法调”,[14]而“正调”“反调”“背调”“三眼调”“满眼调”“本调”等互为上、下五度关系的调名,反映出民间对于主调与属调、下属调的概念及朴素的共通性的表达。

4.工尺谱谱式。西安鼓乐谱为俗字谱,河北音乐会社情况较为复杂,有工尺谱也有俗字谱,也有工尺谱与俗字谱的混用,但二者的记谱及唱名系统都采用固定调。另外,器乐类工尺谱的固定调记谱及唱名体系经首调唱名体系侵蚀后,其旋律与谱字并非严格对应,表现在“以上代勾”,“以五、六代凡”等情况。

5.“借字”与“靠字”。从根本上说,这两种手法都是根据相邻各音(指孔)升高或降低半音而达到转调的目的,差异性只是在理论表述上。比如西安鼓乐中“以乙代上”的“靠字”手法,与河北地区“搭乙”(即“免上变乙”)的“借字”手法等。

河北音乐会与西安鼓乐社在音乐本体诸多层面具有相当程度的相通性、一致性是一种客观存在,这种现象背后有着怎样的意义?本文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引入制度理念,加以在籍官属乐人承载的音乐本体一致性、相通性对传统音乐文化的决定性影响,通过音乐本体的分析,综合运用历史人类学、音乐学等多学科研究理念,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