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从大战略角度写一段历史的想法在我心中由来已久。而这段历史恰好是德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崛起的开始与结束。

作为一名现实战略问题的研究员，花大力气研究这样一个遥远的话题纯属机缘巧合。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对这段历史越来越感兴趣，同时发现自己很多相关知识非常靠不住，甚至可以说是可笑的。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出于现实需要做出了一些“权威”论断，但后人却把它们当作事实和真理接受下来，慢慢成了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东西。而主要发源于美国的国际政治学则希望用某些高度简化的理论模式将现实框起来，结果往往似是而非。因此，研究历史的过程与其说是证明，不如说是不断颠覆头脑中一些已经成形的观点，甚至是思维模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意志帝国（或者称威廉德国）在很多方面都非常值得研究。不像后来纳粹德国那样经过极端意识形态自下而上，然后再自上而下地整肃，威廉德国在社会生活领域比较包容，政治体制方面又充满矛盾。它是一个飞速崛起的大国，但安全环境十分复杂而脆弱。物质上在高歌猛进，精神方面却日趋急躁和浅薄，即使是它的知识界也在国家发展带来的亢奋中走向非理性，从而使得群众性的非理性也带上了一层科学合理的色彩。如果说人性的弱点也是国家的弱点，那么威廉德国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在大国崛起的各案例中，威廉德国作为一个失败典型，更是值得后人回味和思考。

我最终选择从大战略的角度来研究威廉德国的崛起与失败，一方面是为了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找出一条线索，好让自己不至于迷失其中，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从一个更深的层面解决我在实际工作中日积月累的一些困惑。比如国际冲突的必然性和偶然性问题。一场冲突特别是大国间的摊牌是否“必然”会发生？是否存在一些深层次的因素“决定”了它们的发生“不可避免”？这涉及哲学，也涉及人对自身、对世界的认识。很多人同时承认偶然性和必然性，不过偶然性总是让人感到不踏实，所以不断被降到必然性的从属地位，算是一种“例外”。事实上，“历史规律”还是给人的主观能动性留下了充足的空隙，偶然性是其中的重要部分，而大战略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顺应“规律”，同时尽可能地利用“历史的空隙”。在威廉德国，俾斯麦深刻理解这一点，并且随时准备接受一种不完善的，甚至不确定的结果。但他的继任者却正好相反，事事追求确定性，同时又过于强调必然性。这种哲学层面的差异是俾斯麦下台后德国的大战略迅速瓦解的重要因素。到了后期，德国领导人对必然性的强调更是发展为一种偏执，越来越坚信大战“不可避免”，而一系列为“不可避免”作的准备又使得大战真的“不可避免”。

从大战略角度研究“一战”前的德国还涉及理性和非理性问题。早在读硕士研究生时，我便对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一句话印象非常深：“考虑将来而等待时机，被看作是懦夫的别名……凡是主张激烈的人总是被信任；凡是反对他们的人总是受到猜疑。”到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工作后，我有了很多与国内外官员和学者打交道的机会，发现这句话今天在很多国家还是不断被验证。在一战前的德国，这种非理性因素对政策和大战略的冲击更是得到了充分体现。可以说，如果没有后来高涨的、好战的国内舆论压力，德国一些政策也许不至于如此离谱，可能也不至于这么轻易就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么，这种群众性的非理性是如何产生的？它与国家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有什么联系？为什么高涨的公众舆论往往都有一种“强硬偏好”？能否控制这种非理性因素？这些问题构成了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角度，在本书中除了第五章对此进行专门分析以外，其他章节的分析也都或多或少涉及这些关键“内因”。

研究过程中，接触大量一手资料对于我这个非历史专业出身的人来说是一件新鲜有趣的事，感触自然很深。比如像俾斯麦这样的大师级人物在给德国驻外大使的信件和外交文件上的批示及撰写的备忘录中，展现了一种极其深邃而又宏大的战略设计，而对实现途径的筹划又是高度辩证、灵活的。在这些文件中，对每个细节的关注和对全局的把握非常协调地结合在一起，贯穿于其中的则是对人性本身的深刻洞察力。但是俾斯麦之后的德国外交文件远远达不到这种水平，对形势的判断往往流于一厢情愿，战略思维（包括行文）也越来越程式化，有时其错误之明显、逻辑之僵化，令阅读者不禁扼腕。相形之下，英国却不存在这种明显的差距。当时英国的高级官员中没有像俾斯麦那样的人物，但整体水平相当之高，可以说随便一份篇幅略长的外交文件都是不错的战略分析文章，首尾文气贯通，分析精辟入理，有些甚至完全可以作为今天撰写战略咨询报告的范文。这种差异当然也反映出英德两国在大战略方面的差距。问题是，为什么英国能够培养这样一个高水平的、可延续的团队，而德国却做不到？南京大学已故的王绳祖先生曾经用“外交特性”一词来总结一个国家，而大英帝国的特性就是“狮子加狐狸”，那么它是如何在好几代人中间保持这一点的？有人可能喜欢强调机制的作用，但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如文化和传统也应该受到关注。那是通过长期的磨炼、教育和传帮带，还有实践渗入人的思维和行事习惯中的，其力量可能比有形的机制更强大，更持久。探讨这些当然不是本书的任务，但其中的思考却一直伴随着我研究和撰写的整个过程。

付梓之际，我衷心感谢一直支持和帮助我的师长朋友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主任朱成虎少将给予我这个后生小辈以巨大支持，没有这些，本书的完成可能会变得遥遥无期；我的老领导、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原所长杨毅海军少将和我的博士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原副所长周荣耀教授在撰写过程中给了我很大帮助；原外交学会会长、中国驻德国大使梅兆荣先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缉思院长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先生均对书稿提出了宝贵意见，给我以莫大鼓励。原瑞典国防学院院长卡尔利斯·涅雷特涅克斯（Karlis Neretnieks）退役少将为我提供了很多重要资料和建议，联邦德国国防军奥拉夫·韦登菲尔德（Olaf Wiedenfeld）中校在德语文献翻译方面给予了巨大帮助，在此一并感谢。

必须承认，作为一名主要从事现实问题研究的战略研究人员，我缺乏历史学的专业训练，在驾驭浩瀚的资料方面有点力不从心。还有，我的德语是为了研究这段历史而自学的，水平十分有限。很多资料完全凭着一股蛮劲看下来、译下来，尽管后来得到一些朋友的大力帮助，但错误肯定难免。希望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教。

2011年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