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岛屿两侧的两个沉船事件

现在，来讨论一个近乎完美的自然实验，在同一时间和地点发生的两个沉船事件，这两艘船是“英弗科尔德号”和“格拉夫顿号”，它们于1864年分别在奥克兰岛（Auckland Island）的两侧失事。这个岛位于新西兰以南466千米处，面积464平方千米。在整个19世纪，这个海域发生过多起沉船事件，幸存者在奥克兰岛上时，甚至可能会偶然发现以前失事船只的幸存者留下的痕迹。例如，在“格拉夫顿号”船员获救两年之后，“格兰特将军号”失事后的10名幸存者在岛上度过了18个月，他们发现了“格拉夫顿号”幸存者留下的小木屋，并且住了进去。最后，新西兰政府开始在这个岛上存放食物和其他必需品，以帮助被海水冲上岸的幸存者。

有意思的是，虽然同时在同一个岛上挣扎着为生存争斗，但是“英弗科尔德号”和“格拉夫顿号”的幸存者却相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英弗科尔德号”失事后，25个船员中有19人登上了奥克兰岛，在岛上挣扎了一年之后，最终只有3人获救。而“格拉夫顿号”沉没后，船上的所有5人都上了岸，两年之后，这5人都活着离开了奥克兰岛。对于这两组幸存者的不同结局，应该怎么解释？通过比较这两个案例，我们可以探索社会套件的影响，并分析友谊、合作、等级制和社会学习的作用。

“英弗科尔德号”是1864年5月11日在奥克兰岛西北部一个险峻的海湾中失事的。在短短几分钟之内，整艘船就裂成了无数碎片。40有19个男性游出了船只下沉后的旋涡，然后在高高的悬崖下一个满是岩石的海滩上了岸。他们的鞋子都不见了，而且几乎没有带什么衣服出来。所有人的衣服口袋里也都空空的，除了一些火柴和铅笔。他们费了很大的劲，才从海里打捞上来一些压缩饼干和咸鱼，但这最多只够他们吃上几天。这些人在悬崖脚下逗留了4天，然后艰难地爬到了顶部，他们还丢下了一个虚弱的男性，让他在悬崖下面等死。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这些人一直在努力穿越整个奥克兰岛的腹地到达北部，为此，他们有时分成几个小组，有时又会集合到一起。最后，他们来到奥克兰北端的“罗斯港”，在那里，他们发现了海豹猎人住过的小屋，以及早期欧洲殖民者留下的定居点的遗址。在这个过程中，太过虚弱的人或受伤无法行走的成员都被遗弃了。最终只有3人获救，其中包括船长乔治·达尔加诺（George Dalgarno）。那是在1865年5月20日，来自葡萄牙的“朱利安号”救了他们。除了一个名叫罗伯特·霍尔丁（Robert Holding）的资深水手之外，所有级别较低的人都死了，这也许是因为官员们在“英弗科尔德号”失事之前的营养状况原本就更好一些，又或者是因为（从可以得到的证据来看似乎是如此），这些官员在船只失事之后变得更加自私了。41

船长乔治·达尔加诺获救后，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奥塔哥见证人报》（Otago Witness）1865年10月28日的一篇报道写道：“他（达尔加诺船长）的健康状况仍然非常糟糕，因为他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刺激，他的主治医生禁止他与任何人谈论与沉船事件有关的事情。因为只要他回忆起这段令人悲伤的经历，就会导致他的精神高度紧张，身体出现问题。”42

“格拉夫顿号”则是在1864年1月3日失事的，比“英弗科尔德号”的失事早了4个月。失事地点在奥克兰岛南部的康利港（Carnley Harbour）附近。沉船后登上奥克兰岛的5名男性船员分别来自5个不同的国家（图2-1）：船长托马斯·马斯格雷夫（Thomas Musgrave），30岁，美国人；大副弗朗索瓦·爱德华·雷纳尔（François Édouard Raynal），33岁，法国人；亚历山大·麦克拉伦（Alexander McLaren），28岁，挪威人；乔治·哈里斯（George Harris），20岁，英国人；亨利·福格斯（Henry Forgés），28岁，葡萄牙人，他是厨师。人员构成的这种多样性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虽然我们很难确定它在这些幸存者的成功获救中发挥了什么作用。43

这个幸存者群体与“英弗科尔德号”的幸存者群体相比，要小得多。但他们在“格拉夫顿号”沉没时抢救出来的物资和食物却很多，其中还包括了枪支和导航仪。马斯格雷夫和雷纳尔都用海豹血留下了非常详细的记录，并且最终出版成了书。44他们的故事引人入胜。《泰晤士报》的一个读者在来信中称，马斯格雷夫的回忆录几乎与丹尼尔·迪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一样有趣，用我的孩子们的话来说，只是马斯格雷夫说的一切都是真的。45

与“悉尼湾号”上的威廉·克拉克一样，雷纳尔的心里最初也充满了绝望。在日记中，他这样写道：“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逃离这个隐藏在茫茫大海中的岛屿啊，我又怎样才能逃离它啊。也许永远都不能！……绝望感一阵阵袭来，令我几乎窒息。我无法抑制自己的眼泪，让它们充溢着我的眼睛。我像个孩子一样哭泣起来。”46

幸运的是，他们这些人自从聚集到一起后，就开始协同工作。尽管彼此之间也存在一些小分歧，但是整个群体仍然拥有强大的凝聚力。在沉船事件发生时，雷纳尔正在生病，而且病得非常重。失事后，其他人并没有放弃他，而是设法通过一根绳子将他以及其他有价值的物资转移到了岸上。这一点非常关键。在一开始时就表现出这种极其明显的利他主义行为，非常有助于团结和激励所有幸存者，并发出他们有意合作并愿意在互惠关系上“进行投资”的明确信号。这与“英弗科尔德号”将一个人丢弃在悬崖底下的行为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不同的初始行为，为不同的集体命运奠定了基础。

“格拉夫顿号”幸存者群体内部的领导力和共同体精神也要比“英弗科尔德号”的幸存者群体优越得多。经验丰富的雷纳尔堪称足智多谋。他指导船员们在靠近溪流的地方建造一幢36平方米的小屋，并且有一个石头垒成的烟囱。他还带领大家建成了一个锻造炉和几只用海豹皮做成的风箱，他们利用这个锻造炉，用打捞上来的金属造出了铁钉和其他工具。雷纳尔还使用古罗马配方，将贝壳烘烤成粉并与沙子混合，造出了混凝土。来到岛上的第一年，雷纳尔甚至还学会了如何利用海豹皮生产皮革并制作鞋子。

滞留在奥克兰岛的这段岁月里，雷纳尔陆陆续续地制作了棋子、多米诺骨牌，还有一副扑克牌。不过，他们后来明智地放弃了玩扑克，因为马斯格雷夫牌技很糟，经常输，而且输了又会发火。船员们还相互教授外语和数学。雷纳尔指出，这种“即兴学校”的一个很大的优点是，它使所有人都显得平等，“我们相互之间，交替成为老师和学生。这种新的关系让我们更加团结。这种教学活动使我们保持基本相同的地位，并在所有人之间创造了一种完美的平等氛围”。47当然，这些活动反映了群体内部的教导和学习，而这正是社会套件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船员之间并不缺乏应有的等级性，他们都对雷纳尔特别尊重。

在这些船员基本安顿下来之后不久（那是在1864年2月份），雷纳尔就提出了一个建议：大家应该投票选出一个人来领导大家；但是这个人不是他们的“主人或上司”，而是一个“领头人”，或者说“家长”，他的职责包括“以温和的、坚定的态度，维持秩序与和谐”。48他们还一致同意，在未来，如果其他人认为确有必要，可以通过投票方式把这个领头人替换掉。雷纳尔提议，由马斯格雷夫担任这个角色。经过投票，大家一致同意选出了马斯格雷夫。在接下来的十几个月里，马斯格雷夫一直承担领头人的角色。

有一段时间，马斯格雷夫生了病，这使雷纳尔意识到，“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任何一个人的去世，都会对其他人的士气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从而也许会对所有人造成致命的后果。因此，我不断祈祷，在我们已经受到了如此沉重的打击和折磨的情况下，上帝会在这次审判中饶恕我们”。49

最后，他们决定派马斯格雷夫、雷纳尔和麦克拉伦于1865年7月19日划着一艘修好的小艇出海求救，他们在努力奋斗了5天后，到达了新西兰的斯图尔特岛（Stewart Island）。马斯格雷夫等人带着救援人员返回奥克兰岛，救出其余两名船员。随后，救援船的船员们搜索整个奥克兰岛，发现了一具尸体，那是“英弗科尔德号”的船员的尸体，尽管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50

从“格拉夫顿号”幸存者的经历来看，个性显然发挥了很大作用。“英弗科尔德号”的船长乔治·达尔加诺似乎只关心自己能不能活命，而“格拉夫顿号”的船长马斯格雷夫则在这场磨难中表现出真正的领导风范。在他自己获救的几个月后，马斯格雷夫再一次来到奥克兰岛，因为有其他人在那里遭遇海难，他说：“我自己亲身经历过这种情况，因此我特别乐意在类似的情况下去帮助他们。”51

1865年11月7日，雷纳尔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其标题为《“英弗科尔德号”在奥克兰岛海域沉没后的故事》，作者就是“英弗科尔德号”的船长乔治·达尔加诺。这是“格拉夫顿号”的幸存者第一次获悉，当在他们被困在那个岛上时，还发生了另一起沉船事件。52马斯格雷夫在给因弗卡吉尔（Invercargill）的一位商人朋友（马斯格雷夫的回忆录就是献给这个朋友的）的信中，谈到他对达尔加诺船长缺乏领导能力的看法。在信中，马斯格雷夫指出，达尔加诺自己的叙述“证明了他们之间根本不团结，船长也没有尝试（或者，他根本没有能力）树立起对其他人的权威或施加任何有效的影响，这就是他们很多人不幸丧生的原因”。53

这两个幸存者群体生还率的巨大差异，也许可以归因于他们在沉船后第一时间打捞上来的物资差异（尽管如上所述，“英弗科尔德号”的船员在上岛后的一个月内就发现了废弃的小屋和工具）和领导力差异，但是更重要的也许是社会制度安排的差异。“英弗科尔德号”的船员普遍抱着“人人为自己”的态度，而“格拉夫顿号”的船员则是很好的合作者。“格拉夫顿号”的船员公平地分享食物，一起努力工作以实现共同目标（如修理小艇）、民主投票选举领袖，而且选上的人是可以被替换掉的，他们以所有人都活下去为目标，做到了平等相待。在这些方面，“格拉夫顿号”的船员与“朱莉娅·安号”的幸存者有许多共同点，包括他们最初的考验都是要不要拯救一个生命。这两个群体还都拥有高明的“技术专家”、大公无私的领导，而且所有人都富有合作精神，少数人更是愿意为了让其他人获救而自己冒险出海求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