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掉铁饭碗

大学寒假期间倒手录音机算是南龙在商业领域的初次试水，尽管毕业后被分配至北京教书当老师，但他的心里其实早已种下了一颗经商的种子，它不时地被浇灌着、萌动着，直等到发芽的那一刻。

1984年7月，告别了充满商业气息的南方和令人难舍的校园，南龙来到了祖国的心脏——首都北京。然而，南龙的心志还是在南方，工作不久他就向校方申请调动去深圳工作。学校不同意，为此他还经常和学校人事部的人磨嘴皮子。当时分配进来一个北京户口指标，若要调动出去，需要有人能接替他的工作。苦等了两年，直到1986年3月学校方才通知南龙可以调动了。

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的40多年时间里，我国对外进出口贸易采用许可证制度，由国家外经贸部主导，此外，成立于80年代的中信、光大、康华三大公司占有一部分份额。现在已经成为写字楼的海淀区二里沟进口大楼，当时是老外眼中著名的“谈判大楼”,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座外经贸部下属的进出口大楼里曾拥有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中国远洋运输公司等外经贸部直属企业的总部，国家的外贸政策从这里开始执行，一批批钢材、化肥、汽车甚至的确良布料等涉及国计民生的进口物资从这里发出订单，转而运往全国各地。

1986年5月，怀揣着从事进出口贸易的梦想，南龙写了5份简历，到进出口大楼找了5家单位投了简历。在当时一切都是国家分配的大环境下，鲜有自谋职业者，且这是一条看似行不通的路，也没人敢尝试。幸运的是，五矿总公司人事部的李经理被南龙的勇气所打动，面试之后便让他下周来一处上班。

在那个经济基础正处于起步阶段的20世纪80年代，国内生产能力极为薄弱，技术落后，钢材、彩电等物资很紧俏，要凭政府批条才能购买。进出口贸易工作由于经常接触到国外的新鲜事物，能购买到紧俏商品，是比公务员都受欢迎的职业。自谋职业的南龙靠面试进入五矿一处，让很多人大跌眼镜，当时一处是五矿集团负责钢材进口的最大的部门，其中不乏高干子弟。南龙的客户也都是国家各个部委，五矿一处直接从日本、欧美国家进口普通钢、冷轧热轧钢板、镀锌板、镀锡板等钢材。彼时中国外汇极度短缺，年进口总额300亿～400亿美元，一处年进口总额大约为40亿美元，占全国年总进口量的10%左右。采购的进口物资直接分配给物资部、商业部、工业部、化工部、轻工业部等各个部委。轻工业部订镀锌板比较多，商业部用马口铁、镀锡板比较多。

国际贸易遵循一整套完备的规则，这套规则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商会制定，对贸易双方的权责义务做出了详尽的约定。贸易双方经过谈判磋商后签订合同，合同会约定适用的贸易术语、结算方式、商检、贸易纠纷解决机制等内容。通常首次接触的贸易双方会选择对双方都安全可靠的不可撤销信用证作为结算方式。在该方式下，买方会选择一家信用资质符合合同要求的银行开立信用证，并通过卖方银行通知卖方。卖方收到信用证后会审核信用证条款和合同的一致性，是否存在软条款及无法履约的风险。确定一致性且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卖方根据信用证要求的期限组织货物的生产备货、检验、租船订舱、装船、出口报关，并根据信用证要求准备一整套交单单据，如装船提单、商业发票、装箱单、产地证以及其他所需单据，一并提交给议付银行，提示付款。议付行在审核单据符合要求后将全套正本单据寄给信用证指定付款行并提示付款。付款行拿到全套单据通知买方付款赎单，买方付款赎单后方可向货物承运人提货。至此，整个交易流程才算结束。信用证结算是将商业信用转化成银行信用的安全交易方式，该过程中银行承担第一性付款人责任。信用证结算讲求三个相符：信用证和签署合同的相符、运输单据和信用证规定的相符，以及单据之间的相符。一旦卖方提交相符的单据，即便买方拒付，银行也会承担第一性付款人责任。

进出口贸易操作极为严谨，稍有不慎就会给国家和企业造成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做外贸必须有英语基础，并且要使用专业的外贸英语。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发生了多起因为专业术语使用错误，造成对方拒绝支付货款或索赔的案例。

通常只有国家知名学府的外贸专业优秀毕业生，才能进入国家外经贸部工作。南龙是学日语的，没学过外贸专业知识，只是大学期间作为第二外语学过一些英语，对外贸流程一窍不通，外贸英语更是一点都没接触过。所以，摆在他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过外贸专业知识和外贸英语关。

南龙去新华书店买了《进出口贸易》和《外贸英语词典》，开始自学外贸专业知识，背诵专业术语。通过夜以继日的学习，书本都被翻烂了，里面的内容逐渐被他记得滚瓜烂熟，两个月后他已经能逐渐胜任工作了。

南龙的工作是为国家进口钢材，和日本商人接触比较多，从日本进口的钢材约占总量的三分之二，来自欧美的约占三分之一。日本当时有新日本制铁、神户钢铁公司、住友金属等六大高炉炼钢厂，新日本制铁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公司。

五矿总公司代表国家和日本六大钢铁厂谈判，彼时中日贸易通过共同谈判来实现，一年两次，在双方国家各举办一次。这种机制是从中日建交之前周总理建立起来的，持续了40多年。外经贸部当时和六大高炉厂家谈判，每次谈判制定下一个半年的合作框架，确定下一个半年的进口目录、总量和价格，谈判好之后开始执行。

转眼南龙已经在五矿工作了两年，他渐渐意识到这份工作虽然很安稳，并且有面子，但是缺少挑战，工作内容也比较单调重复。两年时间他结识了很多人，也学到很多知识，最重要的是在外经贸部这样的国家部委得到了历练。但是他喜欢有变化、能创新的工作，他觉得若再这样下去，自身很难再得到成长。

于是，南龙决定辞职。

辞职的举动在当时很多人看来都是“犯傻”，要知道，能进入外经贸部工作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多少学子十年寒窗苦读，为的就是能分配到外经贸部这样的部委机关工作。但这并不是南龙追求的梦想。

得知他们引以为豪的儿子要辞去外经贸部的“铁饭碗”，父母万分焦急，多次打电话劝说。尽管父母坚决反对，单位也一再挽留，可南龙辞职的决心已下，毅然决然地提交了辞职报告，在辞职清退清单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三十多年后谈起这段经历，南龙用一句话解释辞职的原因：“我不太适合走仕途。”当年，南龙所在的五矿集团一处承担着40多亿美元的进口贸易额，但他却觉得“平日里各种货物单据像一座山堆满了整个房间，我的任务就是审核这些单据”。

这对于一个自小就有自己的梦想、非常清楚自己要什么和未来人生方向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件重复而烦琐的工作。于是，丢掉这只铁饭碗是在他心里盘踞已久的念头。

1988年11月，退掉刚分配的西坝河那套一天都没有住过的两居室房门钥匙，南龙离开了外经贸部。

通过辞去外经贸部工作这件事，能看出来南龙性格里既有“能得，亦能舍，拿得起、放得下”的一面，也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尤其是后者，通过对事物的观察，抓住问题的重点和核心，是他作为领导者所具有的一项重要能力。在之后的采访中他也对自己的这一项特质做了分析，他把管理者比作足球教练，“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是一项最能反映团队能力的体育运动。作为教练要能统揽大局，要有敏锐的洞察能力，准确的判断能力，灵活的临场指挥能力和良好的心理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