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传习录全集》著作目的：《传习录全集》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传习录》进行“简注”、“译文”、“评点”，让读者能够从文字训诂上理解“阳明心学”，从哲学体系上沟通“阳明心学”，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明白“阳明心学”。这是一项至为艰巨的任务，也是《传习录全集》致力于承担的历史责任。
2.《传习录》的基本情况：王阳明留下的著作有《传习录》、《阳明全书》、《大学问》三种。《阳明全书》即《王文成公全书》，共有三十八卷，是王阳明的门人所辑。《大学问》是王阳明最重要的哲学著作，短小精悍，言简意赅，已经作为《传习录全集》的附录，读者在阅读《传习录全集》原文之前，最好反复阅读，以便初步理解王阳明的基本观点。《传习录》书名的“传习”两字出自《论语》“传不习乎”，是王阳明跟弟子、朋友等论学的实录或论学的书信汇编，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名师与高徒“论学”教案，学术背景之深，涉及知识之广，推演答案之严，回答疑问之简，都独树一帜。因此，初学《传习录》，无不如坠缤纷五彩之中，目不暇接，四顾茫然。因此，希望很好地阅读《传习录》，理解一些最基本的情况，理所当然。有关《传习录》版本基本情况如下：从正德七年（1512年）开始，王阳明的学生徐爱陆续记录了王阳明论学的谈话，取名《传习录》。正德十三年（1518年），王阳明的学生薛侃将徐爱所录残稿及陆澄与他新录的王阳明论学谈话一起刻板印刷，书名仍然为《传习录》。嘉靖三年（1524年），王阳明粉丝、时任绍兴府知府的南大吉增收王阳明论学书信若干篇，以原名刻板印刷。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王阳明的学生钱德洪将陈九川等人所录的《遗言录》加以删削，与钱德洪自己跟王畿所录的内容编成《传习续录》刻板印刷。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钱德洪增收黄直所录。隆庆六年（1572年），谢廷杰在浙江刻板印刷《王文成公全书》，以薛侃所编《传习录》为上卷，以钱德洪增删南大吉所编书信部分的8篇为中卷，以《传习续录》为下卷，且附入王阳明所编《朱子晚年定论》，此即《王文成公全书》本的《传习录》,《传习录全集》即以此作为底本。
3.《传习录全集》的基本结构：《传习录》大致包括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形式是“问答”，有时候是一问一答，有时候多问多答，本书把大致能够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问题，都作为一条。这种形式出现实录之中，也出现在书信之中。第二种形式是“语录”。这种语录有长有短，但凡相对独立的，都作为一条。第三种形式是“长篇大论”。这种长篇大论为数不多，只要出现在书信中，虽然内容很多，可很不容易梳理出一个个问题，所以，不得已也作为一条。按照这种基本思路，全书被分为319条。《传习录全集》给每一条都取了一个标题，以概括这一条的基本思想作为目的，大都取自本条中的名言警句或关键词语。这可以给读者一点提纲挈领的启示。每一条除了标题之外，一般分为“原文”、“简注”、“译文”、“评点”。“原文”即《传习录》的原文，按照《传习录全集》所分出的条数加以排列。“简注”的重点是“理清概念”、“介绍背景”、“说明缘由”，因此对常用的概念如“格物”、“良知”等，在不同的条内都加以“简注”，目的在于强化“阳明心学”的逻辑性，思辨性。“译文”是为了帮助读者读懂“原文”，且不损害“原文”的文意和文气，所以对概念如“格物”、“良知”、“致良知”、“无善无恶”、“生之安行、“生而知之”等等不过“直录而已”。“评点”是本书的难点也是亮点，我们作为单独的一个方面加以介绍。
4.《传习录全集》“评点”的基本视点。我阅读了现在坊间各种版本的《传习录》，不仅仅在“译文”上普通存在燕书郢说的情况，“评点”上更是几乎处处“牛头不对马嘴”，张冠李戴，丧失一个作者最基本的良心——我曾经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写书更是最重要的学习。《礼记·学记》:“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学然后知不足”,“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教然后知困”,“知困，然后能自强也”。因此“教学相长”啊！“教”跟“学”能够相互促进，“读书”跟“写书”自然是最有效的相互促进。可现在而今眼目下，“抟稿公司”层出不穷，“神童”、“大师”风起云涌，无知无畏者纷纷赤膊上阵，于是“小学生写给中学生看”、“中学生写给大学生看”、“游医写给病人看”，乃至“不生病”的“大智慧”、“永不败”的“大谋略”、“套牢土豪”的“国学”,“未卜先知”的“易学”，东拼西凑，前言不搭后语，真是乌烟瘴气，令人发指，导致图书市场的快速萎缩，引起读者的强烈抵制！这不等于自掘坟墓？这不就是自取灭亡？在这种背景下，投射到《传习录》的点评上，更是云诡波谲，信口雌黄，不知其所来，不知其所往。因此我说“评点”是本书的难点也是亮点。因为“难”,“抟稿公司”的“抟稿匠”，字未必认得完，就想提笔撰文，面对天书，不得不“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不知所云。《传习录》的“评点”所以“难”，是因为阳明心学跟玄学差不多，具有自己的一套基本概念、基本判断和推理模式，不明白这些，不要说“评点”，连文字层面的意思都搞不清楚，自然蚊子吃菩萨——无从下口！正因为很多书没有说清楚，很多人没有弄明白，所以我们对此设想了一些要点，以便给读者一些我们的体会。
“心即理”是“阳明心学”的基本观点，“致良知”是“阳明心学”的基本方法，“知行合一”是“阳明心学”的基本目标，因此，阅读《传习录》先要明白这几点：
第一关于“心”、“理”、“事”、“性”、“道”、“天”等概念，即阳明心学的“本体论”。
“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在心之外没有“理”，在心之外没“事”。“理”即“天理”、“良知”,“事”即事物、事件等。“心外无理，心外无事”不过是“心即理”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心即性，性即理”:“心”就是“性”,“性”就是“理”。“心”为“良心”,“理”为“天理”,“性”是什么呢？“天命之谓性”，命即是性””。按照《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王阳明认为“命”就是“性”,“性”就是天赋予人的禀性。在阳明心学中，“性”似乎具有统率的含义，王阳明这样说：“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于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心之发也，遇父便谓之孝，遇君便谓之忠。自此以往，名至于无穷，只一性而已”。这段话以“性”作为一个话题，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自“形体“而言谓之“天”，自“主宰”而言谓之“帝”，自“流行”而言谓之“命”，自“赋于人”谓之“性”，自“主于身”而言谓之“心”；自“心之发”,“遇父”就谓之“孝”,“遇君”就谓之“忠”。王阳明因此断言：“自此以往，名至于无穷，只一性而已。”王阳明还说：“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以其凝聚而言谓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王阳明从不同的角度，根据不同的需要，给这种圣物取各种名字，这种名字很像《老子》所说的“道”,“道可道，非常道”，所以王阳明说：“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则知道、知天”。
在本体论上，王阳明最充分的认识在下面四句话里：“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四句被誉为“王门四句教”，有这样的版本：“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是把“心”作为“体”而言的。按照王阳明的观点，心即物，心即理，因此“心生万物”,“心生万理”，万物同源，万物一理，所以“心”跟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道”一样，不生不灭，自本自根。“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是在“无”的环境中看问题，“无善无恶”是“至善至美”的’不是跟“有善有恶”相对应的。读不懂《传习录》的关键之处，就是没有弄清楚“无善无恶”是“至善至美”这句话的基本含义。
“有善有恶是意之动”，是把“心”作为“用”而言的，是在“有为”的范围在讨论问题。因为“道”衰而“德”兴，所以必须讲究“仁义礼智信”，这就是“意”。王阳明认为，“心体”本来是“无善无恶”的，只要“循理”而行就能够“止于至善”。可是由于“气拘物蔽”等原因，并非每一个“意”的产生都可以依据心体“循理”而动，一旦在出现“过”或者“不及”的“意”，这个“意”就是恶的，这就是“有恶”。这就是王阳明为什么说“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的逻辑关系。把这两者联系起来的关键是把第二句的“有善”等同于“无善无恶”而得出来的，说明“心体”得以实现的情形，因而保持了“无善无恶”的心体。从王阳明的逻辑来看，这似乎是可以相通的。可这其实违背了“心即理”、心是本体的基本规则。王阳明说：“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谓至善。”“理之静”相当于“心之体”,“气之动”相当于“意之动”，因此“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相当于说“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什么是“理”？什么是“气”？王阳明说：“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气言。理者，气之条理；气者，理之运用；无条理则不能运用，无运用则亦无以见其所谓条理者矣。精则精，精则明，精则一，精则神，精则诚；一则精，一则明，一则神，一则诚：原非有二事也。”
“无善无恶是”只有“至善至美”一种价值判断，是一种没有是非的状态；“有善有恶”具有多种不同的价值判断，具有各种不同的是是非非。“知善知恶是良知”处在所谓“未发”的“知”环节，而“为善去恶是格物”处在所谓“已发”的“行”的环节。“良知”能够从恶意开始萌芽就加以防范，而“格物”则是恶意已经发展才加以克制。
王阳明有关“本体论”的观点，几乎取自“道学”，也跟“道学”的很多大师一样，没有将“本体”固定在一个字眼上，所以常常出现含混的地方。
第二关于知、行等的“知行合一”实践论。
阳明心学的基本目标就是“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而基本的途径就是实践，就是“知行合一”。所以王阳明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王阳明又说：“知之真切笃实处，既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知行合一”跟“理”、“心”等所谓本体是一回事情，所以王阳明说：“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因为“知”是“理”的“灵处”，所以“知”“就其主宰处说”就是“心”,“就其禀赋处说”就是“性”。实践必须具备一系列的主意或工夫，如“格物”、“诚意”、“明善”、“诚身”、“穷理”、“尽性、“道问学”、“尊德性”、“博文”、“约礼”、“惟精”、“惟一”等，有的时候是“工夫”，有的时候是“主意”，因此王阳明说：“格物是诚意的工夫，明善是诚身的工夫，穷理是尽性的工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约礼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功夫。“知行合一”是一个人价值的体现，是做圣人的必然要求，因此王阳明认为，不能“知行合一”就会伤天害理，“忍心害理，何者不为？若违了天理，便与禽兽无异，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过做了千百年的禽兽”。
第三关于“率性”、“修道”等的认识论。
王阳明认为，“知”即明“知识”和明“天理”。“知识”是必须通过学习才能得到的，被称为“知识心”,“天理”是与生俱来的，被称为“道德心”。一个人的学习，最重要的是“天理”。据此王阳明这样说：“夫尽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圣人之事也；存心、养性、事天者，学知利行，贤人之事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者，困知勉行，学者之事也。“天理”虽然是与生俱来的，但还是有差别的，分为“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困知勉行”三类。“生知安行的是圣人之事，自然能够尽心、知性、知天，即所谓率性而行，则性便谓之道”,“率性之谓道，性即是道”;“学知利行”的是贤人之事，应该“存心、养性、事天”，即所谓“修道而学，则道便谓之教”,“修道之谓教，道即是教”。
不同的人，修养天理的对象和方法都是不一样的。在《传习录》中，王阳明多次明确指出，圣人常常所下的是“困知勉行”的功夫，常常处于“夭寿不贰、修身以俟”的状态，所以“圣人”更加“至诚”、“至善”——王阳明曾说：“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诚身，诚身之极便是至诚；《大学》工夫只是诚意，诚意之极便是至善。”从“困知勉行”不断上升，经过“学知利行”乃至“生知安行”，就会“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否则就可能出现“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这是因为“恶人之心，失其本体”。
我们本着按照“阳明心学”的观点去“评点”《传习录》，即使参以作者自己有关“天人学”的观点，也不强“阳明心学”就我，且阳明心学的开创性、周密性，也是“天人学”的基本内容。
5.《传习录全集》的“序言”和“附录”。《传习录》是不断形成的，且不断地刻板印刷，所以《传习录》的“序言”比较多，我们精选了徐爱《传习录序》、钱德洪《续刻传习录序》、聂豹《重刻传习录序》、孙应奎《刻阳明先生传习录序》、蔡汝楠《叙传习录后》、刘宗周《重刻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序》，目的在于读者理解《传习录》的基本思想。王阳明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跟朱熹的观点并非不同，亲自摘编了《朱子晚年定论》作为《传习录》的附录，《传习录全集》也按照惯例收入。王阳明摘编《朱子晚年定论》，对推动“阳明心学”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为了增加《传习录全集》的可读性、完整性，本书增加了三个附录，即附录一《大学》古本、附录二《大学问》、附录三王文成公简明年谱。有关增加附录的想法，在每个附录的说明中都作了简要的说明。
6.《传习录全集》导读：《传习录》是很难读的，读者如果没有这个耐性，最好不要急于读这本书。《传习录》所讲的东西是很有用的，所以读起来也很难。阅读《传习录》可以按照下面的步骤进行：先读附录一《大学》古本、附录二《大学问》，最好能够背诵或复述，其间要不断参阅正文。其次认真阅读前言、序言。第三认真研读原文，对最常见的概念尽量弄清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在《传习录》原文或“评点”中认真选择一些重点句子用黑体字编排，读者务必反复阅读，深刻领会。如果你能够很自然地说明王门“四句教”的含义，就说明你的水平已经提高不少了，说得越全面、越深入，说明你的水平越高——王门“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