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强大带来的危险及其应对

一、强大招致的危险

从外部环境来看，新统一的德国同样面临很大问题。首先，德国的地理位置十分不利。它位于欧洲中部，既有漫长的、复杂的陆上边界，又濒临海洋，具有典型的海陆双重地缘特征，力量容易被分散到不同的方向。同时，它又处于大国的包围之中。在陆地上，德国东临俄罗斯、南接奥地利、西部与法国相连，唯一不与大国接壤的北方则是北海和波罗的海，而在这一方向也面对着英国的海上霸权。所以俾斯麦总结道，德国处于“中心和无屏障的地理位置，国防线伸向四面八方，反德联盟很容易形成”。^注17

更重要的是，德国的统一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的力量结构，而且这种改变是以在战场上打败欧洲五大强国中的两个的激烈方式来实现的，必然引起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弹。这种由强大带来的压力突出表现在英俄这两个大国对德国的态度上。在统一前，当普鲁士陷入与法国或奥地利的较量时，英国和俄国会或多或少地施以援手，属于普鲁士的“天然盟友”。但是统一以后，德国一跃成为中欧最强大的国家，而法国与奥地利反而处于需要保护的状态。对于这种革命性的变化，英国与俄国的立场基本一致，那就是德国的相对优势不能再进一步扩大，法国不能受到进一步削弱，反而应给予支持以便平衡德国。

英国在这方面的反应最为迅速。早在德国统一战争结束之前，英国就开始表现出扶持法国抑制德国的倾向。当普法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英国试图用“人道主义”压力来干预普军对巴黎的围困。从停战到《法兰克福和约》签署之间的这段时间内，英国部分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又四处活动，力图阻止法国向德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而保守党的主要领导人索尔兹伯里（此人后来数次出任英国首相）甚至不赞成英国在战争期间保持消极“中立”，认为政府应该开展积极的外交行动：“难道这（指避免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不是一场值得冒险的危机吗？”^注18最能概括英国立场的则是保守党领袖本杰明·迪斯累里1871年2月9日在下院的著名声明。他明确指出，普法战争绝不是一场“普通的战争……这场战争代表了德意志土地上的革命，这是比法国大革命更加重大的政治事件。但我不会说在社会意义上比法国革命更重大或同样重大。它的社会意义将体现在未来。我们处理外交事务的原则已经完全不复存在，而就在六个月前，这些原则还被政治家们接受并当作指针。当然被扫荡掉的不仅仅是外交的传统。你们面临一个新的世界和一种新的影响力量，要应对新的未知的事物和危险……均势已经完全被破坏，受冲击最大、最能感受到这种巨变带来的后果的国家，就是英国。”^注19实际上，英国真正担心的是，德国实现统一了以后会怎么办？这个崛起的大国会不会利用自己增长了的实力来进一步扩大优势（就像后来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米尔斯海默教授设想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所推断的），最终实现称霸？在德国统一初期，英国决策层内部的这种怀疑十分强烈，可以说不少人认定德国会采取进一步的扩张。比如迪斯累里本人就认为，“俾斯麦是个地地道道的新波拿巴，对他应当加以遏制。”而且“俄国和我们（指英国）为了这个具体目的可能结成同盟。”^注201871年后任英国驻德国大使的奥多·罗素也认为，俾斯麦的目标就是使“德国在欧洲称霸，使德意志民族在世界称霸。”而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就被认为是德国统一所有欧洲操德语地区的开端。^注21

相对而言，俄国对德国崛起的反应却没有英国那样迅速。这一方面是因为俄国罗曼诺夫王朝和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之间的传统纽带仍在起作用；另一方面，俄国借法国战败取消了1856年《巴黎和约》中屈辱性的“黑海中立化”条款（主要是限制俄国在黑海拥有海军），因此也算是从德国统一中获得了部分利益。不过，这些对俄国的影响都是暂时的，德国统一对欧洲力量结构带来的深层次变化很快就在俄国政策中得到了体现。俄国和英国一样，开始从德国传统的反法盟友转变为法国的支持者。1872年9月，俾斯麦费尽力气将德、俄、奥三国皇帝拉到柏林进行会晤，以显示“君主国的团结”，此时俄国却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俄国宰相哥尔查科夫明确向法国驻柏林大使示意，俄国将支持法国重建自己的陆军：“我已向您说过这一点，而且乐意再说一遍，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法国。”^注22对俄国这种立场，俾斯麦有过准确的判断。他认为俄国在普法战争时还没有预见到“战后会有如此强大和团结的德国作为它的邻邦”，而一旦态势明了后俄国就会划出新的底线：“对于俄国政策来说存在一种限度，法国在欧洲的重要性不允许被缩小到超过这个限度……我相信《法兰克福和约》是达到了这个限度的。”^注23

至于被德国打败的法国和奥地利，对德国崛起自然更加怀有敌意。在《法兰克福和约》中失去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地区后，法国对德国的仇恨变得根深蒂固，复仇的意愿可以说主导了1871—1914年法国全部的对德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44年内，法国只要有打败德国的机会就会尽全力争取，任何与德国不和的国家都是法国潜在的盟国。相对而言，德国与奥地利的矛盾还是属于可以调和的。奥地利国力相对较弱，而且面临国内危机。1867年转变为奥地利-匈牙利“二元帝国”后，它对于夺回德意志的领导权已经失去兴趣，普法战争结束后，奥匈帝国进一步感到复仇无望，因而将力主对德复仇的首相博伊斯特解职，^注24默认了德国的成功。但是，一旦德国卷入其他纠纷，奥匈保持观望并伺机对德报仇的可能性就会重新出现。

二、俾斯麦的初步应对措施

面对这些压力，俾斯麦还是有心理准备的。他本人深谙大国崛起必遭疑惧的规律。在《思考与回忆》这本具有政治遗嘱性质的书中，他就着重指出了由国家强大带来的危险，一再提醒德国人应谨慎处理与其他大国关系。^注25

但是，认识问题是一回事，解决问题又是另一回事。在德国统一初期，俾斯麦仍然沿用普鲁士时期的一些老办法来应对这些新出现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他似乎想让德国表现得像统一前的普鲁士那样，“装作”自己还没有崛起。这可能也算是一种德国式的“低姿态”。

比如对于英国，俾斯麦就一再放低姿态，希望引用普鲁士和英国在历史上的结盟传统来化解英国的疑惧和压力。1870年11月，英国驻德大使罗素向俾斯麦表达英国对俄国破坏《巴黎和约》中黑海条款的严重关切，并进而提出，英国认为德国背地里为俄国此举撑腰，以作为俄国在普法战争中保持中立的回报。俾斯麦对此没有直接回应，而是借机对英国作了一番友好表示，称德俄之间没有秘密协定，双方的关系是一种公开的，同时又没有明文规定的同盟关系。对于这种关系，他“不仅不打算否认，而且还公开宣称这是友谊和对以往友善举动的感激所形成的民族和家族联盟。他的任务就是保持这种联盟直到未来出现更有利的联盟。”同时，他又强调，英国和奥匈是德国的“天然盟友”，为这样的联盟德国准备作出牺牲。这就明确暗示如果英国愿意与德国结成历史上英国与普鲁士之间的那种同盟关系，德国可能放弃支持俄国。^注26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用以往英普关系的模式来套英德关系。但是这种做法已经不可能成功。统一后的德国毕竟不是原先的普鲁士，英国对一个大陆新兴强国的疑虑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对于俾斯麦的建议根本没有接招。此事很快不了了之。

对于奥匈与俄国，俾斯麦用的也是普鲁士时期的老方法，那就是强调君主之间的联合。当时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断发展，专制统治和资产阶级都感到了威胁。而在俾斯麦那里，几乎所有的威胁或危险都是机会，都可以利用它们来吓唬其他人，使他们与他合作，还可以用来对付国内的反对派。俾斯麦是梅特涅的崇拜者，自然想用国际共产主义（特别是巴黎公社运动发生以后）来恐吓君主们，从而恢复“神圣同盟”，稳定欧洲的大国格局。但是，这种普鲁士时期的老办法还是有点问题。德国的实力与当初的普鲁士不可同日而语。奥匈与俄国都担心，一旦形成一个“君主国同盟”，强大的德国将自然而然地成为同盟的核心。另外，奥俄之间在巴尔干问题上还存在竞争，两国也不愿被拉入同一个联盟体系。

所以，奥匈希望德国与俄疏远，并在关键时刻支持自己对付俄国。俄国的意图则更复杂一些，它一方面不愿意承认德国新拥有的国际地位，不愿按德国的想法行事，另一方面认为自己拥有“行动自由”，仍可以通过与法国甚至奥匈保持良好关系来要挟德国。所以俄国也不急于接受俾斯麦关于三国恢复某种“神圣同盟”的想法。

针对这种局面，俾斯麦很快变通了那种老普鲁士的做法，加入了更多的权力政治手腕。他先对付实力相对较弱的奥匈帝国，认为只要拉过来奥匈，再与实力相对强大的俄国进行讨价还价就有了很好的本钱。在此后近二十年中，俾斯麦关于德奥俄三国关系的政策都贯穿了这种思路。俾斯麦在与奥匈的谈判中明确表示，德国不会以牺牲德俄关系来换取德奥关系的改善，奥匈最后只能屈服。奥匈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对柏林进行了正式访问，这被看作奥匈接受战败的表示。两个德意志大国之间的友好表示自然使俄国感到一些紧张。为了避免被德奥两个国家排除在外，俄国沙皇与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也主动访问柏林并“恰巧”形成了三位君主同时聚会的情景。但是，这一次“三皇会议”充其量只是一种外交姿态，并没有形成任何书面文件。事实上奥俄两国都明白，在两国的矛盾和竞争不可能消除的情况下，不能让对方单独与德国加强关系，三国同时进行接触是最好的选择。

1873年5月，德皇威廉一世在宰相俾斯麦和普鲁士总参谋长老毛奇的陪同下回访俄国，并签署了俄德军事同盟协定，规定缔约双方在任意一方遭受其他欧洲大国进攻时提供二十万军队进行支援。^注27这一协定表明，俄国准备在下一次德法战争期间至少再次保持中立，这相当于间接地保证了德国对阿尔萨斯-洛林的占领。但是俾斯麦并不十分在乎这点利益，相反，他更看重的是德、奥、俄三国关系的协调。在他看来，只要这三个国家能在外交上保持一种基本一致，那么法国的复仇就不足为虑。因此，他声称该协定如果没有奥匈参加将是无效的，希望把奥匈拉入，但奥匈却不愿加入这样一个有约束力的保证。作为替代，奥匈反而直接与俄国谈判。1873年6月，当沙皇访问奥匈的兴勃隆（Schönbrunn）时，两国达成了一个非常笼统的协议，只是泛泛地保证要“维持欧洲和平”。对德国来说，该协议当然不像俄德军事协议那样有价值，但是毕竟缓和了俄奥这两个大国的关系，避免德国在其中作出选择，所以俾斯麦还是满意的。1873年10月，德国也加入《兴勃隆协议》并形成了第一次“三皇同盟”。

在经营奥、俄、德三个“君主国”的关系时，俾斯麦也时刻关注着英国的反应。他担心“三皇同盟”的形成会刺激英国，促使其与法国联合，因而他不断向英国释放信号，强调这一同盟不会损害英国的利益。为此，他坚持在国际事务中放低姿态，同时也做了一些实际行动来表明德国的诚意。比如在1873年夏，德国就促成英俄达成了一项划分中亚势力范围的协定，帮助稳定了英俄关系。^注28总体上看，在1871—1875年，这种“低姿态”还是收到了一定成效。德国的整体外部环境有了改观，英俄对德国崛起的戒心似乎有所减小，而意大利也由于害怕法国干涉自己与梵蒂冈之间的争端，主动向德国靠拢。一时间，德国崛起所引发的结构性压力似乎已经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