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代纸币的几个问题
一 关于宋代纸币的性质
1.宋代纸币的两种状况
宋代纸币实际上有两种存在状态，在这两种状态下，其性质有本质的区别。就其中一种存在状态而言，其基本特征是官方按面额兑给纸币持有者铸币，即它是一种可兑换纸币。这种纸币通常不可能大幅度贬值。在交子（钱引）、会子发行初期，都有一个阶段属于此种状态。
交子在最初私营阶段，“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万百贯。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宋朝事实》卷一五《财用》）。即有三个特点：一是无固定面额、二是要扣手续费、三是凭交子可领足额铁钱。收归官有后，“起置簿历，逐道交子上书出钱数，自一贯至十贯文，合用印过，上簿封押。逐旋纳监官处收掌，候有人户将到见钱，不拘大小铁钱，依例准折交纳，置库收锁，据合同字号给付人户，取便行使。每小铁钱一贯文，依例克下三十文入官。其回纳交子，逐旋毁抹合同簿历。”（《宋朝事实》卷一五《财用》）官交子同私交子相比，只是将无固定面额变为有固定面额，扣取手续费和兑取全额铁钱则无变化。官交子又有登记入账（簿历）和注销的管理程序，这是私营时没有的，或是记载者疏忽，这说明官交子在最初阶段还保留着较多的汇票、支票的残迹。
交子在未改名钱引的八十多年中，除个别情况外，官方大抵都是按面额兑给交子持有者铁钱的，因而交子在此时期（除个别情况外）没有出现严重贬值。所谓个别时间，是指宋神宗在位的某些时间或某些局部。有记载说，宋神宗时，郭子皋“监成都交子务，纸币之设，本与钱相权，至是大坏，价钱（贱？）不售，法几为废”（范祖禹《范太史集》卷四二《朝奉郎郭君墓志铭》）。另官方此时期在河东、陕西发行交子，也有不备或不备足本钱的情况，既如此，就可能出现因官方拖期兑付而造成纸币较严重贬值的情况。除上述情况外，官方大抵都能按面额兑给交子持有者铁钱，因而交子未出现贬值问题，有时贬值至每贯兑九百二三十文，还不算严重。
但到了宋徽宗大观年以后，官方将交子改名钱引，发行量骤增而不增加本金，于是官方不再承担按面额兑换给交子（钱引）者铸币的义务，钱引严重贬值，钱引变为不可兑换纸币。这种情况在进入南宋后未有改变，钱引在南宋始终是不可兑换纸币。
会子初发行时，官方也能按面额兑付给会子持有者铜钱，只是这种情况维持时间很短。史学家李心传记：“[绍兴末]临安之民复私置便钱会子，豪右主之，钱处和（按钱端礼字处和）为临安守，始夺其利以归于官。”（《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东南会子》）会子既然最初是便钱会子，即属汇票、支票性质，自然要按面额兑付。又时人洪迈记：“官会子之作，始于绍兴三十年，钱端礼为礼部侍郎，委徽州创样撩造纸五十万，边幅皆不剪裁。初以分数给朝士俸，而于市肆要闹处置五场，辇见钱收换，每一千别输钱十以为吏卒用。”（《容斋三笔》卷一四《官会折阅》）他讲官方置场收换，只收千分之十的手续费，显然是按面额兑给的。宋宁宗时，官员陈宓曾比较了会子初行时及会子在宋宁宗嘉定年间时发行制度的差异，他说：“阜陵（按指宋高宗）之始造会子也，出内府钱三百万，开会子务六，所书之币则曰就某处兑换，收工墨直二十文，此信足以行其权，名足以副其实也。今无务之可开，无钱之可兑，亦无籍之可销，犹之可也。知出而不知收……用于下而不行于上，散于民而不敛于官，吾之信能不致疑，吾之权不既穷矣乎！”（《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卷二三《朝散大夫直秘阁主管亳州明道宫林公行状》）据他所记，会子初行时，连兑换地点都明确标示在会子上，当然此时的会子是可兑换纸币。而到了宋宁宗嘉定年间（实际比这更早），会子已变成不可兑换纸币。
除交子、会子外，我们看到宋代的其他纸币如湖会等，也存在类似的由可兑换纸币到不可兑换纸币的转变过程。
2.税收是影响会价的决定性因素
纸币自身的价值是微不足道的，在官方不承担按面额兑换铁钱、铜钱的义务后，它的购买力是来自何方、其大小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这里我们想以会子为例讨论一下上述问题。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会子同近代严格意义上的本位币不同，它是有面额的，其面额是以铜钱数标示的，但在它流通的大部分时间里，它都不能按面额兑换铜钱。由于它是以铜钱标示面额，所以，它同现代无本位纸币也有不同点，至少在形式上和当时多数人的观念上，它仍是一种金属货币的代替者。它是由国家强制发行的，但国家却无法规定它的购买力。在宋代，人们习惯上以铜钱作为价值尺度，所以，会价即会子与铜钱的比价，也就被人们视为会子购买力的表现形式（实际上二者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考察会价的变化，也就接近于考察会子购买力的变化。
我们看到，在会子发行之初，以及后来几次大规模的称提时，官方都曾试图规定会价，规定新会依面额兑换铜钱，但都很快遭到失败。因为要想让会子依面额兑换铜钱，官方就必须准备足够的铜钱用于兑换，这在起初被官方认为是很吃亏而不愿如此做的；而到后来，会子发行数量过多，官方又拿不出那样多的铜钱用于兑换。所以，官方是无法完全控制会价的。过去有过一种认识，即认为会价是由官方置办的准备金的数量决定的。宋代发行楮币确实有准备金。四川发行交子，每界备准备金三十六万贯。南宋发行会子之初，既是效法川交子，大约也有准备金，只是准备金与总发行额的比例不知是否有规定，但可以断定，即使有规定，其比例也不会很高，而且据当时官员议论可知，有好几次增印会子，都没有筹措准备金。这样，数量有限的准备金，不可能对会价产生太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对会价进行考察，就会发现，从会子发行之初，会价就与会子的面额有明显差异，而且在一些时间和一些地区，其差异相当之大，这就表明持会子不是随时随地都能按面额兑到铜钱的，就是说，会子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不能（依面额）兑换的纸币。这同时也就表明，会子的准备金没有发挥作用或没有发挥保证会子信用的作用。
事实上，对会价影响最大的，是国家的税收与榷卖。南宋人谈到交子、钱引能长期行用的成功经验时，几乎都讲到交子、钱引与税收的关系。如李流谦说：交子和钱引之所以能长期行用，是因为它“常用于官而不滞于私”。“每州（岁？）之春，引直必亏，至笋茶之出、官司催驱之时则例增。”（《澹斋集》卷九《与汪制置札子》）是讲，每当税收时，钱引价格就会上升。其实会子也存在类似情况。辛弃疾说：“往时应民间输纳，则令见钱多而会子少，官司支散，则见钱少而会子多，以故民间会子一贯换六百一二十文足，军民嗷嗷，道路嗟怨……近年以来，民间输纳用会子、见钱中半，比之向来，则会子自贵，盖换钱七百有奇矣（原注：江阴军换钱七百四十足，建康府换钱七百一十足）。”（《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二辛弃疾《论行用会子疏》）他很具体地说明了会价与税收的关系。另张伯文、杨冠卿都比较了交子和钱引的成功和会子发行的不畅，张伯文说：“在昔楮券之行于蜀……是故州县之折纳、四方之征商、坊场河渡之课息，不贵其钱，不拘其楮，故钱重而楮亦重。今则不然，官之予民者必以楮，而其取于民者则必曰见钱焉。朝廷散于郡邑者则以楮，而其索于郡邑者则必曰见钱焉。”（《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卷六六《财用·楮币》）杨冠卿则讲：“夫蜀之立法，则曰租税之输、茶盐酒酤之输、关市梁泽之输皆许折纳，以惟民之便……今此则不然，天下之输税不责以楮而必责以钱，官务之支取既无其钱，而徒易以楮，至则发纳上供，官则以微价收民之楮以充其数。”（《客亭类稿》卷九《重楮币说》）他们对交子、钱引、会子发行情况的议论，清楚地说明了官方出卖禁榷品、赋税是否收受楮币，是楮币能否被百姓认可的关键。宋光宗时，彭龟年说：“近日会子流通胜于见钱，官私便之，似觉无敝……此无他，官司许作见钱入纳，井市兑便者稍众也。”（《止堂集》卷一《论雷雪之异为阴盛侵阳之证疏》）他的话更加明确地讲明了官方是否收受、如何收受会子决定着会子的信用。
宋代禁榷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特别是货币收入中所占比重大大超过前代，因而钞引算请、禁榷品出卖是否收受楮币、如何收受楮币，对楮币的流行及楮币的购买力（市场价格）影响很大。马端临说：“客旅算请茶盐香矾等岁以一千万贯，可以阴助称提，不独恃见钱以为本。”（《文献通考》卷九《钱币考》）马氏讲钞引算请可以阴助称提是对的，但他讲岁入一千万贯却是不精确的，北宋仅钞盐一项就不止岁入一千万。南宋孝宗时，仅在京、建康、镇江三榷货务场岁入就已超过二千万贯。所以，榷货算请时按多大比例收受楮币、是否按面额计算楮币价值，对于会子的作用影响巨大。
总之，会子的信用是靠国家的税收（含变相税收榷卖）来保证的。会子的法偿能力，也主要是通过它的纳税能力和榷买能力来体现的。
当然，宋人认为，国家的称提，即贱买贵卖，是保证会子价值的重要手段。如杨冠卿即讲：“又有一法焉：贱则官出金以收之，而不使常贱；贵则官散之，以示其称提，使之势常平，而无此重彼轻之弊。”（《客亭类稿》卷九《重楮币说》）但是，也正如杨冠卿本人所见到的：“朝廷欲革其弊，曩者固尝令官自出钱，比民间兑折之价重其价以收之，然其法则一人日支一缗，过其数者罪焉，胥吏艰阻之态百出，民亦何苦费力如是而受无辜之责邪！”（《客亭类稿》卷九《重楮币说》）即官方买入时既不依面额，而且还附有种种限制。杨氏此处大约讲的还不是朝廷多次举行的大规模称提会子，这些次称提都起到了提高会价的作用。但是，这些称提都是短期行为，其效果都不能保持长久。其次，在称提过程中，官方回收会子时，也往往不是依会子的面额，而是依会子的市场价格来回收的。再次，我们看到，官方的称提越来越软弱无力，作用也越来越小。故而，官方的称提同税收比起来，对会子的影响仍是次要的。
3.铜钱是会子的本位币吗
南宋叶适曾对会子驱逐铜钱做过如下论断：“造楮之弊，驱天下之钱，内积于府库，外藏于富室。”（《水心别集》卷二《财计中》）今人往往对叶适的论断不以为然：只有劣币驱逐良币，哪里会有纸币驱逐其本位币的事！
会子面额以铜钱数标示，这很容易使人做如下误解，即认为铜钱是会子的本位币。基于这一认识，使人们对南宋叶适关于楮币驱逐铜钱的论断予以否定。然而，我们只要深入考察，就会首先发现，铜钱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会子本位币，其突出表现是，持会子并不能随时随地兑到面额标示数量的铜钱，或者更准确地讲，在大多数时间和大多数地区，持会子都不能兑到面额标示数量的铜钱。再深入就会发现，如上所述，会子的价值并不完全是由它所能兑到的铜钱来决定的，而更确切地讲，是由它的纳税能力决定的。在南宋后期，楮币可以离开铜钱而独立存在的趋势已逐渐明显，到了元代，楮币就完全离开铜钱而独立运行了。楮币就其本质而言既可离开铜钱而独立存在，它与铜钱的关系就不是本位币及其纸币的关系，而是两种各自独立的货币之间的关系，所以，会子驱逐铜钱的论断也就不难理解，况且，南宋的史实也证明了叶适的论断是很有预见性的呢！
4.南宋纸币的有限法偿地位
北宋的纸币也不是无限法偿的，它们并不是随时随地都能代替铸币行用的，突出的是北宋的纸币行用都有区域限制，但在划定区域内，其法偿能力却未见有法定限制。但是，南宋的情况有所不同，南宋发行会子之初，虽也规定“上供军需并同见钱”，但不久就因畏惧税收所得全是纸币而进行修正，推行了“钱会中半”的制度（所谓“钱会中半”，是指财政收支中实施一半现钱一半会子的总原则，但具体某一项收支，又有不同钱、会比例规定，并不总是钱、会各半的）。“钱会中半”的原则后来也推行到行用钱引、淮交等地区，成为全宋普遍实行的制度。这一制度的实质，是限制纸币的法偿能力，因为在当时，如果有人自愿全用铜钱来纳税，那官方是求之不得不会拒绝的。这样，南宋时期的纸币的货币功能就受到法律的限制，从而成为货币功能不完整的货币。这一点是同近现代纸币决然不同的。
二 关于宋代纸币的管理
1.纸币的管理体制
北宋徽宗即位以前，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只是四川地区行用纸币（河东、陕西虽曾行用交子，时间都较为短暂）。因此，纸币的发行相对不太受重视，除重大决策由朝廷作出外，日常事务似主要由成都府（益州）路转运司负责，具体操作则由交子务进行。宋徽宗为了将钱引推广于别路，曾设京西北路专切管干通行交子所等机构，又从交子、钱引印文来看，可能曾设“提举交子官”和“提举钱引官”，又在京地区的交子、钱引发行具体事务由榷货务买钞所操办。
南宋时期，纸币发行在财政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相应地纸币发行也越来越受朝廷重视。于是会子经常设有“提领官”，见于记载者，前为户部侍郎钱端礼、曾怀，后为兵部侍郎陈某。讨论者往往是宰相、参政、侍从等。宰相叶衡、乔行简等都曾主持收兑，参政曾专门负责研究。南宋后期，往往令一位执政大臣专门负责会子事务，如薛极、余天锡、吴潜等都曾受此委任。记载中有“提领会子所”机构名。其他地区的纸币，一般由朝廷决策、总领所具体负责。
交子务、会子务等是具体印制、发行纸币的操作机构。费著记，北宋四川交子务“监官一员，元丰元年增一员，掌典十人，贴书六十九人，印匠八十一人，雕匠六人，铸匠六人，杂役一十二人，廪给有差”（《蜀中广记》卷六七引《楮币谱》）。这里很具体地介绍了成都交子务的人员构成。据此，成都交子务共有一百八十多人，规模可观。其中讲到元丰元年（1078年）以前只有监官一员，与李攸所记不同，李攸记：“景祐三年（1036年）置监官二员轮宿。”（《宋朝事实》卷一五《财用》）不详孰是。又史载，大观二年（1108年）宋廷重新在永兴军置交子务，“遣文臣二人监之”（《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除成都交子务外，北宋时期还曾在河东潞州、陕西永兴军、东京设交子务。
南宋绍兴六年（1136年）发行铜钱交子时，曾在行都临安设交子务，随废。后发行会子，乃在临安设交子务，隶榷货务都茶场。地志载：“会子库在[榷货]本务，绍兴三十一年，诏临安府置会子务，隶都茶场，悉视川钱法行之。用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钱端礼之请也。中经省并，以榷务门官兼领。绍定三年复。五年，因毁重建，以都司官提领。工匠凡二百四人，日印则取纸于左帑，而以会归之。自咸淳以来，朝廷措置住造钱关，止于元年之五月十八日，止于三年之三月（按：此处文字似有阙误）。”（《咸淳临安志》卷九《行在所》，参《梦粱录》卷九《监当诸局》）又据载，行都的交子务有五六所。又史载，隆兴元年（1163年），曾在江州设会子务。宋理宗时，袁甫上奏言预造新会子事，其中讲道：“印造新会屋宇器具，虽已素备，其常时所放散造会工匠并宜尽行拘上，禀给加厚，勿惮小费，务在集事，此专在都司主张维持之力耳。”（《蒙斋集》卷七《论会子疏》）说明会子务此时已由都司官掌管。淮交的印制不见有专门机构，而两总领所分管淮东、淮西，都不便掌管淮交印行，大约淮交印行是由行都临安的会子务兼管的。湖会开始是由总领所负责发行，应有专门发行机构，但不见记载。
2.关于纸币的称提
宋代纸币是由民间便钱券发展演变而来的，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它只是铸币的代表物，因而，它是以铸币量为面额的。当单位纸币的购买力（通常表现为“会价”）与其面额偏离甚至偏离得很远时，自然而然地会在人们心中产生一种恐慌。于是就产生了“称提”的要求和各种各样的“称提”理论。称提的目的就是想让纸币能兑到的铸币数与其面额彼此接近。
在纸币是可兑换纸币的情况下，纸币不会发生严重贬值，也就不需要称提。所以，北宋徽宗即位以前，基本上没有称提活动。称提活动主要发生在宋徽宗即位以后特别是南宋时期。
称提的目的是想让纸币能兑到的铸币数与面额接近，即想改变纸币与铸币的比价，那么办法无非是两个：增加流通中的铸币数量，减少流通中的纸币数量。增加铸币数量是南宋王朝始终致力而又成效甚微的，主要原因是铸钱赔钱，而且赔得很多。减少纸币发行量，宋朝官方采取的办法主要有：一是以新兑旧时实行不对等折算，即以一新兑数旧。二者的比例，通常是假定新纸币完全可按面额兑换，而旧纸币按当时实际可兑得铸币数来计算的。二是以铸币、金银、粮食等实物回收部分纸币，这种做法代价较大。三是增加税收中的纸币比例，这种做法会导致财政收入中的纸币数量增加，如果增收的部分销毁，则与前种回收办法结果一样。四是强制要求百姓无偿缴纳一定数量的纸币。南宋几次“履亩征会”即属此类。五是强制规定纸币与铸币的比价。此办法一实行就马上引起混乱，因为势必有人乘机以纸币兑取铜钱、偿还债务、购买货物等，造成商店停业、诉讼倍增，不少时人都记述了这方面的情况。（参见《真西山集》卷二《癸酉五月二十二日直前奏事》,《宋史》卷四一五《黄畴若传》,《勉斋集》卷三三《陈希点帅文先争田》,《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卷二三《朝散大夫直秘阁主管亳州明道宫林公行状》等）。官府本身也难以执行，因为执行的结果也会造成库存铜钱的流失。此办法完全违背经济规律，是根本行不通的。
各次称提都曾收到一定效果，但不能维持长久，原因是纸币发行总量的失控。
宋代文人对发行纸币会子有赞成和反对两种态度。如当时人杨冠卿、辛弃疾都持赞成态度，叶适、戴埴等人都持反对态度。以往学术界对持反对态度者一般予以贬斥，认为他们顽固守旧。其实人们往往忽略持后一种态度者理论中的合理成分，特别是他们关于会子久远必败的论断是有预见性的。
无疑，纸币的创行使中国荣膺世界最早行用纸币的国家的美誉。纸币的行用在当时确曾给社会发展带来巨大便利，特别在促进商业发展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不容低估。中国行用纸币，对纸币在全世界的行用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对全世界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宋元行用纸币给后人提供的经验教训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但是，中国人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不能忘怀的。由于纸币是由封建国家直接发行的，它与封建国家之间没有任何中介，所以，它的发行数量完全是由封建国家控制的。封建国家能否有效地控制其发行数量呢？不能。这是因为封建国家本身缺乏一种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许多开明的君主、许多贤明的大臣都曾认识到楮币数量失控的危害，他们都想扭转局面，但他们最终都失败了。这是因为，封建国家缺乏自我约束机制这一点，不是个人意志所能改变的。我们看到，宋、金、元、明四代行用纸币，都不能有效控制其发行数量。除了明朝主动废弃纸币外，宋、金、元三朝的纸币都成了“寅吃卯粮”的手段，结果都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其灭亡都同楮币发行有着重要的联系。纸币在明清时期中断发行，与此有直接联系。
3.钱会中半的不稳定性及评价
钱会中半制度是宋朝官方在两难境地中推行的制度：一方面，楮币会子发生了严重的信用危机，要维持会子的发行，就必须规定会子的法偿地位。另一方面，官方又不能给予会子无限法偿的地位，因为统治者心中存着一个很大的顾虑，即如果给予会子与铜钱同等的法偿地位，那么，官方的各种收入很可能绝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都是会子，统治者认为会子是靠不住的，而金银铜钱才是硬通货，所以，必须避免出现这种结果。于是，钱会中半的制度应运而生。
钱会中半的制度有其客观合理性，即从财政收支的角度讲，会子的贬值会使国家减少实际收入，而铜钱在纳税季节又会出现暂时的升值，国家如果措施得当，可以抵消因会子贬值造成的损失。但钱会中半制度推行起来，又遇到巨大困难。纳税者（含购买榷货者）总是力图增加会子的比例而减少铜钱的比例，而收税者则总是力图增加铜钱的比例而减少会子的比例，从而引发无数的纠纷和矛盾（记载甚多，恕不赘举）。一个最大的问题是，由于商业活动中没有也无法实行钱会中半的制度，于是商业活动中越来越多地使用纸币，纸币已成为主要交换媒介，因此，钱荒问题越来越严重，百姓交纳一半铜钱越来越困难，成为越来越突出的社会问题。这样，要求打破钱会中半规定的呼声越来越高，坚持钱会中半制度越来越困难。事实上，南宋末年，钱会制度已经遭到破坏。
我们不妨回过头来审视一下当初统治者的顾虑，其实认为纸币靠不住、只有金银铜钱才靠得住的理念是错误的。因为如果纸币发行得当，数量能得到有效控制，纸币也是能靠得住的。后代只用很少铸币、主要用纸币的通行做法已证明纸币的可靠性。而元代长时间只发行纸币的历史，也证明不是非要钱会中半不可的。但钱会中半在当时又是唯一可行的，因为当时从用铜钱到用纸币从上到下都需要一个心理准备过程。如果不实行钱会中半，很可能最终会造成社会动荡。另外，自秦到清的中国古代国家制度，都缺乏一种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因而有效控制纸币发行量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钱会中半制度的推行，客观上也推迟了由于纸币发行失当而引发社会经济危机的时间。
4.界的功能利弊
学术界有人认为元代发行纸币不分界比宋代是一种进步，这种认识令人不敢苟同，因为换界有利有弊，不能仅因为今天的纸币不换界，就断定古代的纸币也一定是不换界比换界进步。
宋代纸币换界有什么弊病呢？首先，纸币的换界可能造成一些浪费。换界时，可能有些纸币并未损坏，回收后废弃不用自然是一种浪费。其次，换界要花费不少人力物力。再次，官方在换界时要向百姓征收一部分手续费，这势必给百姓增加负担。
我们也应当看到，宋代纸币换界的益处。首先，纸币定期换界，可以阶段性地以新换旧，可以使流通的大部分纸币不破旧。在宋代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纸币用纸质量不可能太高，因此纸币在民间使用的时间不应太长，定期以新换旧是必要的。其次，纸币定期换界，有利于纸币发行的管理，官方可以通过换界，掌握纸币的实际流行数量。事实上，纸币的实际流行数量同发行数量之间总是有些差距的，如果长期不换界，这一差距就会越来越大，使发行者心中无数。宋代官方往往利用纸币换界，提高纸币价值，减少纸币发行数量，这对纸币发行是有利的。再次，纸币换界有利于防伪，每次换界，都要重新制版，图文的不断变化给造伪者带来一定困难。现代纸币发行过若干年也更换新版，也主要是出于防伪的需要。宋代每次换界都严格检查真伪，为此订立了详密的制度，这等于说每次换界都是一次清除伪币的活动。
再从宋代具体情况看，宋代纸币大抵在能正常换界时期运行较好，而一旦不能正常换界，纸币的发行也就出现严重问题。东南会子、淮交等最初都是没有界期的，结果都出现了危机。东南会子第十七、十八界后来一度宣布无限期使用，也是纸币发行出现严重问题的情况下宋廷作出的决定，取消立界也未给会子带来任何好处。再从元代情况看，元代纸币是不立界的，但元代纸币发行状况并不比宋代好，其贬值速度比宋代更快、伪币泛滥的程度比宋代更厉害。为此，元朝官方不得不几次更换纸币名称、发行新纸币，这同纸币换界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所以，应当说，纸币换界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在当时的情况下，换界比不换界利多弊少。
三 宋代纸币的形制
1.纸币的用印及图案
印制各种纸币的印、记，至少是最主要的印、记，都是铜铸的。又除用交子务印外，还要用有关官署的印。随着人们对防伪重要性认识的提高，所用印记数量也不断增加。如当北宋仁宗初年将交子收归官营前，知益州薛田、益州路转运使张若谷上奏请求发行官交子，言及“其交子一依自来百姓出给者阔狭大小，仍使本州铜印印记”。后宋廷令梓路提刑王继明与薛田、张若谷一同定夺此事后，在上奏时又谈道“乞铸益州交子务铜印一面，降下益州，付本务行使，仍使益州观察使印记”。（《宋朝事实》卷一五《财用》）即官交子初行时用交子务印和益州观察使印两种印。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始行钱引，榷货务买钞所上奏言及：“[新官局]合用榷货务买钞所朱记，所有旧交子务铜朱记一面，乞下少府监毁弃，所有‘在京提举交子官印’铸印一十面，今合改作‘提举钱引之印’六字为文，‘在京交子务交子记’八字铜朱记一十面，今改作‘榷货务买钞所钱引记’九字为文，乞下本监改铸降下。”此奏准行。（《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七之一八）建炎年间，川陕宣抚司捕获非法私印的钱引三十万，随军转运使赵开对宣抚使张浚讲“引伪，加宣抚使印其上即为真”（《宋史》卷三七四《赵开传》），说明四川钱引可能与交子初行时一样，要加盖地方官府的官印方可正式行用。
绍兴六年（1136年）宋廷下令发行东南交子，礼部尚书李光反对发行交子，上奏中讲道“其工部铸到交子务铜印，臣未敢给降”（《宋史》卷三六三《李光传》）。又史载，绍兴年间“更铸者，成都府钱引每界以铜朱记给之。行在都茶场会子库，每界给印二十五；国用印三钮，各以‘三省户房国用司会子印’为文，检察印五钮，各以‘提领会子库检察印’为文；库印五钮，各以‘会子库印造会子印’为文；合同印十二钮，内一贯文二钮，各以‘会子库一贯文合同印’为文，五百文、二百文准此”（《宋史》卷一五四《舆服志·印》）。又马端临记：“孝宗隆兴元年，诏官印会子，以‘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为文。”（《通考》卷九《钱币考》，按《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所记同）另史载：“乾道二年，铸成都钱引务朱记。”（《宋史》卷一五四《舆服志·朱记》）宋人将印、记加以区分，其区别究竟怎样，已难考详。又史载，乾道四年（1168年），宋廷曾决定停止发行会子，宋孝宗“慨然发内府白金数万两收换会子，收铜版勿造”（《宋史》卷三八八《陈良佑传》）。随又决定发行新会，则又令“铸‘提领措置会子库印’”（《通考》卷九《钱币考》），马端临记，淳熙三年（1176年）诏“令都茶场会子库将第四界铜板接续印造会子二百万，赴南库桩管”（《通考》卷九《钱币考》）。
不但交子、钱引、会子的印版是铜制的，湖会的用印也是铜制的，马端临记，隆兴元年（1163年）创行时，曾“铸勘会子覆印会子印”（《通考》卷九《钱币考》,《宋史》卷一五四《舆服志·朱记》则记隆兴二年（1164年）铸“湖广总领所覆印会子记二钮”），此句语不通，疑是“铸勘会、覆印会子印”即所铸者为两种印文的印。马端临又记后来朝廷“诏总所以印造铜板缴申尚书省”（《通考》卷九《钱币考》，按《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一之五四也言及湖会铜版），说明湖会用印也是铜质的。
除各种官署印、记以外，还有多种图案印和饰有花纹的文字印，另各种印记分别用不同颜色。李攸记，北宋前期民间发行的私交子，“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宋朝事实》卷一五《财用》）。可知私人所行交子，已有印文即图案，另有红黑相间的押字。官府接管后，交子的形制应与私交子较为接近。费著记：“大观元年（1107年）五月，改[四川]交子务为钱引务，所铸印凡六：曰敕字，曰大料例，曰年限，曰背印，皆以墨；曰青面，以兰；曰红团，以朱。六印皆饰以花纹，红团背印则以故事。”（《蜀中广记》卷六七引《楮币谱》）又南宋谢采伯讲，北宋徽宗时期发行的小钞，“书押印造样号年限条禁，并依川钱法”,“大观二年第一料，其样与今会子略同：上段印‘准[敕？]伪造钞已成流三千里，已行用者处斩。至庚寅九月更不用’。中段印画泉山。下段平写‘一贯文省’，守倅姓押子（字）”（《密斋笔记》卷一）。他的记述使我们了解了两种纸币的概貌。这说明会子同钱引一样，也要用多种印，其中包括图案印。
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弹劾知台州唐仲友指使、包庇亲属、部下伪造会子，其中谈到伪造了“印六颗”，其图案为“会子出相人物”,“人物是接履先生模样”，又有“篆写‘一贯文省’并专典官押三字”，所用颜料有“土朱、靛青、椶墨等”。另又言及“朱印三颗”,“青花上写‘字号’二字”（《朱文公文集》卷一九《按唐仲友第六状》）。这与谢采伯的记述是基本一致的。又南宋后期人吕午讲：“当时十七界曰瓶楮，十八界曰芝楮，取绘物名。”（《左史谏草》附《监簿家传》）说明第十七界、第十八界会子各有特征性图案。费著将若干界钱引的图案、文字列表记录，内含“界分”、“财头五行料例”、“敕字花纹印”、“青面花纹印”、“红团故事印”、“年限花纹印”、“一贯故事背印”、“五百故事背印”、“书放额数”十项，此不赘引。《蜀中广记》卷六七引费著《楮币谱》我们把它略加整理，以今人习惯的形式表示如后（见附表）。
楼钥记他的哥哥楼锡任主管都茶场会子库时，朝廷一度决定废罢会子，楼锡向宰相提出，国家财政依仗会子，罢后必复，必须防止印制会子人员外流，因为“作伪者他皆可为，惟贯百例不能乱真，故多败。此曹（按指印制官会人员）无聊，若冒为之，智者不察也”（《攻媿集》卷八五《先兄严州行状》）。这说明标示面额的文字很有讲究，一般人难以模仿，可见其精致。
关于南宋晚期的关子的形制，史籍有如下两种记载。
关子之制：上黑印，宛如西字，三红印相连如目字，其下两旁各一小长黑印，如两脚，宛然一贾字也（《宋史全文》卷三六，《宋季三朝政要》卷三所载略同）。
关子之制：上黑印，如品字；中红印三，相连如目字；下两傍各一小长黑印，宛然一贾字也。银关之上，列为宝盖幢幡之状，目之曰金幡胜，以“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为号。大[元]兵下江南，如入无人之境，人以为谶，信然。（《钱塘遗事》卷五《银关先谶》）
两种记载无矛盾处，后一记载内容稍多。通过这两种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关子的概貌，即由八方印组成，上饰宝盖幢幡状花边。
通过上引记载和分析可知，宋代纸币印制技术达到较高水平。图案文字及结构都较为复杂和精细，有花草人物等图，有装饰性图纹或花边，且有三种以上颜色。
2.关于纸币的面额
宋代纸币面额有多种，其具体制度各种纸币不一，就一种纸币而言又前后不一，情况较为复杂。
北宋仁宗时，官交子初发行前，王继明、薛田、张若谷奉命定夺交子事，议定：“逐道交子上书出钱数，自一贯至十贯文。”（《宋朝事实》卷一五）这就是说，最初的交子有十种面额，但所言“书出”不知是指临时书填还是仅指“标明”。此后有两次重大变更，费著记：交子“每道初为钱一贯至十贯，宝元二年（1039年），以十分为率，其八分每道为钱十贯，其二分每道五贯，若一贯至四贯、六贯至九贯，更不书放。熙宁元年（1068年），始以六分书造一贯，四分书造五百，重轻相权，易于流转”（《蜀中广记》卷六七引《楮币谱》）。据此，宝元二年（1039年）后改为十贯、五贯两种，熙宁元年（1068年）后改为一贯、五百两种。
北宋后期发行的小钞，面额有数种。但记载有关文字有错讹，有几种说法：“自一百至十贯止”（《九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六、《通考》卷九《钱币考》）,“自二百十一贯止”（《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六）,“自一百等之至于一贯”（《浮沚集》卷一《上皇帝书》）。记载中有一百、一贯两种，所以至少有这两种面额，是否还有十贯或其他面额难以确定，因为一贯、十贯是常常互有刊误的。
关于东南会子的面额，李心传记，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初置会子务时，所发行的会子“分一千、二千、三千凡三等”（《系年要录》卷一八八），即最初的会子有三种面额。史载，绍兴年间铸会子印，有“会子库一贯文合同印”“会子库五百文合同印”“会子库二百文合同印”三种（《宋史》卷一五四《舆服志·印》），就是讲会子此时有一贯、五百、二百三种面额，此记载大约系时有误，会子面额有二百、三百等种类，似不在绍兴末年，而是在宋孝宗时，马端临记：隆兴元年（1163年）“更造五百文会，又造二百、三百文会”（《通考》卷九《钱币考》）。又地志载：“[乾道元年]十二月十四日，诏印造建康府二百、三百例零会二十万贯，令榷货务差号簿官逐旋管押前去交纳。从淮西总领所请也。”（《景定建康志》卷一四《年表》）当然，上引马氏及地志所记又比史文多了三百文一种。马端临又说：“盖置会子之初意，本非即以会为钱，盖以茶盐钞引之属视之，而暂以权钱耳。然钞引所直者重，会子止于一贯，下至三百、二百……自一贯造至二百，则是明以之代见钱矣。”（《通考》卷九《钱币考》）他在这里也讲到会子有面额为三百文的一种。另外，他把发行小面额会子，看作会子真正成为纸币的主要标志。大约讲会子在宋孝宗以后分为一贯、五百、三百、二百四种是较为可信的，因为李心传曾讲：“东南会子有四品，自一贯至二百，盖便于转用也。”（《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六《四川总领所小会子》）又说：“[会子]其法自一贯、五百、三百、二百凡四等，民甚便之。”（《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东南会子》）
关于南宋时期的四川钱引，李心传记：“其法自一千至二百凡二等。”（《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四川钱引》）“二百”应为“五百”之讹。他又说：“东南会子有四品……川钱引则分一贯及五百而已。丁卯岁（开禧三年）陈咸以用不足，始创小会子。”（《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六《四川总领所小会子》）但他未言小会子的面额。
关于淮交的面额，史载：“乾道二年（1166年），诏别印二百、三百、五百交子三百万，止行于两淮，其旧会听其对易。”（《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但这只是最初的淮交，此后情况如何则失载。关于湖会的面额，马端临均记，隆兴元年初创时有一贯、五百文两种面额。又史载：“[淳熙十一年，湖北]帅、漕、总领言：乞印给一贯、五百例湖北会子……从之。”（《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又据载，淳熙十三年（1186年）八月八日诏书中也言及“准指挥印降一贯、五百例湖北直使会子”事（《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一之一四），这表明见于记载的湖会只有一贯、五百文两种面额。
南宋前期和中期发行的关外银会则以银计量，有一钱、半钱两种面额。南宋后期发行的四川银会则按一比一百的比例直接与钱引挂钩，是以钱贯为面额的，但具体有几种面额则失载。关外铁钱会子的面额都很小，有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三种。
3.纸币的用纸
注意纸币的用纸是防止伪造的重要方面，所以官方较为重视。四川是宋代造纸业较为发达、造纸技术较为先进的地区，北宋交子是用四川本地纸印造的。费著记，熙宁五年（1072年）交子务监官戴蒙请求设置抄纸院，“官自抄纸，皆自蒙始”（《蜀中广记》卷六七引《楮币谱》）。费著又记：交子、钱引“所用之纸，初自置场，以交子务官兼领，后虑其有弊，以他官董其事。隆兴元年（1163年），始特置官一员莅之，移寓于城西净众寺。绍熙五年（1194年），始创抄纸场于寺之旁，迄，官治其中，抄匠六十一人，杂役三十人”（《蜀中广记》卷六七引《楮币谱》）。据此，南宋中期钱引造纸场有服役者近百人。
抄纸场既受重视，其监官的任命就较为慎重。据载：“嘉定元年（1208年）十月三日敕：户部勘当，成都运判钱文子状：本司所管成都府钱引务抄纸场监官，职事繁剧，弊幸实费关防。乞将监官窠阙注奏举关升经任有举主人，仍不注初官及恩科并年六十以上人破格注授，如见任人去替半年无人注授，从本司照格法选辟。奉圣旨依。”（《永乐大典》卷一四六二二又一四六二五引《吏部条法》）这说明当时选择抄纸场监官须符合若干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有管理经验、年纪不老两条。
南宋时期会子大部分时间也用四川纸印造。李心传记：“[绍兴三十一年二月丙辰]置行在会子务……初命徽州造会子纸，其后造于成都。”（《系年要录》卷一八八）马端临记：“当时会纸取于徽、池，续造于成都府，又造于临安府。”（《通考》卷九《钱币考》,《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所载略同）都讲了成都造会子纸的情况。又楼钥记，绍熙四年（1193年），杨王休受命担任成都府路转运使，时“造吴、蜀会子纸，每界至六千万，漕计始十七万缗，偶会多事，费倍平时，或虑乏兴，公处之裕如”（《攻媿集》卷九一《文华阁待制杨公行状》）。这说明当时成都造纸的任务是很重的。抄造会子纸的事务由成都转运司负责，我们可以查见关于一些成都转运司官员因造纸、运纸有功而得奖赏的记载。如许应龙曾起草《李刘昨任成都运判日起发会纸及五纲转一官制》，制文称：“造券以佐用度，必资蜀楮，设官以司其局，凡宣劳者悉该赏典。矧尔曩任计台，实董其事，既及五纲之数，盍升一秩之荣，虽率旧章，式昭新渥。”（《东涧集》卷六）文中既谓“旧章”，说明已沿行多时。同人又曾撰《厉模昨任成都运判起发会纸及五纲转一官制》，说明受此奖赏者颇有人在。厉模又曾因会纸质量优良而受奖，洪咨夔拟有《厉模楮纲赏转朝请大夫制》，文称：“币行于东南，而取楮于蜀。精实致密，伪难以乱真也。尔抱才敏锐，将漕井络，岁发楮纲，适应赏。今其升一级，庸劝奉公。”（《平斋集》卷二○）
前文已述，会子用纸起初在徽州、池州抄造，随后在四川抄造，在四川抄造的时间较长，后来又曾在行都抄造。地志载：临安“造会纸局，在赤山之湖滨。先造于徽州，既又于成都，乾道四年（1168年）三月，以蜀远纸弗给，诏即临安府置局，从提领官权兵部侍郎陈弥作之请也。始局在九曲池，后徙今处。又有安溪局。咸淳二年（1266年）九月并归焉，亦领以都司官，工徒无定额，今在一千二百人。咸淳五年（1269年）之二月，有旨住役”（《咸淳临安志》卷九《行在所》）。按宋末元初人吴自牧于《梦粱录》卷九《监当诸局》所记与此略同，而明谓纸局系“都司官属提领”，又谓“工役经定额，见役者日以一千二百人耳”，与上引小异。这里的记述有缺陷，容易使人误解为会子纸乾道四年（1168年）以后就都在临安抄造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大约造纸地点曾有几次变化。据载“嘉定十六年（1223年）四月十五日，圣旨：监行在会子库造纸局官，每岁许用户部长贰及左右司提领官通行荐举”（《永乐大典》卷一四六二七引《吏部条法》），大约此前后至少部分会子用纸是临安造的。但史载：“淳祐二年（1242年），宗正丞韩祥奏：‘……今已罢诸造纸局及诸州科买楮皮，更多方收减，则楮价有可增之理。’三年，臣僚言：‘……大抵前之二界，尽用川纸，物料既精，工制不苟……迨十七界之更印，已杂用川、杜之纸，至十八界则全用杜纸矣。'”（《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可知淳祐年以前印第十五、十六两界会子曾全用四川纸，第十七界会改杂用川、杜（“杜”代表何处不详），第十八界全不用川纸。宋理宗时袁甫上奏说：“臣又窃思撩纸一事，须使朝廷、州郡通为一体。所有给降本钱应期发下，勿复稽迟。庶几收买楮皮不至阙乏。又其间有以楮皮不足来告者，须当体恤此意，使有余、不足彼此通济。如印造旧会之纸，曩时责办于徽、严等处者，尤当从长区处，使新会时无相妨，不致受害偏重，如此则朝廷得以责成州郡，无以藉口。”（《蒙斋集》卷七《论会子疏》）据此，似乎除会子始行阶段外，后来又一次用徽州纸（同时又用严州纸）。宋晚期人吕午也说会子起初“用四川纸印造”,“自四川破，十八界会子及关子用徽州纸，易破烂”（《左史谏草》附《监簿吕公〈沆〉家传》。参《宋史》卷四○七《吕午传附子沆传》），可知南宋晚期确曾用徽州纸印会子、关子。但随又有变化，史文又谓：“[咸淳]七年，以行在纸局所造关子纸不精，命四川制司抄造输送，每岁以二千万作四纲。”（《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可知抄造会子用纸的地方是经常变化的。
印制纸币除用大量的纸以外，还要用墨，关于这方面记载有少，仅见下引。知黎州李石上奏说：“石比准檄下本州和买印造七十四界钱引墨三千二百八十五斤。石自到官后已节次买发过一千八百斤外，寻检照旧案牍，见得日前每界所买墨不过二千七百斤，往往买发不足，而今次所买过于每界五百余斤。缘本州墨工止有五户，又所烧松烟率近生界，比年以来，烧烟人户多是藉口采斫禁山松木……委是于边防不便。”（《方舟集》卷七《乞减科买墨烟札子》）另他又吟诗言此事，谓：“一朝污浊流，钱券满吾蜀。童山要进取，万石压车轴。”（《方舟集》卷一《黎墨》）我们只能从这有限的记载中了解有限的情况，体会到筹集印制这样多的纸币所需的墨也是很不易的。
4.被认为是宋代纸币文物的印版等
宋代发行的纸币品种虽多，数量虽大，今天却没有一张存世。不过，有几件被认为是宋代纸币印版的物品，这里不能不加以讨论。这里所说的“纸币印版”，计包括：所谓北宋交子、钱引或小钞的印版；所谓南宋东南会子的印版；所谓南宋晚期关子的印版。
所谓北宋交子、钱引或小钞的印版，都是指一块印版，此印版今已不可见，或说其流往日本，或言其失踪。印版虽不可见，却有一张拓片存留。此印版并没有标明“交子”、“钱引”或“小钞”等字样，所以，人们对它做了多种猜测。此印版肯定不是交子印版，因为拓片文字标明它不在四川行使，同理，它也不是四川地区的钱引。所以，如果假定它是宋代纸币印版，它只能是四川以外的钱引或小钞的印版。它有如下疑点：一是来历不明，它不是出土文物，究竟怎样流传也不见记载；二是它的图形文字过于粗糙，其文字歪歪扭扭，特别是将它同时期的印刷品比较，更感觉它不像官方纸币印版；三是拓片上文字也有可疑处，如“公私从便主管”“流转行使”这样的话，似不见于同时期的其他文献；四是无法见到原物，无法考察其质地、外观等。所以，尽管比较而言，讲它是小钞印版更近于合理，但是，要证明这一点还缺乏有力的证据。
所谓南宋会子印版，今存国家历史博物馆。它的主要疑点有：一是与上述“小钞印版”一样，来历不明、流传历史不明。二是与南宋谢采伯所述会子形制比较，有较大差异，如面额钱数横写占一横栏，此印版却是竖写，位置不够突出，不符合一般突出标明钱数的习惯。相反，大字标出“行在会子库”似无必要。三是据前引记载，会子印版标明钱数的几个字写得非常讲究，一般难以模仿，此印版上标明钱数的几个字却似不具备这一特点。四是这一印版比起所谓“小钞印版”来，图文都要讲究得多，但同文献所记钱引形制及今存宋版印刷品比较，它仍显得粗糙、简陋。当然，这里应提及，现今还存有一块照这块印版伪造的另一块印版，伪造得十分拙劣，错字有多个，连“进义校尉”也误作“进义校听”，前人已多有析论，此不赘言。近见孙仲汇先生《钱币鉴赏》二五《进义校尉释》说“进义校尉的职责主要是管理当地的邮传工作”云云，殊觉不妥。进义校尉是宋代最低的武官官阶名，而不是差遣（职务）官名，就是说，有进义校尉官阶者担任什么差遣（职务）是不一定的，并不一定“管理当地的邮传工作”。犹如今天有少尉军阶的人可以担任排长，也可以担任团参谋一样。
所谓“关子印版”共有八块，是近年在安徽东至县发现的。这组文物的主要疑点有：一是流传历史不明。此组印版是1983年7月在本县废品中转仓库中发现的，它是怎样到的此仓库中的呢？不清楚。至于它在七百多年中（如果它非伪造）的经历更难考察。二是关于关子的形制，前引史籍有所记载，虽然记载中是用印八方，现在正好有八方印版，但却不能如记载中所言，拼成“贾”字形。三是记载中讲印文中以“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为号，现印版中找不到其痕迹。尤其可疑的是，此印版中也像所谓小钞印版一样，有“诸路州县公私从便主管”这样令人费解的词语。四是记载中的印版都是铜质的，此印版却不是铜质的。
总之，被人们认为是反映宋代纸币发行的那些物品，在笔者看来，大抵都是可疑的，不敢贸然断定其真伪，有待将来进一步研究考察。
这里还应讲到传世的“壹贯背合同印”，此印王国维先生据《宋史》卷一五四《舆服志》关于“会子库一贯文合同印”的记载，考定为宋代会子印（《观堂集林》卷一八《宋一贯背合同铜印跋》）。笔者不敢苟同。首先，此印是否为宋代文物缺乏有力证据。其次，即使是宋代文物，便钱券（如北宋和南宋前期的关子）也可能使用此种合同印，故它不一定是用于印会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