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镜
梦镜似的惝恍，
毕竟是谁存与谁亡?
是谁在悲唱，希望!
你、我，是谁替谁埋葬?
“美是人间不死的光芒”，
不论是生命，或是希望；
使冷骸也发生命的神光，
何必向秋林红叶去埋葬?
——《希望》
应该说，徐志摩与林徽音之间的爱情，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说，都是更为美丽、更为忧伤，也更为让人回味不尽的。
从英国回国后，在古老的北京城，他们有了进一步接触的机会，特别是一次同台演出，给人间留下了一段意味无穷的风情。
那是艺术上的交互激荡，也是心灵上的交互感应。
作为这一段美好遇合机缘的，是1924年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应中国学者邀请来中国的第一次访问。
其实，就是那次访问本身，自始至终，也都充满了美妙瑰丽的色彩。
当时，代表中国知识界向泰戈尔发出访问邀请的，是讲学社的蔡元培、梁启超以及胡适之等，而徐志摩则担任了具体的翻译和接待陪侍任务。
从徐志摩1923年写给泰戈尔的两封信里可以看出，他对参预这次文化活动是多么的欣喜若狂。一则说：
“在你逗留中国期间充任你的旅伴和翻译。我以为这是一个莫大的殊荣。虽然自知力．薄能渺，但我却因有幸获此良机，得以随侍世上一位伟大无比的人物而难禁内心的欢欣雀跃。”
继则曰：
“要为一个伟大诗人做翻译，这是何等的僭妄!这件事若是能做得好，人也可以试把尼亚格拉大瀑布的澎湃激越或夜莺的热情歌唱移译为文字了!还有比这更艰困的工作或更不切实际的企图么?”
面对泰戈尔，他甚至说出了这样近乎肉麻的话：
“我国青年刚摆脱了旧传统，他们像花枝上鲜嫩的蓓蕾，只候南风的怀抱以及晨露的亲吻，便会开一个满艳；而你是风露之源”，“如果作家是一个能以语言震撼读者内心并且提升读者灵魂的人物，我就不知道还有哪一位比你更能论证这一点的。”
这里，除了需对徐志摩那种矫饰浮夸的一贯的文风有分析的对待外，对他这些话语背后所传达出的信息还是应该相信的。那就是，对泰戈尔的来访，新月派中人和蔡元培等中国知识界元老的欢迎态度，确实是出于至诚。至于有的论者谓：徐志摩的这些话“言过其实”，“近乎吹捧泰戈尔”，目的是“想博泰戈尔的欢心”。那就是见仁见智之辞了。
在国内，徐志摩向中国读者做介绍时，也足可看出这位纯粹诗人对泰戈尔的顶礼膜拜：“他是来广布同情的，他是来消除成见的”，“他永远指点着前途的光明”，“他不能相信纯洁的青年也会坠落在怀疑、猜忌、卑琐的泥涸”，“他六十年的生涯只是不断的奋斗与冲锋，他现在还只是冲锋与奋斗；但是他们说他是守旧，太迟，太老。他顽固奋斗的对象只是暴烈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武力主义，杀灭性灵的物质主义。他主张的只是创造的生活，心灵的自由，国际的和平，教育的改造，普爱的实现”。就算他的这些言词有“过分渲染、夸大”之处吧，谁又能否认，通过对泰戈尔的赞颂，这里实际上也反映出了徐志摩个人的价值观念呢!他崇拜泰戈尔，实质上便是在崇拜同情、创造、自由、和平、教育、博爱，便是在诅咒怀疑、猜忌、卑琐、暴烈主义、武力主义，物质主义。
4月12日，伟大的东方诗神泰戈尔在上海登上了中国土地，这以后，徐志摩一直陪伴在他身边。23日，他们乘坐列车到了北京，在前门火车站，受到了梁启超、蔡元培、胡适之、蒋梦麟、梁漱溟、辜鸿铭、熊希龄、范源廉、林长民等一大批中国文化名流的欢迎。在北京天坛，京华知识界为泰氏举行了盛况空前的欢迎会，陪侍他左右的，是徐志摩和林徽音。当他们三人出现在会场时，全场的人都兴奋起来了。那是一幅极其动人的天然画图。曾有好事者描绘当时的情景：“林小姐(徽音)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徐氏在翻译泰戈尔的英语演说，用了中国语汇中最美的修辞，以硖石官话出之，便是一首首的小诗，飞瀑流泉，琮琮可听。”
泰戈尔在集会上的讲演，纯属即兴式，但其内容正能反映出老人终生持之不懈的人世主旨。他对他的中国听众说：
“今天我们集会在这个美丽的地方，象征着人类的和平、安康和丰足。多少个世纪以来，贸易、军事和其他职业的客人，不断地来到你们这儿。但在这以前，你们从来没有考虑邀请任何人，你们不是欣赏我个人的品格，而是把敬意献给新时代的春天”，“现在，当我接近你们，我想用自己那颗对你们和亚洲伟大的未来充满希望的心，赢得你们的心。当你们的国家为着那未来的前途，站立起来，表达自己民族的精神，我们大家将分享那未来前途的愉快。我再次指出，不管真理从哪方来，我们都应该接受它，毫不迟疑地赞扬它。
如果我们不接受它，我们的文明将是片面的、停滞的。科学给我们理智力量，他使我们具有能够获得自己理想价值积极意识的能力”。
在讲演结束时，泰戈尔满面笑容地给观众朗诵了一首他喜爱的诗：
仰仗恶的帮助的人，建立了繁荣昌盛，
依靠恶的帮助的人，战胜了他的仇敌，
依赖恶的帮助的人，实现了他们的愿望，
但是，有朝一日他们将彻底毁灭。
对于见惯了欺骗、谎言、阴谋、专制、盲昧、卑鄙、贪欲的中国人说来，泰戈尔所发出的音调可谓空谷足音、得未曾见，但也是最美丽、最慈祥的音调。
5月8日，是泰戈尔的六十四岁华诞。热诚的中国主人为老人举行了热烈隆重的庆祝活动。在当晚举行的晚宴上，主席胡适代表中国知识界，送给老人十来张名画和一件古瓷，作为寿礼。
更使老人高兴的，是他还得到了一个中国名字——竺震旦。按照梁启超的解释，泰戈尔的名字拉宾德拉的意思，是“太阳”与“雷”，如日之升，如雷之震，所以中文应当译为“震旦”，而“震旦”恰恰是古代印度人称呼中国的名字CheenaStnana，音译应为“震旦”，意译应为“泰士”。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有名还须有姓，印度国名“天竺”，泰戈尔先生当以国名为姓，全称为“竺震旦”。命名仪式上，梁启超把一方鸡血石印章献给泰戈尔，上面镌着“竺震旦”三字。
晚宴结束后所举行的上文谈到的那次著名演出，把祝寿活动推向高潮。在东单三条协和小礼堂里，以新月派中人为骨干，专场演出了泰戈尔的戏剧《齐德拉》。观众虽只有几十个人，但却是一次高水平的演出。剧中人物对白全用英语，不大精通英语的梁启超，由陈西滢担任翻译。
演出前，还插进了一个富有诗意的镜头。漂亮的林徽音饰一古装少女恋望“新月”。雕塑般的形体造形表示是新月社组织了这次令人难忘的演出活动。
泰戈尔这个剧本所写的故事，由印度史诗摩珂德婆罗多的情节衍变而成。齐德拉是马尼浦国王的女儿，马尼浦王系中，代代都有一个男孩传宗接代，可是齐德拉却是她的父亲齐德拉瓦哈那惟一的女儿，因此父亲想把她当成儿子来继承王位，并立为储君。齐德拉生来不美，从小受到王子应受的训练。邻国的王子阿顺那在还苦行誓愿的路上，来到了马尼浦。一天王子在山林中坐禅睡着了，被入山行猎的齐德拉唤醒，并一见钟情。齐德拉生平第一次感受到缺少女性美的遗憾。失望之际，她向爱神祈祷，赐予她青春的美貌，哪怕只有一天也好。爱神为齐德拉的诚心所动，答应给她一年的美貌。丑陋的齐德拉一变而成为如花似玉的美人，赢得了王子的爱，并结为夫妇。可是这位女中豪杰不甘冒充美人，王子倾心敬慕的，也是那位平定了盗贼的女英雄齐德拉，他不知他眼前的妻子就是这位公主。于是，齐德拉又祈祷爱神收回她的美貌，在丈夫面前还原了她本来的面貌。
剧中主角齐德拉的扮演者是林徽音，张歆海扮演阿顺那，徐志摩和林徽音的父亲林长民先生则分别扮演了爱神和春神。
演出是为了给泰戈尔老人祝寿，但对徐志摩和林徽音来说，则又别有深意。
早年，他们二人相识于英国伦敦。翩翩才子和多情少女很快就坠人情网。为此，徐志摩还毅然同元配夫人张幼仪女士离了婚，宣称：“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又说：“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朗照我深奥之灵府，而庸俗忌之嫉之，辄欲麻木其灵魂，捣碎其理想，杀灭其希望，污毁其纯洁!我之不流人堕落，流人庸懦，流人卑污，其几亦微矣!”
但那次遇合的结局是悲剧性的，徐志摩离婚不久，林徽音即含着难言之隐随父亲扬帆归国。再往后，心灵受到创伤的诗人本人也回到了北京。
在北京再度相会，他们二人都再一次经受了感情矛盾的折磨。此时，林徽音已名花有主，与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订了婚，但他们依然难以熄灭那植根于灵府深处的一脉火苗。快雪堂松坡图书馆，是梁思成与林徽音经常约会的地方，不识相的徐志摩也；常常像一个不速之客插进一脚。梁思成为此隐隐不快，为避免骚扰，特在门上贴了一张用英文写的纸条：上书Loverswanttobeleftal．one，翻译过来即为“情人不愿受干扰”。
《齐德拉》一剧的演出，在徐志摩与林徽音心中激起的波澜是可想而知的，他们都分明地从对方那里感受到了某种情感的信息。而且，据说在梁家也因此而生出“一场风波”，梁任公的夫人和大女儿梁思顺颇为此“耿耿于怀”。
此后，泰戈尔在中国的一切活动，都由徐志摩代为安排，他们共同游览了泰山、济南、南京、龙华、杭州，还一起去了日本。在杭州西子湖畔，徐志摩诗兴大发，竟在一处海棠花下吟诗达旦。
梁启超特集宋人词句书成一联，送给他这位才华绝代的得意门生：
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环碧；
此意平生飞动，海棠树下，吹笛到天明。
在日本，徐志摩陪泰戈尔老人玩得也很开心，并写成了《沙扬娜拉十八首》，其中，最末一首便是那著名的《赠日本女郎》：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甜蜜的忧愁——
沙扬娜拉!
全部十八首诗曾编人1925年中华书局版《志摩的诗》，1928年8月由新月书店重印时，诗人聪明地删掉了前面的十七首，只剩下这最后一首。从此，这寥寥数行诗句便风靡天下。
可以说，泰戈尔此次访华，获益最丰的就是徐志摩，他得到老人送他的印度名字：素思玛，而且，还得到了老人真诚的友谊。泰戈尔回国不久写给徐志摩的信中说：
“……从旅行的日子里所获得的回忆日夕萦绕心头，而我在中国所得到的最珍贵的礼物中，你的友谊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