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大思路的设计：基辛根口述备忘录

在政治领域，无论是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真正的大师往往是那些对于人性，或者说人本身有着最深刻洞见的人。俾斯麦就是这样一位大师。

在俾斯麦看来，强者必遭妒忌几乎是人世间的一条定律，因而对于德国崛起招来的风险和压力，他从一开始就有思想准备。正因如此，俾斯麦对统一后的德国有一个比较务实的定位，那就是德国是一个欧洲大陆的强国，或者说是欧洲大陆的“潜在”霸主。在1871年统一后，人口、版图和经济军事实力已经使德国成为欧洲大陆的“潜在”霸主。^注85欧洲国家普遍担心，如果德国按照民族统一的逻辑继续走下去，把“从北海到亚得里亚海的六千万德意志人统一在一个国家”的话，那么德国将从“潜在霸主”变为现实的霸主。^注86这种结果俾斯麦同样不愿意看到。他推行的“小德意志”道路一方面是为了保持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他认为这样的一个“大德意志”国家超出了欧洲政治格局所能承受的极限，势必重复查理五世和路易十四与全欧洲开战的覆辙。可以说，主动放弃使本国变为“超级强国”本身就体现了俾斯麦作为战略大师所拥有的了不起的通达与智慧。而他对德国的“大陆潜在霸主”的定位实际上也是一种承认欧洲“现状”的定位，即德国拥有其他大国可以容忍的相对优势。

这种定位还包含着对德国地理特点的承认，是一种保守的，但是符合客观的判断。德国不同于英国和俄国，这两个国家分别位于欧洲的东西两个翼侧，欧洲事务对其冲击较小。用泰勒的话来说，它们对其他欧洲列强“除了希望别管它们之外别无他求”，所以有充分的条件向“世界大国”发展。^注87但德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只能将重心放在欧洲，“世界大国”地位只有在它成为欧洲“现实的霸主”后才能加以追求。只要德国在大陆上还不能为所欲为，欧洲以外的利益和目标就得始终往后排。而这一点恰恰是俾斯麦的继任者们所不屑顾忌的，结果他们的“大陆政策”和“世界政策”都遭到失败。

但是，恰当的定位仅仅是一种基础。地处欧洲中心的地理位置、强邻环绕的事实，使得德国没有条件奉行一种随波逐流的对外政策，否则很容易成为多方矛盾的焦点。^注881875年的“战争在望”危机和近东危机爆发后，德国崛起带来的压力迅速显现，传统的方式和策略难以奏效，仅仅用“低姿态”也不能避免成为欧洲权力斗争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越来越迫切地需要扬弃传统的战略思维，用一种新的大思路走出由崛起带来的种种困境。

到1877年，这种大思路已经初步成型，集中体现在一份被称为“基辛根备忘录”的文件中。这份文件完成于1877年6月15日，是俾斯麦在德国的疗养胜地基辛根口述的一份备忘录，其中对德国对外政策的总体构想进行了粗线条的勾勒，体现出一种宏大深邃的战略思考。以下就是备忘录的全文：

我希望，如果英国人对埃及有企图的话，我们可以自然地鼓励他们：我相信，使英国和俄国之间保持平衡是符合我们利益的，在未来也是有用的。这种平衡将促使这两个国家都与德国保持就像本世纪初那样的良好关系，还可能与这两个国家同时发展友谊。也许这样一个目标实现不了，但谁能知道呢？如果英国和俄国能够同意，一个占领埃及，一个占有黑海，那么两个国家将长时间对现状满意，但同时也处于相互竞争状态，从而使它们不可能加入任何反对我们的联盟。当然，英国内部的问题反正使英国不可能这么做。

一份法国报纸谈到我有“联盟的噩梦”，但任何一位德国大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甚至可能是永远）都会有这样一种噩梦，这合情合理。反对我们的联盟可能由两个西方大国和奥地利组成，而俄国-奥地利-法国的联盟则更加危险。两个大国关系过于密切会使我们随时面临第三个大国非常令人不安的压力。考虑到这些可能性，我希望看到（不是立刻，而是在一年时间中）东方危机产生以下结果：

1.俄国与奥地利的利益和竞争的重心进一步向东移；

2.俄国有理由在东方问题上采取强硬的防御立场并防卫它的海岸线，从而需要与我们的联盟；

3.一种使英国和俄国都满意的现状，这样保持现状符合它们的利益，正如符合我们的利益一样；

4.埃及和地中海问题使英国和一直敌视我们的法国分裂；

5.俄国与奥地利之间的关系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它们很难形成一种反对我们的阴谋，而这种阴谋正是奥地利国内的天主教势力所希望的。

如果我仍能继续工作，我将完成这一图画并使它变得更加精确。这不是一种获取领土的远景图，而是一种政治上的总体态势，其中每一个大国（除了法国以外）都需要我们的支持，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将防止出现反对我们的联合……

在英国看来，占领埃及并不能解决达达尼尔海峡的问题：对黑海海峡的“双重锁”，即英国占领达达尼尔海峡、俄国占领博斯普鲁斯海峡对英国还是存在着危险，因为达达尼尔海峡较难防御，在一定情况下更容易从陆地上被攻占。对俄国来说，这也是一个心中暗自盘算的计划，但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他们还是会满足于一个被“锁上”的黑海。最终的结果将取决于谈判，而且也将随着战争中一些决定性战役的进展而发生变化。在我看来，这种结果是如此之重要，以至对我们在达达尼尔-博斯普鲁斯海峡地区的利益的损害都降到了第二位，因为这些利益无论如何都可能通过协定来确保。即使不可能防止一场英俄战争，我认为也必须进行斡旋，以土耳其为代价来实现令人满意的和平。^注89

俾斯麦在这份文件中非常清晰地表明了对当时欧洲大国格局的总体把握，并对其可能的发展趋势作出了明确判断。其核心观点是要主动地对当时欧洲大国间的互动施加影响，使各大国彼此之间的关系都要弱于它们与德国的关系。这种在各大国之间当“中间人”的思路无疑受到另一位外交大师——梅特涅（克莱门斯·梅特涅，1821—1848年任奥地利帝国首相）的启发。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时任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在各大国之间纵横捭阖，使实力最弱的奥地利成为了欧洲政治的核心，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自己的利益。在他身后一个半世纪，亨利·基辛格在他《重建的世界》一书中这样评论梅特涅外交政策的精髓所在：“通过保证使其他大国之间的分歧大于它们与奥地利的分歧，奥地利处于欧洲中部的地理位置被转化为一种外交资产，从而使奥地利在每一次国际危机中都扮演了‘中枢’的角色。卡斯尔雷（英国外交大臣）认为梅特涅是大陆政治家中最‘讲理’的，也许有些胆小，但仍然是最方便打交道，最稳健，最少纠缠于抽象的原则。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则认为梅特涅是欧洲政治家中最意识形态化的，当然并不是随时准备与自己一起实践那些崇高的原则，但仍然是唯一能够理解他伟大想象的人。”^注90当然，到俾斯麦执掌大权时，梅特涅那种用意识形态就可以有效团结大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俾斯麦时代的国际政治已经变得更加现实、更加崇尚实力，而迅速崛起的德国又不缺实力，所以最后俾斯麦就用结盟这种精确的实力计算来实现他对外部环境的“主动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