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船事件带来的自然实验

沉船事件的幸存者往往会建立营地，这种营地提供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数据，可以用来研究这样几个问题：人们在不得不依赖自己时会建成一个怎样的社会，这种社会秩序是怎样变化的以及为什么会这样变化而不是那样变化，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最有利于和平与生存。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沉船群岛”，或多或少随机地导致了在这些与世隔绝的荒岛上，幸存者们无意中参加了多次自然实验。

几千年来，至少从《奥德赛》（Odyssey）所描述的古希腊时代开始，人类一直对沉船事件保持着一种特别的兴趣。莎士比亚写下《暴风雨》（The Tempest），塞万提斯叙述了堂吉诃德的悲惨遭遇，还有《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海角乐园》（Swiss Family Robinson）、《蝇王》（Lord of the Flies）等类似的小说。在这些小说中，对漂流者的叙事或洋溢着田园诗之风，就像让-雅克·卢梭那样着力颂扬自然状态，或充斥着无政府主义和暴力，像托马斯·霍布斯那样推崇专制政策。这两位哲学家，虽然对人性有着完全相反的看法，但那只不过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

在现实世界中，当沉船事件发生后，支持霍布斯主张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1629年，“巴达维亚号”（Batavia）海船沉没之后，船员们在精密计划后，展开了大规模的谋杀行动，以节省资源的名义，残杀妇女和儿童。14或者，再想想法国的“尤特勒号”（Utile）奴隶船船员的行径，这艘船是1761年在印度洋的特罗姆林岛海域失事的。后来，船员们设法逃离了荒岛，但是他们却将60名奴隶留在了那里。离开的时候，他们承诺会带着救援回来，但离开后整整15年都未兑现诺言。最后，当有一艘船到达那个岛屿时，岛上只剩下7名妇女和1名儿童还活着了。15

类似这样的沉船事件反映了严重的社会失序。如果情况非常严重，社会秩序完全崩溃了，那可能会出现大量的谋杀行为，甚至还会出现同类相食的现象。沉船所造成的极端情况，可能会压倒人们天生良善的行为倾向。1816年，“美杜莎号”（Medusa）沉没，146名幸存者登上一只大木筏，在茫茫大海中漂流求生，13天后，只有15人被成功救出；1766年，“老虎号”（Le Tigre）沉没，落海的4名幸存者中有3个人生存了两个月。在这两起事件中，谋杀成了维持生存的重要手段。1618世纪一本几乎风行全球的畅销书详细描述了“老虎号”事件的整个经过，唯一的女性幸存者侥幸得到特别照顾，其他男性幸存者达成了保护她的协议。而唯一的黑人幸存者则是最先被谋杀的，因为大家认为他的身份和地位最低。在“美杜莎号”事件中，则没有留下这样的细节，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幸存者中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无论黑人还是白人，都可能被杀害。

当然，同类相食行为与社会秩序崩溃的关系和导致同类相食的原因有关，如果不吃的话，自己也会死于饥饿。20世纪发生在安第斯山脉的一起飞机失事事件中，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17在前述两个沉船事件中，同时代的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在“老虎号”事件中，幸存者的行为被描述成了一个非同凡响、体现当事人智慧和耐力的故事，但这当然是饶具讽刺意味的，这种叙事体现了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而“美杜莎号”事件则被认为是人性堕落（人变成了野蛮的动物）的一个缩影。

当然，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了解这些事件，是因为有一种离奇的文学作品：作者们以第一人称的角度描述各种灾难，以吸引安然坐在扶手椅中寻求刺激的读者。这种文学作品在19世纪达到了顶峰。18这个流派的作品一般都有非常引人注目的标题，例如：

●《重大沉船故事集》《关于海上灾难的精彩记叙集》，其中描述了关于海上失事船只船员不寻常的冒险经历和苦难遭遇，以及他们在远方海岸所受到的待遇的各种细节，还有对幸存者获救的记录（1813年）。

●《水手编年史》，记载了最令人震惊的海上灾难，如沉船、风暴、火灾和饥荒，以及海军交战、海盗冒险、重大发现，还有许多其他不寻常和有趣的事件（1834年）。

除了这些幸存者的叙述之外，我们还可以利用20世纪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对沉船事件更加正式的描述和评估。

从16世纪开始，欧洲人就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探险，这个过程直到20世纪初现代导航和通信设备出现后才告一段落。在此期间，沉没的船只超过了1000艘。在绝大多数沉船事件中，最普遍的情况是所有人都遇难，船员和乘客就此葬身海洋。有时候，幸存者会在海上遇到其他船只。例如，1820年，“埃塞克斯号”（Essex）沉没，船员挤在一艘狭小的捕鲸船上漂流了好几个星期，最终不得不开始同类相食。正是在这个故事的激发下，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写下了《白鲸》（Moby Dick）一书。但是，就目前讨论的目的而言，我们重点要关注的是如下情况：幸存者登上了海岛，并建立起了营地。当然，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

一项统计表明，在塔斯马尼亚岛附近发生的超过1100个沉船事件中，只有15个事故（占比约为1.4%）的幸存者建立起了营地，并且坚持了超过一个星期。19幸存者人数足够多、时间足够长，从而建立起了一个“小型社会”的情况就更加少见。许多幸存者在历经千辛万苦踏上陆地之后，却很快就因为坏血病、营养不良、筋疲力尽或受到伤害而死去。灾难期间的死亡率通常都会超过50%。我们还得希望，幸存者被当地土著攻击、奴役或吞并的情况不会发生。此外，我们当然还需要至少有一名最终幸存者能够讲述整个故事。20

在科学研究中，一个社会实验要提供一些有意义的信息，至少必须有19名幸存者，而且他们建立的营地也要至少维持两个月。21只有非常少的沉船事件能够满足这些标准。在从1500年到1900年的这400年间，我最终只找出了20个这样的案例（表2-1）。对幸存者的数量和营地持续时间的测量往往相当困难，因为幸存者有时会经历两次沉船事件。第一次就是最初的沉船事件，第二次是幸存者暂时安顿下来后派出去寻求帮助的船在另一个地方再次遭遇海难。

我们还必须承认，即便在这20个满足标准的例子中，幸存者也算不上严格的全体人类“代表”。因为乘船出海的人并不是随机抽取出来的，他们往往是在海军中服役的士兵、经常漂洋过海的船员，或者是奴隶、囚犯和商人。海船上的生活涉及身份地位的划分和等级制的指挥体系，这些人早已习以为常。因此，幸存者群体的成员，不仅往往可能全部来自某个特定的文化背景（例如，荷兰人、葡萄牙人、英国人等），而且他们自身也是那个热衷于探险时代中与长途航海活动相关的各种亚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正因为如此，这些“沉船社会”的成员大多是男性。此外，绝大多数研究对象都刚刚勉强逃得一命，在心理上往往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他们在到达某个岛屿时通常都是奄奄一息的，有时甚至是赤身裸体、遍体鳞伤上岸的。

所以严格来说，显而易见，沉船事件的幸存者并不是理想的实验被试。那些追求“禁忌实验”的科学家真正想要的实验被试是这样的：他们是互不相识的陌生人，而且没有任何文化背景，然后，安排这些被试进入一个与世隔绝的、资源丰裕的环境中，任由他们创建一个全新的社会，而研究者则躲在一旁秘密地进行观察。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已经发生的自然实验中获得非常宝贵的信息。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几个以黑暗结局收场的沉船事件，它们最终都演变成了谋杀和同类相食。那么，最成功的那些“沉船社会”又有哪些共同因素呢？在我们的样本中，通常表现最好的群体的共同特点是：拥有非常优秀的领袖，其表现形式是温和的等级制，且不存在任何残暴的因素；幸存者之间相互友爱；群体成员善于合作并有利他主义精神。不难看出，所有这些都是社会套件的关键组成部分。

幸存者社群会表现出多样性的合作方式：公平分享食物、照顾受伤或生病的同伴、一起挖掘饮水井、安葬死者、协调防御、保护可以作为信号的火种、共同计划建造船只或寻求救援。关于这种平等主义性质的行为，除了有历史文献可以证明之外，我们还找到了不少考古证据，其中包括分别用来安置不同子群体（例如，军官和士兵、乘客以及他们的仆人）的住所、集体建造的水井或烽火信号台等。22其他间接证据则可以从幸存者的回忆和报告中找到，例如，在优秀领导者的说服下，大家一起进行危险的打捞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发现许多友谊和温情的东西，暴力和谋杀并不是最典型的。

利他主义主要表现为资源共享和自愿参加有危险的救助他人的行动，最典型的沉船事件是“朱莉娅·安号”事件。1855年9月7日，这艘船在太平洋的某个珊瑚礁群岛中失事，导致51个人被困两个月之久。船长和9名船员自愿划船冒险向东出发，花了整整三天三夜，才到350千米之外的波拉波拉岛（BoraBora）求助。

“朱莉娅·安号”撞上珊瑚礁时，有5人不幸丧生，但是所有幸存者最终都获救了。对此，当时的一份报纸是这样报道的：

在整个事件中，庞德船长唯一的愿望就是挽救乘客和船员的生命。他的高尚行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当船员们在他的指挥下，使用将沉船与海岸连接起来的救生索救助乘客们上岸时，二副欧文斯先生打算把一个包拿上岸，里面装着属于船长本人的8000美元现金。但是，船长命令他放下这些钱并将一名女孩送上岸……最终，这个女孩得救了，但那些钱却不见了。23

庞德船长从一开始就在所有人面前充分展现了他的利他主义精神，从而树立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榜样，使所有人都积极合作，共同努力。“朱莉娅·安号”上的幸存者，一半左右都是摩门教徒，这种信仰也可能有助于他们的团结。庞德船长注意到，这些人“很容易管理”，而且“随时准备听取建议并遵照执行”。24

沉船事件发生地的丰富资源和专业人员的知识和技能显然对脱险很有帮助。“朱莉娅·安号”的幸存者找到了海龟蛋、椰子和淡水。他们搭了一个熔铁炉并配了一个风箱，然后修好了一艘小船（在关于成功的“沉船社会”的故事中，经常有制造和使用风箱的场景）。最后，是那些自愿冒着生命危险划着小船去求救的人，拯救了所有人。对此，一位乘客在后来回忆这个事件时是这样说的：

我们祈求上帝保佑船长和随他一起出海求救的那9个勇敢的人。他们勇敢地冒着生命危险，靠手划着小船，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穿过一片汪洋大海，努力寻找救援。当我们看着那艘小船慢慢远离陆地时……虽然我们都不在船上，但是我们都知道，能不能活下来，全靠那艘船了。25

或者，也可以想想“布兰顿·霍尔号”沉船事件。1821年7月22日，在南大西洋中部的伊纳克塞瑟布尔岛（Inaccessible Island）海域，“布兰顿·霍尔号”遭遇了海难。在“布兰顿·霍尔号”事故中，就像“朱莉娅·安号”一样，英雄主义和合作仍然是主旋律，尽管幸存者之间发生了争论和若干小的偷窃与暴力行为，对主旋律稍有影响。船上原来有82人，其中的70人成功上了岸，并一起生存了4个月，直到最后获救。

在最初的几天，“布兰顿·霍尔号”的幸存者设法打捞了一些木材、帆布和布料，建造了一些避难所。他们还捞上了一些酒以及一个外科医生的手提箱，里面有一些可以用来生火的磷。酒带来了好坏参半的冲击，一方面，它提供了热量和临时性的安慰，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引发了暴力和威胁。

在导致“布兰顿·霍尔号”沉没的暴风雨停歇之后，幸存者们变得更加乐观了。相对来说，“布兰顿·霍尔号”的幸存者比较容易地就获得了食物和水，但数量也不是无限的。而且，食物和材料的供应必须与有效的集体资源分配恰当地结合起来，才能保证群体的成功生存。幸存者们小心翼翼地分享了炖肉、野芹菜和衣物等资源，因此没有人饿死或冻死。26

船长亚历山大·格雷格（Alexander Greig）表现出了很强的领导力和极高的智慧，他在关键时刻维持了和平，保证了群体内部的分工合作，让一些人负责打捞，一些人去探索地形，另一些人去收集生火的木柴。不过，幸存者根据不同的阶层、等级、性别和种族形成了若干个群体，各有各的想法，这反映了内群体偏好，当然，内群体偏好本身也是社会套件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来，紧张局势终于爆发。1821年9月下旬，一些船员攻击了乘客。幸运的是，船长率领12名男子击退了他们。之后，船长试图对组织骚乱的船员头目进行惩罚，但是被船员们攻击过的一个女子出面求情，船员们得以免受鞭刑之苦。

船长的儿子也是幸存者之一，他虽然只有18岁，但也已经在这场严峻的考验中表现出了很强的领导能力。船长的儿子用企鹅血在打捞上来的报纸的边上写日记。在日记中，他描述了他们所处的困境（这是他自己敏锐地观察到的）：

我必须承认，对我来说，在这样一个时期，乘客之间还会存在敌意的感觉，实在是一件是令人费解的事情……确实，我们的烦恼很多，令许多人发脾气，也会使人觉得难以忍受。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应该想到，在我们所处的这种极度紧急的情况下，饥饿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人性中的共通之处可以成为一道律令，它足以抑制恶意的爆发，并引导每个人都能够同情所有与他一样处于危难之中的同胞。27

在船员攻击乘客的事件平息之后，团体内部的分裂情况仍然很突出。幸存者自发形成了三个不同的群体，他们并没有将打捞上来的资源汇集到一起共同使用，而是展开了竞赛——分别建造船只前往30千米之外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Tristan da Cunha）求助。10月19日，第一批有6个人离开了，但是他们自那之后音讯全无。然后，第二批人于11月8日出发，前往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他们成功了，并带回了救援人员。就这样，所有其他人都迅速获救了。如果没有发生过内部冲突事件，“布兰顿·霍尔号”的幸存者在那整整4个月时间里的处境会不会更好一些？有可能。但是说到底，他们毕竟还是能够获得必要资源的，这会减少冲突的程度和影响。此外，他们内部干练的领导者和明显的合作关系也是至关重要的。

再来看一看“悉尼湾号”，这艘船是1797年2月9日在塔斯马尼亚岛旁边的保护岛（Preservation Island）失事的。“悉尼湾号”沉没后，51人幸运地登上了岸。文献记录和考古证据表明，这些幸存者创造了相当不错的社会秩序，包括集体挖掘水井和建造一个共同的住宅。幸存者的回忆也谈到了普遍存在的无私行为，从拯救溺水的船友到自愿冒险出海求助。28 2月28日，17名男子乘坐小艇前往澳大利亚大陆的杰克逊港（Port Jackson）求救，但是3月1日，他们在澳大利亚东南海岸再一次失事。于是他们从那里步行到640千米之外的杰克逊港。对此，领导了第二阶段冒险求助行动的押运员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这样回忆道：

若非身临其境，只凭想象绝对无法描绘出如此悲惨、如此阴郁的情况，这些不幸的船员，第二次失事了。那是在荒凉的新南威尔士海岸。他们失去了重新回到同伴那里的所有希望，失去了食物，同时也没有任何武器，因而也就几乎完全不存在生存下去或保证自身安全的可能性。他们似乎注定要承受所有不幸，面对未知的、未经证实的死亡的恐怖。但是，在这种无比艰难的情况下，他们并没有放弃希望。是的，他们没有被绝望压倒……当他们艰难而坚定地一步步前行时，危险和困难也在慢慢消退。他们直面自己的内心，就好像它最终的力量就是保留下来用于最艰苦的场合的。当他们平静地忍受着莫大的痛苦时，内心得到了平和。从更远一些的地方来看，痛苦和恐惧似乎都在退缩。29

当然，这段旅程的成功，不仅有赖于他们这种无比坚毅的内心，而且也因为他们得到了富有利他主义精神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帮助。克拉克报告说，在旅途中，他们好几次得到了当地土著的帮助：土著居民友好地对待他们，将他们送到海岸，送给他们鱼和其他食物，并且用船渡他们过河。在他写于1797年3月29日的日记中，克拉克曾经把土著人描述为“虽然有人的形状，但是没有人的样子”，他还经常把土著人称为“野蛮人”，这反映了人类普遍的内群体偏好。但是，克拉克很快就改变了他的看法：

我们来到了一条相当大的河流旁边，由于河水很深，无法涉水而过，我们着手准备一只筏子。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不是得到3位土著朋友的帮助，我们是不可能在第二天就准备好筏子的。他们昨天刚刚与我们分开，今天又重新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并帮助我们准备筏子。很显然，他们一直很关心我们。当他们知道我们必须渡过这条河时，就非常友善地提供了帮助。他们是有意跟在我们后面走，以便在需要时提供援手的。30

在4月2日的日记中，克拉克写道：

在9点至10点之间，我们又非常惊讶地遇到了5位当地土著，他们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们以非常友好的方式接待了我们，并且送给了我们一些贝类。这种贝类让我们美餐了一顿，这真是太好了，因为我们的仅剩的大米也几乎消耗殆尽了。31

不过，他们也遇到了几拨有敌意的土著人，其中的一次遭遇战，导致3名男子相继受伤。尽管如此，他们与当地土著的互动从整体上看并不支持约翰·亨特（John Hunter）后来对这段艰苦旅程的总结。亨特声称：“当地的土著做出了很多野蛮的举动。”32但真正的事实却是，当地的土著居民拯救了这些陌生人的生命。在克拉克的眼中，土著居民既是野蛮人，也是朋友。事实上，如果土著澳大利亚人对克拉克等人有同样的感受，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克拉克这个小组最终只有3个人幸存了下来，但是他们成功地完成了为一次沉船事件中被困的人求救的任务。最后，有21人获救。

接下来再来看“多丁敦号”事件。合作是这次海难幸存者最终获救的关键。1755年7月17日深夜，当“多丁敦号”离开好望角并向东航行了一天之后，在印度洋的阿尔哥亚湾（Algoa Bay）触了礁。像通常的沉船事件一样，这场灾难来得非常迅速和凶猛。“多丁敦号”三副威廉·韦伯（William Webb）这样写道：

第一次撞击就惊醒了我。当时我在自己的小舱里睡得正香。我以最快的速度冲上甲板，在那里我发现一切事物都处于我能想象的最恐怖的状态中。船已经裂成了几块，每个人都在哭喊，祈求上帝的怜悯，大海的巨大力量将他们抛上抛下。33

不到几分钟，他就被海浪拍下了海，左臂小骨断裂，随后，在巨浪的冲击下，他陷入了昏迷。当他稍后在一块木板上醒过来时，他发现自己的肩膀上插着一颗钉子。他漂到了附近的伯德岛（Bird Island），差点被淹死。只有23人（都是船员）活着来到了这个小小的礁石岛。另外247人，包括船员和乘客，都被大海吞没了。34

伯德岛的总面积只有0.19平方千米，海拔也只有9米，而且没有任何淡水。现在，它是南非阿多大象国家公园（Addo Elephant National Park）的一部分。幸运的是，这个岛屿是一种海鸟的繁殖地，这些幸存者靠吃海鸟蛋维持了生命。事实上，他们在岛上就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远处的大陆，但是却无计可施。他们在岛上生存了7个月，依靠打捞上来的沉船中的食物和物资生存（其中也包括通常都会有的一桶桶酒），此外他们还以鱼、鸟、海豹以及鸟蛋为食物。35

在幸存者中，有一个人名叫理查德·托平（Richard Topping），他不仅是个船员，还是一个木匠。在其他人的帮助下，尤其是在特别有创造力的铁匠学徒亨德里克·施坎茨（Hendrick Scantz）的帮助下，托平最终建造了一艘单桅帆船，将它命名为“快乐解脱号”。1756年2月16日，这些人利用它离开了这个小岛。所有登上这个小岛的人，只有一个未能活着离开。不过，在他们沿着非洲海岸向北航行的过程中，却有一半人不幸死去了。36

韦伯详细记录了整个事件，船只沉没后，他们先是被困在伯德岛上整整7个月，然后又沿着海岸航行，并在4月下旬最终获救。他集中描述了他们努力获取食物和建造单桅帆船的过程，同时也细致描述了风和海洋的状况。37现在，我们通过一些片段，可以拼凑出他们集体生活的图景。

在这个幸存者群体中，存在着相当明显的等级制痕迹。韦伯的记录表明，有些幸存者得到了特别优待：“我们喝掉了所有的白兰地，但是特意留下了两加仑，那是我们为木匠先生保留的。”38当水和食物供应不足后，他们实施了配给制，而且是在相当公平和友好的氛围下实现的。在韦伯的叙述中，唯一提到的摩擦是有人撬开了“财宝箱”，偷走了一些东西，但这件事很快就被所有人忘记了。39

韦伯的记录中还有许多对大家一起合作完成工作的描述，比如照顾伤病者、打捞沉船上的物资、捕鱼和收集其他食物、制作绳索和修理帆，以及建造单桅帆船。这些人还建造了一些双体船和小型渔船，在使用这些船只时，有几次，他们一起努力将不小心落水的人救上来，或者把被困在另一个附近的小岛上的人接回来。总之，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

而且，这些人相互之间也非常友善。7月20日，在他们搁浅三天后，二副的妻子科莱特夫人的尸体被海水冲上了岸。科莱特先生显然对他的妻子“有着最温柔的感情”，所以其他人决定暂时封锁这个消息，瞒着科莱特先生，待日后有较好机会时再告诉他。于是，他们设法分散了科莱特的注意力，把他带到了小岛的另一侧，然后埋葬了他的妻子（唉，其实就是埋在鸟粪下面！），并利用他们打捞上来的祈祷书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葬礼。几天后，当他们把这件事告诉科莱特先生时，他“几乎完全不相信”，直到他们把他妻子的结婚戒指给他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