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体制的误区

我父母（愿上帝保佑他们）继续视我的成功为排除万难后获得的胜利，鼓舞人心，十分励志。这么描述确实不错，我也十分感谢他们。但我把本章初稿拿给他们看的时候，他们对整个观点提出了质疑——好吧，那迈克尔·奥德里斯科尔（我的竞争对手，来自约克郡）呢？你有的优势他一样不少，但是他就没成功啊。还有布拉德利·比林顿（我的另一位竞争对手，来自德比郡），他父母还都是国际知名的乒乓球运动员呢，他也没有成为全英乒乓球冠军。

这仅仅是被我称作“自我偏见”的一个略微不同的变体。我并不认为我是一个水平欠佳的运动员，而认为我拥有的优势不容小觑，是千百万年轻人缺乏的。实际上，我是一小部分人中最拔尖的。换句话说，我是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中最优秀的，这一大部分人是指全国范围内和我拥有同等机会的极少数人。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如果全英有足够多的年轻人在8岁时就拥有一张乒乓球台，有一个球技了得的哥哥陪练，接受了全英顶级教练的培训，加入了全国唯一一家24小时开放的乒乓球俱乐部，并在十多岁以前就已经练习了上千小时，那我不会是全英第一运动员，我可能连全英第一千零一名都排不上。除非统计数据出现了严重错误，否则不会有别的结论（也就是说，我当然有可能成为全国第一，但是仅限于理论层面）。

我们总是认为体育是个靠本事说话的行当——成功是靠能力和勤奋赢得的，但实际并非如此。想想上千的乒乓球种子选手因为不够幸运而未能住在拥有绝对优势的银谷街，进而无缘冠军宝座；想想上千的网球选手，本来有望获得温网冠军，却因未获命运垂青，连副网球拍都没有，更没有受过专门培训；再想想潜在的上百万高尔夫球好苗子，因未能进入高尔夫球俱乐部而浪费了一身天赋。

实际上，经过仔细观察，你便会发现不论男女，每一个战胜困难、收获胜利的人都是非同寻常的客观环境的受益人。人们普遍错误地认为成功全凭个人本事赢得，从不认可——或是费心去看看——多方面契机协同产生的强大力量。

这也是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其著作《异类》（Outliers）中提出的中心观点之一。格拉德威尔认为比尔·盖茨、披头士乐队及其他杰出艺人的成功与“他们个人怎么样”没太大关系，而与“他们来自何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能站在君王面前的人似乎是凭一己之力走到这一步的，”格拉德威尔写道，“但实际上，他们一定都是潜在优势的受益者，是千载难逢的机遇的受益者，是文化遗产的受益者；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才能刻苦学习，勤奋工作，以他人无法掌握的方式理解世界。”

无论何时，只要我有半点觉得自己独一无二的念头，我都会提醒自己——如果我生在顺着街道再往下数一家的那户，我就是另一个学区的了，这也就意味着我将不能在奥尔丁顿学校读书，永远不会遇见彼得·查特斯，也将永远无缘欧米茄俱乐部了。人们常说，竞技体育的胜负以毫秒衡量，但真相是, 衡量胜负的变量令人捉摸不透。

不过我们有必要在这里暂停一下，思忖一下不同意见。也许你认同这个来势汹汹的观点——机遇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但它是充分条件吗？那些天赋异禀、鹤立鸡群的人又做何解释？难道挺进温网总决赛、获得奥运会冠军不需要这些天赋？还是说这些天生的技能对成为国际象棋大师、跨国公司的首席行政官来说无足轻重？你觉得自己（或你的孩子）能够在没有这些难得天赋的情况下就博得满堂彩，这难道不是痴人说梦?

自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通才——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出版了《遗传的天才》（Hereditary Genius）一书以来，现代社会就一直抱有这一长久不变的假想。在书中，高尔顿利用其表兄查尔斯·达尔文的深刻见解，提出了人类成就理论学说，该学说迄今仍占据着相当高的地位。

“我意欲告诉世人，”高尔顿写道，“一个人的天赋才能是遗传而来的，所受限制因素和整个生物界中物种外形及体貌特征在遗传时所受的限制一模一样……我没空去理会那些假说……天生漂亮的婴儿长相是相似的，而产生差别的唯一方法……是持续的努力以及德育的作用。”

如今，天赋与才能定成败的观点十分有影响力，已被广泛接受，无人反对。这似乎无可争辩。我们在目睹罗杰·费德勒（Roger Federer）在对角线位置轻松正手击球并获得冠军，国际象棋大师蒙着眼同时下20局棋，泰格·伍兹（Tiger Woods）打出350码①的控制弧线时，便不由得出结论——他们所拥有的特殊天赋是不会和我们共享的。

这些技能于我们而言有着质的差异，离我们的生活和经验太过遥远。如此看来，倘若拥有同样的机会，我们也能取得同水平成绩的这一想法简直荒唐可笑。

我们用来描述这些杰出人才取得的傲人成绩所用的比喻助长了这种想法。例如，人们说罗杰·费德勒“娘胎里就带着会打网球的基因”，泰格·伍兹被称作“为打高尔夫而生”。这些表现一流的运动员也赞同这种想法。迭戈·马拉多纳曾经声称自己一出生就“自带超凡球技”。

但是，天赋真如你我所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