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自卑感与优越感

“自卑情结”属于个体心理学领域里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如今它似乎已经变得举世皆知了。许多流派的心理学家都采用了这一术语，并且将它应用到了自己的实践当中。然而，我却根本没法肯定地说，他们都正确地理解了这个术语的意义，或者正确地运用了这个术语。比如说，告诉一位病人说他有自卑情结，根本就于事无补，那样做只会更加突出病人的自卑感，却没有向病人说明如何才能克服自卑感。我们必须认识到病人在自己的人生态度当中表现出来的那种独特的沮丧感；我们必须在病人缺乏勇气的时候，不失时机地对其加以鼓励。每一位精神病患者，都具有某种自卑情结。任何一位精神病患者与其余患者的不同之处，都并非是他具有自卑情结而其余患者却没有。他与其余患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自己无法在人生当中有益的一面继续下去时所处的情况，在于他为自己的努力与活动所设定的局限。倘若我们只是对他说“您患上了一种自卑情结症”，根本就不会帮助患者勇敢起来。这就好比是，倘若我们对一个头疼的人说：“我可以告诉您，您哪儿出了毛病。您患上了头疼病！”这同样不会对头疼患者有所帮助。

被人问到是否觉得自卑之时，许多精神病患者都会回答说：“不觉得。”有些患者甚至还会这样回答：“恰好相反。我完全清楚自己比周围的人都要优秀。”因此，我们无须去问，只需观察一个人的行为就可以了。正是在一个人的行为当中，我们会注意到他用于安慰自己、说自己很重要的是哪些把戏。例如，倘若看到某人神情傲慢，那我们就可以猜出，他心里正在这样想：“别人常常忽视我。我必须表现得自己是个人物才行。”倘若看到某人在说话时特别喜欢指手画脚，那我们就能猜出，他心里正在想：“如果不用手势来强调，我说的话就不会有什么分量。”我们猜想得到，在每一个举止显得似乎比别人优越的人背后，都隐藏着一种自卑感，需要他格外努力地来加以掩饰。这就好比是一个担心自己个子太矮小的人，踮着脚尖走路来让自己显得高大一点儿那样。有的时候，在两个孩子比身高之时，我们就能看到这种行为。那个担心自己较矮小的孩子会尽量拔高身子，全身的劲儿都使上。他这样做，就是为了让自己显得比实际的个子更高大。倘若问一问这样一个孩子：“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太矮小了呢？”我们是很难期待他会承认这一事实的。

因此，一个具有强烈自卑感的人，自然也不会表现得像是一个唯唯诺诺、安安静静、拘谨内敛和不让人讨厌的人。自卑感的表现方式多种多样。或许，用一件有关三个孩子头一回被大人带到动物园里去的趣事，我就能说明这一点。站在狮笼前面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孩子缩到了母亲的裙子后面，说道：“我想回家。”第二个孩子则站着没动，脸色苍白，浑身颤抖，说道：“我一点儿也不害怕。”第三个孩子则恶狠狠地瞪着狮子，问母亲说：“我可以啐它一口吗？”其实，三个孩子在狮子面前都觉得很自卑，但每个孩子都用自己的方式表现出了他们的感受，并且这些感受都符合他们各自的人生态度。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普遍都具有自卑感，因为我们发现自己都是处在一种我们希望改善的位置上。倘若没有气馁的话，那么我们就应当通过唯一一种直接、现实而恰当的方式，即通过改善我们的处境，来动手克服这些自卑感。没有人能够长久地背负一种自卑感，久了之后，我们就会陷入一种紧张状态，从而必须采取某种行动。不过，不妨假设一个人泄了气，假设他想不到自己若是作出实实在在的努力，就能够改善处境。那样的话，尽管他仍然无法承受自身的自卑感，仍然会努力想要摆脱它们，可他却不会去尝试那些会让自己有所进步的方法。虽然他的目标仍然是“不屈服于种种困难”，可他不会去攻克障碍，而是会催眠自己或者自动麻醉，产生出一种虚假的优越感来。与此同时，他的自卑感却会与日俱增，因为导致产生这些自卑感的情况仍然没有改变。激发自卑感的因素仍然存在。采取的每一种办法，都会让他陷入更深的自我欺骗中去，而他的所有问题，也会带来越来越大、日益紧迫的压力。倘若我们看到他的行为而没有理解其中的原因，那我们就会认为，他的做法都毫无目的。这些行为不会让我们感受到，它们其实是旨在改善他的处境。然而，一旦我们明白他与大家一样，也是在一心努力要获得一种适当感，只是放弃了自己改变客观处境的希望，那么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开始变得连贯、合理起来。假如他很软弱，那么他就会跑到那些能够让他觉得自己很强大的环境里去。他所追求的，并不是让自己真正变得更强大，或者变得更有本事，他的目标，只是让他在自己的眼中显得更强大罢了。他努力来欺骗自己的做法，最终只有一部分会获得成功。假如觉得自己无力解决职业当中的问题，那么在家里他就会变成一个专横无理的人，以此来安慰自己，说自己很重要。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麻醉自己了。可是，那些真实的自卑感却仍会留存下来。它们仍然会是以前同样的情况所激发出来的，并且跟以前一样的自卑感。这些自卑感，会是他精神生活当中一道挥之不去的暗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真正地说他有了一种自卑情结。

现在，我们该给“自卑情结”下一个定义了。在一个问题面前，一个人倘若没有恰当地调整好自身去加以适应，或者没有能力恰当地来加以应对，并且明确认为自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就会产生出自卑情结。由这个定义，我们能够看出，生气可能与哭泣或者愧悔一样，都是自卑情结的一种表现。由于自卑感往往会令人焦虑不安，因此人们往往会采用一种旨在获得优越感的补偿性行为，不过，这种补偿性行为的目的，却会不再是解决问题了。这样一来，原本获得优越感的做法，指向的就是生活中无益的一面了。真正的问题会被搁置起来，或者被拒绝承认。这种人会尽量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并且会更加一心一意地去避免失败，而不是努力向前，去获得成功。在困难面前，他表现出来的就会是犹豫不决、停步不前，甚至是畏缩后退了。

这种态度，在广场恐惧症的病例中完全看得出来。这种症状，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信条：“我绝对不能走得太远。我必须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活中充满了危险，我必须避免遇到这些危险才行。”在始终持有此种态度的极端情形下，一个人会让自己待在一个房间里，甚至躲到床上不肯下来。在困难面前退缩的一种最彻底的表现，就是自杀。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就是在人生的所有问题前面缴械投降，并且坚信自己无力改善自身的处境。倘若我们认识到自杀往往是一种谴责或者报复，那么，通过自杀来追求优越感的做法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在每一桩自杀案例当中，我们往往都能看到，有的人是在把自己自杀的责任全都归咎于别人。这就好比是自杀者在这样说：“我是所有人当中最脆弱和最敏感的一个，可你们却用最残忍的方式对待我。”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每一个精神病患者都会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限制自身与整个环境的接触。他会想方设法，与人生当中必须面对的那三个实实在在的问题保持距离，并且将自己限制在那种他能够左右的处境里。用这种方式，他就是给自己修建了一座狭小的棚子，然后关上门，终生都远离了风雨、阳光和新鲜的空气。至于他是通过恃强凌弱还是通过发牢骚来左右局面，则会取决于他受到的训练。这种人会选择自己业已验证过为最佳的、发现对达到其目的最为有效的方式。有的时候，倘若对某种方法不满意，他就会去尝试另一种。而在这两种情况下，他的目标都是相同的，即无须通过努力去改善处境，就能获得一种优越感。发现眼泪最能让自己横行霸道之后，气馁的孩子就会变成一个爱哭的宝宝；而一个爱哭的宝宝，则会一路发展为成年之后的忧郁症患者。眼泪和牢骚，就是我所称的“水力”，可能变成一种极其强大的武器，非但会妨碍协作，还会让别人变成奴隶。在这种人身上，我们都能发现他们那种表面上的自卑情结，与我们在那些深受腼腆、局促不安与负疚感之苦的人身上看到的一样，他们都会乐于承认自身的弱点，承认他们没有照料好自己的能力。他们掩饰起来不让别人看到的，却会是一种想要高人一等的突出目标，是他们不惜任何代价都要争得第一的渴望。而另一方面，乍看上去，一个喜欢吹牛的孩子表现的是一种优越情结，但若是细究这个孩子的行为，而不是只听孩子说什么，那么我们很快就会看出他那种不愿承认的自卑感来。

所谓的“恋母情结”，实际上不过是精神病患者那种“狭小棚子”的一个特例罢了。倘若一个人害怕面对整个世间的爱的问题，那么他就不会成功地摆脱掉“恋母情结”。假如他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局限在家庭圈子里，那么，发现这个人性方面的追求也是在这种限度之内发展，就不足为怪了。由于缺乏安全感，这种人从来不会将兴趣扩展到自己最熟悉的那几个人之外去。他担心的是，与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不能用自己习惯的方式去左右别人。患上“恋母情结”症的，都是那些受到母亲溺爱的孩子。这种孩子都习惯性地认为，他们有权实现自己的所有意愿，并且从不明白，他们在家庭范围之外还可以通过独立的努力，赢得别人的喜欢和爱戴。进入成年生活后，他们依然会围着母亲打转，离不开母亲。在爱情方面，他们寻找的不是一位平等的伴侣，而是一个下人；他们最信得过的一个下人，就是自己的母亲。在任何一个孩子身上，我们很有可能都可以诱发出“恋母情结”来。我们需要做的，只是让母亲溺爱孩子，拒绝让孩子把兴趣扩展到别人身上，并且让父亲对孩子的态度表现得比较漠不关心或者冷淡罢了。

在神经官能症的所有症状中，都可以看到这种行为受到约束的现象。结巴症患者说话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出他那种犹豫不决的态度来。这种人内心残余的社会感，在促使着他去跟同类进行交流，但他对自身的过低评价、对接受考验的担心，却与他的社会感相互冲突，因此他说起话来就会吞吞吐吐了。那些在上学时成绩“落后”的孩子，那些到了三十多岁还没有找到工作或者迟迟不愿考虑婚姻问题的成年男女，那些患有强迫症、必须不停地重复同一种行为的精神病患者，那些让白天的工作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的失眠症患者，全都表现出了自卑情结，使得他们在解决人生问题这个方面无法取得进步。手淫、早泄、阳痿与性变态等症状，全都说明患有这些症状的人具有一种犹豫不决的人生态度，从而使得他们在接近异性时，会担心自己做不到。倘若我们问一问：“为什么要那么担心自己做不到呢？”他们那种相伴相随的优势目标就会自行呈现出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可能是这样：“因为一个人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太高的成功目标。”

我们已经指出，自卑感本身并非是不正常的。它们正是使人类的处境获得了种种进步的原因。例如，只有当人们感受到了自己的无知、觉得他们需要预测未来的时候，科学本身方能兴起。因此，科学就是人类为了改善他们的整体处境，为了深入了解宇宙，为了能够更好地掌控宇宙而努力的结果。事实上，在我看来，我们人类的一切文明，全都是在自卑感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想象一下，假如有一个不带成见的旁观者来造访我们人类所居的这个星球，那么他肯定会得出这样一种结论：“这些人类，连同他们成立的所有协会与机构，加上他们为了确保安全而做的种种努力，再加上他们为了遮风挡雨而修建的屋顶、为了保暖而穿的衣物、为了让交通更加便捷而修建的街道，这一切显然都表明，他们认为自己是地球上最脆弱的生物呢。”在某些方面，人类的确是所有生物当中最脆弱的一种。我们没有狮子或者大猩猩那样的力量，许多动物也更适合去独自应对种种生存难题。有些动物会通过抱成一团来弥补自身的弱点，即它们会聚集成群；可人类所需的协作，与我们在世间其他地方看到的任何一种协作相比，种类都要更多，程度也更深入。人类的孩子尤其脆弱，因为他们需要获得多年的照料和保护，才能长大成人。

由于每一个人都是由人类当中年纪最小、最脆弱的一员成长而来，由于人类不协作的话就只能任凭环境蹂躏，因此我们能够理解，一个没有习得协作性的孩子，日后就会不可避免地被迫朝着悲观消极、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自卑情结的方向发展。我们也能理解，即便是对于那些最具协作性的个人来说，人生也会继续给他们带来种种问题。没有哪一个人会发现，自己已经实现了最终的优势目标，并且彻底变成了自身所处环境的主人。人生太过短暂，我们肉体太过脆弱，而人生当中的三大问题，也始终都会有更有意义、更加全面的解决办法。我们往往都能接近某种解决办法，但是，我们绝不能因为自己取得了成就而沾沾自喜，并就此止步不前。无论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得继续努力。不过，倘有善于协作的人相伴，它就是一种有希望、有前途，并且朝着一种真正改善我们的共同处境的方向前进的努力。

我认为，没有人会因为我们无法最终实现人生最高目标这一问题而感到担忧。想象一下，若是一个人，或者整个人类，都已经达到了一种前方再无困难的位置，那我们就会觉得，那种情况下的人生必定是非常无趣的。到了那时，一切都预计得到，一切都可以预先测算出来。明天不会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机遇，未来也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期待了。我们对于人生的兴趣，主要源自我们那种没有把握的感觉。假如我们全都确定无疑，假如我们了解一切事物，那就不会再有什么讨论或者发现了。科学将会终结；我们周围的大千世界，也将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激发我们对那些没有实现的目标的想象，以此来鼓励我们的艺术与宗教，将不再有任何意义。因此，人生没有如此容易地变得枯竭无趣，就是我们的幸运。人类的努力与追求是持续不断的，我们始终都能找出或者创造出新的问题，并且开辟出新的协作与奉献机会。精神病患者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障碍。这种人的解决办法，仍然处在一种很低的层次上，而其所面临的困难，却相应地变得很严重。较为正常的个人，则会在身后留下一种解决自身问题的、日益完善的办法。这种人可以继续向新的问题挺进，然后找出新的解决办法来。这样一来，他就能够为别人作出贡献了：他不会落在后面，变成同类的一种责任；他不会需要或者要求得到特殊的照顾；相反，他会勇敢而独立地前进，根据社会感来解决自身的问题。

每个人的优势目标，都属于个人特有且独一无二的。这种目标，取决于个人赋予的人生真义，而这种人生真义，也并非一个言语上的问题。此种意义，是在一个人的人生态度之中逐渐形成的，有如他自己创作出来的一种奇怪旋律，贯穿了其人生态度的始终。由于他在人生态度当中并未表达出自己的目标，因此我们可以将其彻底地阐述清楚。由于目标表达得含糊不清，因此我们必须根据这个人给出的暗示，来猜测出这种目标。理解一种生活态度，与理解一位诗人的诗作是类似的。诗人必须利用语句，不过，诗人要表达的意思，却要比诗作所用语句的含义更加丰富。诗人表达的意思当中，绝大部分都必须由读者来进行猜测，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去理解诗作字里行间的意义。理解一个人的生活态度，理解人类这种最深刻、最微妙的创作，也是如此。心理学家必须学会理解一个人的言下之意，并且必须习得欣赏人生真义的艺术。

除此之外，不可能再有其他办法。在一个人四五岁的时候，人生真义就已经形成。这种意义，并非是经由一种数学过程形成的，而是通过在黑暗中摸索，通过那些未被充分理解的感受，通过抓住线索和探究解释来形成的。同样，优势目标也是通过摸索和猜测而成型的。这是一种终生的追求，一种动态的倾向，而不是一个绘制出来、地理位置已经确定的点。没有人非常了解自己的优势目标，以至于达到了能够充分描述出来的程度。或许一个人知道自己的职业目标，但职业目标在他的追求当中，仅仅只占一小部分。即便是在优势目标已经成型的情况下，也有无数种努力方法来实现这一目标。例如，一个人可能想要当内科医师，不过，成为一名内科医师，却包含着许多不同的意思。他可能不但希望成为内科医学方面的专家，或者是成为病理学方面的专家，还会在自己的行为中表现出对自身或者对他人的那种独特的关注程度。我们将会看到他为了帮助同类而对自身的训练程度，以及他给这种帮助设定了什么样的界限。他已经将此种目标当成是对自身那种独特自卑感的一种弥补，因此，从他在职业领域和其他方面的表现，我们也必定能够推测出，他正在弥补的那种独特感受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经常发现，许多内科医生在儿童时期早已了解到了死亡这个事实，而死亡正是人类的不安全感当中，对他们影响最为深刻的一个方面。他们可能是有位兄弟或者他们的父母之一去世了，因而他们日后的训练，就会朝着替自己和别人找到一种更加安全地应对死亡的途径这一方向发展。另一个人可能会将自己的具体目标定为当教师。可我们也都清楚，教师与教师之间可能会有多大的差异。倘若一名教师的社会感不强，那么他在成为一名教师过程中的优势目标，可能会是左右那些不如他的人。只有与那些比他弱小、经验没他那么丰富的人相处时，他才有可能觉得安心。可一名具有高度社会感的教师，却会平等对待自己的学生，他会真正希望为整个人类的利益作出贡献。在这里，我们无须再说其他方面，只要说教师的能力与兴趣可能会千差万别，以及可以看出在所有这些表现当中，他们的目标有多么重要就足够了。一种目标成型之后，个人的潜力就必须进行修正和约束，来适应这一目标；可那种完整的目标，即成型目标的原型呢，却会始终都与这些约束作斗争，并且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会找出一种方式，来表达出个人赋予的人生真义，表达出一个人追求优势的终极理想。

因此，我们必须透过表面来看待每一个人。一个人可能会改变自身目标成型的方式，就像他可能会改变自身具体目标的一种表达，即改变其职业一样。我们仍然必须寻找那种根本的一致性，必须寻找人格的统一性。这种一致性，在人格的所有表达中都是固定不变的。假如我们拿着一个不规则三角形，把它放到不同的地方，那么每个地方呈现给我们的，似乎都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三角形；可若是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始终都是同一个三角形。因此，有了原型之后，任何单一的一种表达都不可能穷尽其所有内容，但我们却可以从其所有的表达当中，辨识出这种原型来。我们永远都不能对一个人这样说：“如果这样干或者那样干，您对于优势的追求就会得到满足……”对于优势的追求，始终都是灵活多变的。事实上，一个人越健康、身心越正常，当他的追求在某个特定的方向上受阻之后，就越能找出新的追求机会来。只有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才会在自身目标的具体表达方面这样去想：“我必须拥有这个，否则就会一无所有。”

我们不该试图太过容易地将任何一种特定的优势追求明确表达出来，不过，在所有的目标当中，我们却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努力要变得像上帝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些孩子会用这种方式非常坦率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说：“我很想当上帝。”许多哲学家都有与此相同的想法，而且，希望将孩子培养和教育得像上帝一般的教育工作者，也大有人在。在一些古老的宗教戒律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目标。宗教信徒应当如此来教育自己，好让他们变得像上帝一样。这种“像上帝一样”的理想，用一种更加朴实的方式，出现在“超人”这种理念里。而尼采疯了之后，在写给斯特林堡的一封信里，签名竟然自称“受难的上帝”，正是说明了这一点（这个方面，我就不该多说了）。疯子通常都会用一种不加掩饰的方式，表达出自己的优势目标。他们会如此声称：“我是拿破仑。”或者说：“我是中国的皇帝。”他们希望自己成为全世界关注的中心，希望四面八方的人全都仰视他们，希望在无形当中与整个世界相连，并且偷听到所有人的交谈，希望自己能够预测未来，希望成为身负超自然力量的人。或许，人们在渴望自己无所不知、拥有普遍智慧或者长生不老时，就是用一种更加合理的方式，表达出了“像上帝一样”这个相同的目标。无论我们是渴望自己的世俗生命永世长存，还是想象自己通过诸多化身一次又一次地来到尘世，或者预测到在另一个世界里会长生不老，这些愿景都是以“像上帝一样”的这种渴望为基础的。在宗教教义里，只有上帝才是不死之身，才会在经历了一切时间和永恒之后得以永存。在这里，我并不是在讨论这些观念是对是错，因为它们都是对人生的诠释，因为它们都是意义，并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全都沉醉在这种意义里，希望自己就是上帝，或者变得像上帝一样。即便是无神论者，也希望战胜上帝、超越上帝。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这就是一种特别强大的优势目标。

一旦优势目标得以成型，那么在人生态度当中，我们就不会再犯错误了。一个人的习性与症状，完全都是实现其具体目标的正确表达，这些方面，全都是无可指摘的。每一个问题儿童，每一个精神病患者，每一个酗酒者、罪犯或者性变态者，都是在采取正当的行动，来实现他们自己理解的那种优势目标。我们不可能用一个人的症状本身来对抗其症状，因为它们正是一个人为了实现此种目标而理应具有的症状。一所学校里有一名男生，他是全班最懒的一个。老师问他说：“为什么你的功课这么差呢？”他回答道：“如果我是班上最懒的学生，那么您的注意力始终都会放在我的身上。您从来不会去注意那些表现好，不会扰乱课堂，并且功课学得很好的同学。”既然他的目标是为了吸引关注并左右自己的老师，那么他就是找到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办法。想让他改掉懒惰的毛病是毫无用处的，因为他需要懒惰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他这样做完全有道理，要是改变这种做法的话，他就会是个傻瓜了。另一个男孩在家里很听话，但样子显得很笨；他在学校里成绩不好，在家里也完全说不上机灵。他有一个比自己大两岁的哥哥，而他哥哥的人生态度，与弟弟的大不一样。哥哥很聪明、很活泼，可经常因为冒失而惹出麻烦来。有一天，有人无意当中听到弟弟在对哥哥说：“我宁愿像现在这样笨，也不要像你那样冒失。”倘若我们假定他的目标是避免惹麻烦的话，那么他的笨拙，其实就是一种相当聪明的做法了。由于显得笨，大人对他的要求也少，就算犯了错误的话，他也不会因此而受到责骂。假如他的目标确实如此，那么他就是一个并不愚蠢的傻瓜。

迄今为止，人们通常的治疗方法一直都是与症状作斗争。对于医学领域和教育领域内的这种态度，个体心理学是完全反对的。倘若一个孩子算术不佳，或者学习成绩不好，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分数上并且试图让孩子在这些特定的表达上有所改善，就是毫无用处的。或许孩子只是想让老师心烦，甚至想让老师开除他，以便全然不用去上学。就算我们在一个方面约束住了他，孩子也会找出一条新的途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成年精神病患者的情况，正是如此。例如，假设一个成年人患有偏头疼。这种头疼对于他来说，可能会非常有用，并且可以在他最需要的那一刻恰到好处地发作。利用头疼，他就可以逃避解决社交上的问题。无论何时，只要他必须去结识陌生人，或者必须作出新的决定，这种头疼便有可能发作。与此同时，头疼还可以帮助他去欺负办公室里的人，或者欺负和左右他的妻子、家人。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期待他放弃这样一种经过了充分考验的手段呢？从他现有的观点来看，他加给自身的痛苦，不过是一种非常明智的投资罢了。这种投资，会带来他希望的所有回报。无疑，我们也可以给出一个令他感到震动的解释，从而吓得他摆脱掉这种症状，就像有的时候可以通过电击或者假装手术而使战争创伤症患者吓得摆脱了所患症状一样。或许，医疗会让他在此时此刻得到解脱，让他更加难以继续保持自己选择的具体症状。不过，只要他的目标还是一样，那么，即便他放弃了一种症状，他必然也会找到另一种症状。头疼病“治好了”，他就会患上失眠症，或者出现其他的新症状。只要他的目标仍然相同，他就必定会继续去追求这一目标。有些精神病患者能够以令人震惊的速度摆脱原有的症状，然后毫不犹豫地表现出新的症状来。他们会变成神经官能症方面的老手，持续不断地扩展着自己的拿手好戏。阅读关于心理治疗的书籍，只会给他们带来一些更厉害的、迄今他们还没有机会来尝试的神经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寻找的，始终都是采用此种症状所针对的目的，以及这一目的与总体优势目标之间的一致性。

假设在我的班上，我派人取来一架梯子，然后爬上去，坐在黑板顶上。任何人看到我后，很可能都会这样想：“阿德勒博士可非常古怪啊。”他们并不知道梯子是用来干什么的，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爬上去，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坐在这样一个不合适的地方。但是，倘若他们明白：“他之所以想要坐在黑板上方，是因为他觉得自卑，除非他的个子比别人要高。只有当他能够俯视全班时，他才会觉得安心。”那么，他们就不会觉得我非常古怪了。我可能是采取了一种极佳的方法，来实现我的具体目标。这样来看，梯子就是一种非常合理的工具，而我努力爬到梯子上面的做法，似乎也是一种经过精心计划并且得到了实施的行为。我只会在一个方面显得古怪，那就是我对于优越性的理解。假如有人能够说服我，让我确信自己的具体目标选得不好，那么我才能改变自己的行为。但是，倘若目标还是原样，只是有人把我的梯子搬走了，那么我就会用一把椅子再去尝试；倘若椅子也拿走了，那我就会想方设法，看跳跃、攀爬和拉伸肌肉能不能有所作用了。每一位精神病患者也是这样，他们选择的方式并没有错，在这个方面他们是无可指摘的。我们只能去改善他们的具体目标。目标改变之后，心理上的习性与态度也会随之改变。患者不再需要原来的那些习惯与态度，而与其新的目标相适应的一些新习惯与新态度，则会取而代之。

我不妨举个例子。曾经有位年届三十的女性到我这里来，她深受焦虑与无力交友之苦。她在职业问题上无法获得任何进展，所以仍然是家人的一种负担。她会时不时地打点儿零工，当当速记员或者秘书，但有如一种令人痛苦的宿命，找到工作之后，她的老板往往都会向她示爱。她吓坏了，便只好不去上班。然而，有一次她还是找到了一份工作，而老板对她也不那么感兴趣。可这一次她却觉得非常丢脸，所以也辞了职。她已经接受了多年的心理治疗，我相信已有八年了吧，可治疗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既没有让她成功地变得善于交际，也没有让她找到一个可以自谋生计的工作。

我见到她之后，便把她形成人生态度的过程追溯到了她的童年早期。没有学会理解儿童的人，也是不可能去理解成年人的。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长得非常漂亮，因此受到了令人觉得难以置信的宠爱。当时她的父母家境殷实，因此不管想要什么，只要说一声，她的要求就会得到满足。听完之后，我说道：“哦，您是像个公主一样养大的啊。”“真是怪了，”她回答道，“以前大家的确都叫我公主呢。”我问她记得哪些最早的事情。“我记得，”她说道，“四岁的时候，我跑到屋外，发现一些小朋友正在玩游戏。他们时不时地跳起来，大声喊道：‘巫婆来了。’我非常害怕，回到家里后，便去问一位跟我们住在一起的老太太，世上是不是真的有巫婆。她回答说：‘有啊，不但有巫婆，还有小偷和强盗，他们都会追着你跑的。’”从这段记忆我们能够看出，她肯定害怕自己一个人被家人留在家里，而在她的整个人生态度中，也表达出了这种恐惧感。她觉得自己不够强壮，因而不敢离开家里，并且觉得家人必须供养她、必须方方面面都照顾好她。她还有这样一桩儿时往事：“我有一位钢琴老师，是个男的。有一天，他竟然想要亲我。我便不弹了，跑去告诉了妈妈。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想弹钢琴了。”在这里，我们也能看出，她习惯于让自己与男人保持很远的距离，而她的性发育，也是与她想要保护自己不受爱情伤害的目标相一致的。她认为恋爱是一种弱点。在这里，我必须说，许多人在恋爱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软弱，而从某种程度来看，他们的这种观点也是对的。坠入爱河的时候，我们必须变得很温柔，而我们对另一个人的关注，也会让我们容易受到干扰。只有一个优势目标是“我绝对不能软弱，我绝对不能受伤害”的人，才会逃避爱情的相互依赖性。这样的人会习惯于远离爱情，并且对爱情的到来毫无心理准备。大家通常都会看到，倘若这种人觉得自己有坠入爱河的危险，他们就会把这种情况转变成笑柄。他们会嘲笑、开玩笑或者戏弄那个让他们觉得危险的人。他们是在用这种方式，试图摆脱掉自身的那种软弱感。

这位姑娘在考虑恋爱与婚姻的时候，也觉得自己非常软弱。结果，工作中有男人向她示爱的时候，她内心的压力就会很大，超过了必要的程度。除了逃跑，她看不到任何摆脱这种局面的出路。就在她仍然面临着这些问题的时候，她的父母双双离世，因而她受尽宠爱、优裕无虑的生活差不多也走到了尽头。她设法找了些亲戚来照料她，可她的情况，却并不那么尽如人意。过了一阵子之后，亲戚们便会非常厌烦她，不会再按她的心意那样去全心全意地关注她了。于是，她便责怪亲戚们，对他们说，让她一个人待着会有多危险。这样，她便延缓了必须自生自灭这种悲剧性后果的出现。我确信，假如家人根本不为她操心的话，她早已疯了。实现她那种优势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强迫家人供养她，并且任由她拒绝人生当中的所有问题。她的心里，一直都是这样想的：“我并不属于这个星球，而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在那个星球上，我是一位公主。这个可鄙的地球并不理解我，也不承认我的重要性。”再往前一步的话，她可能早已疯掉了。不过，只要她还拥有某些小小的智谋，还能让亲戚或者家中的朋友来照料她，她就不会走到最后这一步。

还有一个病例，我们从中既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卑情结，也可以清晰地辨认出优越情结来。有一个十六岁的姑娘被人送到了我这里。从六七岁的时候起，她就一直小偷小摸，而从十二岁起，她就开始与男孩子一起鬼混，夜不归宿了。她两岁的时候，父母就在经历了一场旷日持久而痛苦不堪的争吵打闹之后离了婚。她被母亲带走，随着母亲一起生活，住在外婆家里。而她的外婆呢，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况一样，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孩子身上，对这个外孙女宠爱有加。她出生的时候，正值父母之间争吵得最厉害的时候，因此她的出生并没有让母亲感到高兴。这位母亲从来都没有喜欢过自己的女儿，因此母女之间的关系紧张得很。这个姑娘到我这里来治疗的时候，我便用一种很友好的语气同她交谈。她告诉我说：“我并不喜欢偷东西，也不喜欢与男孩子到处乱跑，可我必须向母亲表明，她操纵不了我。”“你这样做，难道是为了报复？”我问她说。“我想是吧。”她回答道。她想要证明，自己比母亲更强。不过，之所以具有这样一种目标，其实只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比母亲软弱。她认为母亲不喜欢她，因而患上了自卑情结。她能想到的、维护自身优势的唯一办法，便是捣乱。孩子们小偷小摸或者有其他不良行为的时候，通常都是为了报复。

有位十五岁的姑娘，曾经失踪了八天的时间。被人找到之后，她便被带到了少年法庭上。在法庭上，她编造了一个故事，说自己被一名男子绑架了，那人把她绑了起来，锁在一个房间里关了八天。大家都不相信她的话。医生非常亲切地与她谈话，要她说出实情。因为医生不相信她说的话，她便勃然大怒，竟然扇了医生一个耳光。我见到她之后，便问她日后想要干什么，从而给了她这样一种印象：我只关注她本人的命运，只关注我能帮她干些什么。我要她说一说自己做过的一个梦，她便笑了起来，给我描述了下面的这个梦：“我正在一家地下酒吧里。出来之后，我碰到了我的母亲。不久，我的父亲也来了，于是我要妈妈把我藏起来，好让他看不到我。”她很害怕自己的父亲，正在与父亲对着干。他以前经常惩罚她，由于害怕受到惩罚，她就不得不撒谎。只要听说某个孩子有撒谎的情况，我们都必须去找一找，看这个孩子有没有一位严厉的家长。除非孩子认为说实话会很危险，否则孩子撒谎就没有意义。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得出，这位姑娘与母亲之间还是具有一定的协作性。此时，她便向我承认，说是有人引诱她去了地下酒吧，她在那里待了八天的时间。由于害怕父亲，因此她不敢说出实情。可与此同时，她的做法却是由她渴望打败父亲的心态所支配的。她觉得自己受到了父亲的压制，只有通过伤害父亲，她才能感受到胜利者的快感。

对于那些错误地采用了获得优势的方法的人来说，他们如何才能获得帮助呢？倘若我们认识到追求优势是人类的一种共性，帮助他们就没有那么困难。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设身处地，对他们的努力感同身受了。他们唯一犯下的错误，便是他们的追求处于人生当中无益的一面。人类每一种创造的背后，正是这种对优势的努力追求在发挥作用，而这种追求，也是为我们的文化作出所有贡献的源泉。整个人生，也是遵循此种伟大的行为准则前进着，即从下到上、从少到多、从失败到胜利。然而，唯一能够真正面对并克服人生问题的人，就是那些在自身的追求中表现出了一种有益于其他所有人的倾向的人，就是那些用一种其他人也会受益的方式前行的人。假如用一种正确的方式来接近他人，我们就不会发现他们很难说服了。人类对于价值与成功的所有判断，终究都是建立在协作的基础之上的，这一点，正是人类共同拥有的、伟大的平常之处。我们对于行为、理想、目标、行动及性格特征方面的所有要求，都是它们应当有益于增进我们人类的协作性。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看到，有哪一个人完全没有社会感。精神病患者与罪犯也都明白这个公开的秘密，从他们不遗余力地想要证明自身人生态度的正当性，或者将自身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的做法中，我们就能看出他们对这个方面的了解。然而，他们已经失去了在人生当中有益的一面继续前进的勇气。一种自卑情结在对他们说：“协作中取得的成功，并不属于你。”他们已经厌烦了人生当中的真正问题，一心投入了一种虚幻的搏斗，并以此来获得安慰，说自己很强大。

在我们人类的劳动分工当中，存在着实现各种各样具体目标的空间。或许，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每一个目标当中都有可能含有某种程度较低的谬误性，因而我们始终都可以找出指摘的地方来。对于一个孩子而言，优势似乎在于数学知识学得好；对于另一个孩子来说，优势则在于艺术天分高；而对第三个孩子来说，优势似乎在于身强体壮。一个消化功能不好的孩子可能会认为，自己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营养问题。他的兴趣可能会转向食物，因为他觉得，用这种办法就可以改善自己的身体状况。结果，他可能会成为一名烹调能手，或者一位营养学教授。在所有这些特定的目标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出，除了一种真正的补偿机制，还有某种对诸多可能性的排斥心理，以及某种指向自我限制的训练。例如，我们可以理解，一位哲学家实际上必须时不时地让自己与世隔绝，才能进行思考和著述。不过，倘若优势目标与一种高度的社会感结合起来，那么其中包含的谬误就绝不会很严重。我们的协作，需要诸多不同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