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注1

格雷厄姆·艾利森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八年以前，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问他的首相，为什么英国政府对他侄子威廉二世的德国那么不友好，而不是盯着美国？在他看来美国才是更大的威胁。首相就指示外交部首席德国问题专家艾尔·克劳写一篇备忘录来回答这个问题。克劳于1907年的元旦拿出了这篇成为外交史瑰宝的备忘录。

克劳的分析逻辑呼应了修昔底德在古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洞见。关于战争的起因，修昔底德写道：“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由此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亨利·基辛格的《论中国》解释了克劳关于德国的中心问题：英德两国不断上升的敌意主要是来自德国的能力还是德国的行为？用克劳的话来说，德国追求“政治霸权和海上优势”是否不可避免地“对它邻国的独立并最终对英国的生存”构成根本威胁？

克劳的回答是明确的——德国的能力是关键所在。当德国的经济实力超过英国以后，它不仅会发展一支最强大的陆军，而且“会建设一支它所能负担的最强大的舰队”。再引用一下基辛格的话，那就是无论德国的意图如何，德国的海军优势“客观上将是对英国的威胁，而且与大英帝国的生存不相容”。克劳总结道：“一个精力充沛的国家不会允许自己的发展因为盲目维持现状而受到阻碍。”徐弃郁在他的《脆弱的崛起》一书中写道，就是从克劳备忘录开始，英国对德国的遏制政策变得明朗化。

1910年，即读过克劳备忘录三年以后，爱德华七世驾崩了。参加他葬礼的包括两个“主要哀悼者”——英国新国王乔治五世和他的表弟德皇威廉二世。西奥多·罗斯福代表美国参加葬礼。罗斯福本人是海权的鼓吹者和美国海军扩建的主要支持者。葬礼期间他问威廉二世是否会考虑暂停英德之间的海军军备竞赛。威廉二世回答说德国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成为一个海军强国。但他又强调德国这种做法不会有问题，因为英德之间的战争是不可想象的。他说：“我在英国长大。我觉得自己部分是个英国人。除了德国以外，我关心英国胜过关心任何国家。”他又着重加了一句：“我崇拜英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今天的政治家提供了很多教训。其中没有一个教训像这个一样，严酷地提醒今天的政治家：无论冲突看上去多么不可想象，无论其结果对各方来说是多大的灾难，无论领导人之间有多深的文化纽带，无论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存有多大——这些要素都没能防止大战在1914年爆发。及至今天也是如此。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之际，应该从德国崛起以及其他大国特别是英国的反应中吸取什么教训，这个问题在西方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中国也同样要求历史学家们为今天提供启示。2003年，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对近代史上崛起为大国的九个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的历史轨迹进行了长时间学习。这次以“大国崛起”冠名的学习后来以十二集电视纪录片的形式，在中国最重要的电视频道中央电视台播出，并出版了八卷本书籍。电视节目和书都在中国受到了很大欢迎，但也引起了全国性的讨论。本书可以看成是当年那场争论的扩展。

遗憾的是，在中国发生的讨论大多数都没有传到西方。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希望，通过资助翻译出版一本被很多中国学者称赞为中国历史学家所写的关于德国崛起最好的专著，让更多人了解这样一种中国视角。

徐弃郁关于德国崛起的专著从1871年德意志帝国统一写起。他认为，统一标志着德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同时也造成了一种对德国外交有界定性作用的悖论：随着德国力量的增长，它邻国的恐惧也在增长。为了应对这一悖论，德国最初在外交中采取了一种低姿态。然而从1878年开始，德国外交的主导者奥托·冯·俾斯麦开始积极地塑造欧洲政治。他的大战略目标在于支撑德国的崛起。按照徐弃郁的观点，虽然当时德国的外部和内部压力都很大，俾斯麦对战略和外交技能的结合使他得以压倒那些反对力量或使其失去平衡。

徐弃郁认为，俾斯麦的继任者却未能应对他遗留给他们的那些挑战。作为19世纪90年代中期最强大的陆地大国，德国追求海权的努力使它陷入了一场可以预料、不可避免但并无必要的与英国的冲突。在其冒进的“世界政策”中，德国对海军优势的偏执追求是主要部分。按徐弃郁的观点，德国不断增强的进攻性是导致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并且摧毁了它“脆弱的”崛起。

徐弃郁对德国政策的分析（包括他强调海军竞赛和“施利芬计划”是引起大战的主要因素）补充了西方关于一战起源的一个主流学派的观点。该学派包括弗里茨·费舍尔、马格雷特·麦克米伦、保罗·肯尼迪。然而，与费舍尔不同的是，徐弃郁并不认为大战源于德国有意的、战略上清晰连贯的进攻性。他也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认为德国物质力量的增长必然导致战争。恰恰相反，徐那种细腻的分析揭示了，虽然德国崛起引起了那种将各行为主体推向战争的结构性压力，但这种压力本可以被良好的战略和领导力所消解（就像俾斯麦所展现的）。正是由于俾斯麦的继任者缺乏这种战略和领导力，才使巴尔干半岛上并不重要的事件点燃了全欧洲的战火。在这方面，徐弃郁的分析可与亨利·基辛格的《大外交》相比拟。

虽然本书作者没有言明，但《脆弱的崛起》还是为我们这个时代指出了一些重要教训。首先，新兴大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快速发展不可避免地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形成结构性压力。无论世界上两个最重要国家的领导人的意图是什么，他们都不得不承认并管理那种不可避免的、与国际力量平衡的变化相伴随的风险。

第二，这种结构性压力并不意味着战争不可避免。正如徐弃郁所揭示的那样，慎重的外交和精明的领导力可以应对这类挑战，俾斯麦就展现了这一点。重要的是，虽然妥协需要双方共同做出，但崛起大国的“脆弱”也暗示了这种重担可能会更多地压在崛起国领导人的肩上。

对于这一代人来说，关键的问题是领导人能否应对这种挑战。从这个方面来说，《脆弱的崛起》为那些希望缓解由新兴大国快速发展带来的结构性压力的人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1871年统一后德国力量的增长使它的注意力转向海洋。在俾斯麦继任者的领导下，德国对海权的雄心转变成了一种偏执，压倒了其他所有战略考虑，并且使德国走上了一条与当时海上霸主英国迎头相撞的道路。

今天，另一个传统上的陆地大国正在陆地、海上和其他领域建设与其经济力量相称的军事能力。这潜在地将它置于与世界守成大国迎头相撞的路线上。对两国来说，战略上的迫切任务就是防止出现一个世纪之前的错误。那个错误导致了一场大战，不仅摧毁了脆弱崛起的大国，而且对整个欧洲也是一场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