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音乐的价值

音乐在发挥各种功能时，也就是实现价值的过程。功能和价值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从哲学层面上看，它们和“意义”相通，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这样做有意义”。有时价值和善相通，它体现了价值论的“应该怎样”，而不是认识论的“是什么”。从使用者的角度看，价值一方面是主体投射到对象身上的东西，另一方面可以看作是对人有利的东西，或者是值得追求的东西。音乐的价值大小和满足需要的程度成正比。探讨音乐的功能和价值，最重要之处在于认识音乐不可替代的、独有的价值。当然，音乐的其他价值也须全面梳理。这样，才能在全面认识中把握音乐功能和价值的特点。

一、独有价值

音乐作为人的审美对象时，音乐本身是“目的物”，是直接需要的东西，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哲学上称为“内在价值”，即作为目的的价值（参见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的《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0—1051页，下文“外在价值”和“内含价值”亦同）。因为音乐的感性所给予人的东西，通过其他途径无法获得。听音乐给人特殊的感受，和看美术作品、读文学作品都不一样。当人和音乐构成审美关系，人就以音乐为目的物；音乐就是人直接需要的东西。审美不是越过音乐达到音乐之外目的的“旅程”，而是和音乐交流的活动，是沉醉音乐之中的体验。在这样的过程中，音乐发挥着艺术功能，尤其是呈现功能，音乐的独有价值在这样的功能实现时充分显现。

长期以来音乐一直被作为功用对象或认识对象，也就是说，作为某种工具或手段，为非音乐的目的服务。当音乐被作为工具或标本时，它本身就不是目的物，不是人们直接需要的东西，而是间接需要的东西，因此也就没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显然作为工具的音乐没有独立存在的合理性，它是依附于音乐之外的目的的。在实用中，人们的目的在政治、经济或科学利用，音乐为这些目的服务，就像桥梁或某种中介，让使用音乐工具的人们实现这些目的。

工具的特点是可替代性。语言是工具，同样一句话，可以用各种语言说出来。语言可以翻译就充分说明了这种可替代性。从此岸到彼岸，可以通过桥梁，也可以划船，甚至可以游过去。桥梁、船、漂浮物等等都是工具，彼此可以替代。只有在《垂钓图》中的小木船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它是绘画作品的一部分，是审美对象的组成部分。如果用现代机动船去替代它，整个画面的风格和韵味就会被破坏。在实用中，音乐是可替代的，如：教化可以直接用德育的方式，也就是说可以直接说教，并非一定要用音乐；拔牙可以直接打麻药，而不用音乐替代；宣泄可以用日常方式，只要不破坏东西，一样无害；抽象情感的表现可以用美术或文学等。

音乐所呈现的感性世界，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人们听音乐，尤其是现场的接触，具有惟一性、不可重复性。音乐表演的“二度创作”每次都不一样，审美者自身也在不断变化，因此即便对同一作品的审美，每次“视界融合”的结果也都不一样。以听觉为主的审美活动，给予人们的是一次特殊的体验；这种体验是其他活动所不能给予的。在审美过程中，音乐不是工具而是人们直接需要的对象。审美目的不在音乐之外，而就在音乐本身；审美主体需要的，只能从作为审美对象的音乐那里得到，而不是以音乐为工具从音乐之外的什么东西那里得到。

二、特殊工具的价值

尽管音乐的独有价值在于它能为人们呈现的特殊的感性世界，在实用中，音乐作为手段为非音乐目的服务，和其他工具一样具有可替代的，但是它毕竟具有特殊功效。也就是说，音乐具有特殊工具的价值。工具的价值哲学上称为“外在价值”，即依附于目的的价值。作为工具的音乐的外在价值具有特殊性。

解决战争尽管可以使用通常的武器和方式，但是使用音乐这样的“武器”可以不流血或少流血。音乐可以在空气中传播，声波的衍射可以绕过障碍物。两军对垒，往往要避开对方的视线，因此靠声波来传递信息是最佳方法。这就是音乐作为特殊武器的价值所在。古代有“四面楚歌”的功用事例，现代也有类似的例子。在解放战争期间，敌人被围困在碉堡里，人们除了喊话之外，也曾采取音乐的“攻心战”，瓦解敌人军心，令其不战而降。当然，已经构成的围困是前提条件；没有这样的条件，仅靠音乐的力量将不足以解决战斗。

在作品分析教学中，被选择的作品通常具有典型意义；作为标本，虽然可替代，却具有特殊性。每个音乐作品都是特殊、独特的。就获得曲式结构等等知识而言，可以选择不同的作品来分析，但是“这一个”依然有其特殊价值。例如为了让学生掌握乐队变奏手法，教师选择肖斯塔科维奇《第七（列宁格勒）交响曲》第一乐章的展开部，这个部分采用了一个“侵略”的主题，有11次力度逐渐增强的变奏。这个主题自身几乎没有变化，依次出现在不同声部，主要靠配器产生变化。因此它在让学生掌握管弦乐队变奏写法上具有特殊价值，尽管从根本上说是可替代的。

音乐在教化上的特殊价值恰恰在于它具有“潜移默化”的功效。由于音乐是非语义性的，可以直接抵达人的内心深处，而且感性上具有吸引人的魅力，人们喜闻乐见，因此可以悄悄影响听者的精神。对比之下，直接的说教虽然明确，却未必收到足够好的功效。因为直接说教具有“良药苦口”的特点。音乐被用于教化时，是“裹着糖衣的药”，人们在接受时不会产生抵触。古今中外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都看到了音乐的影响力，留下许多相关言论，从中可以看到利用音乐来感化人心一直是很普遍的事情。但是过去的人们认为音乐有好坏之分；接触好的音乐能使人变好，反之使人变坏，就像和好人或坏人交朋友一样。宗教界更是利用音乐来创造氛围，影响人心。根据不同的目的，人们选择不同的音乐样式。中国先秦时期，人们以平和为最高价值，因此要求音乐具有平和的样式。反过来，人们认为平和的音乐能使心灵获得和谐——使虚弱者充盈，使烦躁者平静。今天看来，是由于音乐的时间性、过程性，音乐和情感起伏的“异质同构”关系，使听者可以在和音乐接触的过程中心随音动，因此逐渐被音乐感化。

宣泄内心淤积，人们如果采用音乐的方式，将获得特殊效果。摇滚广场是典型事例。巨大的声场、繁复的色光、强劲的律动，令所有在现场的人们处于亢奋、迷狂状态。随着台上歌星的歌唱和扭动，台下的人们也一边吼叫一边扭动。在巨大的体能输出过程，内心淤积得到宣泄。摇滚广场是非常特殊的，尽管它依然可替代。首先它不是日常生活中有害的发泄，如醉酒发癫，或打砸东西，甚至自虐性疯狂工作。其次它不似民间狂欢的随机性，没有导演，也没有预演，完全即兴。摇滚广场中，人们毕竟是在音乐中沉醉，而且有群体效应，有身心双重安全感。在那个现场，你不用担心受伤，也不用顾虑行为举止是否规范。这就体现了音乐手段的特殊性。实际上仅仅听音乐就能抚慰心灵。很多普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在心烦时听自己喜爱的音乐。内心淤积的“板结”随着音乐的流动而松动。

显然，音乐作为工具的特殊价值和它自身的特殊性直接相关。关于音乐的特殊性，将专门阐述，不在此展开探讨。总之，音乐能够较好地满足某些非音乐目的的需要。尽管如此，音乐在满足各种实用的需要时，毕竟不能体现自身不可替代的价值。

三、混合价值

音乐往往具有混合功能，相应地，也具有混合价值。有时人们对音乐的需要本身就是多重的而并非单一的。例如人们可能既需要审美又需要抒发内心思想情感，或者既需要审美又需要掌握相关知识，既需要休闲又需要道德完善，等等。总之，当音乐满足多种需要时，就具有混合价值。

概括起来，由思想家提出的“真善美的统一”，可以作为追求音乐的混合价值的经典表述。这种混合价值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一个是前文所述的混合功能实现过程所体现的真善美混合的价值，一个是音乐的内容与形式所承载的真善美所混合的价值。前者无须赘述，后者需要进一步阐述。音乐中所具有的真善价值，在哲学上称为“内含价值”，即音乐自身能够包含的价值，它是人们从音乐中可求的东西。内含价值和“内在价值”的区别在于，它是内含于音乐的，却不一定是音乐独有的。因此，音乐的混合价值即内在价值（它自身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和内含价值（非音乐独有却能为它所包含的真善价值）的混合。

追求真善美是人类普遍的思想行为。追求真理，是为了获得对世界的正确认识，以利于改造世界，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特别是改善物质生活。哲学和科学是追求真理的典型。“真”关注的是“是／不是”。追求道德完善，是为了获得人自身心灵与行为的合理规范，以利于心灵和谐、社会和谐。宗教和伦理是倡导道德完善的典型。“善”关注的是“好／不好”。追求感性完善，是为了获得充分的感性体验，以利于身心的愉悦和满足，在实现精神的自由和升华的同时，体现身心和谐的人性。文学艺术是追求感性完善的典型。“美”关注的是“美／不美”。有人曾经将三者彼此等同，那是因为三者都追求“和谐”，即理性的和谐（真）、观念的和谐（善）和感性的和谐（美）。黑格尔将三者做了区分。他的逻辑起点是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念”，认为理念的显现有三种方式，即概念的方式、观念的方式和感性的方式，分别对应哲学、宗教和艺术。尽管他将三者划分了等级（理性形态的哲学最高级，其次是观念形态的宗教，最低级的是感性形态的艺术），但三划分依然有贡献，因为它至少清理了过去的混淆。在现实生活中，真善美的价值往往需要结合起来。追求认识之真，如果不考虑“好／不好”或“该／不该”，有时会产生不良后果。有些科学家只顾发现、发明，却不管自己的成果是否被善用。法西斯一旦利用了这一点，将给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不负责任的医务人员如果对精神脆弱、身患绝症的病人说真话（告诉他们真实的病情），后果不堪设想。在情感领域，固执于真，很可能付出情感代价。对自己的爱人，如果在非原则问题上过于追究对错，得理一分，可能失情三分。轻工产品中的日常用品，既是科学（真）的价值体现，又是实用（善）的价值体现，同时由于讲究外观而具有感性完善（美）的价值体现。

艺术为了表现的需要，追求感性的完善，往往采取夸张的手法而不顾真实性。正因为如此，才获得充分的感性效果。古今中外许多思想家都认为，美和审美不处于利害关系中，也就是说，感性的完善和善恶无关。那么包括音乐在内的艺术是否就不具备真善美统一的混合价值？并非如此。当然，需要考察的是音乐具备真善美混合价值的可能性。由于真是概念性的，善是观念性的，美则是感性的，因此要将三者结合一体，就需要有能够把概念、观念和感性糅在一起的载体。音乐是否具有这样的能力或特点呢？答案是肯定的。表现性的音乐就是用感性形式来表现思想情感，即真和善的内容。也就是说，表现性音乐可以具备真善美的混合价值：真和善在内容，美在形式。呈现性的音乐本身只具有审美价值，在实用中可能被赋予真善价值，这属于混合功能对应的混合价值，不是这里要阐述的音乐所包含的混合价值。以下分别分析歌曲、标题音乐和表现性纯器乐的混合价值情况。

1．歌曲的混合价值。歌曲的歌词承载真和善的内容，而曲调则用完善的感性形式与它们配合，从而达到真善美的统一。歌曲本身是综合艺术，是诗歌与音乐的结合。当然，就今天的歌词与诗歌而言，二者还是有区别的。总体上说，歌词的表义性成分多于诗歌，相对浅白，一听就明白。而诗歌则表现性成分多于歌词，离一般语言逻辑远，需要细细品味。歌词的特点是和歌曲的听觉性直接相关的。诗歌主要用阅读的方式来审美，可以反复阅读。而歌词和曲调结合，必须在歌曲展现过程中理解，所以不能过于含蓄。语义性与直白性，使歌词可以承载真和善的内容。其中的真理内容传递的是知识信息，如史诗演唱中传递的民族历史信息，或像“三字经”那样的包含一定生活知识的信息。而善的内容则传递赞颂美德或劝善的信息，这是古今中外很多歌曲都具有的信息。歌词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诗歌美，加上曲调的音乐感性魅力，这样，歌曲就具有了真善美的混合价值，既能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又能满足人们的知识需求和社会的感化需要。

2．标题音乐的混合价值。器乐是非语义性的，或者说，是音乐中语义性最弱的。因此，器乐的真善内容往往通过标题来指示，例如《二泉映月》、《命运交响曲》、《火星神话》等等。其中，善的内容居多。当然，标题是语言符号，是非音乐的因素。另一方面，简短的标题不可能完全承载概念或观念内容。因此，标题所指示的内容，还需要通过创作背景的了解和形态分析来获取。包括器乐所产生的民族、社会、历史、相关人物、创作意图、乐曲结构等信息。和歌曲对比，器乐的标题相当于歌词。显然，大段的歌词，到了器乐这里，只剩下一个词，如“流水”、“英雄”，或一句话，如“北京喜讯传边寨”。从审美角度看，标题引导器乐审美者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产生定向联想。这样，器乐丰富的感性样式，连同标题引导的真善内容一道产生审美反应，从而体现真善美的混合价值。

3．纯器乐的混合价值。纯器乐即无标题器乐，被西方人称为“绝对音乐”。显然，纯器乐没有标题，在表现非音乐内容上也就没有一般语言的帮助。但是，正如在“音乐的特殊性”题下将要揭示的那样，纯器乐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获得一定程度的语义性。在实践中，通过引用大家熟悉的曲调片段，达到语义的表达。或者通过文化圈内的约定俗成，使特定音调对应特定内容，就像语言的能指和所指的对应一样。非洲的鼓语就是这样表达语义的。在任何文化圈内，由于形成了包括音乐知识在内的地方性知识，对当地人而言，文化圈内的传统音乐所承载的意义，是不难理解的，就像当地方言一样。这一点在各地的民间音乐生活中都能得到证实。音乐知识包含理性和感性两方面。理性方面如仪式音乐的意义，当地人都能了解其中的意思。感性方面，人们熟悉音响和相关行为所承载的混合信息，能够有效进入音乐体验，获得充分的音乐感受，体现了音心对应关系。艺术音乐中的纯器乐，同样有约定俗成的指向意义。库克的专著《音乐语言》所要阐明的，就是西方大小调体系的器乐所具有的指向性意义。他所要表明的是，调性音乐是情感语言。心理学的研究，对音乐意义的揭示又有新的拓展，如格式塔心理学对相似性的研究，其“异质同构”说（或称“同形说”）被用来解释音乐和情感的对应关系。音乐心理学关于联觉的研究，通过音乐和视觉事物的对应研究，也揭示了音乐具有相对确定的联觉指向。如高音对应明亮或轻盈的事物，低音对应暗淡或沉重的事物。进而，通过这样的对应，可以揭示音乐和情感情绪之间的对应关系。

以上3种类型的音乐，即歌曲、标题音乐和纯器乐，按其顺序，各自的语义性递减。如果将音乐自身的语义性也算在内，那么，歌曲的语义性就应包括歌词的语义性和曲调的语义性，同样，标题音乐的语义性应包括标题的语义性和音乐的语义性，而纯器乐的语义性则只存在于器乐所引用的已经广为流传的曲调中，以及音乐文化约定俗成的指向性意义中。但是，只要音乐具有语义性，就可能具有真善的价值；这些内含价值加上音乐自身的审美价值，成为混合价值。需要强调的是，只有审美价值才是音乐自身独有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即作为目的的内在价值，而其他价值也即真善价值，则是音乐可以包含的，却不是独有的价值。

思考题

1．音乐有哪些功能？

2．音乐有哪些价值？

3．音乐的独有价值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