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战争在望”危机

然而，以普鲁士的方式行事并不会让别人把德国错当成普鲁士，更不能改变德国崛起的事实。当1875年“战争在望”危机爆发的时候，外部环境“大幅改善”的假象很快就破灭了，德国式的“低姿态”也遭到了严峻考验。这次危机的根源在于德国崛起带来的各种压力的汇集，但是爆发的直接原因却更加复杂一些，与当时德国国内的一场政治-宗教斗争有很大关联。

一、“文化斗争”与法德关系紧张

前面提到，普鲁士是以新教为主的国家。早在19世纪初，普鲁士就确立了新教的国教地位，并实行政教分离。而天主教势力则努力维护自身作为少数派的权利。1852年后，普鲁士邦议会中就曾存在过一个特殊的罗马天主教政治派别。该派力图在一个新教占优势的国家里维护天主教会的权利，但是从来没有妨碍普鲁士作为一个国家来实施它的政策。

然而到德国统一以后，随着国家与民族两个概念更加紧密地结合地来，宗教与政治之间、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这一点与当时欧洲的大环境也正好合拍。在19世纪下半叶，罗马天主教被不断排挤出国家的政治生活，政教分离已经成为欧洲的一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天主教会决心进行反击。在教皇庇护九世的领导下，欧洲的天主教会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巩固教权运动。1864年，罗马教廷发表题为《谬论举要》（Syllabus of Errors）的文件，反对政教分离，重申教会对世俗事务的权力。1870年又发表了“教皇无谬误说”（the Dogma of Papal Infallibility），称教皇代表神意。这样一来天主教会与国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对这场国际范围内的政治-宗教斗争，俾斯麦本来希望置身事外，1870年时还要求普鲁士驻罗马教廷的大使采取严格克制和中立的态度。^注29但是，这场斗争很快就波及德国国内。首先，德国的自由派人士、新教势力都强烈反对罗马教廷的做法，而天主教势力也分为两派，不接受“教皇无谬误说”的一派遭到德国天主教主教团的迫害，开始请求国家的保护。其次，德国境内的天主教政治派别开始积极主动地采取行动，整合反对派力量，于1870年12月成立了自己的政党——中央党。在1871年帝国国会选举中，他们以全德天主教运动的面目出现，在382席的总席位中获63席，几乎占全部选票的1/5，成为帝国国会的第二大党，也是俾斯麦政府最大的反对党。第三，天主教的积极活动与波兰问题纠缠在一起，因为波兰人主要信奉天主教，而不少天主教教士在波兰人聚居的省份鼓励使用波兰语，而不是像政府要求的那样推广德语。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政府就面临天主教教派利益与波兰民族利益结合起来的危险，使得原本是关乎宗教权利的斗争很快与国家安全利益联系了起来。

俾斯麦政府迅速采取了行动，以进一步明确宗教与国家的关系，巩固新国家的统一。1871年夏天，政府逐步将天主教教会的影响排挤出公共事务，并在全德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反对教权主义的运动，被称为“文化斗争”（Kulturkampf，该词于1873年由进步自由党人发明）。但是，国家机器在对群众性宗教信仰的斗争中往往很难占上风，德国“文化斗争”的形势也迅速复杂化。一方面，政府简单的强硬手段不仅没有削弱天主教势力，反而使其得到了广泛同情，天主教的政治力量由此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1874年1月的帝国国会选举中，天主教中央党的席位由63席增加到91席。另一方面，德国国内的天主教势力得到了罗马教廷和法国天主教势力的支持，这样国内政治-宗教斗争就有了国际背景，而且迅速涉及国际政治中的现实问题，特别是法德之间的敏感问题。1873年8月初，法国南锡主教发表了一封给教区教友的公开信，要求他们为归还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和梅斯（分别是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地区的首府）做祈祷。一个月以后，巴黎大主教也发出类似的号召。后来，又有五个法国主教发表讲话，支持阿尔萨斯-洛林的天主教徒和德国主教团反对政府的镇压措施。

面对这种情况，俾斯麦开始怀疑法国与罗马教廷正在阴谋联合反对德国，而法国国内形势的发展更是加深了这种疑虑。在结束普法战争的《法兰克福和约》中，德国要求法国赔款50亿法郎并以军事占领法国部分地区做偿款保证，原打算借此使法国背上沉重的财政包袱，延缓其复苏进程。然而法国偿清战争赔款的速度却出乎德国意料，到1873年时就偿清所有赔款，同年9月16日，德国占领军也被迫完全撤出法国。^注301873年11月20日，法国国民大会选举了拿破仑三世的旧部下麦克马洪元帅作为法国总统，困扰法国政坛的宪法危机开始平息，法国国内局势逐步稳定。在军事上，普法战争一结束法国就开始重整军备，到1873年时军事力量的恢复进一步加快。法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快速复苏很快引起了德国决策层的高度关注。德国军方率先作出反应。普鲁士总参谋长老毛奇早在1872年就着手制定对法“预防性战争”的作战计划。1873年5月1日，老毛奇在对英国大使罗素的谈话中提到了对法战争的可能性，^注31紧张气氛开始出现。

与此同时，一些谣言开始传播，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1874年12月，报纸传出消息，称一名比利时人要暗杀俾斯麦，而巴黎主教将为此支付6万法郎。俾斯麦因此对比利时政府作出了十分严厉的反应。到1875年初，又有谣言称俾斯麦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为瓜分比利时做准备。^注321875年的另一个谣言是由“拉多维茨使命”引起的。当时，俄德关系出现问题，德国驻俄大使因病离职，导致这一重要职位空缺。而俄国宰相哥尔查科夫又希望疏远一下德国，以显示俄国对德国的重要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俾斯麦于1875年2月向圣彼得堡派遣特使拉多维茨，以协调德俄两国对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的政策，并力图缓和俄国特别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对德国的不满情绪，这就是著名的“拉多维茨使命”。然而，谣言也随之传播（俾斯麦认为哥尔查科夫是主谋），称拉多维茨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在法德战争爆发前争取俄国的支持或中立，作为交换，德国将支持俄国在巴尔干的政策。^注33这样，一场新的德法战争的可能性开始朦朦胧胧地出现了。

二、“战争在望”？

1875年3月4日，德国宣布停止出口马匹，原因是俾斯麦得到报告，称德国马匹商人突然接到法国方面的大量订单，要立即购买一万匹军马。^注34而到3月12日，法国方面也采取了一项重大行动，其国民会议通过一项法案，将每个营的编制从3个连增至4个连，而每个团则从3个营增至4个营。根据普鲁士总参谋部的估计，这项法案将为法军在战时增加14.4万人的兵力，从而可能改变德法之间的军力对比。^注35这样，双方似乎突然进入了一种军事对峙，甚至是临战的状态，局势进一步紧张。

面对这种情况，俾斯麦的考虑比较复杂。首先，他不同意德国军方，特别是普鲁士总参谋部认为法国正在重整旗鼓以便发动复仇战争的观点，^注36相反他认为法国在找到一个盟国之前不会冒险对德国进行复仇。^注37其次，俾斯麦似乎真的相信存在一个国际性的、反德的天主教联盟，而法国和罗马教廷则是其核心。在国内“文化斗争”节节失利的情况下，德国迫切需要在外交上取得一次对法国的胜利来挽回颜面，以证明新成立的帝国没有因“文化斗争”而分裂。第三，通过利用并加剧紧张局势，他可以争取其他大国的支持，以便对法国施加强大压力，制止或延缓其军力的复苏。^注38因此，他拉响了对法战争的警报。1875年4月5日，德国的《科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新联盟》的文章，将法德之间的紧张局势与“文化斗争”联系起来，指出国际上正在形成一个由法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和罗马教廷组成的“反对普鲁士化的德国的天主教联盟”，而法国的军力恢复则是为了准备“复仇战争”。^注394月9日，德国《邮报》又发表了题为《战争在望？》的著名文章，更加明确地指出法国正在准备复仇战争，从而在德国和全欧洲掀起了一种临战的紧张气氛。^注40与此同时，一些德国高级官员也开始释放信息。1875年4月21日，曾任赴俄特使的拉多维茨在晚宴上对法国驻德大使贡陶-比隆就战争与和平问题发表了一番哲学见解。他首先称目前法德之间的危机已经解决了，但是又说，如果法国执意复仇，那么为什么德国要坐等法国重新武装并找好同盟呢？从“政治、哲学甚至是基督教”的角度来看，德国在那种情况下采取预防性打击都是有道理的。5月2日，普鲁士总参谋长老毛奇会见英国驻德大使罗素，称发生预防性战争的责任并不在发动进攻的一方，而在挑起进攻的一方。但是，如果欧洲大国站在德国一边，让法国感到复仇没有希望，战争就会避免。^注41

总体上说，俾斯麦这种做法还是典型的普鲁士方式，特别是统一战争期间的普鲁士方式，即主动加剧紧张局势，然后通过一系列的外交互动来迫使对手做出大的让步。但他没有注意到，形势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德国与普鲁士的地位完全不同。在1871年以前，普鲁士可以主动跳起来“闹一阵子”，然后迫使其他大国赶来“劝架”，但统一后的德国就已经没有条件这么做了。对于欧洲列强来说，德国太强大，它的任何挑衅性行为都会被非常认真地看待，并且很有可能刺激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对抗它。所以在1875年时，法国是需要保护的对象，德国自己才是他国需要防范的对象。德国再鼓吹防范法国威胁非但不可能引起其他国家的共鸣，反而会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各大国，特别是英国和俄国迫切希望保证法国的地位和力量不再被进一步削弱，以便制衡德国的崛起。这样，俾斯麦在这场“战争在望”危机中的失败就成为必然。

更何况，此时法国的外交一反1870年普法战争前夕的那种笨拙和鲁莽，进行了相当高明的运作。法国外长德卡兹牢牢抓住其他大国对德国崛起的戒备心理，充分展现法国受到德国挤压和威胁的形象，促使大国进行干预。他一方面积极游说英、俄、奥政府，将俾斯麦描绘为对欧洲和平的威胁，同时又运用国际媒体的力量，命人在拉多维茨谈话报告的基础上撰写一篇有关德国的预防性战争理论的文章，于1875年5月6日发表在英国《泰晤士报》上，引起了欧洲各国的极大震动。

三、各大国的反应

英国率先进行了干预。早在1874年2月10日，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就写信给德皇威廉一世，警告他如果德国试图再次打垮法国将引起严重后果。^注421875年4月，当德国《邮报》发表《战争在望？》一文后，英国外交大臣德比伯爵马上约见德国驻英大使，表示法国方面已经向英国作出保证，重组法军的目的仅仅在于恢复法国在欧洲的地位和尊严，在法国没有一位政治家相信法国可能在一场对德战争中获胜。^注435月9日，英国驻德大使罗素又紧急拜会德国外交国务秘书比洛，宣称英国政府不相信法国有任何要开战或者以武力收复丢失省份的意向，英国政府对当前的动荡表示十分不安。^注44与此同时，英国邀请意大利、俄国和奥匈联合向德国施压，要求“保证和平”。5月31日，德比伯爵在英国上议院又作了措辞十分严厉的演讲，重申法国没有任何发动战争的意图，指责“部分德国的高层人物”应该对这场危机负责。^注45这一讲演被刊登在第二天，即6月1日的《泰晤士报》上，从而向整个欧洲明示了英国对“战争在望危机”的立场。

俄国的立场也是同样。1875年5月5—6日，俄国驻英大使彼得·舒瓦洛夫在从圣彼得堡返回伦敦的途中专程在柏林停留，向俾斯麦和威廉一世转达俄国政府的不安。与此同时，英俄对德国的共同立场也促使两国在危机过程中联合起来。舒瓦洛夫到伦敦以后，向英国外交大臣德比伯爵报告，称俾斯麦正处于一种极差的心理状态中，总是疑心其他欧洲国家要联合起来反对德国。^注465月10日，维多利亚女王给沙皇写信，提出两国共同行动，由沙皇在访问柏林过程中作出和平倡议，而德比伯爵则命令英国驻德大使罗素进行全力配合。^注475月10—13日，沙皇在宰相哥尔查科夫的陪同下访问柏林，表示俄国不赞成德国对法国发动预防性打击，而且还要求俾斯麦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俾斯麦只能保证德国无意进行任何预防性战争，而哥尔查科夫立即向俄国驻各国的使馆发电，称和平已经有了保障。^注48

至此，德国突然发现自己在欧洲完全陷入了孤立：英俄两个大国联合起来对德国施压，奥匈帝国冷眼旁观，而意大利大搞两面派：一方面接受英国的建议，同时又向德国透露信息，以便获得更多回报。^注49其中，英国的干预最为积极主动，力度也最大，给俾斯麦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不无讽刺地指出，英国在1870年时只要拿出这种劲头的十分之一，就能阻止法国进攻德国，也能阻止普法战争的爆发。同时，他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必须得出结论，那就是在任何时候，如果我们试图对法国的再次进攻做出军事上的或外交上的准备（当然现在我们没有这样做），那么英国就将鼓动起整个欧洲来反对我们、支持法国。”^注50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只能全面撤退，并开始向各方反复解释德国没有任何先发制人的意图，而这一过程又延续了很长时间，使德国政府在国际和国内都陷入了很大被动。直到1876年2月，俾斯麦还在向帝国国会做出解释，试图撇清政府在危机中的责任。

可以说，俾斯麦一手拉响的“战争在望”危机最终是以自己的全面失败而告终的。失败的主要根源在于，他对于德国新的国际地位和战略环境的判断不准确，特别是没有充分估计到德国崛起在其他大国中引起的不安和防范心理。他沿用了普鲁士时期的老战术，结果违反了一条十分重要的原则，那就是一个崛起大国应尽可能避免成为矛盾焦点。这种失策使事态发展完全超出了他的控制，英、俄等大国借此机会向德国亮明了自己的立场，而法国实际上获得了某种安全保障。英国外交大臣德比伯爵对此不无讽刺地评价说，“俾斯麦要测试一下欧洲的舆论，现在他得到了答案。”^注51这一“答案”当然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在应对崛起带来的压力方面，“低姿态”是远远不够的，它最多只能在风平浪静时发挥作用。

“战争在望”危机对俾斯麦个人的打击也十分沉重。1875年5月底他提出辞职，遭到威廉一世皇帝拒绝后又离开柏林前往瓦尔青休假，一直到11月才重新回到柏林工作。^注52在5个多月离群索居的时间里，他实际上是在进行自我放逐，使自己在一种极端孤独的情况下深入地思考德国的处境和命运。人们永远无法知道，俾斯麦在这段时间到底都想了些什么，当然也无从知道这是否属于阿诺德·汤因比所说的“归隐-复出”模式。^注53历史研究所能显示的只是，在“战争在望”危机以后，那种德国式的“低姿态”开始调整，俾斯麦的对外政策也越来越充分地考虑德国崛起这个新的现实，逐步体现出一种深远的、全局性的战略谋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