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麻木的新面孔

麻木的新面孔们不会为西方的堕落、意识形态的寿终正寝以及“上帝死了”而哀叹不已。尼采所分析的欧洲虚无主义是对所有高尚价值观的极度贬低以及意识上的虚无。与之有所不同的是，绝望与荒诞并未伴随着大众的懈怠而出现。后现代的虚无完全由冷淡而起，它不同于“被动的”虚无主义，也不为普遍的虚无而感伤；同样，它也不同于“主动的”虚无主义，也不会为此而自我毁灭。上帝死了，伟大的信念也湮灭了，但是“全世界都不在乎”，这便是那张快乐的新面孔，这便是尼采曾为抑郁的欧洲所给出的断言。意识的空泛，理想的破灭，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并未导致更多的忧虑、更多的荒诞以及更多的悲观。但这种依然带有宗教性质的悲观看法却与大众那日渐浓重的麻木相抵触，上进或堕落、确定或否定、健康或生病，都很难有一个定论。“不完整的”虚无主义及其世俗的代用品迎来了自己的时代，我们对于感觉、性与享乐的渴望无法掩盖与填补由上帝之死而形成的意识上的深渊，因为冷漠并非一种形而上学的悲伤。苦行理念不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主流形象，高明的宗教治理手段也失去了效果。依然是消费、享乐与放纵，结果便是生命的消沉与倦怠，便是由机械性的无意识活动和绝对的服从而引起的感受力的钝化，便是由罪孽与罪责感所引发的情绪上的紧张。[13]我们已经习惯于性欲、创新及个性化的资本主义，我们最终将何去何从呢？[14]后现代的松懈实质是对麻木、约束和虚无的一种放纵，“无拘无束”由此终结了苦修的契约。后现代是一种旨在放宽并解除情感约束的体系，受集体约束的欲望由此得以松绑，能量由此得以释放，由生活现实引发的紧张情绪以及屈辱由此得以缓解。

当代一些伟大的作品，如彼得·汉德克（Handke）的《左撇子女人》、乔治·拉沃达（Lavaudant）的《精神广场》、玛格丽特·杜拉斯（Duras）的《印度之歌》、B.威尔逊（Wilson）的《爱迪生》以及美国的超现实主义等，它们或多或少都揭示出这样的时代精神，并将存在主义与荒诞剧所特有的对意识的忧虑及眷恋抛在脑后。无须再借助反叛以及对交流的器重或藐视来表达虚无；一切仅是一种对于意识的淡薄，一种不可阻挡的缺位，一种由距离产生的、外在的且与时间间隔无关的冷淡美。超现实主义的背景没有释放出任何的信息，它也不想表明什么。然而，依照先前作品中的观点来看，超现实主义的空虚正好烘托出了自身悲剧意识的缺失。无须多言，锃亮的车身、耀眼的橱窗、巨大的塑像、褶皱的布料、马匹与奶牛、镀镍的摩托、城市的全貌，无论什么东西都可以被细致地、冷漠客观地刻画出来，既无不安也无揭示。通过冷眼对待动机、意识、特殊的幻境，超现实主义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游戏，唯一的乐趣便在于制造障眼法及轰动效应。超现实主义仅是一种绘画的工作，一种被剥离了古典内涵的、借助于表现性堪比照相一般逼真的造型来达到艺术的再现，但现实已被排除在外而不再有价值了。对现实关注度的弱化以及超现实主义的迂回表达发挥到了极致，而再现，作为历史所构筑出来的一个人文主义空间，通过增加和强调形式与色彩，顷刻间就变形成为一种冷淡、机械的，但没有了人情味的表现手段，既无僭越也无“超越”，可以说，对再现的各类要求在执行途中被完全改作他用了。

对于绘画以及日常生活而言，情况的确如此。换而言之，面对一切都无所谓的浮浅的时尚、享乐与广告，意识与无意识的对立不再让人悲伤，对立本身也不再激烈。在追求轰动的年代，严格的二律背反，如真与假、美与丑、现实与虚幻、意识与无意识等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了，对立变得“浮游不定”。至此，人们这才意识到，今后一种既无目的也无意识的生活方式是可能的，它如一组快镜头，而这也是创新之所在，但这让形而上学及反形而上学的专家们感到不快。尼采曾经说过，“无论什么意识都比没有意识要强”，但如今连这个结论也不再是正确的。对于意识本身的需要已被排除了，生活方式中的疏远意识逐渐蔓延开来，既无悲怆也无毁灭，更不期待会有一系列新价值观的出现；不再眷恋过去的做法引发了一些新问题，但庆幸的是，这冷漠的新面孔至少还能够遏制住虚无的拥护者们的致命的癫狂。

冷漠在滋长着，这种现象在教育领域尤其明显，且无可匹敌。几年来，教师的声望及权威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消逝着，或已消失不见。如今，教师的话已不再神圣，它普通而又平凡，它与传媒同处一个级别。教育是一部被学校的冷漠中性化的机器，而这种冷漠则是由注意力的分散以及对知识的历史怀疑主义造成的。教师们由此感到了巨大的不安。这种对于知识的疏远富有意义，它远比厌学的意义要大，另外这种疏远还有一个变量，即那些学生。高中不像营房，而像荒漠（营房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一个荒漠），这些学生们过着呆板单调的生活，缺乏激情或者兴趣。因此，要不惜代价对此进行革新，但结果却是变本加厉的创新、互动、教研让学校纷扰不断，因为学校越要顾及学生的感受，学生则越难以忍受这种空虚的地点。因此自1968年“五月学潮”[15]以后，罢课消失了，不满也销声匿迹了，学校变成了一具僵化的迟钝的躯壳，教师们则是身心疲惫，不再有往日的生机。

政治界也有着同样的冷漠，如在美国屡见不鲜的高达40-45%的投票弃权现象，即便在总统选举中也是如此。但这并非由严格意义上的“非政治化”所致；公民们一直以来对政党以及选举“感兴趣”，但他们同样（准确而言是不如）也对赌马博彩前三名、周末天气预报以及体育赛事结果感兴趣。政治步入了追求轰动的时代，意识形态上的审慎与良知受到清算，取而代之的是广泛的猎奇心态，受一切或者不受一切事物所左右。由此，在政治家眼里，大众传媒的重要性是非同一般的；政治只有借助信息传播才能发挥影响力，如今只有采用个性化的讨论、答辩等活跃的风格，才能及时吸引全体选民的注意力。内阁官员的声明不再比报纸的专栏文章更有价值，从政治到“花边新闻”，没有了等级之分，娱乐性大小决定了其受欢迎的程度。我们的社会不存在什么优先权，没有确切的规定，也没有什么中心，它只有一系列等效的激励与“选择”。自此，后现代的冷漠产生了，一种因过度而非不足、因超激励而非惩罚引起的冷漠。如今还有什么事情能让人惊异或引发轰动的呢？由于人们冷对泛滥的信息，冷观急速的轮换，因而一个事件一旦被知晓，旋即也就被忘掉，因为它要为更为轰动的事件让出位置。新闻越多，轮换的节奏便越快，事件与住所与地点一样，也受到了同样的冷待。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有五分之一的美国人口每年都要更换居住地，也即四千万的美国人处在不稳定的状态，常年变换着住址，甚而连土地，即“家园”，也无法抗拒这股冷漠浪潮的袭扰。

几年来，出现了一些新的行为，这些行为给人带来这样一种全新的感悟：要在家乡生活和工作。这种感悟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诉求，甚至在美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宣称，不赞成因为职业的原因而不停地更换所居住的城市；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与自然问题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他们的人数超过了环保斗士们的人数，而与他们并肩作战的媒体则不断地将“价值观”的再度发掘排在了首位。也许这就是后现代主义，一种对区域、自然、精神、过去的重新关注。在经历了当代的人口迁徙之后，出现了地方主义以及环保运动，而每六个月更新一次的“价值观回归”则更是常见，人们的态度也从好奇与宽容转变为普遍的冷漠，宗教、家庭、传统以及浪漫主义由此也发生了动摇。所有这些后现代的现象，它们的波及面各不相同，内涵也不同，可以说，它们都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诠释一切。相对于第一阶段喧闹的现代主义而言，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这是一个讲究平衡、品质、个人发展、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时代。但人们确信，地方主义、环保运动、“神圣事物的回归”等所有的这些运动彼此间并非互不相干，一切只为让冷漠的逻辑能够日臻完善。现在又轮到现代主义的那些伟大价值观，是它们感到捉襟见肘的时候了。所谓的进步、增长、世界主义、速度、流动性等价值观和革命价值观一样，都变得空洞无物了，甚至连现代与未来也都不再能够让人兴奋。这是在为一批新价值观的出现让路吗？更贴切的回答是，这是为了把一切优良的价值观纳入个性化私人自由空间里而已。后现代阶段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还是一个纯粹冷漠的进程。该进程表明，在一个既无稳定参照也无关键坐标的失活的时代里，各类习性、各种行为都可以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一切都可以从容不迫地选择，选择最实用的或最玄奥的，新的或古老的，简约环保的或极为精致的生活。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公共问题，包括环保运动，都成了一种“乐趣”，这些问题让时代富有生机，但它们的出现与消失一样都极为迅速。越来越多的夫妇不要孩子，即“无孩族”，而在一些美国中心城市，则有四分之一的儿童由单亲扶养。在此情况下，家庭观的再现也不过是迟早的事情。而神圣事物的回归则是由变幻莫测的自主的个人生活方式所触发的。纯粹的冷漠表明，临时性的以及个人主义的诸说混杂已达到了极致。因此，劳动者既可以是世界主义者或地区主义者，也可以是理性主义者或者是西方精神领袖的信奉者；在这样一个宽容的时代，人们也可以选择去依从宗教规约。后现代的个体处在不稳定的状态，这样的个体“无处不在”，他钟情于自恋的自助服务，钟情于各类花里胡哨的行为方式。因此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实际上只是个体的个性化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阶梯而已。

至此，尽管涵盖面很大，但现实的冷漠很明显也只涵盖到马克思主义者们所谓的“异化”的一部分。人们知道，异化离不开各类客体、商品、相异性以及相关的物化进程，冷漠的蔓延因涉及了受过教育的且明白事理的“主体”，从而来势变得更为迅猛。体制越是通达越强调责任感，则越有利于冷漠发展，这种矛盾妨碍了对于异化与冷漠的了解；尽管如此，冷漠还是可以通过无聊与单调表现出来，由此可见冷漠是虚无，而不是物化。除了“放弃”和日常的乏味，冷漠还意味着一种新意识，而不是一种无意识，意味着一种自由支配，而不是一种“外在性”，意味着一种发散，而不是一种“贬值”。尽管冷漠并不意味着被动、顺从和故弄玄虚，但还需彻底斩断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身份认同链。经常性的旷工、主动罢工与“破坏”表明，在不尽心工作的背后是各类新形式的抵抗与斗志。这种冷漠的人既非尼采所谓的悲观的堕落者，也非马克思所言的受压迫的劳动者，它更像是争先恐后“去看”晚间节目的电视观众，像是满载而归的消费者，像一位举棋不定的度假者，在去西班牙的海滩或去科西嘉野营的选择中挣扎着。马克思所分析的源自劳动的机械性的异化，让位给一种冷待，一种因选择困难及普遍的自助服务所造成的慢待，于是走出了苦难的工业化初始期并“怠慢现实”的冷漠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