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在西方近代史学的冲击和影响下，持续二千多年的中国传统史学，在二十世纪初开始走上“新史学”的历程。中国“新史学”，无论就其形式、内容，还是就史学活动的体制与机制来看，都与传统迥不相侔。这固然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整体变革息息相关，但以西方史学为代表的域外史学的传播及其影响，无疑是形塑百年间中国史学重要的外缘因素。在繁富多样的舶来品中，与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有关的史学遗产深度介入中国近代史学的形成过程。其实，兰克所追求的史学，与近代中国史家所悬之的不尽一致。我们只有充分研究兰克史学的“本相”及其在各国的“变相”接受，才能说明中国近代史学对兰克遗产“受”与“拒”的不同内容，由此更好理解中国近代史学的特质。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国际史学产生所谓“全球转向”（global turn），学术界越来越关注各国各地区间各事物（物种、器物、制度、思想等等）的全球流动，而中国则是“全球转向”中不可或缺的场域。就史学来说，十九世纪后半期以来，中外史学接触日益频繁，用全球眼光处理西方史学与中国近代史学的交叉地带，是中外史学史研究的学术增长点。西方学者研究西方史学史，与中国学者研究本国史学史一样，需要“他者”参照的眼光，如此对本国史学或能形成一些别样的认识。我们研究兰克史学及其所衍生的方法论学家如伯伦汉（E. Bernheim，1850—1942）、瑟诺博司（Ch. Seignobos，1854—1942）、坪井九马三（1858—1936），一方面是为了认识自我，另一方面或可反哺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史学史研究。

中国近代史学虽号称宗祖兰克，但没有任何一种兰克著作被译成中文，中国史家的兰克论述多辗转抄袭，人云亦云，长期处于低水平的鹦鹉学舌阶段，此种现象耐人寻思。如与兰克方法学有关的伯伦汉《史学方法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朗格诺瓦（Ch. V. Langlois，1863—1929）和瑟诺博司合著《史学原论》（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坪井九马三的《史学研究法》，前二者虽有中译本，但译文粗糙，多有删改；而坪井之书仅见一个未正式出版的节译本，据说有汉译本，但了无踪迹。国外史学经典在中国往往无人问津，如兰克《教皇史》，久享盛誉，中国无人翻译，而二三流通俗读物却大行其道，如《泰西新史揽要》（R. Mackenzie，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1889）、《世界史纲》（H. G. Wells，The Outline of History，1920）等。中国史家不仅对兰克本人的著作敬而远之，那些研究兰克的重要论著也很少被译成中文。近代中国史家由于对兰克的浅尝、误读，以为兰克代表西方科学史学，而科学史学最主要的表征就是处理史料，以致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主流史学界普遍趋向以史料为本位的考证一途。当然，其间因抗战的刺激，考史之风略有式微，著史呼声渐高，但史学风气总体上没有根本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