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民间宗教大都遭到当局的取缔和镇压，被目为“异端”“邪教”“匪类”。无论官方文书、正史，抑或文人笔记、杂录，充满了对民间宗教的污蔑、诋毁之辞。在专制统治的时代，是谈不上信仰自由的。

所谓民间宗教，是指流行于社会中下层、未经当局认可的多种宗教的统称。由于这类宗教大都秘密流传，因此有的研究者称之为秘密宗教、民间秘密宗教或民间秘密宗教结社。笔者认为，并非任何此类宗教在任何时代都遭受取缔，某些教派传教曾有相当的公开性，如元代初、中叶的白莲教，明中叶的无为教、三一教等，故不能以秘密宗教加以概括。民间宗教这一概念，更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

构成中华民族主体的是底层社会，是下层民众，他们虽然数千年被压在金字塔的下层，终生贫困，而且得不到文化的布施。但他们也有所思所欲，所喜所惧，所依所持，也有自己的幻想和理想，此岸与彼岸，有自己喜闻乐见的文化与信仰。由此可知，中华文化不只是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还有充满生机、活力的炽烈的一面。民间宗教基本属于这一面。民间宗教在中华文化中占有特定的位置，是信仰主义世界的重要领域，构成了千千万万底层群众的笃诚信仰，影响着各个地区的民风、民俗，影响着下层民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它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中世纪的宗教生活、政治生活发挥过重大影响，表现出惊心动魄的力量。

不仅如此，民间宗教像一些民众文化一样，是一切高雅文化、正统神学的孕育之母。正如《诗经》中的风、雅、颂，是以风为主体的一样。如果没有下层民众的“风”，何来知识分子的“雅”，统治阶层的“颂”？！连《诗经》的四言诗的形式也是下层民众的创造。没有这种创造，《诗经》不但走不上儒家神圣的殿堂，恐怕根本没有问世的可能。

宗教也是如此。今人都知道中国有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但对两千年专制体制下艰难生存的民间宗教却了解不多。中国有形态各异、盘根错节、源远流长的多种民间宗教，历尽劫难而不衰。正是下层民众及其文化、信仰、风习，首先孕育了最初形态的民间宗教，而正统宗教又在民间宗教的基础上锻造而成。世界著名的大宗教无不是循此路而产生的，道教的发生发展最具有典型性。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早在战国时代，原始道教便萌发了雏形。当时楚风崇巫术、重淫祀，而中原一带的民间则盛行神仙方术，两者都是汉末民间道教发端的源头。汉末，有组织体系的道教肇始。无论是蜀之三张的五斗米道，还是北方张角兄弟的太平道教，皆不见容于统治者，因其起于民间，在民间流传，成为底层民众云集响应的信仰中心，不能不遭受取缔镇压。民间道教的出现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挟带着巨大的力量，一经问世，就给当时的社会造成了巨大的震动。它的出现，说明独尊儒术的社会发生了巨大裂痕，需要宗教的意识形态补其罅漏。以后二三百年间，道教经过知识精英的改造与重建，大批门阀士族及各种上层人氏的崇信，而逐渐走向上层社会，表现了它融汇百川的包容量和博大胸怀。唐、宋六百年间，道教真正发挥了正统宗教的功能，甚至一度成为官方神学。而道教，即使在那时，其流播主体仍在民间社会。至于道教的异端则又形成了一系列新兴的民间宗教教派。显而易见，正统宗教与民间宗教两者并没有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就宗教意义而言，两者没有本质区别。它们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停地演进、转化，不仅在教义、组织、仪式、教规、戒律、修持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存在着对抗、改革与创新。这不仅反映了信仰领域新旧关系的变动，也反映了世俗世界对宗教本身的影响，反映了社会不同阶层在信仰上的不同意向与追求。就中国正统宗教与民间宗教的关系而言，道教是有其独特地位的，是不可替代的。中国最早形态的民间宗教即民间道教。本书第一章本应为民间道教作史，但《中国道教史》《中国民间宗教史》第一章皆有专述，故不再重复。特此说明。

佛教与中国民间宗教亦相涉甚深。佛教不同于道教的是：在传入中土前，在印度次大陆及中亚一带已经传播了几个世纪，成为一种成熟了的、为统治阶层信奉的宗教。佛教也经历了从民间佛教走向正统宗教的漫长历程。当悉达多创立佛教的时代，人们并未将其视为独一真教。是时有所谓九十六外道之说。佛教仅是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宗教思潮的一种。直到此后百余年，它的历史地位才发生根本性转折。佛教对中国民间宗教影响最大的是它的救世思想，特别是弥勒救世思想。弥勒救世思想是大乘佛教普度尘世众生思想的一种，但它更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而且它传入的时代恰是汉末魏晋。苦难动荡的现实世界为它的传播、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背景，不能不引起芸芸众生的强烈信仰，甚至启迪了部分不甘现实苦难的民众，为追求“无有差别”的佛国净土起而抗争。这种信仰后来与道教教义发生融合，形成了宋、元以后三佛应劫救世思想体系。从晋代下迄近代，这种观念在下层社会流行、蔓衍，它激起了无数人的宗教感情，呼唤起一次次底层世界的民众运动，冲击着封建时代的传统秩序，改变着专制制度下的世道人心，形成了一种喷发涌动的思想巨流。显而易见，正是下层世界无数众生的实际需要，才产生了佛教大乘教的救世观念，在这种观念成为一种宗教理论以后，又不能不走向下层社会，被无数民间宗教预言家加以改造、创新，使之适合于广大民众的口味。由此可知，世界几大宗教的产生与发展，依赖的是下层社会酝酿已久、规模宏大的宗教运动。这个运动的首要特点即其民众性与民间性。当然作为世界性的大宗教，它的教义必须适应整体人类，即各阶层人群的普遍要求，不能仅仅停留在下层社会和民众中间。只有这样，它才能逐渐以自己的实力走向正统地位。

儒学不是宗教。但儒学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除了统治阶级的倡导外，还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与宗教融为一体，二是走向民间社会。儒学大规模传播并深入社会，有两个时代。汉代儒学占了统治地位，但那时已非孔子原道。儒学转向经学依靠了宗教的力量。谶纬经学的产生，孔子神化的出现便是明证。但这时儒学与神学的结合尚是浅层次的。两宋新儒学的产生是强大的宗教思潮影响的结果，道教、佛教对儒学内涵深层次的改造，使儒学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其次，儒学成为统治思想，是民间社会接纳的结果，其中包括民间宗教广泛的倡导。正是这种倡导使儒、道结合，或儒、道、释结合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并覆盖整个社会的思潮。在这一过程中，儒家道德伦理成为整个民族的道德伦理，也成为众多民间宗教教派的道德伦理和教义的核心内容。我们从今天仍然流传于世的一千余种宝卷和劝善书中不难得出这一结论。

民间宗教的存在是一个巨大的现实，又具有重要的意义，就不能不引起中、外学术界的重视。

从现代研究意义的角度讲，最早从事这一工作的是荷兰人DeGroot，J.J.M的《宗教受难史》，著于1903年。其后则有中国陈垣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对拜火教、摩尼教的研究。30年代，则有日本学者重松俊章的多篇文章。30年代中国的郑振铎开始系统研究宝卷。40年代初吴晗对明教作了开创性的研究。20世纪40年代末，李世瑜到河北万全县做社会调查，著有《现代华北秘密宗教》。此后由于多种原因，中国学界对民间宗教的研究戛然而止。日本学界并未中断此项研究，最有成就者是铃木中正、泽田瑞穗、酒井忠夫、吉冈义丰、浅井纪、野口铁郎等。相关著作中《校注破邪详辩》《增补宝卷的研究》《千年王国民众运动的研究》《中国善书的研究》《明代白莲教史的研究》《明清时代民间宗教结社的研究》等是较著名者。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重新获得生机，本着学术无禁区的态度，开始真正对民间宗教进行科学研究。

1987年喻松青著《明清白莲教研究》。1989年拙著《清代八卦教》出版。三年以后，由笔者和韩秉方承担的“七五”时期国家重点研究项目《中国民间宗教史》问世。它标志着我国对此学科的研究水平不再落后于其他国家的学者。在这一过程中，尚有林悟殊的《摩尼教及其东渐》、连立昌的《福建秘密社会》、程的《晚清乡土意识》、蒲文起的《中国民间秘密宗教》、林国平的《林兆恩与三一教》等相继出版。至于单篇文章的研究，亦不下百篇，作者不下十人，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中国民间宗教研究在台湾亦获得瞩目成绩。其中戴玄之的《中国秘密宗教与秘密社会》、林万传的《先天道研究》、郑志明的《无生老母信仰溯源》、宋光宇的《天道钩沈》、王见川的《从摩尼教到明教》等都有相当的水准。而以研究帮会闻名的庄吉发亦有数篇民间宗教研究文章问世。

近三十年来，欧美研究界也掀起了研究中国民间宗教小热潮。加拿大的Daniel Overmyer、Judith A.Berling，美国的华裔学者K.C.Liu（刘广京）、Richard Shek（石汉椿）、Susan Naquin、Dean、Kenneth（丁荷生），德国的Wolfgang Frank（傅吾康）、Hubert Seiwert（苏为德），荷兰的B.J.Ter Haar（田海），俄国的娥·斯·司徒洛娃等学者，分别对中国的白莲教、罗祖教、三一教、八卦教、真空教、斋教、收元教、黄天教等作出了精彩的研究。这说明，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已经走向世界。

在今天，一种宗教现象引起了世界学术界的重视，即所谓新兴宗教问题。新兴宗教不仅在亚洲各国大量涌现，其热潮亦席卷欧美。新兴宗教成千上万的教团的涌现，至少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研究民间宗教不仅是研究宗教现象的焦点，而且是研究社会现象的焦点。笔者不赞同简单地把新兴宗教归入民间宗教的概念范畴，但两者的相同之处是显而易见的。民间宗教教派是五花八门的，新兴宗教更是类型不一。因此对它们的评价既不能用固有理论模式的简单框架，更不能因政策上的偏差而导致不良后果。

笔者尚有一个不小的遗憾，因简史篇幅所限，对流行于中国两千年的数以百计的民间教派，不能逐一介绍。对此种缺憾，望读者识之、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