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赫鲁晓夫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苏联重要领导人，曾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等职务。赫鲁晓夫于1956年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发表了“秘密报告”，对约瑟夫·斯大林展开全面批评，震动了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引发东欧的一系列骚乱。任期内，他实施去斯大林化政策，为大清洗中的受害者平反，苏联的文艺领域获得解冻。同时他积极推行农业改革，使苏联的民生得到改善。

小档案

1894年——4月17日生于库尔斯克市。

1918年——加入共产党。

1929年——入莫斯科工业学院学习。毕业后任莫斯科区委书记、市委书记。

1938年——任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

1939年——成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卫国战争期间——任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军事委员。

1949年——任中央书记兼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他主谋清除了贝利亚集团。9月3日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

1958年——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1956年——主持召开苏共二十大，从根本上否定斯大林，组织了对过去某些案件的复查和平反工作。

1961年——在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上鼓吹“全民国家”、“全民党”，提出到198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的目标。在经济方面，他推行物质刺激原则，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取消义务交售制，改组机器拖拉机站，开垦荒地等。在对外关系上，赫鲁晓夫提出两个社会经济体系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原则。

1964年——10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鉴于赫鲁晓夫犯有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错误”，解除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次日又解除其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

1971年——9月11日病逝于莫斯科。

清除贝利亚

贝利亚得逞，赫鲁晓夫等人就得下地狱！

医生回天无术，斯大林注定要死，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情。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值班守候，尽人事，如此而已。

守候是种等待，等待有时候待的是生，有时候待的是却可能死。赫鲁晓夫知道这次自己等待的是死，不仅是斯大林的死，更是自己的死。斯大林死后，贝利亚一旦当上国家安全部长，首先要对付的是自己。

赫鲁晓夫不想死，他和布尔加宁商量，要不惜一切代价打破贝利亚的计划，甚至自告奋勇要找马林科夫谈一下。马林科夫从未真正有过自己的地位和角色，他不过是个认真的执行者。马林科夫一直认为迎合贝利亚对他有利，即使他明知贝利亚在愚弄他挖苦他。凭借着与贝利亚的密切关系，才受到斯大林的器重。贝利亚也曾对赫鲁晓夫说过马林科夫是个易于驾驭的人。马林科夫与贝利亚关系很好，但天都有缝，更何况是人，赫鲁晓夫知道马林科夫会答应的。

斯大林停止呼吸，贝利亚立马跳上他的汽车离开了，马林科夫则神经质地踱来踱去。留下来的人决定召集常务委员会和主席团全体成员。

马林科夫显然已经就斯大林死后的每一件事同贝利亚商量过，现在已经在布局，再说已经无用，只能静观其变。

所有原来的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的主要成员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一些成员立即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会议，会议决定撤销第十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以后建立起来的中央主席团，新的主席团由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组成。根据贝利亚的提议，马林科夫当选为部长会议主席。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合并，马林科夫提议选举贝利亚为该部的部长。

赫鲁晓夫没有做声，布尔加宁则保持沉默。有的话确实不适合在悲痛的时候说，斯大林尸骨未寒，大家还沉浸在斯大林刚刚去世的悲痛之中，一旦反对，争权夺利的大帽就会扣在头上。贝利亚选择这个时候发难，正是看准赫鲁晓夫不敢说，也不能反对。

权力在重新分配：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伏罗希洛夫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调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随后，经贝利亚提议，会议解除了赫鲁晓夫莫斯科市委书记的职务，以便使其能够集中精力搞好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工作。

从排名来看，莫洛托夫、贝利亚、赫鲁晓夫是三大巨头。但如果从实权来衡量的话，三头政治的成员其实是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莫洛托夫有威望、有地位，但手中没有任何实权，只是领导外交部和苏联驻外使馆的活动。赫鲁晓夫却掌握整个党的机构工作，更得到了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及其副手朱可夫的全力支持。布尔加宁的政治地位不高，说的话却是非常响。

党是最高机关，在斯大林时期却一直不受待见，地位一直不显山露水。恢复党和中央委员会在权力机关系统中的主导作用，赫鲁晓夫不仅想，而且想得牙齿直痒。正如很少有人会嫌钱多，也很少会有人嫌权重。

赫鲁晓夫敢想，却不敢妄动，一不小心，怎么死都不知道。

贝利亚掌握原内务部、国家安全部大权，这两个部在国内各个组织和部门都有自己的分支机构和自己的人员，守卫克里姆林宫以及所有苏联政府官员和党的主席团委员的警卫人员都在他的控制之下。更要命的是，国家安全部还负责领导边防部队最少10个师的内务部队，这些师驻扎在莫斯科近郊。这些部队虽然是步兵师，缺少重型武器的配置，但杀进莫斯科却是分分秒秒的事情。

赫鲁晓夫不敢动，贝利亚却已有动作，并开始在内务部进行人事调整，甚至内务部所属部队的一些高级军官也掺了一脚。

不动，是死；动，则有可能不死。赫鲁晓夫决定动手，先挖贝利亚的墙脚。没有马林科夫的支持，撤换和逮捕贝利亚是不可能的。

贝利亚提交一份关于乌克兰政府机构民族成分问题的备忘录。贝利亚在备忘录中提出，本地官员应当在本共和国里担任领导职务，而不应当调升到莫斯科中央机构来。接着，他又提出了两个类似的备忘录，一个是关于波罗的海诸国，另一个是关于白俄罗斯的。两个备忘录都强调提拔本地人担任本共和国领导的原则。贝利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加剧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之间的民族对立情绪、加剧莫斯科中央领导和各共和国地方领导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主席团讨论贝利亚提交的备忘录时，赫鲁晓夫找到了与马林科夫对话的机会。赫鲁晓夫称一旦贝利亚权势过重，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权威就是用来打倒的，只要能争取到其他主席团成员的支持，挫一挫贝利亚的风头毫无问题，还能通过对我们有利的决议。

首次出手，贝利亚的意见被否决；再次出手，贝利亚被贬；多次出手，贝利亚脸色极其难看。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马林科夫开始相信主席团可以运用党的制度来对付贝利亚。

被人痛扁不仅伤自尊，而且伤权威，贝利亚当然得反击。他不但加快了对内务部系统的改组，而且还直接控制了苏联的原子能工业、冶金工业、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莫斯科军区和克里姆林宫的警卫部队。

再不出手，可能这辈子都没有出手的机会。

赫鲁晓夫找马林科夫商量，必须尽快同其他主席团成员谈一谈，争取支持。马林科夫也认为必须行动，并决定由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谈话、马林科夫找伏罗希洛夫谈。

莫洛托夫一向对贝利亚不感冒，斯大林时代常常随心所欲地指责贝利亚，既不留情，也不留面，怎么心情舒畅怎么说。赫鲁晓夫提出解除贝利亚担任的主席团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以及内务部长的职务，莫洛托夫一口否决：贝利亚是非常危险的人物。要么不踩，如果要踩，绝对要踩死。

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听到莫洛托夫的强悍讲话，胆气更壮，心意更铁。不久，主席团其他成员的意见也达成了一致：贝利亚已经无可救药。米高扬持保留意见，称贝利亚同志虽然有一千个、一万个不好，毕竟是同志，还是可以继续和他一起工作。

赫鲁晓夫深感不安，但是已无路可退。贝利亚已在磨刀，自己只有亮剑。

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讨论逮捕贝利亚的技术问题。主席团的警卫人员由贝利亚一手指挥，只能另想办法。赫鲁晓夫向马林科夫建议，让布尔加宁以举行夏季军事演习为名，调西伯利亚的部队进莫斯科，并派朱可夫、莫斯卡连科等几位元帅和将军埋伏在克里姆林宫会议室隔壁的房间。一旦马林科夫摁下秘密电钮，将军们立即破门抓人。

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任何人不得缺席。赫鲁晓夫参加，口袋里放了一支手枪。贝利亚与会，带了公文包，进来后把它放在窗台上。

贝利亚一进会议室，朱可夫、莫斯卡连科就把贝利亚身边的警备队负责人萨尔基索夫上校和纳多莱上校叫到中央办公楼谈话。王要抓，贼也要擒。

按照事先的计划，赫鲁晓夫首先向会议主席马林科夫要求发言，提议讨论贝利亚的问题。贝利亚当时就坐在赫鲁晓夫的右边，听到这话，很是吃惊，一把抓住赫鲁晓夫的手，瞪着赫鲁晓夫说：“干什么呢，尼基塔，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赫鲁晓夫一把挣脱他的手，只管说自己的。赫鲁晓夫先是提到众所周知的杰出的布尔什维克格里戈里。1937年6月，卡明斯基、格里戈里在一次中央全会揭发贝利亚替英国的情报机关和木沙瓦特的反谍报机关做事。会议结束，贝利亚毫毛未动，卡明斯基却从此神秘消失，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赫鲁晓夫接着指控贝利亚在斯大林去世后在内务部内安插心腹，并处处把格鲁吉亚人提拔到重要岗位，以此来制造民族不和。

命案，专权，制造不和谐的声音，罪大恶极，赫鲁晓夫要求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解除贝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内务部长的职务，并撤销他在政府中的其他一切职务。

赫鲁晓夫发言之后，布尔加宁和莫洛托夫等人立即高调支持。米高扬态度依旧，认为贝利亚会是个有错就改的好同志，他会在集体领导中发挥作用等。

形势一片大好，马林科夫却极度紧张，没有提议主席团对提议进行表决，而是慌张地按动了秘密电钮。

朱可夫第一个冲进来，紧跟在他后面的是莫斯卡连科等人。贝利亚曾经企图炮制一个“军事阴谋”将朱可夫牵扯进去。斯大林虽然喜欢大清洗，这一次却是出面维护朱可夫：“我了解他，他不是叛徒。”贝利亚没有干掉朱可夫，仇却是结下了。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朱可夫派人全副武装地把贝利亚押进了部长会议大楼马林科夫办公室旁边的房间里，又命令坎捷米罗夫坦克师和塔曼摩托化步兵师进驻莫斯科。只要贝利亚在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的人一有动静，立即干掉。

不久，贝利亚被关进莫斯卡连科司令部的一处防空洞里。小院的四个角落都布置了坦克，炮口对准牢房。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在各共和国、州、市一级机构的头目纷纷被捕入狱。中央委员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全体会议、决定把贝利亚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内务部就不再是一度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的权力最大的组织了。

三巨头还是三巨头，不过是旧人换新人，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组成新“三头政治”。布尔加宁的权力有名无实。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拥有很大的权力，但心里并不爽。马林科夫必须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汇报工作，更不利的是，贝利亚把他视为仇敌，说很多事都是他指使，希望和他有难同当。赫鲁晓夫则是风头最足的一位。1953年9月的中央全会选他为中央第一书记，党的中央委员会这时不仅全面控制了内务部的活动，而且还严格监督所有苏维埃政府机构，未经中央委员会的批准，任何提案都是无效的。

狙马

贝利亚被判死刑！

被告不得当堂提出抗议或任何形式的上诉，死刑立即执行！曾经，贝利亚利用这项法律把许多无辜善良的人送进了地狱或者监狱。这一次，轮到他进地狱。

斯大林逝世后，劳改营的千百万囚犯就开始燃起被释放的希望。贝利亚被处决，囚犯们更是情绪高涨：大清洗的主事人都死了，平反的日子到了。贝利亚人死了，“列宁格勒案件”受害者纷纷上书申冤。根据中央主席团的决定，总检察长开始对“列宁格勒案件”进行调查。

调查贝利亚，就是调查马林科夫，“列宁格勒案件”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联手操刀。贝利亚已死，黑锅也好，罪名也罢，他都已经不在乎。马林科夫在乎，好日子才刚刚开始。马林科夫出手，想把自己从案件中摘出来。

两千多名受过委屈的人已经恢复名誉，“列宁格勒案件”调查仍在继续。平反者关于监狱、劳改营中的生活，以及对审讯时的回忆录不断出现，马林科夫的名字不断地被人提起。马林科夫深陷“列宁格勒案件”一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却是开始高调起来。

1954年1月12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了举行最高苏维埃选举的命令。13日，党的机关报《真理报》就此事发表了一篇社论，而且强调党的中心工作有两个：一方面尽力使国家的经济基础——重工业得到发展并推向前进，另一方面要在两三年内迅速提高农业各部门的生产，向居民大量供应食品和工业品。

赫鲁晓夫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写了一封名为《解决粮食问题的途径》的信，批评马林科夫在联共（布）十九次代表大会工作总结报告中关于苏联谷物问题已经彻底解决的说法不完全符合国家粮食供应的实际情况，应该实行垦荒计划。

赫鲁晓夫在挖坑。

垦荒计划既能立即增产粮食，又让集体农庄庄员停止缴纳“贡税”。谁反对垦荒，谁就是和一大票的农民过不去。苏联别的不敢说，盛产农民没人敢说半个不字。优先发展重工业已经在苏联成为传统观念，垦荒计划可以为发展重工业提供机遇。传统无论好坏，绝对是一股不容轻视的力量。赫鲁晓夫特别尊重党，垦荒运动以党中央决议的形式实行。党的中央委员会都在自己手中，不尊重党中央的人肯定有，但自己尊重自己。

屋漏，偏偏还有连夜雨。再不整些事情，屋毁人亡都有可能。马林科夫坚决反对垦荒计划的制订和执行，称垦荒是高投入低回报的事情，会使哈萨克斯坦的新地变成一洼灰土。马林科夫提出用提高收购价格、增加农业投资的办法来逐步改善农民的生活，继续维持农民为工业化缴纳“贡税”的基本体制结构。他联手对赫鲁晓夫有提携之恩的卡冈诺维奇阻止垦荒计划，赫鲁晓夫的原上司指示国家计划委员会拒绝把钱和物资调拨到新垦区去。

马林科夫没有让赫鲁晓夫失望，毫不犹豫地跳进了坑里。

马林科夫已是不妙。赫鲁晓夫倡导并亲自抓的垦荒运动在全国颇有成效，马林科夫直接管辖的全国工业生产却是相形见绌。在4月26日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马林科夫在讲话中不得不承认：“若干部在某些重要项目上没有完成计划，其中有钢铁工业部、石油工业部、运输和重型机器制造业部等。许多部的基本建设计划完成得不好……”

挖坑当然不是为了好玩，不是为了藏东西，就是为了坑人、埋人。

1954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以后，苏联领导人的排列次序发生了变化。过去马林科夫总是排在第一位，现在则是按姓的第一个字母的顺序排列。这样一来，马林科夫在党中央主席团内已经是普通的一员。

1955年1月5日，《真理报》发表社论，告诫地方党委不要“机械地对待党和国家的决议”，“各种类型的吹牛大王，喜欢吹嘘自己的成就”，“没有研究技术进步中的棘手问题”。

趁人病，要人命，政坛老手当然不会错过机会。

赫鲁晓夫提出为“列宁格勒案件”的受害者平反昭雪，并且逮捕和枪毙了国家安全部前副部长阿巴库莫夫。“列宁格勒案件”一案也有了新的发现，马林科夫曾同贝利亚一起制造“列宁格勒案件”的假材料。历史不可放过，现实不容错过，赫鲁晓夫不留余力地指责马林科夫，说“口红不能代替车床”，说马林科夫的错误政策“只是使人们可以在街上搞到一块巧克力糖”。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请求辞职。

根据赫鲁晓夫的提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任命布尔加宁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任命朱可夫为苏联国防部部长。赫鲁晓夫成了由赫鲁晓夫、布尔加宁、朱可夫三人组成的第三个“三头政治”的领头人。

贝利亚已死，马林科夫走人，大清洗的冤案仍在。

群众要求揭露和改正错误的势头越来越猛，死去的贝利亚根本承担不起大清洗的责任，也没有人相信这种推辞。与其被人逼着说出真相，不如顺势而为，还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赫鲁晓夫一向是借势的高手。

1956年2月，赫鲁晓夫主持召开了斯大林逝世后的第一次党代会——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讨论提交二十大的有关报告的内容时，赫鲁晓夫向主席团提议在总结报告中说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问题。

个人崇拜，党内只有两个人符合条件：一个是列宁，一个则是斯大林。列宁是十月革命之父，功劳威望没得说。斯大林则不同，争议却不小。拿个人崇拜说事，明显是意在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马林科夫对提议表示反对，他们声称“这是整个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不是你私下说说”。

赫鲁晓夫不罢休，不让做报告，那我就让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阿斯涅戈夫和奥莎图诺夫斯卡娅负责调查斯大林时期个人崇拜问题。提名再次遭到主席团大多数人的否决，卡冈诺维奇直接把话挑明，想让当年的被告来审判我们，这事门都没有。

门都没有，那么推窗总可以吧。

2月24日，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大厅主持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一次未列入议程的内部会议。赫鲁晓夫以第一书记的身份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赫鲁晓夫语出惊人：“个人崇拜达到了如此骇人听闻的规模，主要是因为斯大林本人百般地鼓励和支持对其个人的颂扬。个人崇拜助长了党的建设和经济建设中的有害方法，产生了命令主义、各种歪风、掩饰缺点和粉饰现实。”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秘密报告”。

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任性、专横、粗暴、傲慢、滥用职权、病态的猜疑、自我吹嘘，这些毛病到他晚年已经达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了，而斯大林的悲剧就在于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党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为了保卫革命成果所应当做的。

报告内容事先没有经过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审查，参会的代表惊得合不上嘴，有几位代表直接被雷翻，口吐白沫、双眼紧闭被抬出了会场。

2月25日晚，赫鲁晓夫报告的速记稿被打印成册。出席代表大会的各国共产党代表团应邀到克里姆林宫参会，速记稿人手一册，所有参会的人都被要求不得做摘录、不得泄密、大会结束前归还速记稿。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人多嘴杂，“秘密报告”很快引起了全国的反响。

批判第比利斯的骄傲，就是打第比利斯人民群众的脸。1956年3月，第比利斯人民群众举行集会纪念斯大林逝世三周年，格鲁吉亚青年在中央广场、斯大林纪念碑前高喊：“打倒赫鲁晓夫！”“打倒布尔加宁！”“拥护莫洛托夫出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拥护莫洛托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集会很快变成打砸抢，一些人试图占领中央电报大楼和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楼。集会可以，冲击国家机关那是万万不行。军队立即出动，棍子、枪管乱飞。

既然已经泄密，不如做得爽快些，赫鲁晓夫先是命令将“秘密报告”部分内容在全国的党的积极分子中间传达，随后又在工厂、商业机关及其他基层组织的党员会议上传达。

“秘密报告”很快又在国外传播开来。“秘密报告”中提到的那些事情对于西方世界来说其实是些陈年往事，但出自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之口，说是打雷也不为过。

权威斯大林都能打倒，苏联模式自然不是唯一模板，不少国家的共产党提出要走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应有多个中心。社会主义思想受到冲击，东欧一些共产党国家出现了政治危机。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死亡74人，伤575人，社会主义国家里第一次出现工人阶级抗议自己政权的行动。

失策

赫鲁晓夫本来想踩着斯大林树立自己的威信，并顺势削弱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的势力，没有想到搬起石头砸的是自己的脚。莫斯科和西方开始流传一种说法：苏联的最高层将发生变化，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将失去自己的职务。赫鲁晓夫将被任命为农业部长，马林科夫将再次担任部长会议主席，莫洛托夫将领导党的工作。这些流言当然也传到了赫鲁晓夫的耳朵里。

跌倒不要紧，要紧的是立马爬起来，不让人踏上一万脚。

赫鲁晓夫大力歌颂斯大林，老林同志是位好同志，给我们留下大量的珍贵精神财富。和林同志搞好关系的同时，赫鲁晓夫忙着四处发勋章、颁奖章，农业大丰收是我赫鲁晓夫领导的不假，这也是同志们辛苦劳动的结果。当然了，国家要发展，光靠农业还是不够，同志们还得跟着我把经济搞上去。咱们人均肉类、牛奶和黄油的产量现在不如美国，但三四年超过美国还是可以的。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大多数成员猛擦汗：苏联的人均肉类只占美国人均的三分之一，三四年内超过美国，除非是做梦。再说了，即使可以，也得中央做出决议才行啊。招呼都不打一下，当我们是空气。

稀薄的空气可以忽略，但密度一厚，那阻力不只是惊人。主席团的大多数成员要求召开主席团会议，正式解除赫鲁晓夫第一书记的职务。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对于人神共怒的人都不踩上一脚，那明显是对不起自己的脚。

6月18日，中央主席团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如期举行，据说是讨论关于列宁格勒建成250周年的庆典安排事宜。赫鲁晓夫到场，找来找去，没看到列宁格勒市委书记科兹洛夫。

讨论庆祝列宁格勒建成250周年，东道主却不在场。赫鲁晓夫正在纳闷，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轮流登台发言，称赫鲁晓夫的农业政策严重伤害苏联人民发展工业的热情，批判斯大林则动摇了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望，要求重新考虑苏共二十大的所有决议以及所制定的国内外政策。莫洛托夫等人早就考虑好对赫鲁晓夫去留的处理方案：如果赫鲁晓夫态度端正，就给他一个农业部长之类的闲职，一张报纸混到老、看到老；如果死不悔改，就地逮捕没得商量。

认罪就是找死，赫鲁晓夫断然拒绝一切指控，米高扬、苏斯洛夫和基里钦科则是在一旁支持他。

拒绝无效，主席团最终决定解除赫鲁晓夫第一书记的职务。莫洛托夫甚至要求将决议立即交塔斯社广播，并且在《真理报》上刊出。

赫鲁晓夫冷笑：撤我，你们还真没有这个资格！第一书记是由党中央委员会选举，因此撤换第一书记必须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来决定。他要求召开一次中央全会。

召开中央全会又能怎样，莫洛托夫一脸自信：四年前主席团成功干掉贝利亚，现在，我们依旧行。

苏共中央主席团要动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的21名中央委员向克里姆林宫递交了书面声明：有关中央委员会及其书记处的领导问题对我们党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对我们党的领导问题，中央委员会委员不能袖手旁观。

谢罗夫利用情报网迅速通知所有的中央委员做好到莫斯科的准备，朱可夫则动用飞机接人。在谢罗夫的率领下，中央委员们来到了主席团的会议大楼。主席团被迫接见中央委员会代表。

被人逼着见面的感觉当然不好，更何况是来破坏自己好事的人，伏罗希洛夫对着谢罗夫就是一顿臭骂。谢罗夫不和他对骂，一把拽住伏罗希洛夫的衬衣领子，一字一句地说：“主席团同意，中央全会得开；不同意，中央全会还是得开。”

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人无语，如果开始就动手抓人，现在什么事都没有。可是现在没有如果，只有一大批坚持要召开中央全会的中央委员。众怒难犯，主席团被迫答应召开会议。

苏斯洛夫被推为会议主席，向中央全会汇报了主席团会议讨论的情况。全会听取了赫鲁晓夫题为《关于党内形势》的报告，莫洛托夫在会上作了《关于苏联的国际地位》的报告。

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人当初是支持斯大林大清洗的，一旦掌权，洗洗盘、换换血说不定就是习惯性的动作。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清洗这种事肯定不会干。政治稳定，屁股下的位置才能坐得安心。

中央委员们以及各加盟共和国和各地区的领导人都表示反对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刚刚担任领导职务的年轻人更是害怕一夜回到平民。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完败。

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别尔乌辛、萨布罗夫纷纷登台发言表示悔过，再不好好表现，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马林科夫反应也不慢，发言中承认自己在某些问题上犯了错误，他们要求收回原先的提案和决定。

手拿屠刀，道几下歉就想轻轻放下，早干吗去了。反赫鲁晓夫就是反党！

赫鲁晓夫的支持者们拒绝道歉，他们提出要揭露“反党集团”。6月24日，中央全会举行了第二次会议。会议只有揭露、批判“反党集团”一个议题。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决议指责他们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内形成“反党集团”，谴责莫洛托夫反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反对改善苏南关系、反对缔结对奥地利和约、反对和平过渡、反对与其他国家政治领导人建立个人接触等。谢皮洛夫在会上被斥为“政治妈妓”。

全会对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进行了改组，撤销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会书记职务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及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谢皮洛夫被解除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及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最高苏维埃很快也作出决定：解除马林科夫部长会议副主席、电站部部长的职务。解除莫洛托夫部长会议副主席、国家监察部部长的职务。谢皮洛夫外交部长的职务由葛罗米柯接任。

这一次，赫鲁晓夫没有赶尽杀绝。“反党集团”的成员没有一个人被开除出党，更没有被处死，而是都被安排了工作。莫洛托夫的特长受到尊重，他担任了苏联驻蒙古大使。马林科夫被任命为哈萨克共和国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水电站站长，卡冈诺维奇则被派往彼尔姆州索利卡斯克著名的乌拉尔钾习联合企业任经理。而谢皮洛夫则被派到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当政治经济学教授。

主席团洗牌完毕，赫鲁晓夫却觉得寒意仍然逼人。寒意不是来自天凉，而是来自一个人。

国防部长朱可夫不仅仅是一员屡建功勋的虎将，也是一员智将，在军队建设、适应现代化战争方面的设想都很有见地。

朱可夫有官运，斯大林逝世后，朱可夫从中央委员、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一直到主席团正式委员。他桀骜不驯的性格令赫鲁晓夫不能容忍。

朱可夫其实很给赫鲁晓夫面子，无论是逮捕贝利亚，还是反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三人的“反党集团”，朱可夫都坚定地站在赫鲁晓夫一边。当莫洛托夫希望朱可夫给予帮助时，朱可夫断然拒绝，并说：“没有我的命令，一辆坦克也不会动。”

莫洛托夫手气背，主席团的决议都调动不了一辆坦克。赫鲁晓夫手气好，军用飞机到处接中央委员到莫斯科开会。赫鲁晓夫不相信人一生不会没有走背运的时候，正如不相信枪杆子捏在别人手中自己会更安全。

赫鲁晓夫安排朱可夫去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进行长时间的访问。龙搁浅滩，虎离深山，正是降龙伏虎的最好时机。

中场换人，当然得找个镇得住场子的人，要不然那些大兵还得反了天。马利诺夫斯基在组织和管理武装部队的能力等方面都不比朱可夫差，遇事镇定、善于思考则更胜一筹。要说有差距，那就是威望不如朱可夫。威望低、能力强的人好用，赫鲁晓夫想要的不是几个人，而是一大批，就让军队中敢和自己掰手腕的人回家啃老米饭吧。

朱可夫被赫鲁晓夫从阿尔巴尼亚召回国。一下飞机，他直接去克里姆林宫参加正在举行的中央全会。会场气氛很热烈，朱可夫如被火烤，一些元帅、将军和政工人员纷纷登台发言，指责朱可夫轻视军队中党的政治工作，对人粗暴无礼，爱好虚荣，喜欢夸大自己的成绩等。

“反党集团”的人员还能降职使用，朱可夫却就此赋闲在家。不久，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的职务也被解除，解职的理由是“身体状况恶化，不宜继续担任原职务”云云。至此，赫鲁晓夫完成了军队指挥机构的改组。

冰点

道不同，不相谋！

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1958年的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却谈不到一起。中国领导人不赞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发批判，在最近几次各国共产党会议上两国分歧也是很大；赫鲁晓夫认为世界战争可以避免，毛泽东则认为他太乐观；毛泽东大力推行人民公社，赫鲁晓夫颇有微词，什么年代了还玩这一套；美国介入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之间的金门岛冲突，毛泽东强烈要求苏联帮助制造一枚自己的核导弹以供发射，赫鲁晓夫仅仅承诺，一旦中国与美国发生严重的冲突，苏联保证全力以赴地支持中国。

谈不拢，不对眼，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东方不亮西方亮，赫鲁晓夫开始与美国寻求对话，力求通过首脑会谈实现苏美合作。赫鲁晓夫一腔热情，艾森豪威尔却是一脸冷漠：久仰而已，咱俩好像不太熟。

1959年5月，美苏英法四国外长会议在日内瓦开幕，讨论对德和约问题，东、西德各派代表作为观察员参加会议。因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去世，会议暂时休会。

7月，会议继续举行。会上，美国代表提出“一揽子计划”，主张先实现德国的重新统一，然后再缔结和约。西方拒绝从西柏林撤军，只愿把驻军减少到3000人。苏联坚持东、西德以两个国家身份举行谈判，实现德国统一。双方未能就德国和柏林问题达成任何协议，会议期间，美国主动提出邀请赫鲁晓夫访美，柏林危机也就暂时缓和下来。

赫鲁晓夫一向认为美国是苏联的头号敌人，其他西方国家都得看美国脸色行事。从一脸冷漠到邀请自己出访，说明美国已经认为苏联有资格和美国对话，苏联已迫使美国认识到与苏联对话重要性。

对于意料之外的邀请，赫鲁晓夫有几分雀跃，也有几分顾虑。按国际通行的惯例，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赫鲁晓夫只能算是政府首脑，苏联的国家元首只能是苏维埃最高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苏联实力派第一人出访连个国家元首的待遇都享受不到，这不是很没有面子。苏联外交部与美国国务院交涉此事，美方没有任何异议，不就是按“国家元首”接待，给谁不是给。

邀请信发了出去，国家元首的待遇到手，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却开始提前热身、造势。

艾森豪威尔专程去西德、英国和法国同阿登纳、麦克米伦和戴高乐会晤，表示在柏林问题和涉及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问题上将“寸步不让”。赫鲁晓夫不和他玩虚的，在访美前夕让人向月球发射了第二枚宇宙火箭，哥哥穷得只剩下高科技。

9月15日，赫鲁晓夫的专机降落在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机场。艾森豪威尔没有食言，奏两国国歌，鸣21响礼炮，以最高规格的仪式欢迎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是见过大场面的人，还是感到有些自豪，苏联党政首脑人物出访美国，自己这还是头一份。

宾主分头坐下，艾森豪威尔重提柏林问题，称如果赫鲁晓夫坚持不收回他关于柏林问题的最后通牒，那么就永远不参加四大国最高级会议这种会议。赫鲁晓夫推辞说，西柏林的事情已是火烧眉头，不早点解决，非得出乱子不可。

艾森豪威尔不依不饶，这事没得商量。

眼看会谈就要谈崩，赫鲁晓夫软了下来。会谈进行到最后一天，他对艾森豪威尔交底：可能取消在一定期限内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缔结和约的建议。

艾森豪威尔心中一乐，实力就是话语权。赫鲁晓夫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我让你一步，你也得回敬我一尺，这才是有来有住。艾森豪威尔想急于让双方裁军，苏联没有意见，但美国先得从其他国家撤军队、拆除在外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这一建议意味着解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但是，美国绝不会放弃它在西欧的既得利益。艾森豪威尔也针锋相对地提议两国不再继续试验核武器，并为此建立国际监督。当时美国在核武器数量、运载工具、远程轰炸机、远距离探测仪等方面都超过苏联。在这种情况下，艾森豪威尔的建议其实就是要把双方的核武器水平“冻结”起来，使苏联永远无法成为美国的平等伙伴。这是苏联绝对不能接受的。在裁军问题上，苏联和美国无法取得一致。

赫鲁晓夫认为建立国际性的裁军监督机制条件不成熟，因为当时双方并不具备真正对等的条件：苏联在核弹头和导弹方面都远不如美国，而美国又处在苏联远程轰炸机的航程之外；苏联可以把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国炸为灰烬，但对拥有庞大的经济和军事潜力的美国本身却无能为力。虽然他们的观点存在分歧，但双方都一致认为，应当奉行缓和政策，应当忘却冷战。

在此期间，赫鲁晓夫在华盛顿记者俱乐部向美国主要报刊的记者发表演讲。讲话之后，他又接受记者提问。其中有的问题显然是故意刁难，他就疾言厉色地大声说：“如果你们还要向我拽死耗子的话，那我就要回敬给你们更多的臭猫尸。”

赫鲁晓夫访美结束后不久，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苏联同意收回要求其他占领国在六个月内就德国问题达成协议的声明，美国也同意就柏林地位和德国统一问题召开四大国首脑会议。赫鲁晓夫还正式邀请艾森豪威尔于1960年春季后访问苏联。

访问结束以后，赫鲁晓夫直飞北京去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的庆典。赫鲁晓夫在北京受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彬彬有礼而又内含冷淡的欢迎。赫鲁晓夫是提前几天到达的，由于中国普通群众不知道他提前到达北京的消息，因而也没有出现任何欢迎赫鲁晓夫来访的人群。美国以最高规格欢迎，中方却以冷淡相迎，同是出访，差别怎么这么大，赫鲁晓夫心中不爽，中国这是不把我当盘菜。

中国此时的外交形势极为复杂尴尬。中苏本来是盟友，现在的关系却是日渐平淡，并且分歧加大加深了。中国与美国都快到刺刀见红的地步，赫鲁晓夫却和美国谈得很欢。中国各级机构对苏联专家也日渐不满，你们来华就是来帮我们搞活的，非得对大跃进指指点点，这不是惹人嫌。

心中不爽的赫鲁晓夫不指名地批评中国“不应当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随后他又对中国台湾问题发表意见：中国台湾问题是一个刺激国际局势的因素，美国支持蒋介石，如果苏联支持中国，世界大战肯定会打起来，而苏联是主张创造一切条件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根绝战争的。一句话，苏联认可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政策。

毛泽东本来还指望和赫鲁晓夫消除双方的隔阂，一听这话就不乐意了，拿中国的地盘送人情，果然是好划算。毛泽东毫不客气地一顿痛批，赫鲁晓夫恼羞成怒，指责中国“像好斗的公鸡那样热衷于战争”。

相见不如不见，几天之后，赫鲁晓夫便结束对中国的访问。这成了赫鲁晓夫的最后一次访华，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

东方紧张，西方却平和。赫鲁晓夫访美后，苏美关系改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已经定下于1960年6月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的日程安排，苏联与西方国家关系普遍得以缓和。赫鲁晓夫对目前和西方的关系颇为满意，也很期待艾森豪威尔专机的到来。

1960年5月1日，一架美国飞机降临苏联南部。

飞机不是美国艾森豪威尔的专机，而是一架U-2型高空侦察机。U-2型飞机由中央情报局委托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制造公司特制，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精密的侦察飞机。其特点是机身长、尾巴高、翅膀宽、全身漆黑，装有一具涡轮喷气发动机，驾驶舱中只容一人驾驶。机上没有任何炮火装置，而是安装七个灵敏的红外线摄影机。这些摄影机能把宽200千米、长500千米的地面景物全部拍摄下来，飞机在1.5万米高空拍摄的报纸的标题都能看得一清二楚。飞机上其他的装置能够从空气中测出进行秘密核试验的证据，进而测定苏联雷达的位置。由于充分利用空气动力学和结构学方面的原理，U-2飞机能在很高的高空保持有效的续航能力，据说超出了苏联雷达的探测范围。

单机进入敌国，飞行员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除了有点劳动节还得上班的小遗憾，没有丝毫紧张。U-2型飞机在苏联领空出出进进这些年，导弹打不着，战斗机撵不上，苏联除了抗议还是抗议。美国方面当然一口否决，我们都是遵纪守法的世界公民，飞越苏联领土这种违法的事情我们是坚决不做的。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已经有些日子没从苏联上空飞过，近两年，U-2飞机已经很少接到类似的任务。

有些生疏的异国天空，幸好还是熟悉的U-2，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沿着既定的计划飞行。机身一震，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知道自己中招了。鲍尔斯降落的地方是个很大的国有农场，农场的工人缴了他的手枪，把他看管起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很快便赶到。

斯大林对于U-2百无禁忌地出入很是愤怒，却毫无办法。军事专家就对他说，想对付U-2，最好的办法就是发明一种专门用于打飞机的地对空导弹。斯大林当场拍板，要人给人，要钱给钱，死活得给我把这玩意儿搞出来。

苏联地对空导弹击落的美国飞行员第一人，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不知道这是自己的幸还是不幸。

5月2日，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宣布：一架气象观察机供氧设备发生故障后在土耳其上空失踪，驾驶员可能飘落到俄罗斯和土耳其边境。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赫鲁晓夫知道自己是幸运的。一口气憋了好多年，现在是找回场子的时候了。美国人装傻，赫鲁晓夫则使诈。5月5日，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报告击毁U-2的事情，除了抗议还是抗议，至于飞机是在什么地方击落的、驾驶员是否活着半句都不提。只要美国人以为飞行员已经死了，谎言就会层出不穷，这样就可以获得主动。言多必失，更何况是谎言。

赫鲁晓夫话音刚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林肯·怀特就解释说：“美国绝对没有蓄意侵犯苏联领空的意图，也从来没有过这种意图。”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确认该“气象观察机”驾驶员是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

有脸不打，更待何时？赫鲁晓夫当即对外宣布：U-2飞机驾驶员弗朗西斯·鲍尔斯胃口挺好，而且已向苏联当局提供了所需要的情报，苏方还在飞机的残骸中发现了包含苏联飞机场和其他军事设施的详细情况的胶片。

接着，苏联政府向美国政府递送了一份正式抗议书。美国人没有向苏联表示任何正式的道歉，美国国务卿赫脱甚至还笨拙地谈论所谓“苏联异乎寻常的保密”，处心积虑地试图为间谍飞行辩解。

被人抓了个现形，美国国务院立即承认撒了谎，并说从苏联拒绝了艾森豪威尔1955年在日内瓦提出的“开放天空”的建议后，美国便已开始这种飞行。国务卿赫脱为艾森豪威尔开脱责任说，艾森豪威尔只管批准飞行计划，但具体的飞行无须总统批准。艾森豪威尔公开承认U-2飞机的飞行应由他个人负责，并说：“除非邀请被撤销，我仍然希望按计划飞往莫斯科进行访问。”

此时离最高级会议的召开还有几天，赫鲁晓夫飞抵巴黎。在四国首脑的预备会上，赫鲁晓夫声明只有在艾森豪威尔自责美国飞机的这种越境飞行并宣布今后禁止一切类似飞行和处罚对此类飞行负有责任者的情况下，他才会出席会议。法国总统戴高乐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希望赫鲁晓夫保持冷静，称美国为了面子不可能做出那种承诺，如果他坚持要艾森豪威尔做出上述声明，四大国会议将会失败。赫鲁晓夫坚持己见，说苏联也是数得着的大国，美国不把苏联当盘菜，先得问问苏联人民答应不答应。两位首脑见赫鲁晓夫不听劝告，也就不再说话。

5月16日，四国首脑会议在巴黎爱丽舍宫如期举行。赫鲁晓夫要求艾森豪威尔停止间谍飞行并处分与U-2飞机事件有关的人员，还建议最高级会议推迟六到八个月，等美国大选后再举行。艾森豪威尔坐在那里，面色阴沉。艾森豪威尔对此表示拒绝，他仅仅宣布暂时中止这类飞行，而且提出了一个苏联无法接受的建议——“开放天空”。

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极不满意，他重申了声明中的一句话：如果得不到美方满意的答复，苏联将收回让艾森豪威尔访问苏联的邀请。艾森豪威尔起身离场，爱请不请，我还不去了。整个美国代表团也跟着站起身。赫鲁晓夫、戴高乐、麦克米伦也纷纷站起。

戴高乐通过法国外交部长给赫鲁晓夫捎话说，会议要在美、英、法三国代表团讨论苏联声明的结果后再决定是否复会。下午3时，艾森豪威尔、戴高乐和麦克米伦聚会。艾森豪威尔表态说：“不道歉、不惩办。”下午5时整，最高级会议终止。

四大国会议取消，最高级会议流产，艾森豪威尔的访苏计划也中止，苏联报纸又开始公开谴责美国的政策。被赫鲁晓夫一度说成是标志着“人类历史新的转折点”、国际关系的“新纪元”的“戴维营精神”不出一年就荡然无存，而艾森豪威尔更干脆，他表示“我从不知道有什么戴维营精神”。美苏关系又降到“零点”。

解冻

1961年10月17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新建的克里姆林宫大会堂举行。会谈中，赫鲁晓夫重提关于清除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问题，并在报告中第一次亮出了所谓“反党集团”全部成员的名单。

话题在克里姆林宫会议厅休息走廊里引起了代表们的激烈争论，中央主席团的一些成员们甚至无法控制住他们的愤怒情绪。第三天，按会议程序，代表们对报告进行全面讨论，但是讨论很快变成批判大会。

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波德戈尔内痛批卡冈诺维奇，称在卡冈诺维奇的指使和怂恿下，许多忠诚的共产党员被捕入狱，受到非人的虐待，强烈要求把卡冈诺维奇这种“败类”清除出党。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马祖罗夫则指出因为马林科夫和叶若夫对白俄罗斯党的干部迫害，党员人数在1936—1938年减少了一半，不将他们开除出党不足以平民愤。

罪行罄竹难书，冤屈不能忘，赫鲁晓夫提出在莫斯科竖立一座纪念碑以“永远纪念专横统治下受害的同志们”。来自列宁格勒地区的大会代表伊斯波里多诺夫、莫斯科代表彼杰米契夫、格鲁吉亚代表基扎瓦希什维利和波德戈尔内认为同志可以怀念，制造灾难的人却不可以原谅，提议把装殓斯大林遗体的水晶棺移出列宁墓。经过表决，大会通过决议：鉴于斯大林严重地违反列宁遗训、滥用权力、大规模镇压正直的苏维埃人以及他在个人崇拜时期的其他行为，大会认为在列宁墓中继续保留约瑟夫·斯大林的水晶棺是不适宜的。

斯大林的棺木被埋在离列宁墓不远的地方的深坑中，墓上立起一块花岗岩石碑，后来又刻上了简单的碑文：“约瑟夫·斯大林”。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墓的消息一传开，社会上立即掀起了大规模捣毁斯大林纪念碑和纪念像的浪潮，成千上万的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城市、街道、广场、农庄和工厂纷纷改名。

20世纪40年代后期50年代初期，苏联文坛流行“无冲突论”。“无冲突论”的政治依据是斯大林关于“苏联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完全相适应”和“社会主义社会在政治上、道义上完全一致”的理论。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文艺创作要表现的只有好与更好的曲折转化，不好的字眼绝对不允许出现。

官方对斯大林的严厉态度立即在全国报刊上得到了反映。有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悲惨死去”或“遭诬陷被害身亡”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文学家和军队将领的名字和带有此类字样的讣告大量涌现报端；苏共二十大大后获得平反的一些受害人的往事回忆被大量披露出来。有关集中营、流放地纪事或犯忌不能公开发表的文章则以手稿形式发表在被称为“萨米兹达特”（意为“独立出版”）的地下出版物上。

二十二大后“解冻”的浪潮迅速波及科学和艺术各个领域。“解冻”原是苏联作家伊·爱伦堡一部小说的名称，比喻个人崇拜的漫长冬日已经过去，坚冰消融，思想解放的季节业已到来。这个术语代表着赫鲁晓夫时期苏联意识形态变化的特点。

1953年年底至1954年上半年，苏联的报刊开始出现一些批评性文章。波麦兰采夫的文章《论文学的真诚》尖锐地指出：多年来文学作品“凭空杜撰”，制造了种种“升平景象”。农村本来贫困不堪，小说与电影中却爱描写庄员们大摆宴席；工人食堂的情况本来很糟，可是在一些作家的笔下，虽没有烤全鹅，但也看不到黑面包……

苏共二十二大又为此思潮打开了闸门。1962年2月召开了全苏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和全苏历史学家代表会议，以往被作为“禁区”的大量问题成了讨论的题目：经济学开始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物质刺激问题展开讨论；历史学中有关斯大林伪造史实的最尖锐问题也成为议题；哲学揭露了过去对相对论、共振论和量子论的压制，进一步清理了斯大林在理论上的消极影响。根据二十二大决议和苏共纲领，会议决定重新修订党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教学大纲，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重新认识。

1962年9月9日，《真理报》刊登了利别尔曼的文章《计划、利润、奖金》，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和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奖金、扩大再生产和积累，提出了突破性的看法。

除了刊登文章之外，苏联科学院经济学部还在1963年1月召开大会，对经济刺激问题、遵守“对社会有利也对每个企业有利”这一公式的途径问题进行了讨论。这场讨论越出了苏联国界，东欧的民主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的经济学界都对利别尔曼的经济思想进行了讨论和研究，很快成为一场“国际性利别尔曼冲击波”，冲击了斯大林模式关于价值规律、利润、物质刺激等问题的基本理论。

意识形态主管当局认为如果继续放任“解冻”，事态将难以驾驭。矛盾集中到是否开禁、准许发表以斯大林时期的集中营为题材的作品，赫鲁晓夫赞同解冻，但面对解冻的势头又实在心中无底。他有些担心解冻会引起洪水泛滥，并形成一股冲破苏联社会的所有堤坝的浪潮。他想控制这一浪潮，但又犹豫不决。

经过一番思考，赫鲁晓夫有了结论：评价一个作家和评价他的作品是不同的两回事。应该让读者有机会做出他们自己的评价，而不应采取行政措施和警察手段。不应对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做出判决，好像他们是在受审判似的。

1962年11月，赫鲁晓夫批准了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杂志上公开发表。小说的发表在苏联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性效应，数万册《新世界》杂志和印制的小说单行本旋即销售一空。小说的传播甚至使许多政治和社会新闻黯然失色，就连当时正在参加苏共中央全会的中央委员们也跑遍书市，为购小说而奔走。会上会下几乎每个人腋下都夹着红蓝两本书：红的是全会文件，蓝的是《新世界》杂志。

文艺界出现了一系列尖锐题材的作品：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西蒙诺夫以卫国战争为题材的作品三部曲《生者与死者》以及《军人不是天生的》、马尔科夫的《父与子》、奥布霍夫的《生活是阻挡不住的》等叙事小说。

为了表示对解冻的理解以及对肖洛霍夫的尊重，赫鲁晓夫特地前往维申斯卡雅，请肖洛霍夫同他一起去美国访问。赫鲁晓夫常请别人为他朗读作品，以便更多地了解文学的动向。他的视力虽然不错，但由于经常审批文件，眼睛总是感到很累。听朗读成了家常便饭。赫鲁晓夫能够连续听上几小时，特别是在度假的时候。他就这样“听了”很多类似《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样有待“特殊裁决”的作品。

思想解冻受到党政机构和学术界里保守人士的仇视，他们同思想解放者展开了一场意识形态的争斗。平心而论，公平竞争的话，保守势力只能以失败收场。幸好，这些人从来不相信公平，他们只相信权势，权势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赫鲁晓夫被邀请去参观现代美术展览。展览在马涅日艺术馆举行，是专为庆祝全苏画家协会莫斯科分会成立30周年而举办的。展出的作品出自几位得到官方认可的著名画家之手，但在莫斯科公众心中并未引起多大兴趣。出人意料的是，一批十分有朝气的年轻画家接到参展邀请，称他们的油画可以挂在马涅日艺术馆二楼展出，而他们可以现场为观众解说。

赫鲁晓夫情绪不高，他只对新型建筑技术、农业机械、莫斯科建设规划或国外工业厂矿设备的展览感兴趣。不过他还是来到马涅日艺术馆，人在江湖，有一些事情即使捏着鼻子也得去做。

赫鲁晓夫草草地浏览了一层的美术作品，同画家们聊了几句，披上大衣准备走人。有人劝他到二楼欣赏一下抽象派的作品，赫鲁晓夫不得已跟着上了二楼。

皱着眉头转了一圈，赫鲁晓夫极其不爽：“一头毛驴都能比这画得好，还艺术家。”看到雕塑艺术家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的作品后，赫鲁晓夫张口就说：“挥霍人民的金钱，创作的却是臭大粪。”

心血变为大粪，涅伊兹韦斯内怒从口出：“你既不是艺术家，也不是评论家，纯粹就是美学领域的文盲，有什么资格指指点点。”

赫鲁晓夫一笑：“我是权威，你说有没有资格。”

涅伊兹韦斯内不怵他：“你说权威就是权威，拿证据出来。”

赫鲁晓夫回答说：“我当矿工那会儿，我是不懂；当我是党的基层干部时，也不懂；在我逐步升迁的每一级上，我都不懂；现在我是部长会议主席和党的领袖，我肯定能够理解了，不是吗？您又在为谁工作？”

冲突明显是有人事先谋划好的，想利用赫鲁晓夫对油画的厌恶阻挠解冻思潮。有人想拿赫鲁晓夫当枪使，涅伊兹韦斯内回过神来，对赫鲁晓夫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以共产党员的身份批评我，但是有的共产党员，譬如毕加索、雷纳托·占图索都赞成我的作品。”他提出了几个在苏联受到尊重的抽象派画家的名字，这些人同时也都在过问政治。

赫鲁晓夫精明地眯着眼睛问：“你个人是否在乎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员？”

“是的，我在乎。”

赫鲁晓夫立即诘问：“噢，这么说您对此真的很在乎啦！那么好吧，一切都清楚了——您并不在乎我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共产党人是否喜欢您的作品。对您来说，重要的在于他们都是伟大的艺术家，而我尽管是共产党人，一个世界上重要的共产党人，但对艺术是一窍不通，是吧？”

涅伊兹韦斯内一言不发，赫鲁晓夫握住他的手说：“您这个人很有意思，我欣赏您这样的人。不过您身上既有天使也有魔鬼。如果魔鬼赢得了胜利，我们就要压制您；如果是天使占了上风，那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来帮助您。”

主观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书记伊利切夫指出艺术家的良好愿望，也完全有可能使他的作品在客观上为敌对力量的利益服务，因此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将给予坚决的打击。赫鲁晓夫则强调整个意识形态工作，每部文艺作品都要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

不久，官方正式的禁令便出台了。解冻潮流因苏共中央一纸禁令而被阻止了。但这一潮流并未在苏联消失，它由外露转入地下，从此开始形成难以控制的持不同政见运动的潜流。

双雄会

冰点不再是冰点！

U-2事件发生以后，美苏关系降到冰点。肯尼迪时代来临，一切都将改变。赫鲁晓夫对此很有信心。

赫鲁晓夫对肯尼迪很有好感。对于U-2事件，肯尼迪持批评态度，并在一次讲话中宣称如果自己是总统“就不会批准这种飞行”。肯尼迪也曾在讲话中多次表示美国“不希望进行一场核战争”。低调、不好战，这样的人当然不让人讨厌。

赫鲁晓夫的好感没有维持多久，美国“不希望进行一场核战争”并不意味着美国不需要战争。

美国人对古巴卡斯特罗政权怎么看怎么不顺眼，这厮怎么和苏联越走越亲近。对看不顺眼的人只有两种办法：一是绕着走，眼不见为净。二是做掉他，一了百了。

古巴就在美国鼻子底下，美国没法绕，也不想绕。美国同古巴断绝外交关系，并且极为秘密地准备派古巴武装难民杀回古巴夺取政权。

形势逼人，古巴在首都哈瓦那举行军事示威，庆祝古巴革命两周年。华盛顿已经注意到这一示威，负责这一行动的人们却仍然抱有厚望：反卡斯特罗的军队登陆古巴就能引发反对卡斯特罗政权的暴动。

1961年4月17日，雇佣军士兵在古巴马坦萨斯省吉隆滩海岸登陆。没有暴动，只有骚动和颤动，卡斯特罗亲自率领古巴政府军已恭候多时。

苏联政府随即发布公报，保证向古巴提供军事援助和外交支持，与此同时赫鲁晓夫还给肯尼迪送去一封亲笔信。

入侵部队溃不成军，苏联和古巴关系却是渐入佳境。年轻的古巴军队得到了苏联更多的军事援助，苏联的军事专家也来到古巴。

美国最近受挫不轻。老挝由文翁亲王和诺萨万将军领导的亲美右派军队一败涂地，南越的吴庭艳亲美政府摇摇欲坠。挫折让美国的政治家们深受打击，更让他们感到苏联人的咄咄逼人。苏联不仅能够将核武器投掷到地球的任何地方，甚至有可能在西半球崛起的古巴共产主义政权里建立军事基地。

1961年6月3日和4日，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的会晤在维也纳举行。会晤没有协议，甚至也没有发表公报，唯一的收获的是气氛还算友好。

会谈中，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探讨了让双方棘手的两个德国和西柏林问题。赫鲁晓夫旧事重提，要求英美法撤出西柏林，否则西方国家进入西柏林都需先征得东德同意。对此提议，肯尼迪断然拒绝，称如果美国甘愿丧失在柏林的权力，那么同时也将失去他国对美国的信任。美国抛弃西柏林，结果只能使自己孤立。

气氛友好，谈判无果，不如不谈。1961年7月初，苏联宣布暂停复员，并将军费增加三分之一。西柏林是抗苏前线，绝对不容许重演绥靖政策，肯尼迪立即做出强硬反应，要求国会增加32.5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并征召部分后备役人员及国民警卫队入伍，同时扩大民防及修筑防空。

西方国家本来就神经紧绷，赫鲁晓夫增加军费的言辞立即引起一片慌乱：仓促增加军费，摆明是要动手。北约的全体部队迅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这事还得防着点好。

赫鲁晓夫和东德果然动手。8月13日，苏联及东德封锁东西柏林之间的边界。8月15日起，沿东西柏林分界线在东柏林境内筑起柏林墙。西柏林人进入东柏林都需经过边境站的检查，还需办理入境手续。

西方对此非常不满，提出强烈抗议。肯尼迪召集顾问进行紧急磋商，美国副总统林顿·约翰逊飞抵西柏林。路被堵死，西柏林居民当然不干，挖墙脚、掏洞无所不用其极。对方也不含糊，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有萝卜，石头、水泥、土直往坑里填。

居民敢挖坑，军队却是严阵以待。一墙之隔，这面是美军的坦克，那面是苏军战车。战争只在一念间，全世界都以震惊的目光关注着事情的进展。

西方国家采取了退让，承认了苏联严格控制边界的做法，默认了柏林墙这一既成事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虽毫不退让地继续执行新的安全措施，但并没有干涉联邦德国到西柏林的通道。柏林墙既已筑起，赫鲁晓夫便在同年苏共二十二大正式取消英美法于12月底前撤出西柏林的期限。后来，苏联冻结了德国和西柏林的问题，美苏关系再度缓和。

柏林墙立起，菲德尔·卡斯特罗心中痒痒：墙是个好东西，身边有墙，心中不慌。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心中，苏联当然是最让人放心的那堵墙。

1962年7月，菲德尔·卡斯特罗派弟弟劳尔·卡斯特罗率领古巴军事代表团同苏联军方领导人进行会谈。双方一致商定，苏联除了向古巴提供军事援助和派遣一定数量的苏联军事专家外，并向古巴运送带有核弹头的中程导弹以及能够运载原子弹的轰炸机。

赫鲁晓夫一身悠闲，游游这山，看看那水。美国人松了口气，这哥们在给自己放长假啊。

古巴人却全身是汗，装运军火，修建导弹发射台，组装伊尔28型轰炸机部件，一切紧张有序地进行。命苦不能怪政府，要怪只怪美国人。在美国人眼皮底下搞小动作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好在赫鲁晓夫放出烟幕弹吸引了美国人的眼球。

烟幕之后是蓝天，美国人还是知道古巴正在接受来自苏联的军事援助，虽然有点晚。

导弹只是防御性的导弹，大规模建筑工程实质上是在修建一个满足古巴渔业需要的港口，即便这样，美国高层还是极其不安和不爽：今天敢把防御性导弹修在美国门口，明天就敢把导弹倾泻在白宫的后花园。

嚣张气焰坚决要打下去！美国的45艘军舰和1万名海军陆战队在古巴近海域举行军事演习，美国U-2型侦察机则在古巴上空频繁出进、定期监测。肯尼迪总统要求国会授权他召集15万后备役军人，又发出警告：美国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在古巴建立地对地导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进攻性武器。

赫鲁晓夫理都不理。苏联向古巴提供导弹和轰炸机的行为没有违反国际法，双方你情我愿，纯属两国行为，别国无权干涉。

苏联船队继续向古巴运送武器和装备。苏联驻华盛顿大使要求罗伯特·肯尼迪让美国政府放心，在古巴没有部署任何地对地导弹。赫鲁晓夫则给肯尼迪发去一封亲笔信，称苏联导弹已经足够强，在别的地方配置导弹基地完全没有必要。

赫鲁晓夫再一次玩起烟幕弹，美国人却已经不信。美国人一直信奉“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但是如果地对地导弹从离美国海岸不到150千米的古巴直奔美国，一切都会改变。

美国人的预感完全正确。到10月16日，苏联人已经在古巴圣克里斯托瓦尔地区建起了一个用来发射能携带核武器的地对地导弹基地。新近组成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小组的成员又辨认出几处新的发射台，每个发射台上已经安装上16或32枚导弹，专家们估计这些导弹的射程达到1600千米以上。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肯尼迪的幕僚一致认为必须采取行动。军方领导人极力主张轰炸导弹发射台，一了百了。

肯尼迪总统多了几分顾虑。苏联一直鼓吹它在古巴没有布置任何进攻性导弹，狂轰滥炸固然解气，却容易让其他国家觉得美国不讲道义。

肯尼迪总统发表讲话，古巴导弹严重威胁美国的生存空间，所以封锁只是前奏，占领才是高潮。

配合总统的讲话，美军大动作不断。180艘美军战舰组成的特遣舰队在加勒比海海域整装待发，成批的B-52型轰炸机接到命令后满载核弹从美国各个基地升空巡弋。6个步兵师被调往佛罗里达，士兵处于一级战备状态。

在古巴安装导弹基地，赫鲁晓夫极想；战争，赫鲁晓夫还真不想。

赫鲁晓夫嗅到了大战的气息。无论美国人这一次是玩真的，还是玩虚的，刀已经架在古巴人的脖子上。150千米，说远还真不远，转眼就能到。

虚实就在一念间。赫鲁晓夫检验虚实的办法就是一个字：探！苏联国防部长下令苏联武装部队进入戒备状态，取消一切休假和外出。苏联政府发表了声明，强烈抗议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及其采取的其他军事行动，并且还进一步否认在古巴部署过任何进攻性武器。古巴军队实行总动员，岛上的苏联专家奉命加紧安装火箭，开往古巴途中的苏联船队继续向美国封锁线逼近。

肯尼迪总统给赫鲁晓夫写信，称美国的封锁不是儿戏。

封锁也好，试探也罢，两艘苏联运输船和美国航空母舰“埃塞克斯号”直接来了个面对面。苏联运输船由一艘潜水艇护航，“埃塞克斯号”甲板上载有专门对付潜艇的直升机。

擦肩而过不可能，麦克纳马拉下令，必要时，直升机可以向苏联潜艇投掷轻型深水炸弹，迫使其浮出水面。

赫鲁晓夫并不打算冒这个险。他命令这些船只停在封锁线以外待命，然后建议肯尼迪举行双方首脑会谈。

见面可以，肯尼迪提出一个条件，苏联先将导弹从古巴撤除。

赫鲁晓夫不撤导弹，而是给肯尼迪写信，将肯尼迪的行为称为“无法无天的强盗行径”、“腐败堕落的帝国主义蠢举”，并声称苏联船队将无视封锁线，因为苏联拥有为“捍卫自己的权利”所需要的一切。

没有回信，没有回音，美国飞越古巴上空的飞机数量却越来越多。

试探，不知深浅；发狠，美机更多。赫鲁晓夫不愿意战争，美国人这一次可能是玩真的。

赫鲁晓夫敦促肯尼迪冷静，战争不是想停就停的事，世界大战没有伤害，只有毁灭。不久，他又给肯尼迪写了一封信，要求美国从土耳其撤除导弹，并提议在随后两三个星期里就这些事宜举行谈判。

这一次，肯尼迪有了回应。肯尼迪称只要一切进攻性武器从古巴拆除，美国随时解除对古巴的封锁，而且也无意对其发动进攻。肯尼迪还通过其他渠道向赫鲁晓夫保证，美国在土耳其的导弹也将被撤走。

退一步海阔天空，赫鲁晓夫下令将这些有争议的武器拆除、装箱并运回苏联。

犯怒

挨刀是个技术活。

人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挨刀正常，不挨刀的，只有两种：要么是神仙，法力无边；要么是死狗，强者不屑，弱者不忍。但是，有的刀挨得起，有的刀却可能要了命。

赫鲁晓夫没有挨刀，却已是惹无数人红眼。日用品排队都买不到，物价蹭蹭地往上涨。退休人员年纪不断变大，技术人员业务越来越熟，拿到手的工资还是多年不变。农民自留地减少，家里的牲畜也不是自个说了算，政府想收购就收购，爱购没商量；军官退伍金削减，内务部部队的指挥员津贴取消，着急、忧虑的一群人。

手中钱少，大不了少花；牲畜拉走，还可以再养。如果被人放在火上烤，是不是可以重生？苏联党的中层干部就有被赫鲁晓夫放在火上烤的感觉。

赫鲁晓夫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居然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新添了一项规定：在选举党的机关时，应遵守经常更换其成员同时又保持领导的继承性的原则。在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的成员至少更换1/4。主席团委员一般最多只能连续当选三届；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边疆区委会、州委会的成员在每次例行选举时至少更换1/3；党的专区委、市委、区委、基层党组织的党委会或支委会的成员至少更换一半。这些党的领导机关成员可以连续当选，但最多不得超过三届。基层党组织的书记可以连续当选，但最多不得超过两届。

一句话，赫鲁晓夫就是想砸大家的铁饭碗，大家一旦下台，还得自谋职业养家糊口。

中层干部饭碗被砸，此前拥戴和支持赫鲁晓夫的州委书记们手中的权力却面临被别人瓜分的危险。

赫鲁晓夫提出按照生产的需要重新建立党的领导机构。按照新建制，一个州中所有的机构都有备份，两个州党委，两个州苏维埃执委会，接踵而来的又是一大堆孪生机构：两个卫生局、两个教育局、两个财政局、两个文化局甚至还有两套民兵指挥部，等等。

大权在握的感觉很好，被人分权的感觉却实在不够好，州委书记们对赫鲁晓夫的怨恨已经不是一星半点。到了1964年最初几个月，对于赫鲁晓夫领导方式及其后果的不满之情已在那些身为中央委员的多数州委书记、地方经委主席和政府部委领导当中广泛扩散开来。

心有怨恨本应谨慎，有的人却不善于埋藏自己的感情。1964年年初，社会开始就有风声要把赫鲁晓夫赶下台。对于流言，赫鲁晓夫有所察觉，甚至还问苏共中央书记波德戈尔内：“这么说，你们正在琢磨着罢我的官吧？”

波德戈尔内吓得不轻，贝利亚、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朱可夫、伏罗希洛夫这些牛人都被赫鲁晓夫玩得团团转，自己这些人非得被他玩死不可。波德戈尔内打死也不认，连连摇头：“您英明神武，这种事怎么可能呢？”

赫鲁晓夫还真没有把波德戈尔内们放在眼里，听话、点头一向是他们的强项，自己说太阳是方的，波德戈尔内们绝不会说太阳是圆的。赫鲁晓夫很享受这种感觉，伟人就得有伟人的荣光。

从1962年到1964年春季这段时间里，在国家宣传舆论工具的推动下，赫鲁晓夫的伟人形象越来越丰满：“伟大的列宁主义者”、“捍卫和平的伟大战士”、“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之类的荣誉称号在报纸上随处可见。赫鲁晓夫的肖像频繁地出现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街道，到处都可见到赫鲁晓夫的语录。影院开始上映《我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影片是按照苏联歌功颂德的传统拍摄的，充满了肉麻的颂扬。有关赫鲁晓夫生平的彩色画册开始出版。每次讲话，不管什么场合，也不管是什么内容都要提到赫鲁晓夫的名字。

赫鲁晓夫对被歌颂逐渐习惯，而且脾气也越来越大。对干部的任免，全在于他个人的好恶。当然，赫鲁晓夫最关心的自然是接班人问题。每天都得工作到深夜，自己已近70岁，再这么熬下去，即使上帝不催，自己也得跑着去见他。

党的二十二大之后，权力继承问题是赫鲁晓夫想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由于自己深受精力不济的苦，赫鲁晓夫要求接班人首要的条件是要年轻、精力充沛。

中央第二书记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是幸运的，赫鲁晓夫从众多的候选者中一眼相中了他；他也是不幸的，中奖、中彩都可以，偏偏中风。医生的结论极其残酷：康复没有什么问题，一两个月就行；想工作，那是绝对不行。瘫痪已经和他常相随，一旦过分激动，不仅会再次发作，还会导致死亡。

接班人没有下落，反倒折了中央第二书记，赫鲁晓夫头更大：一个萝卜一个坑，中央第二书记这个坑还得想办法找个萝卜来填一下。

赫鲁晓夫一向认为中央第二书记既要懂得国民经济，又要懂得国防，又要懂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要懂得人。他当初之所以相中科兹洛夫，就是因为科兹洛夫在地方上曾经独当一面处理过问题，对经济了如指掌。

这一次，赫鲁晓夫看中了谢列平。这年轻人经过共青团工作的锻炼，又在中央工作过一段时间，唯一的缺陷就是对经济方面的阅历不多。阅历不是问题，只要派到外地打磨一些时间，到中央后就可以担任中央的任何职务。

列宁格勒工业发达，革命传统深厚，确实是个磨砺人才的好地方，赫鲁晓夫提议谢列平去列宁格勒当州委书记。赫鲁晓夫没有明说自己的良苦用心，熔炉不错，炼出来的是不是金子还得看效果。

谢列平一脸委屈，自己在中央干得风生水起，这位老大却要把自己发配到列宁格勒。谢列平拒绝去列宁格勒任职。

命苦不能怨政府，赫鲁晓夫心中惋惜，继续他的寻找中央第二书记之旅。波德戈尔内精明能干，既懂经济，又能与人共事，经验丰富，更重要的是，他在乌克兰有成功案例。不过波德戈尔内也有让赫鲁晓夫不满意的地方，眼界不够开阔，调到中央后始终抓不好交给他的食品工业。

细节决定成败，眼界决定深度。赫鲁晓夫考虑再三，最后还是放弃。赫鲁晓夫把光转向勃列日涅夫。

勃列日涅夫优点明显，经验丰富、懂经济；勃列日涅夫缺点却也突出，太容易受别人的影响和受自己情绪的左右。勃列日涅夫担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党委书记时，当地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芭蕾舞女演员”，意思是随人摆布。

第二书记必须是强势的人，赫鲁晓夫犹豫再三，最后还是选中了勃列日涅夫。这样一来，到了1964年年初，勃列日涅夫手中不仅握有中央的大权，还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一职。

年纪越大，赫鲁晓夫脾气却是越来越大。动不动就怒火气冲天，态度粗暴，蛮横无理。对那些意见和自己相左的人，没有商量，只有撤职。盛怒之下，即使他手下的智囊团都只练哑巴功，生怕惹火上身。

1964年春，赫鲁晓夫任命米高扬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则一心一意地当他的中央第二书记。在赫鲁晓夫看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基本上是一个荣誉职务，勃列日涅夫辞去这个职务后可以更好地把全部精力放在中央的工作上。

中央第二书记权力很大，勃列日涅夫心中却极不爽。中央第二书记就是一个只有汗水、没有闪光的职位。中央第二书记要在分支机构很多的党的机体内部紧张工作，要起草决定，同各州委协调一致，密切注视部队里的工作并要对失败负责任。稍有不慎，就会有极大的风险。勃列日涅夫一直享受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时的生活，掌声、灯光、恭维，他需要做的就是细细品味。

命运掌握在别人的手中，不爽深埋在自己心中，勃列日涅夫一向有这种本事，甚至比从前更多了几分恭敬和亲昵。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不如意的人际遇都是相同的。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弗·瓦·谢尔比茨基一向被乌克兰人认为是一位好经济干部和有才干的领导人，但有才干的不一定有好运气。赫鲁晓夫极其不满意谢尔比茨基关于乌克兰国民经济情况的汇报，老鲁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不经人事讨论，赫鲁晓夫免去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弗·瓦·谢尔比茨基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的职务，任命谢列斯特接任他的职务。老鲁很生气，人们的不满却也不少，这样肯做事的干部都让人给免了，到底有没有天理。

勃列日涅夫不是第一个心中极不爽的人，谢尔比茨基也绝不是最后一个被免职的干部。

马祖罗夫陪同赫鲁晓夫前往波兰进行非正式访问。一路无事，马祖罗夫头一热，坦率地向赫鲁晓夫讲述了自己对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途径的看法。心是热的，赫鲁晓夫的眼神却是冷的，这不是跟我对着干。火星撞地球，注定要撞出火花。

回到莫斯科后，赫鲁晓夫在车站对前来迎接他的中央主席团的成员们说：“马祖罗夫对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的观点和建议成问题，应当考虑把他撤掉。”

一场秋雨一场寒，一夜回到解放前，很合赫鲁晓夫这几年的做事风格。没有人表示异议，彩虹总在风雨后，异议也总得在实力后吧。人脉是钱脉，更是命脉，不断积蓄的仇恨的人脉呢？

没有异议，那就是同意，赫鲁晓夫很满意这种状态。赫鲁晓夫很享受巡游的感觉，他频繁外出，出访匈牙利，后又去了乌克兰，随后再到列宁格勒看一下。他在莫斯科逗留的时间越来越少，中央领导的大权逐渐落到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手中。

亢龙

大喜！

1964年4月17日是赫鲁晓夫的70岁大寿，可他不是一个人在大寿。

一大早，警卫人员就把中央和部长会议的成员集体送的大型电唱收音机摆在餐厅里。赫鲁晓夫事先就打了招呼，说他拒绝生日礼物，所以这是独一份。

礼物刚进门，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九点就来到赫鲁晓夫家中。勃列日涅夫亲吻赫鲁晓夫，致辞，朗读了由在场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候补委员、中央书记签名的贺信。

一切还只是开始。贺礼可以没有，荣光却及时来到，并且绝对闪耀。赫鲁晓夫被授予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莫斯科的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在这一天出版了赫鲁晓夫题为《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和农业发展》的言论集。隆重的庆典仪式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大厅举行，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兄弟党的中央书记在这里授予赫鲁晓夫各自国家最高一级的勋章或称号。没有到场的，则纷纷发来贺电。

送走本·贝拉总统后，赫鲁晓夫开始准备去埃及的访问。赫鲁晓夫对外事活动情有独钟，他像一个世界公民一样，享受着各国的风光景色，沉浸于异国情调之中。

勃列日涅夫一向恭敬有加，笑脸迎人，这一次却脸色阴沉，即使赫鲁晓夫提问，也只是从嘴里挤出几个字。5月已来，7月已经不远，而7月对勃列日涅夫而言绝对是个伤心月。苏联最高苏维埃六届四次会议定于7月中旬举行，其中的一个议题就是审查批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赫鲁晓夫终于下了决心，作出撤销勃列日涅夫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位、调到中央工作的决定。

埃及之行回来，赫鲁晓夫在6月15日又踏上了斯堪的纳维亚的国土，享受着异国情调，而在国内，对赫鲁晓夫敢怒不敢言的人为了同一个梦想越走越近，甚至包括从前不共戴天的仇敌。

赫鲁晓夫的老上级卡冈诺维奇给赫鲁晓夫写信，称赫鲁晓夫如今实际上已经被孤立，而苏斯洛夫和他的同伙注定要成为赫鲁晓夫改革的敌人。

赫鲁晓夫认为卡冈诺维奇简直就是一派胡言。中央委员会任职的同志有自己的缺点不假，但对党、对批判斯大林主义的忠诚却容不得任何人诽谤。

卡冈诺维奇仅仅只是猜测，赫鲁晓夫的女儿拉达却接到示警的电话。一名妇女在被拒绝见面后，在电话里告诉拉达，一些人曾在某住宅开会，密谋策划搞掉赫鲁晓夫，就连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本人也参加了这些会议。

一派胡言！谢米恰斯内是拉达的丈夫阿米别伊的铁友，也是家中的常客。拉达打死也不相信这事，委婉地拒绝说：“事关国家机密，个人无意参与。”

情报还是传到了中央委员会。赫鲁晓夫的第一助手舒伊斯基自作主张把这一情报压下，到底是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考虑，还是其他原因，具体情况不明。

勃列日涅夫却心如乱麻。失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位，他伤心，也怨恨；支持者和同情者游说，他动心，也憧憬；勃列日涅夫更是惊疑不定，一旦赫鲁晓夫稍有察觉，自己就只能等着别人用枪指着自己的头。这种事情，赫鲁晓夫已经做了很多年，也一直很熟练。

赫鲁晓夫开始考虑干部政策问题。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虽然已经通过党的领导干部实行轮换制的决定，但还未写入苏联宪法，只能在11到12月之间召开的中央全会制定新的宪法。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干部轮换却可能换到别家。我已是干部，再换又能到哪里去，农村还是工厂？

打人不打脸，砸什么也别砸人饭碗。被打脸是耻辱的事，饭碗被砸则是要命的事。耻辱可以洗刷，生命是否可以重来？

没有人砸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的饭碗，却有人极力邀请他和自己秘谈。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伊格纳托夫的前卫队长加柳科夫语出惊人：一场反对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阴谋正在酝酿之中，克格勃的谢米恰斯内和谢列平、波德戈尔内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是这一阴谋的参与者。

一周后，谢尔盖将事情告诉刚从导弹发射场回来的父亲。

第二天晚上，谢尔盖彻底服了。赫鲁晓夫居然将加柳科夫的话一字不变地说给波德戈尔内听。傻子都知道谋反是要砍头的，更何况是波德戈尔内这样精明的人。波德戈尔内一口否认，这是没影的事。

谢尔盖希望赫鲁晓夫彻查此事，赫鲁晓夫皱起了眉头，勉强同意让米高扬处理此事。

听完加柳科夫的叙述，米高扬给出结论：波德戈尔内、勃列日涅夫、谢列平和其他一些同志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我们仍然把他们当成可以共同战斗的战友。

谢尔盖忧心忡忡，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却放心地飞往皮聪大，载有三名宇航员的飞船将在那里飞上太空。赫鲁晓夫对航天技术一直倍加关注，每一个新的进展都牵动着他的身心。成功会给他带来孩子般的狂喜，失败会使他心情痛苦。尽管宇航员从没有发生空难，但谁也不能为他们打包票。

波德戈尔内们也不敢打包票还有这么好的运气，靠运气做事需要一个大心脏，尤其是做谋反的事。

波德戈尔内们不想再试自己是否还有好运气。赫鲁晓夫在皮聪大庆贺飞船成功升空的时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大多数成员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会议。

会议由苏共中央第二书记勃列日涅夫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央主席团委员沃罗诺夫、基里连科、柯西金、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苏斯洛夫、什维尔尼克等人。

会议一致决定撤销赫鲁晓夫的职务，与会者以苏共中央全会的名义做出一份绝密决议——《关于因即将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和制定新时期的远景国民经济计划而出现的问题》，并责成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和波德戈尔内同志电话通知赫鲁晓夫参加10月13日召开的中央主席团会议。

中央主席团会议仍然由赫鲁晓夫主持，不过从开始就注定他不是个受欢迎的主持人。谢列平、谢列斯特、沃罗诺夫等人在会上轮番发言，炮轰赫鲁晓夫的工作作风和个人品质，例如，破坏集体领导的原则，把个人意见强加于人，不理睬其他领导人的意见，在干部问题上独断专行，不能克制自己，作风粗暴，自我标榜和吹嘘等。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基本上没有发言，偶尔补充两句。

米高扬出来救主，称赫鲁晓夫的活动是党的巨大政治财富，党无权这样轻率地把它糟蹋掉。他建议解除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保留他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

斩草不除根，野百合都会有春天，更何况是赫鲁晓夫这样能量很大的人。与会者没有一个人支持米高扬。

苏共主席团作出决定，满足赫鲁晓夫同志因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而解除其第一书记、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等职务的请求。

签名是赫鲁晓夫写的，声明当然不是他写的。

签名就行，至于声明是谁写的，没有人介意。

苏斯洛夫匆匆念完赫鲁晓夫的“退休声明”和决议，会议厅中有人喊道“不用讨论了”。主持会议的勃列日涅夫于是说：“同志们，你们的建议和主席团的意见相吻合。还有谁要坚持讨论吗？”没有异议，于是这份决议就被中央全会通过。

勃列日涅夫接着建议选举中央第一书记和审议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人选问题。这时，大厅里又有人说：“我们建议选举勃列日涅夫同志为中央第一书记。”于是，在“谁赞成”，“谁反对”，“谁弃权”的最简单的表决方式中，主持选举的波德戈尔内宣布勃列日涅夫全票当选。接着，又以同样的方式选举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1964年10月14日的中央全会匆匆结束，赫鲁晓夫的退休生活却才刚刚开始。

结束的不论好坏，总归已经结束。开始的虽才开始，却已注定是一段新路。

空间

赫鲁晓夫喜欢喝酒。他有个与众不同的酒杯，外形与正式宴会上使用的酒杯毫无区别，容量却只有30毫升，普通酒杯为60毫升。这个专用酒杯是克格勃第九局特制的，之所以容量较小，因为杯子底部和杯壁都加厚了，且外侧有雕出的花纹，几乎以假乱真。这个酒杯专门用于较为丰盛、酒精饮料较多的宴会。卫士将这个酒杯作为必需物品随身携带，不敢马虎。

赫鲁晓夫下台后，米高扬代表当局向他宣布退休后的待遇：退休金每月500卢布，配专车；目前的别墅和列宁山上的宅第均归他终生使用（实际上三周之后即让他迁出宅第，三个月之后又让他迁出别墅）；警卫和侍者不变，但人员全部换掉。

赫鲁晓夫很难习惯新的生活。他每天早上浏览报纸，不过已不像原先那样标出国际国内生活中应予研究和领会的文章了。看完报纸后，他就开始在公园里散步。

为了打发时间，他从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挑了一大堆书，可是根本看不进去。他依然没有从震惊中恢复过来，看不了几页，他就把书撂到一边，又开始那没完没了的散步。夫妻同心，妻子尼娜·彼得罗芙娜从休养地——捷克斯洛伐克的卡罗维发利赶了回来，满脸笑容地把家支撑起来，仿佛家里并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除了亲戚，家里没有别的访客，只有医生别祖比克定期来探望赫鲁晓夫，开点镇静药，聊聊生活，讲讲新闻。

1965年年初，赫鲁晓夫携全家迁入新居。不过，这一年他害了一场大病。起初，医生怀疑是胰腺癌，但未能确诊。他恢复健康后，别祖比克规定他必须严格节食、戒酒，这又给赫鲁晓夫的生活带来了新的不便。退休后，他衰老的速度突然加快了，身体的一些器官开始出问题。

赫鲁晓夫找出美国商人埃里克·约翰逊送给他的“顶峰”牌全波段收音机，开始收听“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然而，消息令他更烦恼，他的所有改革措施正在逐渐被取消，贪污受贿、官僚主义、好逸恶劳的报道却满耳朵都是。

新闻没办法听下去，再听，不是收音机碎，就是心碎。

酒也不能喝了，那就试试水栽法吧，那事让赫鲁晓夫觉得很神奇。很早以前，他就听人说过水栽法，可以用营养液而不用土壤栽种作物。女儿列娜知道他的想法后，立即弄来一本《工业水栽法》的书。

丰衣足食是借口，让赫鲁晓夫高兴才是目的，全家人兴致很高地全力配合。赫鲁晓夫按照科学方法在草地上的露天菜地里种植土茴香、小洋萝卜、土豆、南瓜、向日葵，当然还有玉米。

一切都好，赫鲁晓夫只是对白嘴鸦有些束手无策。玉米和向日葵刚刚出芽，白嘴鸦一大早就从树上倾巢出动，揪断嫩苗，啄尽谷粒，撂下一行又一行整整齐齐的茎秆。让白嘴鸦老这样折腾不是个事儿，有人建议使用火器、用猎枪捕杀白嘴鸦，赫鲁晓夫可怜这些鸟，于是采取消极的办法自卫：在出土的小苗上方用带刺的树枝设置障碍物，支上稻草人。白嘴鸦对稻草人不屑一顾，像小猫一样灵巧地在树枝之间穿行。

赫鲁晓夫迷上了摄影，房子周围的景物反复拍，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蚂蚁，风中的落叶，逮着什么拍什么。几年过去，赫鲁晓夫把周围的景物都反复拍照过多次，最后都把自己拍烦了，只在有客人来访的特殊情况下才拿出来。这时他自己拍照，或者与客人合影。

赫鲁晓夫经常碰到附近农村的农民，总要在河边花上好几个小时同他们东拉西扯交谈一番，同样他也喜欢和自己的警卫人员以及附近疗养院的休养者闲侃。这些疗养人员总是没完没了地就一些以往的重大事件向他提出咄咄逼人的问题。

有一天，附近州里的几位农场工人来到离赫鲁晓夫住所不远的那个村子做客。当他们发现赫鲁晓夫就住在附近，便爬上高高的栅栏向园子里张望。恰好赫鲁晓夫就在里面干活，其中一个人就问：“他们在这儿欺负您了吗，尼基塔？”赫鲁晓夫直起腰笑着回答：“没有，没有。”

有段时间，赫鲁晓夫喜欢上了篝火。他身披略带绿色的驼色斗篷，即使下雨也要在林子里捡枯树枝点起篝火，一连几个小时地盯着火光。有时候，他的孩子陪他一起去，但平日里只有那条名叫阿尔巴特的德国牧羊犬跟着他。阿尔巴特屁颠屁颠地一路欢跑，嘴里衔着赫鲁晓夫那把折叠式铝制小椅子。不过，要是阿尔巴特心里不爽，赫鲁晓夫就得自己拿了。与他“俩”同行的还有一只赫鲁晓夫从小喂养大的白嘴鸦，它是赫鲁晓夫的随身贴，他走到哪儿，它就飞到哪儿。

妻子尼娜·彼得罗芙娜和孩子们建议他写一本回忆录，并找来丘吉尔和戴高乐的回忆录让他看。同是名人，人家都出书了，咱也不能落后。

1966年8月里，记者廖瓦·彼得罗夫拿来一台录音机，赫鲁晓夫就开始口述。工作很快就走入了正轨，它成了赫鲁晓夫退休生活的主要内容。接着，尼娜·彼得罗芙娜加入了进来。她负责根据录音边打字边改稿，但速度不能让赫鲁晓夫满意。尼娜·彼得罗芙娜只能用四个手指头打字，而中央委员会的职业打字员都是用8个甚至是10个手指头工作。他对妻子说：“就你这个速度，全人类都解放了，稿子都出不来。”

儿子谢尔盖一边笑老妈，一边建议赫鲁晓夫请求苏共中央派个打字员和秘书。赫鲁晓夫不愿去找中央，一口道出本质：中央不需要我的回忆录，我不求他们派打字员，只要他们不给我添堵就满足了。

谢尔盖请来自己的同事列奥诺拉·尼基福罗芙娜·费诺格诺娃帮助打字，工作的进度从此加快了。赫鲁晓夫每天口述3～5个小时，安排在上午和下午。不过赫鲁晓夫很注重现场气氛，有听众才能进入状态，所以家里人时不时地客串一下听众。

录音带越来越多，赫鲁晓夫不喜反忧：一旦自己死了，中央会想尽办法销毁录音带。记载太多高层内幕的录音带一旦泄露，引起的不仅仅是政治地震，更是对一些人的致命打击。谢尔盖担忧，但不悲观：天无绝人之路，多备一份，说不定会逃过一劫。

赫鲁晓夫的担忧很快来临。中央政治局要求他必须停止回忆录的写作，至于已经口述的部分，应立即交给中央。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赫鲁晓夫还是出奇的愤怒：沙皇专政也不过如此！你们可以收回我的退休金、别墅，我可以去当钳工、背上包去要饭。回忆录我得继续。

中央派来的人回答很绝：您还是省省吧！您去要饭，只怕连面包渣也没人给。至于是人不想给，还是不敢给，情况不明，但有一点是明显的，有人会饿死。

赫鲁晓夫决定将自己的回忆录送到国外保存起来。当年费奥多尔·拉斯科利尼科夫那封揭露斯大林制度问题的信就是在法国发表，列宁的信件和文章当初也经常在国外发表。苏联虽大，却容不下一份回忆录，国外也许是唯一安全的地方。

克格勃终于逼谢尔盖交出了回忆录的录音带和文字材料。谢尔盖没有将此事告诉父亲。赫鲁晓夫有心脏病，一旦激动，会有生命危险，再说自己早就留了副本。

大病初愈，赫鲁晓夫已经很少散步，要么坐在阳台看风景，要么坐在房间内的安乐椅上打瞌睡。身体渐渐复原后，赫鲁晓夫有劲时逛一逛菜园，有时到河边看看船来船往。

谢尔盖看到父亲身体好转，就将克格勃查收录音带的事情告诉他。人能做初一，我当然可以做十五，赫鲁晓夫向国外发信号出书。

回忆录一问世，立即在西方引起轰动，苏共中央政治局也震惊不已。苏联报纸纷纷辟谣，称回忆录纯属冒名虚构。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政治局委员阿尔维德·佩尔谢立即找到赫鲁晓夫，要求他在一纸简短声明上签字，声明赫鲁晓从未把自己的回忆录交给任何出版商。第二天，苏联报纸迅即刊载了这一声明。

回忆录事件以后，赫鲁晓夫的身体越来越弱，在园子干点农活都已是奢望。9月初，他到女儿拉达、女婿阿米别伊家做了一次客。在园丁和警卫人员陪同下，赫鲁晓夫到附近的树林里散步、捡蘑菇，但没一会儿便感到累了。园丁从别墅搬来一把折椅让他坐下来休息，他静静地坐了好长一段时间，才缓过神走回别墅。

回到佩特罗沃达利涅叶后，医生坚持劝他立即去医院。第二天下午，也就是1971年9月11日，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与世长辞。

赫鲁晓夫才死，他的家人就接到指示：不得向任何人透露赫鲁晓夫的死讯，即使是最亲密的朋友也不行。

苏联领导人想尽一切办法让葬礼无声无息地悄悄举行。计划上午报纸登去世的消息，10点钟在中央临床医院举行告别仪式，12点在新圣母公墓安葬。公墓平常都对外开放，这天却以“打扫卫生”为名关门大吉。公墓附近地铁入口处的大厅也已关闭。整个地区都由民警和内卫部队包围起来。

外国记者是从维克托路易斯那里获悉这个消息的，此人以善于搞到苏联国家机密而名扬记者界。直到9月13日凌晨，苏联公众方才得知赫鲁晓夫去世的消息，《真理报》刊登了一条短讯，称“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特别养老金领取者尼·谢·赫鲁晓夫去世，享年78岁”。

他说

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的伊万诺夫将军评价赫鲁晓夫的功过时说：“他是个犯了错误的共产党人。他跟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不一样，是真心想实现共产主义的，只是方法不对头，效果不好。”

历史学家罗伊·梅德韦杰夫认为赫鲁晓夫在苏联和国际共运史上的作用很大，苏联后期领导人的政治意识恰好是在他领导的11年内形成的。汉学家齐赫文认为赫鲁晓夫也曾尝试改革僵化的经济，允许农民拥有自留地、自留畜，开了自由市场，“你们一反修，他吓坏了，规定自留地上不得种经济作物，别墅不得盖两层，自留畜不得超过一头带小牛的奶牛，自由市场只能出售自产的多余农副产品……”

斯大林的战友、骂赫鲁晓夫是“暗藏的敌人”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承认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日子确实比斯大林时代轻松”。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是一个资产阶级式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个不甚高明的资产阶级式的政治家，同这个人相处比较困难。我们从他搞掉贝利亚、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现在又搞掉伏罗希洛夫，连波斯别洛夫这样一个书生也容不了，都要排挤，同此种人怎能共事呢？”

长期担任赫鲁晓夫英语翻译的苏霍德列夫发表谈话说：“45年前，赫鲁晓夫打破‘铁幕’，到世界帝国主义的心脏美国作正式访问。由此开始了我国领导的出访和外国代表团的来访，共签协议，相互拥抱……总之，他让苏联走向世界。”

1984年，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认为：“赫鲁晓夫在处理斯大林的问题上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没有什么敌人像赫鲁晓夫这样带给我们如此巨大的伤害。”

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认为：“他给苏联在世界人民眼中的积极形象带来了无法扭转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