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关于江南和江南文化

何处是江南？“江南”是一个不断变化、边界模糊的地理概念。关于“江南”的界定，至今未有定论，但作为一个地理名词，大概就是指长江以南。这是自然的“江南”。但较为明确的江南概念应当是从唐代开始的。贞观元年（627），朝廷分天下为十道，其中江南道的范围囊括了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大部分地区。[1]这是政治的“江南”。另外，在此一时期的唐诗中，关于江南的写作已经比比皆是，除了导论中提到的白居易的《忆江南》、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杜牧的《江南春》《寄扬州韩绰判官》，以及韦庄的《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等，都是关于江南的记忆和描绘。这是文学的“江南”。隋唐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迅速，经济重心南移，地位举足轻重。至北宋时，以苏州为中心的太湖地区，已经成为国之命脉和根本，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这是经济的“江南”。

当然，没有定论并不代表无法作一通常的定义。从傅衣凌等学界前辈研究江南伊始，关于江南的讨论就从未中断，其中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较早对江南的含义提出讨论的是王家范，在他早期关于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的研究中，认为至迟在明代，苏松常、杭嘉湖地区就已是一个有着内在经济联系和共同点的区域整体。官方文书和私人著述中往往也将五府乃至七府并称。因此，最早的江东经济区（严格地说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事实上已经初步形成，而且这个经济区当时以苏、杭为中心城市（苏州是中心的中心），构成了都会、府县城、乡镇、村市等多级层次的市场网络。[2]刘石吉在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一书中也谈到了江南区属的问题，认为江南地区主要是指太湖流域及沿长江三角洲各地，包括江苏省的江宁、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各府及太仓直隶州，以及浙西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府所属各县。洪焕椿、罗仑主编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则认为：“历史上通称‘江南’，主要是指长江三角洲地区，即明清时代的苏、松、常、镇、杭、嘉、湖七个府所属的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三角地带。”[3]有争论自然也有定论，作为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江南”的地域分布尽管多有争议，但也有普遍公认的共识性结论。其中，李伯重关于江南地区的“八府一州”说，是最值得重视和关注的。所谓“八府一州”，是指明清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从苏州府辖区划出来的太仓州。“江南”的地理风貌和文化特征，在这些地区表现得最为显著。

由此可见，对于“江南”的界定有着诸多无法厘清的现实困难和理论困境。张法在《当前江南美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也谈及了这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他说：

第一，江南话语有一个从先秦两汉时期的长江中游的江南到魏晋南北朝的东扩过程。不妨把这一过程表述为：江南概念在不同的时代形成了自己的核心所指，而这一核心所指在演进的过程中是流动的，它最终最典型地凝结在江浙地区。第二，在江南概念这一东扩并形成自己的核心区的过程中，有一个不断“浓缩”的过程。不妨把这一过程表述为，江南概念在扩展、流动、演进中，产生和形成了属于江南美学的审美心态和艺术样态。第三，江南始终是在以中原文化为最高级的中国文化里，由最高级的中原的眼光去看而产生出来的。将之引申到美学，不妨表述为：江南美学作为一种地域美学形态，是在中国文化的整体中呈现出来的，既在于各地域文化多边对照和比较，更在于从整体核心区域对各非核心区域的比较。[4]

“江南”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概念，任何时代关于它的界定都难免局限和偏狭。“江南是一个与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联系紧密的综合性概念，是一个从地形、环境、气候、历史、文化和风俗中提炼出来的形象概念，具有十分丰富的意蕴和内涵，所以既不能从单一学科的角度来界定它，也不能以它的优势区域来取代它的整体，而排除它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相对落后的地区和不太突出的部分”[5]，这一论断基本公允。比如关于“扬州”的归属问题，向来也有争议。周振鹤先生即认为，明清时期的扬州已不属于“江南”范畴。不仅如此，在他看来，镇江也是江北，因为镇江与扬州同属江淮官话区。[6]当然，这是从地理与语言方面予以考虑，而如果从经济与文化的辐射上来看，扬州无疑是“江南”的一部分。陈望衡即认为：“江南的美学内涵不只由其自然风光所决定，而且也由它的人文意蕴所决定。这种人文意蕴又以南京、扬州、杭州三个城市的文化为代表。”[7]《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江苏卷》中写道：“从历史上看，江南既是一个自然地理区域，也是一个社会政治区域。因此，相对于中国北方地区而泛泛所指，包括扬州等城市在内，虽然地理位置在江北，但经济文化近似江南，也被看做是文化意义上的江南地域组成。”[8]因此，本书把汪曾祺、毕飞宇等作家纳入当代江南小说的研究范畴，也是有据可依的。

“江南不但是一个地域概念——这一概念随着人们地理知识的扩大而变易，而且还有经济意义——代表一个先进的经济区，同时又是一个文化概念——透视出一个文化发达取得的范围。”[9]由上述论述我们可知，江南至少有三个层面的涵盖，一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江南，即长江以南；二是行政和经济区划意义上的江南，其中“八府一州”涵盖了主要地区；三是文化意义上的江南，也即是本书将要论述的江南文化辐射区域。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

第一，仅仅有钱、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即政治家讲的“财赋”，并不是江南独有的特色，在中国，“天府之国” 的巴蜀，在富庶上就可以与它一比高下。第二，政治家讲的文人荟萃，也不能算是它的本质特征，这是因为，孕育了儒家哲学的齐鲁地区，在这一方面是更有资格代表中国文化的。……儒家最关心的是人在吃饱喝足以后的教化问题，如所谓的“驱之向善”，而对于生命最终“向何处去”，或者说心灵与精神的自由问题，基本上没有接触到。正是在这里，江南文化才超越了“讽诵之声不绝”的齐鲁文化，把中国文化精神提升到一个新境界。[10]

与“江南”这一概念在地理意义层面的含混一样，江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有着漫长、复杂的过程。江南文化的最初形态以及精髓是吴越文化，吴越文化是江南地区的主体文化。吴越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杂交型文化，体现出十分明显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作为一种区域文化，江南文化在其发源之初就已极富内涵。虽然也受到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江南文化旁逸斜出，并孕育了自己的独特气质——一种刚柔并济的唯美风格。尤其是在经历了“永嘉南渡”“安史之乱”“靖康之乱”等几次较大的政治变局之后，江南文化又萌发了许多新的精神特质和美学风貌。比如审美气质的丰盈、个体意识的崛起、感伤颓废情绪的蔓延等，都是江南文化内涵的新发展。但江南文化作为一个地域范畴和美学词汇融入日常生活中，应当是在明清时期。这是江南文化的成熟阶段。这一时期，随着江南经济的繁荣和市镇的发展，市民阶层逐渐兴起，并慢慢形成了江南文化文雅、精致、琐碎的主旋律。[11]江南市民社会和世间风情催生了前所未有的商业精神和市民意识，也使得江南文化此前就具有的注重个体精神自由的特质，有了更大的推进。[12]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的繁荣，奢侈风尚逐渐弥漫于江南世界，成为江南文化内涵十分重要的因子。这不仅在明清时期诸多县志、府志中均有记载，而且在《金瓶梅》《红楼梦》等明清小说中亦有着十分详细的描述。

文化是一种社会性存在，它是体系，也是过程。江南文化传统的形成经历了几个阶段。从先秦时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再到隋唐时期，及至宋元、明清，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江南文化经历着不断的改变和丰盈，也经历着从边缘到中心的更替和转换。因此，江南文化的内涵十分复杂，即便同一区属之间，也存在着世风民俗的差异。但总体来说，江南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意象，人们对其的认可仍然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共识性。具体来讲，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特征。

江南文化是一种水文化。江南多水，谈到江南，第一印象便是雨多水润，水是江南文化的灵魂。据不完全统计，水大约占据了江南地区25%的面积。水，几乎无处不在。这一基本特性，首先取决于江南的地缘优势。除了长江这一最大的水源，还有纵横交错的江河湖海，江南处处是水乡。“水”可以作为我们认识与把握“江南”的一把密钥。这一水性特质，在千百年的社会发展中，几乎是根深蒂固地融进了江南文化中。江南烟雨迷蒙、波光潋滟的世界，自然地孕育了江南文化似水的柔情。但如果仅仅以此认为江南文化是一种阴柔的文化，那也有失片面。水亦柔亦刚，同样的，江南文化也是刚柔相济。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中国历史的进程，有一奇妙的现象：看似北方强大、南方柔退，北方总打败南方，然而实则南方更有生命底蕴与活力，最终，近代革命之源头，全在南方。现代动力之契机，亦在南方。江南多水，水是前现代物资与人力流动最为重要的条件，江南社会因流动而聚人气，因流动而活跃趋新，因流动而多元，因流动而自由。水又最为内敛、渟蓄，以静制动。老子所谓柔弱胜刚强，江南社会历劫不毁，后来居上，是之谓乎？”[13]水的性格是两面的，老子《道德经》写道：“天下至柔者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刚柔相济是江南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一特点下，又形成了几个较为具体的一般特征，比如开放的胸怀、进取的意识、功利的观念、尚文的传统、隐逸的心态，等等。

江南文化是一种诗文化。刘士林说：“江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以‘审美—艺术’为精神本质的诗性文化形态。”[14]的确，对于江南的认识和想象，不管是源于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还是来自个人对于江南世界的体察和感受，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其诗性特质。诗是江南文化的内核，“构成江南文化的‘诗眼’、使之与其他区域文化真正拉开距离的，恰是在它的人文世界中有一种最大限度地超越了文化实用主义的诗性气质与审美风度。也正是在这个诗性与审美的环节上，江南文化才显示出它对儒家人文观念的一种重要超越”[15]，甚至于可以说“江南文化中的诗性人文，或者说江南诗性文化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最高代表”[16]。那么，为什么是江南文化具备这种独一无二的诗性精神，而不是其他，刘士林也结合江南地区的经济状况和文化状况作了分析，他说：“如果说物质与精神的平衡发展已属不易，那么江南诗性文化的本质尤在于，即使在主体内部的精神生产中，它也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实用型的伦理人文机能与非功利的审美人文机能的和谐。这一点既是江南文化得天独厚之所在，也是我们说它在中国区域文化中具有最高文明水平的原因。”[17]

江南文化是一种雅文化。江南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黜武尚文的转变过程。这个转变的发生是在六朝时期。在北方士族的压制下，南方士族最终选择朝隐。在这一心态的影响下，“崇尚武力的价值取向开始为士族所摈弃，止足淡泊的‘不竞’之风逐渐滋生蔓延，温文儒雅已成为南士新的价值取向”[18]。政治是导致这种转变的直接原因。这种影响不仅在六朝，到了明清时期依然存在。尤其是明末时期，江南文人再遭厄运，被禁锢、捕杀的现象十分普遍。为了反抗这一专制暴政，江南文人竭力倡导自由、崇尚个性，从而形成士大夫们对生活趣味化和艺术化的追求，并从中获得一种审美人格。[19]明中期以后，江南士大夫开风气之先，开始提倡一种闲适而优雅的生活，并逐渐建立起一套新的生活秩序。他们在衣食住行等方面讲究古典、精致，通过种种生活的情趣来寄托生命，可谓是个人意识的最早觉醒。当然，除却政治原因，经济和社会发展同样重要。可以说，江南士族的尚文竞雅观念的形成，是各个时代新经济形势下的自觉选择。江南文化的雅，有着深厚的日常肌理和传统关照，它深深植根于广阔而琐碎的日常生活，散布于精致而幽深的寻常巷陌、园林亭阁之中，与生活息息相关，与人性紧密相贴。江南士大夫的这种追求，极大地丰富了江南文化的内涵。

江南文化是一种融文化。自古以来，江南文化就不断地吸收、融合其他区域的文化，比如与中原文化、楚文化等多有交融。江南文化的真正转型是在东晋南朝，北方汉族文化南移，江南成为华夏正统所在。新的文化在江南地域融汇，由此形成了新的江南文化。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儒家文化一直是主流文化，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影响最为根深蒂固。但事实上，情况远比此复杂，许地山曾说：“从我国人日常生活的习惯和宗教的信仰来看，道的成分比儒的多。我们简直可以说支配中国一般人的思想与生活的乃是道家思想；儒不过是占伦理的一小部分而已。”[20]梁实秋也曾说：“儒家虽说是因了历代帝王的提倡成了中国的正统思想，但是按之实际，比较深入我们民族心理的却是道家的思想。”[21]作为非主流文化的道家、佛教文化等的实际影响可能要超出预期。当然，也正是因为这种文化的多元和互融，才使得中国文化的面貌显得更加丰富多彩。“江南文化是一种融儒、道、玄、佛为一体的文化”[22]，但在其具体形成过程中，因为地理、政治、人文等方面的影响，道、玄、佛等非主流文化在江南文化的构成中占有更突出的地位。特别是其中的道家思想，对江南文化的影响极为深远。众所周知，道家追求人性的解放与自由，对万物的态度是“无所恃”，主张“逍遥游”，强调“人本”思想，凡此种种，促成了江南文化中多种宗教思想的融合。比如浙江籍作家鲁迅即表示深受老庄思想的浸染和影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23]。他对于魏晋风骨的赞赏，正是江南文化这一特质的显现。

江南文化是一种商文化。江南文化具有鲜明的商业化特点。明中期以后，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催生了商业的兴盛繁荣，商人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并进一步推动了江南文化的不断创新和持久生命力。南京城市的繁华就曾得到利玛窦的称赞：“在中国人看来，论秀丽和雄伟，这座城市超过世上所有其他的城市；而且在这方面确实或许很少有其他城市可以与它匹敌或胜过它。它真正到处都是殿、庙、塔、桥，欧洲简直没有能超过它们的类似建筑。”[24]而明清时期的苏州、杭州，更是江南的大都会，财富充盈、富贵繁华，这在当时的文献资料和文学作品中有很多的记载。尤其是明清小说，十分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新兴的商业伦理和商业文化。与此同时，雄厚的经济实力助长了奢靡的消费偏好，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江南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正如有论者指出的：“明清江南的高消费仍具有传统的贵族奢侈消费性质，它与宫廷消费相互激荡，形成病态的畸形消费，只能导致商品经济的虚假繁荣，无益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25]但这一奢靡之风的兴盛，也无意中成为江南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江南文化是一种情文化。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诗歌这一体裁长期占据着主要的文学地位，而这种“诗骚”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其抒情性。其中，作为浪漫主义源头的《楚辞》即是吴越文化中最为典型的抒情表现。陈世骧认为《楚辞》代表了抒情的另一个主要方向，是“艺术家以与自我直接关涉的方式显示意向”，“北方的民间文学在《诗经》中留下最为辉煌的篇章之后即陷入枯窘，而长江流域一带的南方地区不仅有密林与嘉卉，也拥有同样丰富而绚烂的民歌、神话与风俗，这一切都在静候执持天赋的诗人前来采撷”。[26]而这一抒情传统影响深远，即便“当戏剧和小说的叙事艺术极其缓慢地登场以后，抒情精神依然继续主导、渗透，甚或颠覆它们”[27]。可以说，寄情山水，在对大自然的切身体验中抒发自己真实的情感，是古代文人十分重要的表达方式。而江南世界优美的自然风光与这种抒情传统有着十分内在的契合，因此，这一浪漫的诗情也成为江南文化的重要审美内涵。这一抒情传统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催生也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此，王德威曾分析说：

回到鲁迅和王国维有关“诗力”和“意境”的思考，我们即可明白没有中国诗学资源的支撑，不论是词汇的或是观念的，他们与西方浪漫主义以次文艺理论的接触难以成其大。试看鲁迅的文论，从《摩罗诗力说》赞赏屈原“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到《汉文学史纲要》表彰司马相如、司马迁“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再到《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对嵇康、阮籍的推崇，形成一条沉郁恣肆、幽深桀骜的线索。屈原以降，“发愤抒情”的传统显然支配鲁迅的现代意识，是以他的小说集《彷徨》引用《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题词。而鲁迅承袭乃师章太炎等对汉魏六朝文化的重新发现，更促成了他对中古文人生活、心态史的研究，鲁迅本人感时愤世的块垒，也尽情贯注其中。所谓“托尼学说，魏晋文章”，诚哉斯言。[28]

但是，这种抒情风格也是一直受到排斥和压抑的，特别是1949年以后的一段时期，随着意识形态的加强，自我的“抒情”一直被视作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的情感表现。对于抒情，沈从文有着自己的体会和定义，他说：“事实上如把知识分子见于文字，形于语言的一部分表现，当作一种‘抒情’看待，问题就简单多了。因为其实本质不过是一种抒情。特别是对生产对斗争知识并不多的知识分子，说什么写什么差不多都像是即景抒情……这种抒情气氛，从生理学或心理学来说，也是一种自我调整，和梦呓差不多少。”[29]

江南文化是一种美文化。想到江南，第一印象总是江南的诗情画意、江南的优美唯美。陈望衡在关于江南文化审美品格的分析中指出，因了政治、历史、地理环境等诸多原因，江南文化具有享乐、艳情品格，在感时伤怀的情感体验中追求一种唯美主义的极致，但同时它又具有一种悲剧的情调、一种崇高的精神。在他看来，“伤时、艳情、文采、商贸是江南审美内涵中四个最为主要的人文主题。优美的自然风光加上四大人文主题就成为江南这一概念审美的全部”[30]。可以说，唯美风格是江南文化十分重要的内涵。这种唯美风格，不仅仅表现在自然风光的优美秀丽上，而且在情感体验的细腻委婉、吴侬软语的古典雅致、生命世界的恬然深邃等方面，都有着十分突出的体现。特别是现代以来，随着西方唯美主义思潮的进入和影响，对于唯美风格的追求也成为一时之风气。这其中，周作人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对唯美主义情有独钟，不仅翻译了诸多西方唯美主义的代表作，还翻译了日本唯美主义文学作品。凡此种种，都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美学内涵。作为受着江南文化影响的作家和学者，周作人对于唯美主义的推崇，必然地和他自身文化所携带的美学因子发生了某种奇妙的化学反应，由此才开出了现代文学的“唯美”之花。

以上所列几种内涵，肯定不是江南文化的全部美学特质，但却是其最令人生发无限想象和最令人着迷沉醉的气韵所在。人们对于江南以及江南文化，也必将在那些含混、暧昧却也优雅、伤感的艺术再现与文学书写中得到切身的情感体验和审美享受。最重要的是，通过上述几方面的分析，能够使人大致清晰地对“江南文化”的内涵形成一种初步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