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先秦玉器、青铜器造型观念的确立

“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文化产品，不仅记载了数千年来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及生产力的发展情况，也体现着古人的思想观念和审美意识。玉器上接石器，下启青铜器，从史前的简朴神奇、商周的典雅凝重、战国的繁缛华丽，到汉代的生动奔放、唐代的丰满圆润、宋代的秀巧清新、元代的豪迈粗犷、明清的吉瑞俗丽，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特色和时代风格，表现出了当时社会的时代精神（见图3.2-1）。

玉器诞生于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早期，至今有七八千年的历史。从公元前7 000年左右的河南南阳独山玉雕，到公元前四五千年左右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和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玉器盛行约有3 000年之久。

玉器艺术在漫长的发展和演变中经历过七个时期。

一是新石器时代的孕育期（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期间发明了原始砣机，工艺上有了钻孔、镂空及琢磨，代表文化有距今6 000～5 000年的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玉兽玦”（见图3.2-2）、“玉龙”（见图3.2-3）和“玉璇玑形环状器”都是红山文化代表性玉器，“玉兽玦”和“玉龙”采用的都是琢磨的制作方式，形如“C”状，前者造型饱满肥硕，后者造型精细圆润，都极其珍贵。“玉璇玑形环状器”（见图3.2-4）体积扁平，造型在圆的基础上外缘有三个锯齿状凸脊，寓简洁中有丰富，静态中有动感。“兽面纹玉琮”（见图3.2-5）是良渚文化的代表玉器，外方内圆，纹饰奇特，雕镂精细，显示了工匠的高超技艺和对美感的准确把握。

二是夏、商、西周时期的成长期（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771年）。夏代出现了铜砣，有了类似兵器的器型。商朝的玉器艺术性有所提高，更强调装饰性，开始应用于祭祀、礼仪、佩饰、陈设、生产和殉葬，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功能。

在造型方面，玉器以中部器形为基础又广泛地吸收了南北的长处，并形成了统一的艺术格调。如殷商时期的代表性玉器“玉立人柄形器”“玉凤”和“玉鹦鹉”。“玉立人柄形器”（见图3.2-6）借助扁平的玉器形状在两面分别雕刻了男女形象，造型显示着早期人像的古朴与稚嫩。“玉凤”（见图3.2-7）和“玉鹦鹉”（见图3.2-8）形体也都很扁平，但琢磨的十分精巧，纹饰也非常精细。再如“玉跪式人”（见图3.2-9），造型不仅古朴，刻画细致，纹饰丰富，而且还是一件十分珍贵的玉质圆雕作品。

西周时期的玉器造型整体更趋于扁平，刻饰比较简单，但线条刚劲、形象鲜明。

三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嬗变期（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春秋时的玉佩极其丰富，有珩、璜、琚、禹、冲、牙及龙、虎等。“玉兽面纹饰”（见图3.2-10）是春秋晚期的代表性玉器，器型略呈正方形，正面雕刻有多组对称的变形蟠纹，纹饰细密，繁而不俗。战国早期的玉佩继承了春秋的细密图案和隐起手法；中期的玉器技艺更为精湛，碾锋劲锐、形式别致、图案新颖；晚期的玉佩在制作上开始使用铜铁砣具，工艺水平有了新的提高，尤其是对玉在温润光泽方面的美感有了进一步开发。

四是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期（公元前206年至公元589年）。西汉玉器有玉衣、玉枕、玉纽饰壁、玉剑饰、玉玺、玉高足杯、玉人等，造型手法有现实主义的也有比较夸张的。东汉玉器的立体感明显减弱，转向了平面的绘画性。而三国时期出土的玉器寥若晨星，目前出土的仅有一些趋向写实、简括的玉豚、玉蝉等。

“玉兽首衔壁饰”（见图3.2-11）、“玉镂雕双螭龙纹毂璧”（见图3.2-12）和“玉舗首”（见图3.2-13）都是西汉早期的玉器，纹样细密，雕刻精致，特别是在镂空雕刻方面显示出了娴熟的技艺，件件都堪称古代玉雕之精品。

五是隋、唐、五代、宋、辽、金时期的繁荣期（公元581—1234年）。隋、唐玉器一方面受萨珊波斯文化影响，出现了一些新的造型和图案；另一方面受到绘画和雕塑的影响，比较注重精神和气韵的表现。五代十国出土的玉器很少。宋代玉器因受到美术繁荣的影响，以及一些游牧民族工艺上的影响，形成了宋玉纹饰多变、风格迥异的时代特征。辽、金（公元1115—1234年）玉器散发着游牧民族的生活气息，展现了边疆的特色，具有代表性的是以契丹、女真两族捺钵生活为主题的春水玉和秋山玉。另外，在宋、辽、金时期还出现了有情节、有背景的景观式构图玉器，其构图繁复、情节曲折，但砣碾遒劲、空灵剔透，人物刻画形神兼备。

六是元、明、清的鼎盛期（公元1279年至民国诞生）。元代玉器不拘小节，做工渐趋粗犷，有继承传统型的玉器，也有具有蒙古族特色的新型玉器。到了明代中晚期，玉器开始出现商品化趋势，玉胎厚重、造型呆板、做工草率、装饰烦琐，失去汉代博大和唐宋传神的艺术魅力。清代玉器是历史上最为昌盛的时代，特别是乾隆朝，玉器称得上是集历代玉艺之大成。

中国青铜器艺术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从夏王朝初期开始，直到礼制被打破、铁器开始流行的战国时期，在千余年间青铜器上承陶器艺术，下启秦汉艺术，独特的造型、别致的纹络、精致的工艺，对后世文化与艺术都有重要启迪，尤其是在文化精神层面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青铜器造型和装饰的目的是表现“协上下，承天体”的时代精神。先秦左丘明所著《左传》中的《王孙满对楚子》曾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体。”

夏标志着原始社会的结束和奴隶制的开始，也开启了一个以青铜为主体的新文化时代。夏铸九鼎即是当时多个集团集结的象征物，也对中国古代造型艺术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推动。

《礼记·表记》记载“殷人尊神”，商代青铜器的用途也主要是用于占卜和祭祀。在商代和周代初期，青铜器的制作主要源于对自然力的崇敬和想支配自然的幼稚幻想，在现实社会中的目的则是为了体现统治者的意志和力量，彰显王权与神权的结合。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不仅式样规范、结构匀整、精致细腻，且气势雄伟。有的形象狞厉神秘，抽象而富有力量；有的装饰奇丽生动，纹饰蜿蜒优美（见图3.2-14、图3.2-15、图3.2-16、图3.2-17、图3.2-18）。

西周中期至东周初的青铜器开始以礼乐器为主，目的在于“明贵贱，辨等列，序少长，习威仪”“定尊卑”“纪功烈，昭明德”。青铜器装饰，一方面，开始从前期单独适合对称式纹样转向二方连续的带状纹样，在连续、反复、整齐的变化中追求造型的节奏与韵律和形式美感（见图3.2-19）；另一方面也将商周承载的装饰观念与审美意识进一步注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由青铜艺术传承下来的祖先崇拜、宗教意识和礼制文化博大精深，对后世的文化精神和艺术造型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战国后期，青铜艺术逐渐摆脱了宗教观念和宗法礼制的约束，从崇神转向了尚礼（见图3.2-20、图3.2-21），显示出对现实生活的关照。器型从庄重威严、精巧奇丽开始向轻灵奇巧、质朴自然转换，先前对外形典雅的刻画也转向了对内在情思的描绘。由夸张写意向写实的变化，由正面到侧面、静态到动态、平面到立体的一系列转化为秦汉的美学思想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也确立了秦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见图3.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