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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不乏反对者。对于他们的反对之声，人们最好还是听一听，特别是当他们劝告德国人的病态1头脑远离形而上学，劝告他们像歌德那样通过自然得以净化、像理查德·瓦格纳那样通过音乐得以康复的时候。2民族的医生拒绝哲学。所以，谁想为哲学做辩护，谁就必须表明健康的民族为什么需要哲学并且已经运用了哲学。如果他能够表明这一点，也许病人自身会获得这样一种富有成效的见识：为什么恰恰对他们来说哲学是有害的。诚然，有很好的例证表明：即使全然没有哲学，或者只是有限地、几乎是游戏般地运用哲学，健康也可以存在，巅峰时期的罗马人就是这样在没有哲学的情况下生活的。但是，3一个民族患了病，而哲学使这个民族恢复了失去的健康，这样的例子到哪儿去找呢？如果说哲学曾经显露出帮助、拯救和辩解的功能，那么，这种情况也是出现在健康人身上4，而对于病人来说，哲学则总是使其病得更重。如果一个民族已经涣散分化，与其成员处于一种松散的紧张关系之中，那么，哲学绝不会使这些成员与整体重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5如果一个人打算画地为牢，为自己筑起自给自足的篱笆，那么，哲学总是会使其愈加孤立，并通过孤立导致他的毁灭。如果不具有完全的合理性，哲学便是危险的：只有一个民族（但也不是每一个民族）的健康，才会赋予哲学这种合理性。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那个最有说服力的例证，从而了解在一个民族那里被称为健康的是什么。作为真正健康的人，希腊人以下述方式为哲学本身做了永久的辩护：他们做了哲学运思，而且比任何其他民族做得都多。6他们未能适时终止这种运思，因为即使到了垂垂暮年，他们的行为举止仍然像是哲学的狂热追求者，尽管他们所理解的哲学仅仅成了关于基督教教条的虔诚的细节考证和神圣的无谓争辩。由于未能适时终止这种运思，他们便极大地削减了自己对野蛮的后代的贡献，因为作为顽冥不化的青年人，这后代必然会陷于那人工编织的罗网之中。7

相比之下，希腊人懂得适时开始，并且比任何其他民族更清楚地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即人们必须在什么时候开始哲学运思。就是说，不像有些从痛苦中推演出哲学的人所臆想的那样，有愁苦才有哲学运思；相反，这种运思是从幸福中，从一种成熟的成年期，从骁勇善战的成年的喜悦中开始的。希腊人在这样的时刻开始哲学运思，对我们了解希腊人本身，了解哲学是什么、哲学应当是什么有很多启发。如果那时的希腊人像当今有学问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是冷静早熟的实践家和乐天派，或者像没学问的空想家所幻想的那样，生活在感官的享乐之中，8人们绝不会在他们那里找到哲学的源头。他们充其量是一条顷刻流入沙滩或者蒸发为云雾的小溪，绝不会是那翻腾着骄傲浪花的宽广的大河。我们所了解的希腊哲学就是这样一条大河。

虽然人们已经一再指出这样一点：希腊人可能从东方异邦发现和学到了多少东西，以及他们可能从那里接受了多少种东西，但是，如果人们把来自东方的所谓老师和来自希腊的可能的学生放在一起，例如，把琐罗亚斯德9和赫拉克利特放在一起，把印度人和爱利亚学派放在一起，把埃及人和恩培多克勒放在一起，甚至把阿那克萨哥拉和犹太人放在一起，把毕达哥拉斯和中国人放在一起，那无疑会出现一个非常壮观的场面。这样一个个地摆放，说明不了多少问题。但只要人们不要我们承受下述结论，上述全部思想则尚可忍受：希腊哲学只是舶来品，并不是在本土自然生长出来的；甚至作为异己之物，哲学与其说推动了希腊人的进步，不如说导致了希腊人的毁灭。没有比奢谈希腊人的本土文化更愚蠢的了。确切地说，他们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活生生的文化。唯有他们走得如此之远，原因在于他们懂得在其他民族止步的地方，继续前行。他们那富有成效的学习本领令人敬佩。所以，我们应当和他们一样，向我们的邻邦学习，而且，是为了生活，不是为了增长知识；我们应当以学到的一切东西为支撑，从而比邻邦跳得更高。追问哲学的开端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无论何处，开始阶段都是粗糙的、未成形的、空洞的和丑陋的。任何事物都只有到较高阶段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谁要是因为埃及哲学和波斯哲学可能更为“源始”并且无疑更为古老，就致力于对它们的研究，从而忽略希腊哲学，那么，他的做法就和下面这些人同样轻率：他们不能心安理得地面对那么美好深奥的希腊神话，直到他们把这些神话追溯到其物理细节，追溯到太阳、闪电、雷雨和云雾，仿佛这样才算追溯到了神话的开端；例如，他们错误地认为，与希腊人的多神教相比，他们在虔诚的印欧语系的人对于一个苍穹的顶礼膜拜中重新发现了一种更纯净的宗教。通往开端的路毫无例外会通向野蛮。谁要致力于对希腊人的研究，谁就应当始终坚持这样一点：在任何时代，过度的求知欲本身和对知识的敌视一样，都会导致野蛮；希腊人通过对生命的关切，通过一种理想的生命需求，遏制了他们原本贪婪的求知欲，因为他们要马上体验他们所学到的东西。希腊人还是作为文化人并且带着文化目标从事哲学的，所以，他们没有出于任何一种土著人的自负重新创造哲学和科学的各种元素，而是马上着手对这些接收的元素加以充实、加强、提高和提炼，从而在一种更高的意义上、在一个更纯的领域内成为了创造者。就是说，他们创造了“典型的哲学家头脑”，整个后世再也没有创造出任何本质性的东西。

谈到由泰利斯、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阿那克萨哥拉、恩培多克勒、德谟克利特和苏格拉底这样的古希腊大师组成的惊人理想化的哲学家群体，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感到惭愧。所有这些人都是一个整体，是用一块石头雕成的。在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性格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必然性。他们没有任何惯例，因为那时还没有哲学家和学者身份。作为当时唯一以知识为生的个人，他们都生活在巨大的孤独之中。他们都具有先人的道德力，并且据此超过了所有后来者。他们用这种道德力去发现他们自己的形式，并通过变形使其日臻完善，达到至纯至大。因为没有任何模式可以帮助他们，从而减轻他们的困难。所以，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叔本华所说的与学者共和国相对的天才共和国：一个巨人穿越空寂的时间间隔，向另一个巨人呼唤，任凭在他们脚下爬行的侏儒发出恶作剧般的鼓噪，从容地继续着崇高的精神对话。

我所面临的任务，是就这种崇高的精神对话，讲一讲我们近代的重听症或许可以听到、可以理解的东西。毫无疑问，这样的东西微乎其微。依我看，从泰利斯到苏格拉底这些古代贤哲，在这种对话中谈到了在我们看来构成典型的希腊精神的一切，尽管是以最普通的方式加以谈论的。和他们的性格一样，他们的对话也显示了希腊天才的大致轮廓，而全部希腊历史就是这个轮廓的模糊的翻版，是其朦胧的因而是不清的摹本。如果我们对希腊民族的全部生活做出正确的解释，我们所看到的将始终是反复出现的同一幅肖像，这就是从其最高的天才身上发出的绚丽色彩。同样，希腊大地上最初的哲学体验，即对七贤的认可，是希腊人肖像上一个清晰可见、令人难忘的线条。其他民族有圣徒，希腊人则出贤哲。人们正确地指出，一个民族的性格，与其说表现在这个民族的伟人身上，不如说表现在这个民族认定和尊崇这些伟人的方式上。在其他的时代，哲学家是最敌对环境中的一个偶然的、孤独的漫游者，不是悄无声息地潜行，就是握紧拳头去挣扎。只有在希腊人那里，哲学家才不是偶然的。当他面对世俗化的巨大危险和诱惑，于公元前第6、第5世纪出现的时候，当他仿佛从特洛佛尼乌洞1011走向希腊殖民地的享乐、贪婪、奢华和肉欲的时候，我们可以猜想，他是作为一个高贵的警示者出现的，其目的与在那些世纪悲剧为之诞生的目的是一样的，奥尔弗斯教12的神秘仪式在其所用的奇形怪状的象形文字中加以表现的，也是同样的目的。一般说来，这些哲学家对生命和此在（Dasein）所做的判断，在内涵上要比一个现代判断丰富得多，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丰富完满的生命；因为和我们有所不同，在他们那里，思想家的情感还没有被下述冲突搞得无所适从：一方面是对生命的自由、美和伟大的渴望，一方面是对真理的追求，而这种真理仅仅追问：生命的价值到底何在？所以，关于哲学家在一个现实的、具有统一风格的文化中所要完成的任务，我们没有资格从我们的状况和体验中妄加猜测，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文化。相反，只有一种像希腊文化那样的文化，才能回答哲学家的任务是什么的问题，如我所说，只有这样的文化才能从总体上为哲学进行辩护，因为只有这样的文化才能知道并且证明：哲学家为什么以及如何不是一个偶然随意的、居无定所的漫游者。有一种铁一样的必然性，把哲学家与一种真正的文化联系在一起。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文化，情形会如何呢？此时的哲学家就成了一颗难以捉摸、从而令人惊恐的彗星。如果运气好的话，他也会作为文化太阳系中的一颗主星而发光。所以，希腊人为哲学家做了辩护，因为只有在他们那里他才不是一颗彗星。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