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思路

我们的研究策略是中外沟通，两线作战。胡老师、贾菁菁老师和我相互深度配合，随时支援，最大程度发挥各自的长处，形成合力效应。研究西史东传题目的学者一般有两类：一是西方史学史背景的学者，经常“顾外失中”，写了好多西方的东西，论及中国回响部分则草草收场；二是中国史学史背景的学者，熟悉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往往“顾中失外”，一般主动放弃研究域外史学本身，所论皆多流行观点，无法深入。这两种研究取向均有局限性，真正要提升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准必须中外兼通。而要做到中外兼通，不同学术背景的研究者密切合作是一条可行的路径，不然一人作战两线，不免顾此失彼，成效不佳。

坦白说，由于个人能力有限，我最初的研究思路属于后者，以为处理这类题目不必太用力于西史部分，借助西方或中国学者的西方史学史学研究成果，了解相关域外背景知识即可，重点在于尽力发掘中文世界的史料，重建西史东传的具体线索，这就算达到研究目标，但实际所遇到的情形未必如设计的那样。对中国有影响的西方史家和史著，如果中外学界已有很丰富的成果，我们自然没有必要重复劳作，多多借以参考便是，然而在域外史学史脉络中非常重要的一些人物和思想，不见得在中国得到充分回响，相反的，在中国接受度颇高的外人外书，在域外语境中有时并不受关注，相关研究成果很少，我们其实是无力可借的。如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编译《泰西新史揽要》在西方史学史上毫无地位，西方学者不会研究，而中国研究西方史学史者同样不会花精力处理这类没有价值的著作，只有研究中国史学史者才会认为这是一本有学术史价值的书，因为它曾在晚清读书界非常流行。日本浮田和民《史学通论》同样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很风行，深度介入新史学思潮，影响甚至延续到“五四”前后，但这本教材在日本近代史学史上了无痕迹，浮田和民的地位在政治学而不在史学，而且他的《史学通论》拼凑杂糅各种异质思想，既有巴克尔《英国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成分，又吸收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Grundriss der Historik），全然不考虑思想的内在一致性，其学术价值有限，在日本学术界几乎没有发现专论浮田此书的论文。再如，本书第三章专论伯伦汉《史学方法论》，之所以要写这位史家和他的书，那是因为他对中国近代史学有影响，可是他在西方学术界很长时期并不受重视，只有到了最近几年才出版两本相关德文著作（Knut Langewand，Historik im Historismus：Geschichtsphilosophie und historische Methode bei Ernst Bernheim，Frankfurt am Main，Peter Lang，2009；Mircea Ogrin，Ernst Bernheim 1850—1942 Historiker und Wissenschaftspolitiker im Kaiserreich un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Franz Steiner Verlag，Stuttgart，2012）。Ogrin的专著第五章叙述伯伦汉史学在国际间的传播，分别从美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阿根廷、俄国、立陶宛、捷克、波兰、瑞典、芬兰以及日本加以叙述，但没有能力述及中国。此外，本书第四、五章所处理的题目，在西方和日本史学界的既有研究也很不够。

假使我们所处理的专题有外力可借，但有时也未必与期待一致，毕竟我们的问题意识与西人不同，西人尝试回答的问题未必是我们感兴趣的，而我们渴望了解的问题，西人又不一定能回答。譬如，中国史家论兰克必引用他的名言“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通常从实事求是的角度加以解释，西人也经常如是说，兰克是在怎么样的语境中说这句话呢？他的本意是想表达什么呢？这是我们想要知道的问题，那是基于中国的学术语境，可是西人不见得对此感兴趣。再如，晚清以来，通过日文转译到中国史学界的“关系”“关联”，经过新史学的洗礼，几乎所有中国史家都认为追求史实间的关系或因果关系是天经地义的，中国史家所理解的“关系”，与兰克强调的“Zusammenhang”是什么关系，西人著作没法回答这个问题。同样的，历史化现状的思考方式从晚清开始逐渐被中国史家接受成为常识，追根溯源也与兰克有一定的关系，中文语境中的历史化现状思维与兰克本意有何异同。诸如此类的问题，皆不易在海量的西人研究兰克的论著中找到答案，需要我们自己深入兰克原始文献尝试寻找线索。

从中国立场研究域外史学，中国学者既有优势亦有劣势。所谓优势，我们所要处理的题目以及观察视角，西方学者未必有此眼光，可丰富西人对本国史学的认识。西方学者多存在以西方为本位的倾向，缺乏客观批判的眼光，如对于兰克的亚洲观，西方学者大多以“了解之同情”了事，而不揭露兰克存在根深蒂固的以西欧为中心的偏见。此外，兰克存在浓厚的传统封建思想，与其史学观念相配合，事实上与现代社会发展背道而驰，西方学者对此往往多所掩饰。我们承认兰克在西方近代史学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他所贡献的史学遗产有相当多的部分值得继承和发扬，但兰克史学所隐藏的“毒素”同样应该加以“清算”，尤其作为中国研究者，更有必要深刻检讨兰克史学“有害”成分，如持东西方两套价值标准，因为这些成分至今仍然在西方社会发挥作用。此外，西史东传的题目牵涉烦杂零散的中国近代文献，西人多只能望洋兴叹，一筹莫展，关于伯伦汉在中国的接受情形，Ogrin著作只好付诸阙如，这就是明证。所谓劣势，中国学者不易进入西方学术语境，通常只能孤立封闭地讨论某位西方史家和史著，很难像西方学者那样把握研究对象。将研究对象安置于西方、日本学术与社会的脉络中来认识，这是我们所悬之目标，虽不能尽至，但心向往之，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本书讨论兰克、伯伦汉、瑟诺博司、坪井九马三诸氏的史学思想，都尝试打破就人论人、就书论书的局限，将具体的史家和史著连接到特定的学术与社会网络，从语境理解文本。

在研究域外史学的基础上，返观它们在中国所呈现的样貌，自然就形成比较眼光，容易发现域外史学在东亚旅行中的种种“变相”。原先学术界流行的一些不证自明的观点，如伯伦汉、瑟诺博司都是兰克史学的继承人，坪井九马三也是兰克的传人，但如果细致辨析，他们与兰克之间同中有异，而且异的部分往往被研究者所忽略。在兰克思想中没有“社会”意识，但在伯伦汉那里是史学的中心概念，法人《史学原论》刻意回避兰克，与之拉开距离，坪井也公开表示不能接受兰克的精神事物，所以简单地将他们与兰克画上等号是不妥当的。域外史学资源进入中国，中国史家也不是全盘接受，“误读”“变异”“过滤”“重组”是常态。如果不能对西方史学“本相”有彻底的认识，又如何能看得出它们在东亚史学界接受中的“变相”。《史学原论》既讲史料也讲著史，瑟诺博司一生写了许多综合性史学作品，但是中国史家多只看到《史学原论》讲史料学，而对该书最终旨在“著史”却视而不见。如果我们认为《史学原论》就是一本讨论史料学的读物，中国史家也是如此解读，那就遮蔽了知识传递过程中接受端的主动取舍的面相。

我们在前面说过，现在学术条件大为改善，聚拢某一专题文献资料比以往更便捷，如果还停留在钩沉史料阶段，显然不令人满意。在一个很难以材料取胜的时代，如何精准阅读文献，比较各种文本，从中发现关联，是可以努力的方向之一。本书中所涉及的中文史料，我敢说搜集得比较彻底，应该没有遗漏太多核心材料。我们不是简单的分类排比史料，以建立西史东传的线索，而是对相关文献作了精耕细作的处理，尤其对文本与思想作史源上的探寻，如傅斯年与伯伦汉、瑟诺博司，梁启超与《史学原论》、坪井九马三，解析中国史家的思想成分，坐实中外史家思想上的联结。从晚清以来，尤其是“五四”以后，中国史学界出现各种各样的兰克论述，先行研究经常不加辨析地引证这些史料，作为中国史家受兰克影响的证据，不问中国史家著述中的兰克论述，是中国史家自己的文字，还是从别处抄袭来，或直接编译自西文著作呢？甚至有人举证陈寅恪曾在黑板上写了一串西方史家名字中有兰克，便成了陈寅恪受兰克影响的力证。我们认为这种论证方式没有说服力，不能反映兰克在中国接受的实况。其实，开口闭口说兰克者未必一定接受兰克，不提兰克者也不见得不受其影响，要将兰克与中国史家建立实质性的关联，需要从思想到实践层面作更细致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