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史沿革

佛教分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两者都传入中土，但终因大乘佛教更具有适应力和吸引力，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伦理，即儒家整合社会的观点有某些相通之处，而逐渐成为中土佛教的主流。大乘佛教的净土观念分两种，一种是弥勒净土观念，一种是弥陀净土观念。弥勒净土观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影响远大于弥陀净土观念。从那一时代有关弥勒佛造像远盛于弥陀佛造像即可得出这个结论。日本学者佐滕永智在其《北朝造像铭考》中，列举了云冈、龙门、巩县诸石窟和所知传世金、铜佛像，从而得出结论，北魏等朝代弥勒佛造像有150具，弥陀佛造像仅33具。[1]

弥勒净土思想在魏晋南北朝之所以有强大的吸引力，首先在于它所倡导的救世思想及其宣传的彼岸净土——兜率天的美好密切关联。它与苦难和大乱不止的社会现实恰成鲜明对照，进而启迪了某些不甘现实苦难的民众，为在地上建立“人心均平”“皆同一意”“人身无有百八之患”“谷食丰贱”的“佛国净土”起而抗争。由《弥勒上生经》《弥勒成佛经》《弥勒下生经》等又引发出大量“伪经”，成为这些反抗者的思想武器。具体状况将在本章第二节《经典与教义》中详加分析。

由于弥勒信仰的世俗化，弥勒信仰的异端思想终于引导出一系列沙门举旗造反的事件。

早在东晋建武元年（317年），北平（今河北满城一带）就发生了沙门造反事件：

《晋书》曰：建兴五年，北平人吴祚聚千人，立沙门为天子。[2]

其事不过二十载，后赵建武三年（337年）又发生佛太子称帝建元事件：定安人侯子光，自称佛太子。他“转相煽惑”，聚众数千，又自称“大黄帝，建元龙兴。分封左右丞相，左右大司马，大将军”等号。不久，为当局镇压。[3]

北魏、北齐时代，弥勒信仰骤然兴盛，其他佛教势力也膨胀发展。中国北方寺院林立，“僧尼二百许万”，更加严重地破坏了已经凋敝的北方经济，也冲击了儒家固有的纲常伦理，同时引起了佛道之争和第一次“法难”。信仰道教的朝廷重臣崔浩与寇谦之等力劝魏主“悉诛天下沙门，毁诸经像，帝从之”[4]。第一次“法难”，并未改变佛教在中土发展过滥的状况，而此后沙门举旗造反称王者，多不胜计，与佛教发展过滥有直接关系：

[天兴五年（402年）]二月，……沙门张翘自号无上王，与丁零鲜于次保聚党常山之行唐。复四月，太守楼伏连讨，斩之。[5]

[元嘉二十八年（451年）]青州民司马顺则自称晋室近属，聚众号齐王。梁邹戍主崔勋之诣州，五月，乙酉，顺则乘虚袭梁邹城。又有沙门自称司马百年，亦聚众号安定王以应之。[6]

公元458年，北魏文成帝下诏，指出：“佛法讹替，沙门混杂”，应“精加沙汰，严加坐诛”[7]。此后，沙门造反非但势未稍减，而且愈演愈烈：

北魏孝文帝太和五年（481年），沙门法秀造反。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四年（490年），沙门司马惠，自称“圣王”，谋破平原郡，被擒杀。

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509年），沙门刘惠汪反。

北魏宣武帝永平三年（510年），沙门刘光秀反。

北魏宣武帝延昌三年（514年），沙门刘增绍反。

北魏一朝，沙门造反事件接踵而至，终于引发了延昌四年（515年）佛教异端弥勒大乘教的暴动。

当时，有冀州和尚叫法庆的，善为“妖幻”之术，于是劝说了渤海人李归伯一家人归顺他。李归伯又招率同乡人，推法庆为主。法庆封李归伯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自号“大乘”。“杀一人者为一住菩萨，杀十人为十住菩萨。又合狂药，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识，唯以杀害为事。于是聚众杀阜城令，破渤海郡，杀害吏人。”“所在屠灭寺舍，斩戮僧尼，焚烧经像，云新佛出世，除去旧魔。”当局派元遥率马步兵10万攻讨之。击败法庆军，擒斩法庆。[8]

冀州、渤海在今河北冀县、南皮一带，秦汉以来即为宗教兴旺发达之地。汉末张角即古冀州巨鹿人，结众数十万，“以善道教化天下”。北魏法庆以佛教异端在此创弥勒大乘教，所在民众风行景从，地方大户，举族响应，不能说与此地信仰风习无关。故唐长孺说，大乘暴动的口号是“新佛出世，除去旧魔”。毫无疑问，所谓“新佛”，就是从兜率天宫下生的弥勒。在传世有关弥勒降生的佛经中未见扫魔之说，但《隋众经目录疑伪经》有《弥勒成佛伏魔经》，正与此相应。唐长孺此说，确有见地。大乘教是见诸史料的最早一支以佛教名义创成的民间教派。而且打的是弥勒下生救世的旗号。似应有“伪经”作为该教门之经典。

法庆不仅以弥勒下生相号召，而且篡改大乘般若学之原义，以“杀一人者为一住菩萨，杀十人为十住菩萨”为蛊惑。大乘般若以入理般若则为住，十住即佛典所云获得智慧的十个层次，十住又称十地，故十住菩萨又称十地菩萨，为得大智慧者。十住菩萨进而修行则成佛果，因此十住菩萨地位仅次于佛。显而易见，法庆是以弥勒佛自居的，而封李归伯为十住菩萨，地位仅次于法庆。

从官方史料看，法庆的暴动是极为残酷的。认为杀人越多佛果越多，军功越大。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法庆暴动“所在屠灭寺舍，斩戮僧尼，焚烧经像”，是以佛教为攻击对象的，而且认为这种行动是在除魔。北魏时代，佛教发展过滥，已到非加以限制不足以革除弊端的地步。由于上层统治者沉溺其中，难以自拔，社会本身就会造出另外一种力量革除这种弊端。法庆暴动以一种异常激烈、越出常规的行动进行了另外一次“灭法”运动。

法庆弥勒大乘教起事失败后，不过十载，北魏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汾州（今山西临汾一带）等地，少数民族冯宜都、贺悦回成等人“以妖妄惑众，假称帝号，服素服，持白伞白幡，率诸逆众，于云台郊抗拒王师。……大破之，于成斩回成，复诱导诸胡，会斩送宜都首”[9]。这次暴动似为弥勒教与摩尼教最初之融合。澳大利亚华裔学者柳存仁先生即认为摩尼教应在南北朝时期即传入中土，且与弥勒信仰相融合。唐代有《禁断妖讹等敕》可证：

比有白衣长发，假托弥勒下生，因为妖讹，广集徒侣，称解禅观，妄说灾祥。[10]

此处“白衣长发”之人既非沙门，又不合汉俗，应是西来的少数民族，或受“胡人”影响的汉人。

弥勒大乘教在隋代又有发展。隋大业六年（610年），“有盗数十人，皆素冠练衣，焚香持花，自称弥勒佛。入建国门，监门者皆稽首。既而夺卫士仗，将为乱，齐王暕遇而斩之”[11]。

隋大业九年，陕西扶风人，沙门向海明“自称弥勒佛出世，潜谋逆乱。人有归心者，辄获吉梦。由是人皆惑之，三辅之土，翕然称为大圣。因举兵反，众至数万。官军击破之”[12]。

同年，有唐县人宋子贤，善为幻术。每天夜里，楼上有光明，变成佛像。他“自称弥勒出世。……远近惑信，日数百千人。遂潜谋作乱，将为无遮佛会，因举兵……事泄，鹰扬郎将以兵捕之。……遂擒斩，并坐其党与千余家”。[13]

隋大业间，炀帝造孽无穷，天下大乱，民心摇恐，由是以称弥勒下生救世的反抗事件不绝于史书。弥勒教或弥勒大乘教大兴于世，正是动乱时代民心的一种反映。

唐代数百年间，亦有数次弥勒大乘教的活动。武德元年“沙门高昙晟……自称大乘皇帝”，“改元法轮”，后高氏被杀。[14]

唐代较著名的一次以弥勒下生相号召的事件，发生在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当时贝州人王怀古对人说：“释迦牟尼末，更有新佛出，李家欲灭，刘家欲兴。今冬当有黑雪下贝州，合出银城。”[15]这种说法带有宿命论观点，但实质上已经演化成一种政权更迭的政治内容，不能不引起唐玄宗的注意，于是年十一月下诏书：

释氏汲引，本归正法，仁王获持，先去邪道。失其宗旨，乃般若之罪人；成其诡怪，岂涅槃之信士。不存惩革，遂废津梁，养彼愚蒙，将入坑井。比者白衣长发，假托弥勒下生，因为妖讹，广集徒侣，称解禅观，妄说灾祥，别作小经，诈云佛说，或诈云弟子，号为和尚，多不婚娶，眩惑闾阎，触类实繁，蠹政为甚。刺史县令，职在亲人，拙于抚驭，是容奸宄。自今以后，宜严加捉搦。[16]

这个诏令，指出了唐代弥勒大乘教的几个特点，有经书，有修持，有戒律，而服饰打扮亦异于常人。对当政者来说，弥勒大乘教已成为“蠹政为甚”的心腹之患。

但这类诏令再严厉也无济于事，因为它无法改变一些下层民众的基本信仰。故直至唐王朝行将就木之时，弥勒信仰仍广泛地在民间流传，并成立弥勒会等组织，以对抗当局。唐广明元年（880年），“青城山妖人作弥勒会”，冒充达官贵人“陈仆射行李，云山东盗起，车驾必幸蜀”。后为当局侦破，全数被抓获。[17]

有唐一朝，弥勒大乘教活动与之相始终。唐灭后，弥勒大乘教依然在民间潜行默运，且愈演愈烈。时至北宋，同样在贝州，发生了与唐代王怀古相类似的王则造反事件。宋代庆历七年（1047年），在贝州当兵的王则率众占领了贝州。史料记载：“则，涿州人，初以岁饥，流至贝州，自卖为人牧羊，后隶宣毅军小校。贝、冀俗尚妖幻，相与习为《五龙》《滴泪》等经及诸图谶书，言‘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则与母诀也，尝刺福字于背以为记。妖人因妄传则字隐起，争信事之。州吏张峦卜吉主其谋，党与连德、齐诸州，约以明年正旦，断澶州浮梁，作乱。……则僭称东平王，国曰安阳，年号曰德胜。旗帜号令皆以佛为号。”[18]王则暴动后，宋王朝命文彦博为河北宣抚使，击败王则军，擒拿王则，斩于京师。

三百年前，王怀古在贝州倡言“释迦牟尼末，更有新佛出”，提出合出“银城”。三百年后，还是在贝州，王则倡言“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提出建立“安阳”国。所谓银城，又叫云城，是唐代以后部分民间宗教追求的天堂。王则建国安阳，是“安养”的讹音，安养即安养极乐国，即佛教的安养净土。无论王怀古还是王则，都希望在人间建立佛国净土世界，即平等世界。故王则又自称“东平王”。

在宋代尚有弥勒教与摩尼教混合的教派，名叫“香会”或“集经社”。关于集经社和香会最早的记载是《宋会要辑稿》。时为大观二年（1108年）：

契勘夜聚晓散，传习妖教及集经社、香会之人，若与男女杂处，自合依条断遣外，若偶有妇女杂处者，即未有专法，乞委监司，每季一行州县，觉察禁止，仍下有司立法施行。[19]

香会之名再现于史料，已是元代初年：

夫杨朱、墨翟、田骈、许行之术，孔氏之邪也；西域九十六种、此方毗卢、糠瓢、白莲、香会之徒，释氏之邪也；全真、大道、混元、太一、三张左道之术，老氏之邪也。[20]

“香会”在元代末年演化成香军，即红巾军。元末元顺帝至正十一年“颍上、颍川红军起，号为香军，盖以烧香礼弥勒得名也。其始出赵州滦城县韩学究家，已而河、淮、襄、陕之民翕然从之，故荆、汉、许、汝、山东、丰、沛及两淮红军皆起应之”。[21]据笔者在《白莲教辩证》一文考证，香会为弥勒教与摩尼教相混合之教派，故其教提出“明王出世，弥勒下生”[22]的口号。（详见本书摩尼教一章）

弥勒下生救世观念，在明清两朝的底层社会和民间教派中日渐形成体系，成为涌动在民众中的思想巨流。在黄天教、闻香教、八卦教、一贯道等大教派中，成为一种天道观和救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