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大众的背弃

在此仅列举19、20世纪的一些现象，如边远地区人口系统性迁入城市，多愁善感、无病呻吟，奥兰多尔大屠杀与种族灭绝[7]；数百万吨的炸弹投向越南，使用除草剂的生物战争，世界范围内原子武器储存量节节攀升，金边被红色高棉洗劫一空；欧洲虚无主义，贝克特（Beckett）[8]作品中行尸走肉的角色，安东尼奥尼（Antonioni）[9]内心的焦虑不安与悲伤，阿兰·泰纳（A. Tanner）的作品《获月》，哈里斯堡事件[10]，如果想要刨根问底的话，这个目录肯定会很长。人类何曾在如此这般地组织、建设与积累之后，又如此这般地被虚无、摒弃、根绝的意识所纠缠？在这种根绝的行为遍布全球之际，作为文明目的与手段的空虚，表明了所谓的现代性，便是要以这样“悲惨”的场景来替代有关虚无的形而上学的思考。在虚无中，我们看到了一种绝对的威胁，一种否定的力量，一个致命诱惑的时代符号及其悲惨的结局。

然而，依附于一个不安定的时代的各式根绝现象掩盖不了另一种虚无的出现，这是一种全新的虚无，它脱离了虚无主义或世界末日的范畴，悄无声息地在大城市蔓延，并进入你我的日常生活，非常难以捉摸。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虚无，既无灾难，也无悲伤，既不绚丽夺目，也不再是死亡或者乌有。因此，“关注度病态地下降，就是虚无”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分析一下这种关注度锐减的现象，就会发现，所有的体制，所有存续下来的伟大价值观、信仰，都渐渐脱离了实体。因此，社会肌体出现了失血无力，机构组织被改作了他用，这不是一种大众的虚无，还会是什么呢？将责任推给“年轻”一代是徒劳无益的，人们不可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处理好一件关乎文明兴衰的事情。在这波大潮中谁又能幸免呢？这儿，那儿，都是一样，虚无在滋生蔓延着，知识、技能、劳动、军队、家庭、教堂、政党等，都失去了作为不可撼动的绝对原则的地位，没有人再会相信这些，尽管程度各异，但无论为何，不会再有人对这些感兴趣了。[11]当人们体验到了旷工以及“破坏”的乐趣并醉心于假期、周末以及享乐之时，当退休成为百姓的一种渴望甚至是一种理想之时，谁还会崇尚劳动？离婚率越来越高，老年人被赶进了养老院，父母们想“永葆青春”并且也需要接受“心理”帮助，夫妇变得“好合好散”，堕胎、避孕、绝育都合法化了，在这种情况下，谁还会崇尚家庭？当一切举措都遭受质疑并被修改，当逃避服兵役不再羞耻，谁还会崇尚军队？谁还会崇尚勤劳、节约、敬业、权威以及敬畏惩罚呢？在教会遇到了后继乏人的窘境之后，工会也遇到了同类问题，它的声望下降了。例如：法国在三十年之内，参加工会的比例从50%锐减到如今的25%。疏远的浪潮波及面极广，各种体制都失去了先前的荣耀，失去了情感上的号召力。然而，体系还在运转，体制依旧在存续和发展着，但却走上了一条“自由”驰骋之路，走向了空虚，既无眷念也无方向，并且愈发受到最后的神父——“专家们”——的掌控，正如尼采所言，在只有麻木不仁的虚无大行其道的氛围之中，唯有专家们仍然愿意为其注入某个意义与某种价值。因此，我们所生活的体系之所以看起来像洛扎克（Roszak）[12]所谓的太空舱，这并非基于理性与可预见性的支配，而是基于情感的空虚以及失重漂浮，而社会运转便正是在这种空虚、失重的状态下进行的。应当成为我们生活方式的总则的“阁楼”，如今却成了堆放生活方式的亭子间，这便是在漂浮的空间内的生活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