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斯大林

斯大林原名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苏联领导人，曾任联共（布）中央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28年，他放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全力进行工业化，通过几个五年计划使苏联这个落后国家迅速改变了面貌。1939年的第十八次党代会上，斯大林承认在大清洗运动中犯下了错误，然而肃反运动的余波一直延续到卫国战争前夕和战争初期，并在战后再掀高潮。1945年6月获最高军衔苏联大元帅称号。

小档案

1879年——12月21日出生于俄罗斯帝国第比利斯省西部的哥里城。

1885年——进入第比利斯一所东正教中学读书，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

1889年——就读于哥里的一所教会学校。

1898年——8月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1899年——供职于第比利斯的气象观测台，积极参与革命活动。

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他选择加入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一边。

1907年——在第比利斯市内的广场伏击帝国银行的护送队，积极从事阿塞拜疆和波斯地区的革命活动，包括暗杀极右翼民族主义团体“黑色百人团”的成员，并参与绑架资本家、抢劫国家银行等。

1912年——创办《真理报》。

1913年——发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文，并首次使用了“斯大林”（意思为“钢铁的人”）。

1916年——被流放到阿钦斯克。

1917年——重返彼得格勒（圣彼得堡），从事布尔什维克《真理报》的编辑工作，被任命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

1918年——入选了由列宁组建的五人主席团。同年5月，他被派往察里津征粮。

1919年——辞去军职。

1921年——红军解放格鲁吉亚，建立了格鲁吉亚苏维埃政权，斯大林在其中举足轻重。

1922年——在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1925年——击败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形成的“新反对派”。

1927年——力求迅速消灭富农阶级，并开始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

1929年——将布哈林逼出政治局，开始全盘集体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

1934年——开始了针对老布尔什维克的清洗。

1935年——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总部”的名义逮捕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以逼供手段迫使他们认罪。

1936年——8月在莫斯科公审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以“托洛茨基反苏军事组织”的指控处决了图哈切夫斯基等红军将领。

1938年——针对“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斯大林又以同样的手段处决了布哈林等人。

1939年——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双方秘密划分势力范围，其中包括了对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的瓜分。

1940年——派苏联特务刺杀身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苏联同日本帝国签署《苏日中立条约》。

1941年——在莫斯科同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签订《苏日互不侵犯条约》，相互承认对方的势力范围，并承诺在对方的战争中保持中立，担任苏联国防委员会主席和苏联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1943年——11月参加了德黑兰会议，同美国、英国领导人富兰克林·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等人会谈，通过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决定。

1944年——参加雅尔塔会议。

1945年——参加雅尔塔会议，7月17日出席了波茨坦会议，获苏联大元帅军衔。

1947年——实行对东方集团提供经济援助的莫洛托夫计划。

1948年——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约瑟普·铁托关系恶化，将南斯拉夫从社会主义阵营中清除。

1950年——与中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提供经济援助。

1953年——3月5日去世，享寿74岁。

死地

死局。

斯大林是总书记，却已是陷入死局。

列宁虽然已死，却已经布下一个死局：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职位上调开。

斯大林既不是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只是鞋匠的儿子。从鞋匠的儿子到总书记，有憧憬，也有退路，大不了隐姓埋名做个鞋匠。

斯大林一直是列宁的粉丝，对于偶像那是不打折扣的力顶。每次党内出现激烈的争论时，斯大林总是与列宁站在一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深信列宁是个非常的人物……是最高典型的领导者，是山鹰，他在斗争中不知恐惧为何事，大胆引导我们党沿着俄国革命运动新开辟的道路向前迈进。”

列宁曾经一度很是欣赏斯大林。斯大林是员干将，也是员闯将。

1917年的列宁日子并不好过，极度仇视革命的临时政府动了对列宁的念头：此人不死，吃饭，饭不香，睡觉，心不安。

临时政府送了列宁一顶德国奸细的帽子，要求他到临时政府自首。

坦白未必从宽，自宫未必成功，更何况是莫须有的罪名，列宁直接隐身。斯大林把他安排在阿利卢耶夫家里，不再公开露面。

列宁不肯自首，临时政府没有耐心再等，于是决定来硬的。被派去逮捕列宁的军官问布置任务的国家杜马的议员：“这位先生应该怎么抓？是一定要抓活的吗？”

议员一脸铁青：“只要人到，死活不限。”

自首绝对是自杀，斯大林果断地作出决定：与其刀在别人手上，不如相信脚长在自己腿上。

乘着夜色，斯大林给列宁理了发，剃光胡须，让他换上工人穿的夹克服装，然后护着他大大方方地从街上的密探面前走过，上了火车，既不挥手，也不带走一片云彩。

列宁开始隐居，但并不是隐世，更不是与世隔绝。有耳目的人又怎么会与世隔绝？

斯大林成了列宁和中央委员会的秘密联络员。斯大林曾两次去看望列宁，去时把党的工作情况汇报给列宁，回来时又把列宁的指示传达给其他同志，并通过信件交换意见。借助斯大林提供的材料，列宁写出了《论欧洲联邦口号》等文章。

1917年10月7日，列宁秘密地回到彼得格勒，提出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把临时政府搞下台。

该出手时就出手，出手那是必须的，但什么时候是最佳机会却在中央委员中引起舌战。有的认为列宁的计划太急迫、太突然，而且危险系数太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态度尤其坚决，极力反对马上动手。

舌战不如开战，斯大林站在列宁一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成了列宁的左膀右臂。托洛茨基负责武攻，将彼得格勒的赤卫队和所有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武装部队组织起来，做到狠、快、准，一举占领彼得格勒的各个要害部门。斯大林负责宣传，做好起义思想动员工作。

临时政府虽然是临时的，却还是存了转正的念头。灭火不如防火，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下令封锁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机关报《工人之路报》，并派装甲车包围编辑部和印刷所，省得《工人之路报》呐喊招人。

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斯大林被堵在编辑部，直接不和他们讲理，招来赤卫队员和革命士兵一顿猛打。不走，那就留在这里，永远都不用走。

装甲车走了，《工人之路报》第44号按时出版。斯大林写的社论——《我们需要什么》号召群众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一致奋起，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举行会议，选举代表团，并通过它们向在斯莫尔尼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陈述自己的要求。

干将，而且忠诚度高，用得开心、用得放心，当然得重用。列宁把“无限的权力”交给了斯大林，让他担任总书记，使他成了中央领导层中最繁忙的人物，让他有机会领导和组织党内外的各项工作。

蜜月是甜美的，但终究是要回到现实。现实中的斯大林让列宁感到的不再是甜美，而是担忧和恐惧。

斯大林是干将，更是闯将。斯大林敢想，更敢干，认为只要为了革命运动，一切皆有可能。1907年，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卷进了各种明目张胆的抢劫性勾当，斯大林甚至因为同抢劫有牵连而被开除党籍。

干将有能力，闯将有脾气，列宁不久就见识了斯大林的脾气。

此时的列宁身体虽然很差，却是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决主张对外贸易垄断制。斯大林一脸鄙视，垄断制都不存在，主张对外贸易垄断就是废话。

被无视的感觉当然不好，列宁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列宁强调“绝对不得破坏对外贸易垄断制”，决定采取强制手段阻止索柯里尼柯夫提出的“放宽国家对外贸易垄断，要求增加更大灵活性”的建议，并写信给斯大林和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弗鲁姆金，信中强硬地表示了“有关削弱对外贸易垄断的一切议论、商谈和委员会等都应正式禁止”。

面对列宁的强硬，斯大林继续保留自己的意见，放松对外贸易垄断权不可避免。

斯大林这样的固执己见使列宁非常抓狂，但这还只是抓狂的开始。

俄国境内的各小民族一向仇恨俄罗斯、要求自主，所以列宁主张民族自决，对少数民族采取让步和宽容政策。

斯大林不是这样想，只要有枪，沙皇能干倒，临时政府能赶跑，些许几个少数民族还不是让它低头就低头、叫它弯腰就弯腰。

1922年9月，斯大林主持起草《俄罗斯联邦和各独立共和国的相互关系》决议草案，提出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并接受俄罗斯联邦最高权力机关的领导。

加入俄罗斯联邦就是给自己找个紧箍咒戴，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不肯放弃“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快乐生活，当时就提出异议：加盟可以，加入绝对不行。

但反对无效，在斯大林的强势下，9月下旬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以多数票通过决议草案。

列宁当时正在哥尔克养病，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看到草案以后，列宁当时就坐不住了。草案明显就是想让俄罗斯联邦高人一等，这和沙皇时期的大沙文主义毫无区别。

列宁给政治局主席加米涅夫写信，对草案提出修改意见，建议政治局委员们“好好考虑一下”，并在信中批评“斯大林有点操之过急”。

斯大林心中不服，但没有坚持自己的主张，而是按照列宁的建议对决议草案作了修改。

修改草案以后，斯大林派奥尔忠尼启泽去领导俄共（布）外高加索联邦局的工作。

奥尔忠尼启泽极为自负，脾气不是一般的急。拿到尚方宝剑后，奥尔忠尼启泽立即拍板，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一起联合成外高加索联邦。至于这三个民族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怎么想，奥尔忠尼启泽不在乎，也不在意。

格鲁吉亚的百姓几乎完全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所以强烈地反对把他们的国家苏维埃化。

格鲁吉亚共产党代表姆季瓦尼对奥尔忠尼启泽的一言堂很是不爽，当即给斯大林发电报，要求斯大林将奥尔忠尼启泽撤职。格鲁吉亚共产党也发表声明，要求绕过中介（外高加索联邦），直接加入苏联。

奥尔忠尼启泽的反应很强烈，警告和撤职通知免费发放，不漏过一个反对派的领导。

斯大林在梯弗利斯的老同事、老战友对此很是愤怒，跑到斯大林面前发牢骚、指责，称奥尔忠尼启泽就是霸道的大沙文主义。

奥尔忠尼启泽就是斯大林的广告代言人，当着和尚骂秃子，坏脾气的斯大林当场翻脸：前战友再亲也亲不过自己，该翻脸时还得翻脸。

姆季瓦尼等地方领导人挨了处分、受了脸色，心中一口恶气咽不下去，天空这么大，难道还能一手遮天不成？地方领导人有的向中央委员会上书，有的则找机会向列宁诉苦。

斯大林不能一手遮天，却是极为放心：山高皇帝远，中央委员会没有这份闲心管事。列宁病得不轻，自己都折腾不过来，插一脚根本不可能。趁人病，要人命，斯大林命令奥尔忠尼启泽对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人进行大清洗。

列宁的想法最初与斯大林的想法基本一致，想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和格鲁吉亚的领导人谈心后，列宁的立场发生了转变，五根手指都是长短不一，想天下大同更是困难。

格鲁吉亚人坚决要求自治，中央委员会不敢轻视，成立一个由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主持的调查委员会专门处理这件事。

捷尔任斯基是捉拿反革命和反对派的好手，也是强烈反对民族自决的鹰派。相信捷尔任斯基能处理民族自决，不如相信老母猪会爬树，列宁命令李可夫到梯弗利斯那里调查，然后向自己报告。

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一如列宁所想的那样波澜不惊，李可夫的报告却让列宁大怒了一把。

高加索的山民曾经送给奥尔忠尼启泽一匹白马。李可夫找姆季瓦尼的同事卡巴希泽谈话，卡巴希泽心中早就对奥尔忠尼启泽不爽，一见机会难得，就反映奥尔忠尼启泽霸占山民的马。奥尔忠尼启泽刚好走进办公室，听到这话，抬手就给了卡巴希泽一记耳光。

对待同志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而且是当着自己的面打卡巴希泽。李可夫脸上可挂不住了：奥尔忠尼启泽打的不仅是卡巴希泽的脸，还有中央的权威。

1922年12月30日，列宁在病榻上开始口授《关于民族或“白治化”问题》一信。

列宁认为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不到三千字的信里，列宁三次把斯大林比作杰尔席莫尔达，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一个愚蠢粗野、动辄用拳头打人的警察。

列宁让秘书去向捷尔任斯基或者斯大林要有关格鲁吉亚问题委员会的材料。捷尔任斯基说相关材料放在斯大林那里，但是斯大林不在莫斯科。秘书给斯大林打电话，要求他提供相关材料。

斯大林一口婉拒：列宁同志身体不好，未经医生批准，不得做有损列宁健康的事情。

1922年12月18日，中央全会通过一项极其特殊的专门决定：责成斯大林负责监督执行医生为列宁规定的制度。列宁的一切活动必须征得医生的同意，而医生又必须受到斯大林的监督。也就是说，只要斯大林高兴，就可以让医生以治病的名义禁止列宁做某些事情。

老虎一病，就有人不把老虎当回事。如果让一个性情粗暴、固执己见的人掌控国家大权，带给国家的绝对是一场灾难。

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灭火的最高境界就是无火。

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职位上调开！列宁开始立遗嘱，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做善后的安排。

阳错

列宁病重。

列宁不能视事。不论生死，接班那是迟早，只是不知道是谁接班、什么时候接班。

舍我其谁！托洛茨基对自己接班很有信心。论才能，学识渊博，有出色的演说家才能。论声望，十月革命最著名的领袖之一，在党内仅次于列宁。1917年秋天，列宁也对自己作了很高的评价。列宁在谈到推选党员参加立宪会议的代表候选人时说：“托洛茨基这样的人当候选人，谁也不会提出异议。第一，托洛茨基一回来就采取了国际主义者的立场；第二，他在各派中为争取合并进行过斗争；第三，在七月事变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他能胜任工作，是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忠诚拥护者。”论强硬，托洛茨基自认为心肠不是一般的坚强。只要红色俄国遇到致命危险，一切经济上、物质上和人力上的牺牲都有可能，一句话：“为了战胜白匪，我们掠夺了整个俄国。”

托洛茨基一门心思想上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心知肚明。季诺维也夫有非凡的演讲和写作才能，出口成章都是小儿科，更重要的是，他很早就跟随列宁革命，在党内有资格称自己是“列宁的战友”的人不多。

和大多数人一样，季诺维也夫不喜欢托洛茨基：傲慢、自负、专横、独断、不能容忍不同意见就是这家伙的标签，除了列宁，不会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托洛茨基曾经这样评价斯大林：“斯大林的意志力看起来也不亚于列宁的意志力”，“但是，他的智力只有列宁的智力的10%～20%。”不过让季诺维也夫更不爽的是托洛茨基想抢王座、挡自己的道，一旦和自己有宿怨的托洛茨基坐上王座，自己怎么死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921年第十次党代会之前，列宁与托洛茨基在工会国家化的问题上曾有一段为时不长的分歧与辩论。季诺维也夫乘机对托洛茨基发动猛烈的人身攻击，使托洛茨基和他的支持者几乎威信扫地，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中央改选时名落孙山。

王座，斯大林没有理由不想，但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两人相比，实力实在处于下风。斯大林没有受过教育，没有职业，更没有革命家的魅力或者火山喷发般的威力。别说才华横溢的托洛茨基看不上他，季诺维也夫也不怎么把他放在心上，他曾在一个小范围内说过：“斯大林是一个好的执行者，但必须有人经常来指挥他，斯大林本人没有这种自我指挥的能力。”

季诺维也夫资历虽老，但在斯大林的心里，托洛茨基却是最危险的人物。在列宁逝世以前，斯大林打心里赞赏这位“政论家”。斯大林很早就看出托洛茨基想当领袖的接班人，牙齿那是咬得咯吱咯吱地响：宝座如衣服，兄弟如手足。谁穿我衣服，我剁谁手足。

强如托洛茨基，弱如斯大林，以弱凌强，只有一条路：找死。

死，谁都不想，斯大林当然更不想死，王座还在那里吸引人的眼球呢。

以弱欺强最好的办法就是走集体路线、逐渐孤立强者。斯大林没有费多大力气就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拉到了自己一边。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斯大林对自己不构成威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很自然地走近斯大林。在开政治局的会或者别的什么会之前，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都先到斯大林那里碰头，协调双方的立场。

列宁不能视事，托洛茨基觉得有必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托洛茨基批评党内缺乏民主，主张在过渡时期普遍采用军事化的方法。1923年秋天，他挑起关于经济问题的争论。

1923年10月8日，托洛茨基给中央委员们写信，对党的领导尖锐地提出批评。党的脸都敢往地上踩，斯大林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一点。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体会议谴责了托洛茨基，参加会议的114人中只有两人投票支持托洛茨基。失望的托洛茨基把目光转向军队，希望在那里获得支持。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他以前的拥护者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帮助下，托洛茨基打算利用武装力量来表示不同意中央的路线。但是，除了少数人以外，陆军和海军中的共产党员受不了他的自负，直接用脚投票。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1924年1月）为这次争论作了总结，会议不仅谴责了托洛茨基，而且在经济政策方面通过了一系列重要决定。

斯大林虽然个人名望不高，但是体现了党的“路线”。更有名望的活动家、早就带有“派别分子”烙印的托洛茨基却极度相信自己在江湖中的地位，更相信对手不堪一击，所以不屑卷入争夺继承权的公开斗争。他坚信，在列宁逝世后，党一定会选中他。

斯大林逐渐摸透了托洛茨基天性中的弱点，并且在同他作斗争的时候彻底地利用了这些弱点。托洛茨基不太注意对自己的言论、意见、主张的“推敲”，常常出些小错。有一次，他同列宁谈话，脱口就说了一句俗语：布谷鸟不久就将用鸣叫声宣告苏维埃共和国的死亡。还有一次，在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代表谈话时，他说：“如果欧洲或亚洲不爆发革命，俄国的火炬可能熄灭。”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从此以后，斯大林就有了“铁”证，可以谴责托洛茨基缺乏信心和没有骨气了。托洛茨基也觉得说漏嘴，到处解释，结果是越解释越黑。

托洛茨基不仅对斯大林的能力严重低估，并且无休止地发表攻击、争论、论战文章攻击斯大林。斯大林在这种条件下已经成了列宁遗产的捍卫者和党的统一的维护者，托洛茨基越是频繁地“冲撞”斯大林，他的名望就下降得越厉害。当时形成的舆论都认为托洛茨基在攻击党的路线，结果托洛茨基自己帮助斯大林巩固了他的政治地位。在党员们的心目中，似乎斯大林一次也没有向右或向左“摇摆过”，而是表现了“灵活性”（有时使用了巧妙的计谋）。

1924年5月，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列宁的妻子拆开了列宁真正带有“遗嘱”性质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当时，列宁的这份绝密材料是在很小范围内公布的。其中的内容首先是对斯大林的一个沉重打击！

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因为这一可怕的事而吓得目瞪口呆，尽管斯大林表现出镇定和沉着，但显然他的处境十分不妙。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斯大林是没有准备的。他一直认为已经胜券在握：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高举列宁主义的大旗，拥有一支73万多党员的队伍，党指向哪里，他们就会打到哪里；党的权威主要靠自己来树立，最老的布尔什维克之一，忠心耿耿地跟着列宁干革命的助手。自己如果不接列宁的班，那就是没有天理。至于和列宁的那一点儿冲突，不过是一次小小的误会，一个不愉快的插曲，况且别人并不知道……

季诺维也夫在会上讲话：“列宁的每一句话对我们都是法律……我们已经宣誓去完成列宁在临终前所命令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将信守那个誓言。”

斯大林和所有的与会者的心都紧缩起来，不知道全党的命运将会转向谁的手里。

季诺维也夫没有停止的意思，继续说：“但是，我们可以愉快地说，列宁所担心的事情中，有一点已经证明是没有根据的。我指的就是关于我们总书记的那一点。你们所有的人都看到最近几个月来我们之间的密切合作，你们也会像我一样愉快地说：列宁的担心已经证明是没有根据的。”

加米涅夫也表示应当让斯大林继续任职，没有必要在代表大会上发表列宁的遗嘱。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有自己的打算：斯大林可以担任总书记，但始终只能是书记处的领导人；政治局的第一把手自然是季诺维也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担心托洛茨基，而不认为斯大林是危险人物。

托洛茨基在代表大会上表现消极，好像完全是在等着请他出台。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采取了一切措施，使得列宁坚持要把斯大林调离总书记职位的建议没有实现。他们说服斯大林收回了自己的口头声明，并共同制定了一条方针：建议斯大林考虑到已故领袖的愿望和批评意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亲自在各个大代表团中做这个工作，实际上是宣布不同意列宁的想法。

斯大林在同托洛茨基作斗争时，打出的口号是集体同独裁作风、那种一人独占领袖地位和满足特大野心的奢望进行斗争。托洛茨基继续利用他在国内战争年代捞取的政治资本，而没有觉察到这点“资本”正在急剧减少，斯大林在批评托洛茨基妄想在领导机关中起特殊作用时，正式提出了另外一种更为进步更为民主的选择方案——“集体领导”。诚然，这种领导逐渐朝着有利于总书记本身的方向变化。斯大林已经为自己拟订了逐渐改变党的领导核心的计划。

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曾对压制列宁的遗嘱表示抗议。但她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太小了。从此以后，斯大林一直担任党的总书记和书记，党和国家的领袖。

决裂

托洛茨基已是板凳球员。

从主力到板凳，托洛茨基的光芒退化得极快。托洛茨基仍是政治局的七名成员之一，却已是一个看客。斯大林已是当仁不让的核心，其他的五名成员却是分成两拨，斗得正欢。

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携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则是二人组，双方围绕怎样理解和执行新经济政策做文章，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纲领和口号。布哈林是理论研究方面的权威，在党内极有人缘。李可夫是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出了名的杰出“武将”和“实干家”。托姆斯基领导工会工作，在工人中很有号召力。季诺维也夫为人傲慢，借着列宁的战友名号赢得了列宁格勒人的支持。加米涅夫却是有点弱势，少有主见，人称“季诺维也夫的影子”。

季诺维也夫虽然是以二对三，却是信心十足，自己不仅是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的亲密战友，更在公布“列宁遗嘱”时保护过斯大林，这份情他不可能不记得。

季诺维也夫剑指布哈林等人，只要是布哈林支持的，毫不犹豫地踩上一万只脚。布哈林支持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理论，季诺维也夫就称苏联落后的经济与文化和资本主义的包围正在成为建设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障碍，想实现社会主义在一国的胜利是万万不行的，浑然不管自己几个月前还是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取得胜利的铁杆粉丝。为了取得广大贫农的支持，季诺维也夫指责布哈林承认“发财吧”这个口号有“富农倾向”。季诺维也夫踩到自己头上，布哈林们也没有好脸色，大力攻击季诺维也夫在十四大前夕出版的《列宁主义》论著中的观点。

板凳球员托洛茨基没有参赛资格，主力斯大林则是选择性观战。强强联手才能双赢，强弱合作风险太多，一旦失手，那就是永世不得翻身。斯大林心向布哈林，却是静静地等待发难的最好时机。季诺维也夫不久前还是自己对抗托洛茨基的亲密战友，翻脸太快有卸磨杀驴的嫌疑，身边的人可能思想都跟不上变化。

斯大林站出来和稀泥，承认党内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对富农危险的估计不足，另一种是夸大富农危险。双方各打板子：让布哈林承认“发财吧”这个口号是错误的，严禁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批评这一口号的文章发表。

稀泥是砸不死人的，季诺维也夫极为不爽，联手加米涅夫、财政人民委员索柯里尼柯夫和克鲁普斯卡娅等人，要求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对所有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自由辩论，并希望自己的政策得到大会的支持。

人民代表人民选，各地方党组织召开预备会议讨论政策并选举当地的代表，两派舌战的战火蔓延到了地方。论战主要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大城市之间进行。列宁格勒受西方的思想和文化技术影响较大，市民对传统而古板的莫斯科人一向很是不屑，认为他们保守、落后。《列宁格勒真理报》与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直接掐了起来，掐到兴起，列宁格勒派一口否决莫斯科代表团全部候选人的资格，竟然没注意总书记斯大林也在黑名单内。

斯大林怒了：连我都敢拉入黑名单，还真不把总书记当党员。

1925年12月，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了。斯大林肯定了“社会主义一定能够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结论，宣布实行工业化、进行社会改造。

季诺维也夫发言，批判布哈林“让农民富起来”的观点。敢和总书记振兴苏联的宏伟计划过不去，代表们一片喧哗，不断地有人插话表示抗议，甚至有人要求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从政治局除名。拉舍维奇立即站出来反对，称这是践踏党的民主。米高扬立即反驳说，这是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人的钢铁意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只有服从党内决定。

局面一下火暴起来，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站出来呼吁双方保持冷静，称列宁从来没有把反对派成员调离领导岗位的先例，更不会要求反对派公开放弃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等。

呼吁被无视，列宁妻子不是列宁，只是他的妻子。

加米涅夫不愿出局，脱口而出“斯大林同志不能起到统一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作用”。话音刚落，立即被多数代表的愤怒叫喊所打断，随之而来的是长时间的掌声和一片欢呼声：“要斯大林！要斯大林！”

打击仍在继续，托姆斯基指名道姓地指责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将你们对托洛茨基同志的训导运用到你们自己身上吧！在党的意志面前低下你的头！”

列宁大旗、群众路线，斯大林用得极是熟练。季诺维也夫们想不出继续论战的理由：反对列宁，那简直是找死；单挑群众，群里好像没有超人。

斯大林大胜，但并没有急于把反对派领袖赶出政治局，而是让忠诚战友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进入政治局，并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各增加了一百多名可以信赖的成员。

季诺维也夫在斯大林这里受瘪，一口恶气全出在托洛茨基头上，极力要求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党中央政治局。斯大林不给他机会，不同意把托洛茨基开除出政治局。政治局新成员加里宁力挺斯大林：“托洛茨基的个人威信是党的资本，使用这个资本要非常慎重，要使托洛茨基的威信受到极少损失。”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肯罢手，鼓动团中央的支持者，突然做出“开除托洛茨基党籍”的决议。政治局立即否定了这个决议，并把共青团中央十五名成员免职。想睡觉有人递枕头，想整人有人给理由，斯大林毫不犹豫的采取组织手段处理党团干部，该免的免，该升的升，一点也不知道怜香惜玉。

季诺维也夫仍然是政治局成员，但已不再是光芒四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的职务分别由布哈林和基洛夫担任。

上场没有资格，竞争实力不够，退役心中不甘，板凳球员季诺维也夫的日子不好过。穷则变，变则通，要把斯大林拉下马，只有请外援、拉赞助。

破盟

日子清静悠闲，内心激情澎湃，这就是板凳球员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已是工业科技委员会主任、租赁委员会主席、电气技术管理局局长。按他的经历、威望和能力，这些职务太低，但败者别无选择。人不在其位，托洛茨基心在其位，苦苦思考着社会方面的政治和现实问题。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来拜访托洛茨基，开口就说：“若我们突然丧命，那么一定是斯大林干的。”

同样的恨，悲伤的心，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组成“联合反对派”——托季联盟。

不久，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分别在党的会议上释放暖意。季诺维也夫讲话：“有那么一段悲惨时期，因为对党内的一些情况的本质不清楚，我们两派真正的革命者在两年间互相打架。我们感到非常惋惜并希望今后再也不会重复。”托洛茨基则在同一时期发表《个人问题声明》，承认自己不应在《十月的教训》一书中指责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机会主义者。

干戈化为玉帛，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同心。从1926年上半年开始，两人开始对斯大林路线发起抨击。世界变化太快，仇敌变为盟友，托、季两派的成员和支持者思想都转不过弯：明里捅刀子、暗里敲闷棍这种事大家没少干，一下子想兄弟齐心，天信、地信、反正我们不信。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倒是信心十足，加米涅夫曾满怀信心地对托洛茨基说：“只要你同季诺维也夫一起出现在主席台上，就能重新征服全党。”

斯大林对他们的和解也是很震惊，他说：“他们竟互相赦免了！”震惊解决不了问题，联盟仍在，进攻只能用反击来打退。

1926年7月，反对派成员拉舍维奇在军队中进行秘密活动。斯大林立即在中央委员会上揭露了拉舍维奇在军队中组织反对派半秘密组织的行为，撤销他的军职，并把季诺维也夫开除出政治局。

斯大林列举了反对派领袖们互相掐架的光荣事迹，让广大党员认识到反对派立场不稳、毫无党性原则。至于托洛茨基反对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反对发动十月革命这些事更是大力宣传，让热爱列宁的普通群众对他们用脚投票。在舆论上，斯大林争取了党内多数人的支持，把持有反对意见的少数派说成是“搞破坏活动”的“反党阴谋集团”。在组织上，则用“开除党籍”和“撤销党内职务”的办法来要挟反对派，从而达到“党内行动的统一”。斯大林曾经这样强硬地警告说：“党要求统一，如果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愿意这样，党就和他们一起去达到这种统一；如果他们不愿意，党没有他们也要达到这种统一。”

面对强势，联合反对派无心再战，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索柯里尼柯夫、叶甫多基莫夫等人签署一项退却声明，表示要立即解散联合反对派。

联合反对派示弱，斯大林的危机却是大增。

1926年10月18日，美国《纽约时报》上突然发表了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并称这是列宁遗嘱。据说列宁遗嘱的文件摘录就是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悄悄送给法国共产党人鲍里斯·苏瓦林的，苏瓦林又将材料转交给托洛茨基在国外的朋友伊斯特曼。

《给代表大会的信》只有苏共党内极少数人知道，杀伤力却是极高：建议将斯大林调离总书记职位。

列宁虽死，威望却仍在，如果这封信是真，斯大林只有一条路可走：下台。

高处不胜寒，却是一览众山小，斯大林不想下台。斯大林用组织手段迫使托洛茨基承认并公开声明“列宁遗嘱是虚假的、伪造的文件”。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也站到了斯大林的立场上。

为应付危机，斯大林采取狂扁主角、安抚追随者的手段。1926年10月底，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作出决定：撤销托洛茨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撤销加米涅夫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撤销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主席团中的职务。已被开除出党的施略普尼柯夫和麦德维捷夫又重新入党。

退却已不可能，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也不想再退却。

5月12日，英国警察袭击了苏联驻伦敦贸易代表团，英苏之间断绝外交关系。世界局势顿时紧张起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等人乘机发难，向中央递交一份有83人签名的书面政纲，史称《83人声明》。在《83人声明》中，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称为与马列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小资产阶级理论；在租让政策方面主张向外国资本让步；赞扬“高度工业化”，把劳动农民这一国家的大多数居民看做敌视社会主义建设的力量。

托洛茨基又给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泽写信，声称外国武装干涉一旦临近莫斯科，他们就将推翻现政权，重新组织强有力的新政府以挽救苏联。

托洛茨基继续组织反对派进行各种秘密活动，集会、游行，向外国记者的邮箱里投递反斯大林的文章，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在全国各地组织秘密小组，交纳自己的党费。他们不能在党中央的报刊上发表文章，就建立自己的秘密印刷所，刊印宣传自己的观点的材料，并进行散发。

1927年10月，托洛茨基在中央全会上尖锐地抨击斯大林的政策，说斯大林“恐吓党”、把“最优秀的列宁分子”赶了出去。参加中央全会的伏罗希洛夫、戈洛舍金、邱巴尔、洛莫夫、加里宁等人是斯大林的铁杆粉丝，不断用粗暴的怒吼声打断托洛茨基的讲话。季诺维也夫的待遇也好不到哪里，话还没有讲完，就被轰下讲台。

会内受到炮轰，托洛茨基在会外则受到热捧，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知识界的党内外人士认为托季联盟的纲领还是很有见解的。

1927年初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提出“将要出现粮食征购危机”的警告。斯大林认为这是恶意的攻击。可是两个月以后，粮食征购危机真的到来，斯大林的解释又与加米涅夫的预言如出一辙。

在经济措施方面，“联合反对派”提出了一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措施，如：缩短工人的工作时间（变每日八小时为七小时）、增加工人工资、免除一些农业税等。

“联合反对派”的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被党的大多数领导人所接受，斯大林却揪住纲要中的一些错误不放，不断放大。

斯大林密切注视着反对派的行动，他开始采取对敌斗争的手段——指派内务部工作人员刺探反对派的秘密活动，并决心在党内逮捕一批反对派。在他看来，托洛茨基等人已经没有资格再打出列宁的旗帜，列宁主义的捍卫者只能是“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党中央”。

斯大林常常在大会上重提托洛茨基曾攻击列宁的旧话题，以此激起人们对托洛茨基的愤恨。1927年10月23日，斯大林公布了托洛茨基1913年4月给齐赫泽写的信的内容，信中说列宁是“无聊争吵的能手”等。

抨击、谩骂解决不了问题了，联合反对派不愿再延续这种无用的斗争。

1927年11月，正是十月革命十周年。

庆祝、阅兵，一切正常。

斯大林满脸微笑，看工人、职员和学生的队伍从主席台依次走过，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一些中国学生更是舞动蛟龙助兴。

蛟龙飞腾，直奔列宁墓，突然有人高喊“处死斯大林！”广场顿时一片雪白，宣传单漫天飞舞。斯大林脸上的笑容凝固，广场附近的秘密警察看见出了大事，蜂拥而上，把散发传单的学生全部抓了起来。

搅局只是个插曲，托洛茨基的演讲才是重头戏。托洛茨基出现在靠近红场的一座办公楼的阳台上，开始对聚集在下面的群众发表演说。联合反对派的成员则站在他的身后，挥动他的巨幅画像。

警察再次赶来，楼下的群众潮水般地退去。

嘴皮子利索，在某些时候终究抵不过拳头的坚硬。当晚六点，托洛茨基乘一辆黑色轿车向加米涅夫郊外的住所驶去。“联合反对派”组织的集会活动以失败而告终。

1927年11月14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两人开除出党。不久，又有一批人被开除出党。

1928年1月，4名便衣警察敲开托洛茨基的房门，抓住他的胳膊就往楼下拖。托洛茨基的秘书看见情形不对，急忙过来劝阻，结果也被抓走。

托洛茨基被流放边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顿时傻了眼，板凳球员虽然不能上场，至少还有上场的机会，可一旦出局，再想回来那是千难万难。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痛哭流涕作检讨，逮着机会就夸总书记斯大林如何英明。

斯大林宽恕了他们，把他们重新接收到党内，以观后效。党内矛盾似乎是解决了。

割袍

斯大林决意彻底消灭资本主义。消灭资本主义其实很简单，废除列宁在世时就执行的新经济政策，只要逼迫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就在眼前。

对于农民，斯大林根本不放在心上，没有什么了不起；党内更不用担心什么事，托洛茨基早就在遥远的阿拉木图喝风喝雪，加米涅夫也已低头。政治局早就是自己的后花园，朵朵花儿向太阳，布哈林、伏罗希洛夫、加里宁、古比雪夫、莫洛托夫、李可夫、鲁祖塔克、托姆斯基哪个不是看自己眼色行事。

神不阻，佛不挡，布哈林挡。

布哈林乐观、随和，温和宽厚，从不轻易伤害别人。布哈林是斯大林政治上的主要盟友，更是挚友。上班，斯大林曾经和布哈林联手把托洛茨基流放到遥远的阿拉木图喝风；下班，两家人聚在一起吃饭喝酒、看孩子们在家门口的草地上打滚。斯大林的妻子死后，斯大林因为不愿意再唤起伤心往事，特意和布哈林换了住房。

得友如此，夫复何求？布哈林甚至觉得自己的命运就是和斯大林绑在一起的：生，一起生；死，一起死。

托洛茨基去喝风，加米涅夫已低头，党内太平，是踏踏实实地搞经济建设的时候了。布哈林把重心放在提高社会生产力、让农民发财致富、活跃经济、繁荣市场上。

斯大林找布哈林谈心，交换对“新经济政策”的看法。对于新经济政策，斯大林只有四个字：强力废除！布哈林一直紧跟列宁，希望用列宁遗嘱中的思想指导建设，针对实际情况发展特色经济。至于强力，布哈林从来就没想过，采用暴力手段来剥夺农民更是不主张。强悍一向不是布哈林的强项，列宁就曾说他软得像“蜡”。

布哈林像“蜡”，斯大林则是钢铁。斯大林只相信武力，威望是打出来，而不是赏、求出来的，俄国要在世界各国中间有话语权，就得足够强悍。斯大林对彼得大帝仰慕已久，曾说：“彼得大帝接触了西方较发达的国家以后，就狂热地建立工厂来供应军队和加强国防，这也就是想跳出落后圈子的一种独特的尝试。”

斯大林不仅仅是仰慕，更是想走出同样的路。面对落后的工农业现状，斯大林认为只有高速实现工业化、农村实现集体化、彻底消灭富农，才能富国、强国。

布哈林犯了难：一边是命运绑在一起的盟友和挚友，一边是远去而敬仰的领袖。出口阻拦，盟友立马变成死敌；袖手不问，农民受伤，自己有何面目去见领袖。

布哈林竭力想说服斯大林，列宁的心血尽在新经济政策中，不能轻易变动。

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过不去，注定引来吐槽、反抗无数。吐槽、反抗，无权无势的一批对手，斯大林真不在乎，只要派出得力的官员就可以搞定。

若说有顾忌，斯大林的顾忌就是布哈林。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布哈林不是流氓，但绝对比有文化的流氓更可怕。布哈林是党内公认的最宝贵的和最权威的理论家，他在党内的威信甚至不低于斯大林本人。理论深、威信高也不是问题，强强联手才能双赢，有问题的是布哈林已渐渐地不再是当年自己联手流放托洛茨基的那个布哈林。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特意树立自己的权威形象，曾经以权威的形象给大学讲读《列宁主义基础》。布哈林就写了一篇文章说：“因为列宁不在了，也就没有了公认的权威。我们现在只能有集体的权威了。我们没有人能说我问心无愧并能绝对地解释列宁的学说。那个自命不凡说百分之百能行的人，就是把个人的作用看得过大了。”

当着和尚骂秃子，斯大林一向不是个好脾气的人，更何况打的还是自己那张权威的脸。敢打脸，斯大林有了对布哈林动手的强烈愿望。斯大林开始注意做政治局委员们的工作，经常主动找政治局委员谈话，对他们说：“不在农村中实行坚决的转折，我们就不会有粮食。”

斯大林和布哈林的争斗终于摆到了桌面上。战争有导火线，斯大林和布哈林的争斗则是粮食饥荒惹的祸。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造就了一批新富农。家富，手有余粮，富农们却并不安心：一旦取消新经济政策，实行集体化政策，粮、牛、羊什么都得归集体。拼死拼活得到的东西要便宜了别人，富农们当然不肯干。

防火防盗防政府，富农们把粮食藏了起来，一致装穷，吃饭都成问题，哪里还有粮食上交给国家。

粮食收购踢到铁板，灾情却是日益严重，斯大林亲自给地方党组织下命令：一周改变收粮现状。态度不积极者，党纪伺候。囤粮者，刑法招呼。斯大林又采取“非常措施”派出3万多名工作者到农村向农民征购粮食，连政治局委员都亲自到那些抗粮严重的地区去做工作。

征粮就是抢粮，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人甚至不允许给农民留够口粮和种子。基层干部稍微对收粮面有难色，就要遭到责骂和处分。与其自己挨骂，不如让别人难受，政府官员对不驯服的农民们粗暴地使用了武力。

饿了肚子，伤了自尊，一些地区的农民怒了，毁坏农作物和工具，杀死牲畜，在家闲着不种地。谁爱种谁种，爱谁是谁，反正我是不种。

面对暴动，斯大林的回应很干脆：以暴制暴。斯大林先派卡冈诺维奇去镇压农民暴动，接着突然在党内进行大规模的“春季清党”，撤换那些贯彻集体化不力、阻挠实行“非常措施”的基层工作人员。

清党可以，但农村激化的矛盾仍在。布哈林认为富农利用政府的错误制造了这场悲剧，所以党应该从中吸取教训。

承认党的错误，就是承认自己是错的。犯错误不要紧，要紧的是能不能坚持错误。斯大林一口咬定是刁钻的农民、反抗的富农导致了这场灾难，农民人多不能消灭，富农则一定要消灭。

1928年5月，根据斯大林的指示，经济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提出5年内工业增长130%的主张。计划委员会的干部大吃一惊，经济学家也纷纷提出质疑，要求给个理由先。回答很绝：我们不受任何规律的限制，布尔什维克没有攻不破的堡垒。

路是走出来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走出路来。布哈林私下找斯大林谈心，希望能够不伤感情，又能说服他收回成命。

感情没有伤，布哈林倒是伤了心，斯大林是咬定青山不松口。个人魅力太浅，布哈林决定利用集体的力量。政治局的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财政人民委员弗鲁姆金、莫斯科党委书记乌格拉诺夫、列宁的妻子和妹妹都是布哈林的人，红色教授学院和共产主义科学院也是布哈林的重要堡垒。

财政人民委员弗鲁姆金确实是布哈林的贴心人，在一次中央全会上，弗鲁姆金说：“农村中除了一小部分贫农，其他的人都有反对我们的情绪。”他又说：“中农基本群众感到没有希望，没有前途。”斯大林早就想对布哈林动手，只是找不到机会。弗鲁姆金这一开口，斯大林毫不犹豫地解除了他的职务，把他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在1928年7月中央全会上，斯大林正式提出了他的土地革命纲领。为了迅速发展工业，政府强令农民交钱以填补资金缺口。斯大林还号召全党打击那些富农和投机分子，称富农不卖粮食给政府就是破坏苏维埃经济政策。

布哈林忍无可忍，我的人可以拿下，我的底线绝对不能践踏。斯大林的政策就是全面彻底否认新经济政策，而新经济政策恰恰就是布哈林的底线。

保底、反击，布哈林率领一干人等在七月全会上和斯大林撕开脸皮舌战。

面对钻石大底的强大支撑力，空方斯大林选择了退却。退却是为了更好地积蓄力量，锤子就在自己手中，什么时候砸、怎么砸，还不是自己说了算。斯大林表示继续贯彻新经济政策，谴责“破坏革命法制”的粗鲁行为，取消对农民过分限制的“土地法草案”等。

保底成功，布哈林却是极度不安：斯大林是个不肯轻言放弃的人，随时都有可能冲击底线。水滴还可穿石，更别说斯大林这样粗暴的人。

心中不安的布哈林四处寻找支持，甚至突然秘密地拜访加米涅夫。布哈林已是信心全无、惧意满腔，几次把斯大林比作“书记处的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在俄国人的眼中是不是一代天骄不得而知，但绝对是上帝的鞭子。一代天骄可以忽略不计，上帝的鞭子却是无处可躲、无法可藏。

加米涅夫是戴罪在身的人。一年前，加米涅夫曾因反对斯大林而被开除出党。鼻涕、眼泪流了一地，检讨保证写了一堆，才换回来那张旧党票。加米涅夫不敢乱动，斯大林既然能够踩自己一次，就能轻轻松松地将自己再一次踩在地上。这一点，加米涅夫有足够的自知之明。

被踩是件痛苦的事情，加米涅夫不想知道自己痛觉神经是否正常，却是极有兴趣观战。观战就得看那宏大场面、血肉横飞，尽管布哈林一再强调不要把这次秘密接触告诉任何人，加米涅夫还是把它透露给托洛茨基分子。

托洛茨基在阿拉木图喝风喝雪，粉丝们的热情却是不弱于当年，他们把这一情况印成材料，在国内秘密传看。

内务部的便衣警察很快侦探到这些情况，并且很快锁定消息来源。斯大林接到报告，立即给布哈林密访加米涅夫的行为定性，说：“布哈林代表右倾投降主义者集团通过加米涅夫同托洛茨基挂上了钩，并同他们订立协定共同反党。”

斯哥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布哈林不想做喝风的托洛茨基，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倒不如放手一搏。

1928年9月30日，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的文章，指责斯大林的新方针：“我们应当……统筹兼顾，让个人、群众、社会和国家都能发挥主动性。我们在各种事情上都集中得太过分了。”

指责别说激起一地鸡毛，连一滴水花都没有溅起。平头百姓对高层争斗一无所知，甚至是毫不关心，神仙打架关我何事，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斯大林的政策此时已在农村中推行，心情大好，也不在嘴舌上争个高低长短。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实在。

动静太小，斯大林不肯接招，布哈林觉得有必要发起强攻。

1929年1月，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三人共同发表声明，指出现行工业发展速度不符合经济规律，指责党采取的措施是“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为了纠正错误，他们要求收缩集体农庄建设，提倡私人贸易自由，反对针对富农的暴力政策和征收过高的税，并且以辞职逼中央更换政策。

布哈林想以理服人，斯大林根本不按牌理出牌。斯大林称右的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企图阻碍大工业的进展、轻视或否定集体农庄和国有农场、同情富农、冷眼相看群众，要求党员和中央保持一致步伐，并在相关的决议上签字以示忠心。

大帽扣了下来，明知是伸着脖子往绳套里钻，布哈林们还非得投赞成票，否则就是和中央过不去。

斯大林开始拉紧绳套：命令莫斯科市委书记乌格拉诺夫引咎辞职，往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身边安插心腹，美其名曰“政治委员”。

忍无可忍，退无可退，布哈林公开称“斯大林的路线将毁了苏维埃”。强悍不如斯大林，布哈林打出了列宁这张底牌。1929年1月21日，在列宁逝世五周年之际，布哈林发表题为《列宁的政治遗嘱》的长篇讲话。文中大谈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如何重要、列宁的决策的如何民主，更重要的是，文章的标题提醒共产党员们“列宁遗嘱”曾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岗位调到其他岗位。一句话，斯大林没有资格坐在总书记的位置上。

一石激起千丈浪，更何况是布哈林这样的人物。

斯大林不敢大意，立即召开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审议此事。斯大林很有信心，中央监委主席团的4名委员——奥尔忠尼启泽、雅罗斯拉夫斯基、什基里亚托夫和索尔茨都是自己的人，投票决定，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早已落了下风。

布哈林被公认为党的主要理论家，斯大林甚至有心情调侃布哈林：“你这个理论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你还需要补习一下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全会决议认定布哈林集团的观点同党的总路线不相容，责令他们无条件地执行党的决议。

布哈林和李可夫被撤职，一场全国性的严厉批判“右倾分子”的运动开始了，斯大林农业集体化路线在全国施行。

布哈林是比蜡还软的人，反右运动如潮，于是泪流满面地要求政治局原谅。

牛刀

托洛茨基被流放！

加米涅夫已低头！

布哈林流泪服软！

斯大林是一览众山小，党就是我，我就是党。斯大林终于有机会实行自己“在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

1929年4月，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批准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希望以最快的速度在俄国实现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1930年1月30日，根据斯大林的要求，中央通过了《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的决议，目的只有一个：让富农们一贫如洗地离开原来居住的地区和州。为了加强威慑力，许多州提出很雷人的口号：“谁不加入集体农庄，谁就是苏维埃的敌人。”

不敢做苏维埃敌人的人们背井离乡、告别他们的祖坟，不少人死在去西伯利亚和北极地带的途中。敢做苏维埃敌人的人们被枪决。富农被强迫消失，中农的日子也不好过，被“富农”的人大有人在，好好地享受了一把一夜回到解放前痛苦的经历。

斯大林要求把实现集体化的时间缩短一半。急急如律令！各省督促加快速度的汇报会和碰头会接连不断，大批特派员前往基层帮助实现集体化。为了快速完成任务，一些特派员给农民承诺：只要快点加入集体农庄，煤油会有的，食盐会有的，拖拉机也不是问题。

即使当了富农，还不是一下子被打回原形，赤裸裸地来，赤裸裸地走。农民们不甘心放弃祖辈传下的生活习惯，反抗成了唯一的活路。农民们杀光自家的牲畜和家禽，喊着口号：“喝吧！吃吧！这全是我们的！”地当然更是无心耕种，收成再好，也是集体盘中的菜，想想都心疼，不如不种。生活混乱，农村中的人际关系降到了冰点。人们互相仇视、怨恨，挨闷棍的党员还能自求多福，被装进麻袋、扔进河里的党员则只能奢望天上有九个太阳、系麻袋的绳子是伪劣产品。农村中的流氓无赖倒是很高兴，浑水摸鱼正当时。

告状信满天飞，上访团挤满莫斯科。强悍如斯大林，也不得不考虑民心所向。老百姓是个很奇怪的东西，温柔如羊，凶狠如狼，是羊是狼就在一念间。

斯大林不想给羊变成狼的机会。斯大林对外宣称政策是英明的，只是执行者犯了错误、歪曲了党的路线，并告诫犯错误的执行者要勇于承认和纠正错误。

经是好经，只是歪嘴和尚念歪经，农民接受了这种说法。许多农户都按“自愿原则”退出集体农庄，留在集体农庄的农户不足六百万，不到贫农和中农总数的四分之一。

为了缓和农村中激烈的矛盾，斯大林对农民的个体经济作了一些重要的让步，使集体农庄的性质有所改变。让步以前，差不多农民的所有财物都被宣布为集体财产，庄员的劳动所得不能多于工人的工资。让步以后，集体农庄的庄员不仅可以享有农庄的利润，还能拥有小块的自留地、家禽和一些家畜。

斯大林一直有把俄国带入世界强国之列的使命感。强国的标准就是先进的工业，很不幸的是，俄国虽然国土辽阔，却是十足落后的农业国。

落后就要挨揍，更谈不上什么话语权。斯大林决定要在十年内赶上或超过美英法等国。斯大林很赞赏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意志是万能的，对意志来说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这句话，认为为了实现工业化、将苏联变成金属的、汽车化的、拖拉机化的国家，即使有牺牲，也必须全力去做。

苏维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真正做到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口号。口号喊得天响，想在短时间内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却是件极困难的事情。

斯大林铁了心，有机会要上，没有机会，创造机会也要上。资金短缺，斯大林要求各地想方设法从老百姓，尤其是农民手中搞钱。人力不够，斯大林命令把大批的劳改犯人和流放人员投入建设。

工业化运动实行军事化管理。中央政治局担任最高司令部，基层各单位的政治指导员负责政治宣传鼓动工作。他们不断地传达党中央的精神，向工人灌输革命英雄主义的伟大思想，要求他们勇于牺牲、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

在斯大林看来，只要靠至高无上的权力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没有最基本的经济常识，没有向旧经济专家请教的意识，斯大林知道自己至少有一样不缺：至高无上的权力，这足以让那些工业领导人按照计划生产出大量的煤、钢和机器。斯大林甚至代表中央把五年计划指标增加一倍。

拔高是件好事，但无限度的拔高却让人恐惧，许多人都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纷纷提出反对意见。

反对无效，斯大林甚至把反对看成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敌视，他说：“那些胡说必须减低我国工业发展速度的人是社会主义的敌人，是我们阶级敌人的代理人。”

敌视社会主义建设的人就是资产阶级代理人，斯大林要求以阶级斗争的霹雳手段对付他们，无论他们是工程技术人员、知识分子，还是管理人员。

顿巴斯矿区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专家们很快就尝到了斯大林的霹雳手段。来自农村的工人技术粗糙，按照工程技术人员和专家们的本意，只能稳打稳抓、按部就班地完成任务。

矿区领导不干，领导是外行不假，但领导就是领导，这事领导说了算，加快进度没得商量。

进度加快，工人手忙脚乱。

手忙脚乱终究会捅娄子，只是这一次捅的娄子实在太大：矿井爆炸，井区被淹没。

恶性破坏工业建设，斯大林大怒，命令保卫局和内务部逮捕了几十名煤炭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旧专家，指控他们勾结原矿主、购买外国劣质设备，有意制造矿井事故，搞破坏活动。1928年7月，审判结果出来，除了4人无罪、4人缓刑外，5人被枪毙，其余被判有期徒刑1～10年不等。

五年计划在矛盾中提前一年完成，使俄国在一片空地上建起了重工业网络：燃料和原料产区建立了重工业基地，一些大城市中建起大型工厂。

1932年夏天，工业化的浪潮继续高涨，却掩不住全国性饥荒的惨相，许多人饿死在路上。前莫斯科市党委书记留京站出来挑战斯大林的权威，把自己的纲领散发给党内知名人士，指责斯大林是“大内奸、党的破坏者、革命和俄国的掘墓人”，并要求放慢工业化速度、取消集体化、恢复党内民主。

留京的行为就是叛国！斯大林强烈要求政治局判处留京死刑。

斯大林在政治局内的支持率一向很高，斯大林已经看到留京满身是血倒在地上。

莫洛托夫举手！卡冈诺维奇支持！其他的人都投了否决票，连斯大林多年的密友奥尔忠尼启泽等人也反对处死留京。

党代表大会一片欢呼，全国上下一致颂扬，斯大林曾经以为如日中天说的就是自己。如日中天的太阳周围是没有黑子的，斯大林却已感到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受到了威胁。

十七大如期召开，按照规定，代表们应鼓掌两分钟欢迎政治局委员上台，鼓掌十分钟欢迎斯大林同志上台。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走上大会主席台时，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待遇直逼斯大林。在十七大闭幕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基洛夫被选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仍继续在列宁格勒任党的书记。基洛夫的个人威望达到了顶点，许多人甚至把他看做是斯大林以外的另一个领袖。

斯大林向来只相信极少的一部分人：梅利斯、莫洛托夫、波斯克列贝舍夫、基洛夫。斯大林很少把自己亲笔题词的书送给别人，基洛夫却是其中为数不多的一个。

信任的人取得进步，斯大林却是十分恼怒，甚至是不安。基洛夫是个极有主见的人，深得斯大林喜爱，却从不无原则地追随斯大林，甚至认为斯大林推行的无情镇压一切持不同政见者的路线是错误的。

朋友越来越少，威胁却越来越大，斯大林知道一切到了改变的时候。

林疯狂

基洛夫死！

基洛夫被枪手暗杀在自己在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宫的办公室门口，凶手尼古拉耶夫被听到枪声的人们逮了个正着。

基洛夫遇害后两个小时，斯大林立即乘专车赶往列宁格勒。斯大林对接站的人们破口大骂，抬手就给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局局长梅德韦季一个耳光。这一事件激起全国公众的极大的震动和愤慨。

不久，在斯大林的“提议”下，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先后通过了《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其中写道：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在侦察和审理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有关事宜进行如下修改：①有关这些案件的侦察工作不能超过十天。②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③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④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⑤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

一周后，枪杀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耶夫连同其他13名同谋犯均被宣判有罪而处以极刑！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躺着也能中枪，被指控组织“列宁格勒阴谋暗杀总部”谋杀基洛夫。一些据说是同案犯的陌生人接受政治审判。“陌生人”态度极其端正，张口就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经指示自己暗杀党的领袖。

早已习惯夹着尾巴做人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敢再低调，再低调就只能到列宁面前诉苦，于是断然拒绝这种指控，坚决否认存在什么恐怖总部。

季诺维也夫可以一口否认有这么一回事，联共（布）中央却不敢松懈，密令各地党组织动员所有力量彻底击溃敌对分子、捣毁反革命巢穴。

一时间，急流涌起。所有的州，特别是列宁格勒掀起了大逮捕的高潮。低调多年的旧贵族被强制性从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大规模地强制迁出。当局宣称反苏分子把党证作为进行反苏等不法活动的护身符，要求党员接受审查、更换党证、反省错误，很多原反对派成员和从来不属于反对派的共产党员被捕或者被开除出党。

凶手尼古拉耶夫早就被枪毙，死无对证；陌生的同案犯明明不认识，却是一口咬定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是谋杀的领路人。命苦不能怨政府，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横死街头。

调查仍在继续，新的起诉书中说流放中的托洛茨基建立了一个秘密的恐怖主义联合总部，该总部的宗旨就是暗杀斯大林和他的亲密同事，基洛夫就是他们刺杀的。

原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参加者或者关联人不断被逮捕，雷人的新供词层出不穷，比如布哈林、李可夫、拉狄克、皮达可夫、索柯里尼柯夫、谢列布里亚科夫、乌格拉诺夫、施略普尼柯夫都是我们的人等。

涉恐，当然要严查，全国的企业和机关纷纷集会要求一查到底，无论他是王子还是庶民。老布尔什维克、工会领袖托姆斯基、拉狄克、皮达可夫及其他原“左派”反对派的成员很快被捕，布哈林、李可夫和其他大部分原“右派”反对派成员随即失去了自由。

叶若夫直接负责内务人民委员部后，立即加快了大清洗的步伐。人们不断被灌输反革命分子无处不在的观念，怀疑一切成了习惯，人们耐心地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门外排起长队，等着揭发邻居、同事，甚至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儿女。

一审，二审，三审。布哈林等人不仅头顶谋杀基洛夫、策划谋害斯大林的罪名，还有一些新的罪名：谋害高尔基、古比雪夫、明仁斯基；谋害列宁未遂；企图使乌克兰、白俄罗斯和远东以及外高加索和中亚脱离苏联版图，并把这些地方出卖给帝国主义；从1921年起就和英国间谍联系。

布哈林、李可夫、亚戈达等在内的大多数被告均被枪决，并没收其全部个人财产。

斯大林在多次讲话中号召“彻底消灭”反对派、剥削阶级的残余、富农、蜕化变质分子、两面派、间谍、恐怖分子……并且确实在“彻底消灭”他们。

对待政敌与故旧如此，对待亲属与朋友，斯大林也从不“厚彼薄此”。阿维尔叶努启是斯大林多年的患难兄弟。阿维尔叶努启义不容辞地干掉斯大林昔日的战友扎科夫斯基和弗里诺夫斯基，然后义不容辞地被人干掉。在斯大林的眼中，只有死人才会守口如瓶，一切知情人只能走自古华山一条路：绝路。绝别人的路，也绝自己的路。

号召“彻底消灭”，斯大林一直在努力，他也做到了。

1925年5月召开的俄共十五大选出7名政治局委员，除斯大林本人外，其余六人全部被枪决或谋杀：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托洛茨基……

在列宁建立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人民委员中，除了列宁和4名在“大清洗”之前就去世的委员，其余的9人都死于斯大林的大清洗中。可以说，斯大林枪毙了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全部人民委员。

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225名代表，其中竟有1108人被捕，其中多数人死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下室和集中营。在这次大会选出的139名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被捕并被处决，而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重建在经济上遭到破坏的国家、实现从木犁走向现代工业国的历史性飞跃的最积极的参加者。有些往事，斯大林不想记起，也不想知情人记起或者提起。

在乌克兰，基辅市和地方的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捕。1938年召开乌克兰党的代表大会时，党员人数已从1934年的45万减少到28万。

在格鲁吉亚，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1937年5月举行，出席大会的644名代表，有245人在当年被逮捕……

敌人来了有猎枪，朋友来了呢？朋友来了还是有猎枪，没办法，斯大林一碗水端得极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待遇相同，彻底消灭绝不打折扣。

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到莫斯科就是奔着安全感来的。资金支持、建国经验这里应有尽有。如果社会主义也有天堂，牢牢控制着革命政权的革命领袖斯大林的身边就是最靠近天堂的地方。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最靠近天堂的地方未必就是天堂，至少莫斯科不是。

匈牙利1919年苏维埃共和国的12名人民委员居然全部死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审讯室里，包括匈牙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贝拉·库恩。

波兰共产党大部分领导人都住在莫斯科，虽然没有被一锅端，却也好不到哪里去。波兰中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列辛斯基、创始人之一A.瓦尔斯基、波兰工人运动领袖薇拉·科斯特舍娃都进了黑名单。波兰中共中央波共政治局委员亨里霍夫斯基和叶日·伦格更冤，拿着请帖、坐着飞机赶到莫斯科和斯大林商量要事，从此再没有回到波兰。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手中有枪，胆儿贼壮。苏联的军事高级干部却半点体会不到枪能撑腰的喜悦。在1937—1938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被斯大林消灭的红军指挥员和政治委员有好几万人。

斯大林对他的军队的大屠杀震惊了世界，并且对另一个政治狂人希特勒的扩张野心无疑是一个刺激，而为他的冒险计划增添了勇气。

希特勒在制订对苏联的进攻时，曾作过这样的估计：“头等的苏联高级军事干部已在1937年被斯大林消灭了……因此，他们没有优秀的统帅。”

覆手

左有狼，右有虎。

英、法、美的感觉极是不爽，世界经济危机已经让人撑不住，偏偏还有让人不省心的主。

英、法、美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只有两个字：嫉妒。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一片倒退、政治一片混乱，这家伙却是不退反进，工业化水平更是大大提高。如此下去，怎么得了。

意大利、德国和日本倒是资本主义国家，可墨索里尼、希特勒、东条英机法西斯头子一上台，心中只有一件事：抢地盘。为了抢地盘，这些人扩军备战，战争只是早晚的事。

地盘是有限的，英、法、美舍不得把手中的地盘拱手让人，却又不想和意大利、德国和日本拼个你死我活，这种事情太伤身体。伤身体的事总得有人做，苏联当然是最佳的人选，不管谁胜谁负，总之可以挫了社会主义的锐气、伤了苏联的元气。英、法、美对德国无限放纵，只要往东进攻，别说是苏联，捅破天都可以。

希特勒不负所望，一路向东，占捷克斯洛伐克，夺立陶宛的默默尔港，下达入侵波兰的“白色方案”密令。

希特勒咄咄逼人，斯大林不想独自扛下这个大棒，向英、法提出缔结英、法、苏三方互助条约举行会谈，理由很简单，大棒一旦敲打完苏联，掉过头就会狠揍你们。

英法心中偷着乐，但还是派出一个没有重量级人物的代表团参与谈判。苏联建议谈判三方签订一项军事协定，要求签字国（甚至可以包括波兰）对中欧和东欧所有受到纳粹德国威胁的国家做出担保。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指出，苏联同德国无共同边界，当德国在欧洲发动进攻时，苏联军队只有在有权通过波兰和罗马尼亚领土的条件下，才能给英、法、波、罗以援助，否则就无法与英法合作。

借道波兰，英法政府、波兰政府一口否决，人心隔肚皮，不可不防。再说和你订约，那不是自己伸长脖子往大棒下凑。英国秘密同德国谈判，希望能做到两不侵犯。

拒绝签约，暗中谈判，摆明是想勾引希特勒入侵苏联，斯大林不想挨这一棍大棒。没事找打，不是犯贱，就是犯傻，斯大林不想这样，只是棒子打下来还得接。

希特勒心中不安，一旦三国结成联盟，德国两头挨打，日子不是一般的难过。希特勒给斯大林递橄榄枝：咱俩互不侵犯，谁都别惹谁。

斯大林麻利地接过橄榄枝。以后谁都不知道，至少现在可以赢得时间精心准备国防。英法不仁，我就不义，你们先和希特勒斗，我偷着乐。

希特勒掉头西进，英法想坐看龙虎斗，那就让他们尝尝德国纳粹的味道。至于苏联，一旦在欧洲腾出手来，铁定是要拿下的。征服苏联，独霸欧洲，夺取世界霸权，一向是希特勒梦寐以求的目标。

两年后，希特勒掉头东进。1941年6月22日早上4时45分，希特勒突然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伙同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等国军队，发动了闪击苏联的巴巴罗萨作战计划。

希特勒打了斯大林一个措手不及。在这之前，斯大林已经收到相关情报，但他认为希特勒不会冒着两线作战的危险进攻苏联，因此没有做好在本土战争的充分准备。

苏德战争爆发后，英、美立即放电不断：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梦想，咱们合作吧。

苏联形势确实不太妙。不到一个月，苏联已经丢了相当于两个法国的领土。斯大林亲自指挥，下令红军死守基辅，结果66万苏军被歼灭，希特勒宣称这是人类战争史上最大的歼灭战。

对于秋波，斯大林笑纳，即使是秋天的菠菜，也总能啃上两口。世上本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追求利益的爱总好过恨。

血流成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胜利告终，而苏联也在战争中付出了重大牺牲（死亡人数达到2820万）。同年，斯大林获苏联大元帅军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社会主义事业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空前的发展，共产党的影响日益增长。

西方国家惊慌失措，万一国内的百姓有样学样，事情还真不好收拾。丘吉尔尤其感到不安，英国本来就在走下坡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更是很受伤，这种事不得不防。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要想消灭力量，只有灭掉榜样。

美国倒是不惧，但对有人铁了心要反对还是感到高兴，多个铁杆，多份胜算。总统杜鲁门邀请丘吉尔访美，谋划通过丘吉尔发动反苏反共的冷战。

1946年3月5日，杜鲁门陪同丘吉尔到密苏里州富尔敦市的新闻学院发表有关国际局势的演说，恶毒诽谤社会主义的苏联，鼓吹建立英美军事同盟，确立英语民族对全世界的统治。为扩大影响，美国当局还安排通过无线电向全美国和英国转播。

苏联是西方的“红色的威胁”，苏联的处境却极不乐观。苏联实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受重创，美国却是在战争中壮大。工业潜力增长了50%，装备增长了3倍，运输工具增长6倍。更要命的是，美国还掌握着原子弹，一颗原子弹下去，广岛和长崎活生生地变成了无人区。

无人区风景虽好，总不如有人热闹，斯大林不给英美挑起战争的借口，发表声明说：“不应醉心于批评彼此的制度。每一国的人民都维持着它们愿意维持的制度。哪一种制度更好，历史会证明的。应该尊重人民所选择和赞同的制度……合作并不需要各国人民具有同样的制度，应该尊重人民所赞同的制度。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合作。”

公开出师无名，英美仍不放手，千方百计地拼凑反苏反共联盟。孤掌难鸣，斯大林开始向外寻求外援，虽然帮手不怎么的，有总比没有强。

1947年夏天，苏共中央给波兰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写信，要求波兰工人党出面发起召开欧洲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的会议，讨论加强欧洲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问题。

经过斯大林同意，苏联代表日丹诺夫在会上作了《论国际形势》的报告，明确指出世界已经划分为一红一黑两大敌对阵营，别无他路。

红与黑，纠缠到死，不死不休。与会的共产党纷纷同意成立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抱成团应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攻。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出席会议的各国党之间交换经验和协同行动的决议》，主要内容为：设立情报局，由南、保、罗、匈、波、苏、法、捷、意九国共产党（工人党）各派两名代表组成；情报局的任务是交流经验，必要时在协商的基础上协调各国共产党的活动。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后一致对外，但在内部，各国的共产党却时不时地感到一丝苦涩和无奈。苏共动不动就摆老大的谱，完全违背在协商的基础上协调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准则，甚至想全方面地控制他国。

南斯拉夫曾是莫斯科骨灰级别的铁杆追随者，但苏联对铁杆却一点不关照。在处理里雅斯特问题上，苏联事先不与南斯拉夫商量就接受了美、英、法的提案；苏联想要在南斯拉夫党、政、军各部门安插苏联情报人员，遭到南斯拉夫的拒绝；南斯拉夫与保、罗等国加强了联系，苏联对此也大为不满；南斯拉夫一腔热情想发展工业，斯大林在一旁大泼冷水，认为南斯拉夫最好集中力量开发它的丰富的矿产资源。理由无他，苏联需要它们。

对于东方的中国，斯大林的态度只有一个：利为先。

斯大林并不相信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能够用小米步枪打败手持美式武器的蒋介石军队。虽说同是共产党一脉，斯大林还是在日本投降后的第一时间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由于苏联控制了中国满洲（中国东北）及蒙疆（内蒙古）的部分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想接管满洲，以便能更好地与蒋介石的中国国民党继续展开武装斗争。为了避免和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进一步加深冲突，斯大林拒绝了毛泽东的要求，决定在中国推行“联合政府”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美国新任驻中国大使声称完全支持蒋介石，斯大林才意识到美国已经在中国的影响中抢得先机，苏联的处境会更加困难。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确定两国货币比值和一些关系到两国利益的实际问题上，中国人明显地感受到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6月27日，美国派出海军空军等武力入侵朝鲜，干涉朝鲜内政并命令海军第七舰队向中国沿海出动，以阻止中国解放台湾。

苏联对此发表声明，称美国政府将“对这个行动的全部后果和可能使苏联利益遭受的全部损失负责”。

话说得狠，斯大林却是无心和美国正面为敌。

朝鲜领导人认为与美国作战有困难，于是请什特科夫再次转递了金日成给斯大林的亲笔信。金日成恳切地请求：“我深信您帮助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愿望，我谨向您提出请求，允许在朝鲜前线司令部和两个方面军司令部里使用25～35名苏联军事顾问，因为我们的军事干部尚未充分掌握指挥现代军队的艺术。”

斯大林不好驳了金日成的面子，但对什特科夫的这种做法非常不满。斯大林在回电中批评什特科夫未经请示“就允诺给朝鲜人派顾问”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并严厉指出：“您应该明白，您是苏联的代表，而不是朝鲜的代表。”

斯大林十分谨慎，要求这些顾问只是作为《真理报》记者而不是作为军人派去的，而且只“派到前线司令部，而不是战斗部队”。

与此同时，在美国军队进行干涉的情况下，莫斯科开始考虑如何利用中国这个盟友摆脱困难局面的问题。

斯大林要求中国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在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进入北朝鲜作战，并答应“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不过，斯大林说明不是由苏联飞行员驾驶这些飞机，而是“打算用两三个月的时间，在我们飞行员的帮助下，教会中国飞行员，然后将全部装备移交给你们的飞行员”。

走眼

斯大林很少相信人。

即使相信，也只是极少数的几个人。贝利亚就是为数不多的一个。

苏联共产党自从召开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以后，党的生活就一直不正常。斯大林把国家保安系统放在了极不正常的位置上，党内的很多问题不是依靠党代会，而是依靠贝利亚、阿巴库莫夫等人。

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召开后，斯大林挑出“五名”主席团委员组成执行局，其使命是处理国内的重大问题。贝利亚就是其中的成员。

晚年的斯大林体弱，血压高，虽然多疑，对贝利亚却是极为信任。贝利亚宣称斯大林已经被敌人包围，所以应该考察每一个人，从中找出暗藏的叛徒或破坏者。斯大林大加赞赏，称这就是“警惕”，并常常说，一个报告只要有10%是真的，我们就应当认为这个报告是真实的。体弱，血压高，斯大林却不愿意看医生，甚至连以前信任的维诺格拉多夫院士的药方都不用，只是因为贝利亚说了一句话：“这个老头可疑。”

1953年的2月28日，斯大林起得比往常晚了一会儿。虽然如此，还是习惯性地在用餐之前拿起材料批阅。

到了晚上，应斯大林的邀请，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来到斯大林在莫斯科的“近郊别墅”和他共进晚餐。

同往常一样，晚饭一直吃到早晨五六点钟。斯大林喝得有点醉了，但兴致很高，丝毫看不出有患病的迹象。

饭局快结束的时候，斯大林又动起怒来，他批评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也受到了责备。

赫鲁晓夫在讲述这段历史时，情节稍有不同，他说：“大家回去时都很高兴，因为在吃饭当中没有出什么岔子。在斯大林那里吃饭并不总是在欢乐的气氛中结束。”据他所讲，斯大林大笑着用手指打趣地戳着自己的肚皮，学着乌克兰话的腔调叫他“尼基塔”。

细节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熬夜对一位长期患高血压的老人无疑是十分有害的。

斯大林的房间始终没有动静，服务人员开始不安起来。又到吃中饭的时间，斯大林还是没有起床，这根本不符合他的生活习惯。不安归不安，服务人员却是不敢敲门或者推门而入，按照规定，未经领导召唤，不得擅自进入房间。

到了晚上6时30分，斯大林的办公室的灯亮了。大家松了一口气，等待着传唤的铃声。

焦急地人们等在门外，竖着耳朵听铃声。

8时、9时、10时、11时，铃声一直没响。一顿饭不吃没什么问题，有问题的是斯大林年老体弱，还有高血压。

值班工作人员斯塔罗斯京、图科夫和餐厅服务员布图索娃一商量，决定由斯塔罗斯京拿着邮件进去，万一挨批，多少有个借口。

斯塔罗斯京直奔办公室，办公室的灯亮着，斯大林的人却不在。

斯塔罗斯京一边叫着斯大林的名字，一边查看每个房间，并顺手把灯都打开。当他打开小餐厅的灯时，一下子惊呆了，他看到斯大林穿着睡裤和衬衣躺在地板上，地板上扔着一张《真理报》。

看到斯塔罗斯京进来，斯大林勉强抬起手，把斯塔罗斯京招到跟前，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里净是恐惧和哀求。

斯塔罗斯京一声尖叫，门外的人们赶紧跑进来了。大家手忙脚乱地把斯大林抬到沙发上，他几次想说什么，但发出的只是不清楚的喉音。

警卫和工作人员赶紧打电话给国家安全部伊格纳季耶夫，但是他建议给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打电话。可是哪里都找不到贝利亚。按照规定，没有贝利亚同意，任何人不得给斯大林叫医生。马林科夫也不敢采取任何措施。

马林科夫又打电话给赫鲁晓夫，说：“你听着，契卡人员刚从斯大林别墅打来电话。他们认为斯大林出了什么事。我们最好去一下，我已经通知了贝利亚和布尔加宁。你最好立即动身。”

夜里3时，贝利亚、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先后赶到。贝利亚浑身酒味，马林科夫脱下鞋，轻手轻脚地走近已陷入昏迷状态的斯大林。

警卫和工作人员中有人提议马上将斯大林送往医院，贝利亚劈头就是一顿训斥：“送医院做什么！没看见斯大林同志正在酣睡吗！滚，不要打搅领袖睡觉！吵醒了领袖，我找你们算账！”

警卫和工作人员当时就是一愣：领袖中风都8个小时还不叫医生，这是什么意思？

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将警卫和工作人员赶到屋外，并禁止他们给任何人打电话。有的警卫和工作人员脸色发青，这俩人傻到极处，也不知道怎么就混进了中央。有的警卫和工作人员浑身发抖，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这一次只怕上帝也救不了自己。

贝利亚、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来了又走，理由是领袖既然不方便见人，不如先各回各家。

3月2日上午9时左右，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以及其他政治局委员才又来到斯大林的别墅，实施救护的医生也来了。

医生卢科姆斯基小心翼翼地走到斯大林身边，拿起斯大林的手，自己的手却是抖动不已，好像拿到的是一块烙铁。

赫鲁晓夫知道卢科姆斯基担心被人控告谋害斯大林。在“医生谋杀案”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医生都会这样想的。赫鲁晓夫没有说话，贝利亚却在一旁怒吼：“抖什么抖！你不是医生吗？查啊，好好捏住他的手呀。”

卢科姆斯基吓得脸色煞白，和其他医生及护士给斯大林作了一番检查后，得出结论：斯大林的右臂不能动了，左腿瘫痪。他的情况严重，也许能活下来，但不能再工作了。顿了一顿，卢科姆斯基又说：“这种病一般不会拖得太久，结局往往是致命的。”

斯大林一度清醒过来，但不久又昏迷过去。贝利亚在斯大林失去知觉时，就在他的旁边走来走去，口吐怨言，简直不堪入耳。但一看到斯大林脸上露出一些恢复知觉的迹象，贝利亚就跪了下来，不停地吻他的手。等到斯大林失去知觉、闭上眼睛，贝利亚就站起来吐唾沫。

闻讯赶来的斯大林的女儿像木头人似的站在一边，醉醺醺的瓦西里几次跑到大厅喊道：“混蛋们，父亲是被害死的！”

人们把斯大林抬到大房间里他平时睡觉的沙发床上，那里空气好些。医生们就轮流看护斯大林的事宜作了安排。

有人看见贝利亚离开大家匆匆到克里姆林宫去了几个小时，回来后，贝利亚对神情沮丧的马林科夫等人说：“赶快准备关于斯大林患病的政府公告，发布病情通报。”

3月3日白天，斯大林一度恢复了知觉。虽然他仍然不能说话，但开始有了表情。人们用汤匙喂给他一些汤水，他举起左手指指墙壁上的东西，嘴角现出一丝微笑。

不久，斯大林的病情迅速恶化。人们都来到他的身旁。刚刚值班结束回去休息的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又立即驱车赶到现场。

1953年3月5日9时50分，斯大林永远地睡着了。

家事

斯大林的父亲是一名奥塞梯鞋匠，母亲是格鲁吉亚农奴。斯大林在家中排行第三，两个兄长在婴儿时就已夭折。他的父亲早期颇为富裕，拥有自己的工厂，但嗜酒无度，经常毒打妻子和儿子。

1904年，斯大林与妻子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结婚，生下儿子雅科夫·朱加什维利。1907年，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死于斑疹伤寒，儿子雅科夫·朱加什维利由姨妈抚养。

1917年10月，斯大林探望住在彼得格勒的好友阿利卢耶夫一家。在那里，斯大林遇到阿利卢耶夫的二女儿娜捷施达。出于革命者的崇敬，娜捷施达对斯大林产生了爱慕之情，斯大林从她身上看到了前妻叶卡捷琳娜的形象。

娜捷施达的母亲开始并不赞成这桩婚事。她担心女儿不会幸福，斯大林心里只有革命，年龄又相差22岁。可是母亲已不能说服天真、痴情的女儿。

1919年，斯大林和娜捷施达结婚了。他们在莫斯科安了一个相当简陋的家。对于居住条件，斯大林根本无心过问。家里极其俭朴，屋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沙发椅上罩着布套。睡觉时，盖的是军被。他特别坚持要用国产货，而不用进口的东西。娜捷施达上衣腋下和裙子衬里全是补丁。

除了饮酒之外，斯大林没有任何爱好。后来受到妻子的感染，他偶尔去莫斯科剧院欣赏一下戏剧和音乐。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斯大林养成了每周都看电影的习惯。即使如此，他仍然认为电影和其他艺术一样，其作用仅仅是为了“教育人”。

1921年，娜捷施达生下一个儿子，取名瓦西里。五年后，他们的女儿也出世了，名叫斯韦特兰娜。在祖巴洛沃别墅里，除了斯大林一家四口外，还有斯大林前妻的儿子雅科夫以及娜捷施达的父母、姐姐和哥哥。

娜捷施达是一位纯朴、善良的女性，她爱生活，爱孩子，她尤其喜欢斯大林的大儿子雅科夫。雅科夫文静而内向，并有谦虚、正派的好品格。斯大林却不喜欢雅科夫，认为他软弱、笨拙，简直是个不可救药的人。雅科夫受不了父亲的冷漠，气得用手枪自杀，因为没有打中要害才逃过一劫。斯大林不仅不安慰，反而来了一句：“呵，没打中！”小儿子瓦西里在性格上更像斯大林，聪慧、倔强，受父亲宠爱。

斯大林希望妻子娜捷施达不要过问政事，只做个专职的妻子。娜捷施达希望多为党和国家作贡献，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地生活，一样地享受天伦之乐。尽管丈夫身居高位，拥有无限的权力和威望，可是她却感受不到幸福。渐渐地，她对这个家庭失去了信心，并开始责怪斯大林不关心家庭和孩子。她试图“规劝”丈夫，却总是受粗暴的责骂。

1929年，娜捷施达坚决要求到工业学院去学习专业技术。斯大林开始不同意，后经叶努基泽和奥尔忠尼启泽劝说，娜捷施达终于实现了上学的愿望。娜捷施达常常把学校里的人和事告诉斯大林，斯大林很感兴趣。

1932年11月10日，妻子娜捷施达去世。最初，官方报道说是病故，后来又说是自杀。斯大林本人不置可否。妻子去世，斯大林不再信任这里原有的工作人员，把他们都调走，仅剩下一个老保姆。即使是孩子的姨妈、舅舅、表兄妹，斯大林也不再相信。

妻子不幸去世后，斯大林一家及其亲属几乎都陆续遭到了不幸。

大儿子雅科夫在卫国战争中被德军俘虏。希特勒用他当人质交换德军军官，斯大林一口拒绝：“你们手里不只是我儿子雅科夫，还有上百万人都是我的儿子，要么把他们全部释放，要么让雅科夫和他们分享同样的命运。”1943年，雅科夫在德国的俘虏营中扑向380伏电网自杀。

小儿子瓦西里是空军飞行员，由于他屡立战功，24岁就成为苏联最年轻的空军少将。1952年他因指挥空军飞行表演发生严重的事故，被斯大林撤职。此后瓦西里曾一度意志消沉，常常酗酒闹事。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把瓦西里监禁起来。瓦西里孤独地生活了十年，最后死于喀山。

斯大林非常喜爱他的小女儿斯韦特兰娜。在她年幼的时候，父亲总是亲切地称她为“我的小主人……谢坦卡”。斯韦特兰娜长成了一位俊俏的长发女郎。

1942年10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期间，16岁的斯韦特兰娜迷恋上了一位40多岁的已婚男人卡普勒。斯大林从内务部那里得知卡普勒是位英国间谍，立即派人逮捕了卡普勒。斯韦特兰娜为此和他大吵了一架，这使斯大林很沮丧。斯韦特兰娜后来成为一名作家。1967年，斯韦特兰娜从苏联叛逃到美国。她到美国后发表了自传，其中描述了父母的关系。她同时表示自己憎恨苏联并永远都不会回到苏联。

他说

1959年12月21日斯大林诞辰80周年之际（当时斯大林逝世已经6年）前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下院发表演说：“对苏联万幸的是，在她经受艰难考验的年代里，领导她的是天才而且坚韧不拔的统帅约瑟夫·斯大林。他是一位杰出的人物，赢得了他所生活的我们这个残酷时代的敬仰。他的著作有一股磅礴无比的力量。这股力量在斯大林身上是如此巨大，以致在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的领导人中，他仿佛是无与伦比的。斯大林缔造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并使其臣服于自己。他是一个用自己的敌人之手消灭自己的敌人的人，甚至能使我们这些被他称为是帝国主义者的人去同他另外的敌人——法西斯主义者们作战。斯大林的确是一个世界上无人可与之相比的最大的独裁者。但他接手的是一个犁耕手种的俄国，而留下的却是装备有原子武器的苏联。”

芬兰总统帕西基维作了相似的评价：“可以以不同的观点对待他的政策，但是应该承认，是他把苏联提高到它以前未必有的地位。在他的领导下，苏联不仅得以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而且也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其他的胜利者尚未得到的和平。”

法国著名领导人戴高乐这样说他：“斯大林不仅在苏联有着巨大的威望。他能使自己的敌人‘驯服’，他既不因失败而惊慌，也不因胜利而陶醉。”

斯大林的政敌克伦斯基对斯大林的功绩给予了应有的评价：“斯大林使苏联从灰烬中振兴起来，使它成为一个伟大的强国，粉碎了希特勒，拯救了苏联和人类。”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是：“斯大林不是在所有问题上，而是在一些问题上犯了错误，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不能跟着转。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梅德韦杰夫说：“如果从国家层面上而言，自新的俄罗斯国家产生以来，国家领导人对斯大林的评价非常明确——斯大林对自己的人民曾犯下了大量罪行。虽然他曾作出过许多贡献，虽然在他的领导下国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他对本国人民也做出了不可饶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