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卓南生：甲午年谈纪念甲午战争的意义

【主讲人简介】卓南生：1942年生于新加坡，早年在新加坡华中和南洋大学受教育。1966年负笈东瀛攻读新闻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新闻系，后获立教大学社会学（专攻新闻学）博士学位。1973年返回新加坡，历任《星洲日报》社论委员兼执行编辑、《联合早报》社论委员兼东京特派员。1989年转入学界，先后在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京都龙谷大学任教，现为龙谷大学名誉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厦门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主要中文著作有《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新版）、《日本的亚洲报道与亚洲外交》和《卓南生日本时论文集》（全三册）等。

“纪念甲午战争，主要是以史为鉴，表达中国人强硬的姿态。”

“纪念甲午战争，就是要明确‘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提醒国人要发愤图强。”

“甲午战争是局部战争的缩影，但是对中国、日本的发展都有影响，纪念甲午战争要注重探讨战争本质。”

这是2014年9月14日上午，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厦门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卓南生先生在厦大新闻传播学院会议室主讲“甲午年谈纪念甲午战争的意义”之前，在场的与会者踊跃发言，抒发各自的观点。

2014年是甲午年，我们该如何纪念120年前这场影响深刻的中日甲午战争？以下是卓教授为50余位与会者带来的解读。

卓南生教授先从当前中日媒体的新闻报道谈起。他指出，当前中日两国的舆论界在报道和纪念甲午战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相对而言，中国是多种声音的。最主流的看法是批判安倍冀图摆脱战后体制的举措，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重走战前的老路。“以史为鉴”，在这个问题是一致的。但对于中国究竟为何失败，到底差错出在哪里，中国媒体的反思可就出现诸多分歧。有的认为是体制的问题，强调这是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跟一个落后的封建主义国家的一场战争。论者指出，不是中国人差，而是在那样的体制下，清政府不重视人才，伊藤博文跟李鸿章的命运就不同。有的则归结于国民性的问题，认为日本人比较发愤图强，中国人比较苟且偷安，等等。有的中国媒体把所有可能的原因都罗列了，什么说法都有，因为这是最妥善最安全的写法。这种做法，都对也都不完全对，因为，当你把所有因素列到完时其实是什么都没有列，没有特色。表面上看，中国媒体在纪念甲午战争的报道上，似乎是高调而隆重，其中不少论者认为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是导致战争失利的主因，因此，强调只有实现“近代化”才能实现“富国强兵”；为了避免落后挨打，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少媒体将舆论焦点归结为要实现“富国梦”“强军梦”。

相较于中国舆论界形式上的隆重和声音上的多种，日本舆论界从表面上看来，就显得平静而一致。卓南生教授指出，日本的舆论诱导是绝对在中国之上的。日本相对上好像声音多元，有些议题媒体还争论得面红耳赤，比如《朝日新闻》跟《产经新闻》天天在争吵，但如果你真的相信它们是针锋相对、势不两立，那你就上当了；至于中国一些媒体把《朝日新闻》和《产经新闻》简单地当成是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对立来分析，那又错得更远了。在表面喧闹的背后，日本的舆论界口径其实是相当一致的，这是由日本新闻报道的特征所决定的。日本的新闻报道具有煽情性、集中性和划一性三大特征：所谓“煽情性”是指日本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高素质报纸”，迎合小市民的煽情的报道方式经常出现在日本的大报上；所谓“集中性”是指每当发生一件大事情的时候，日本的媒体经常会采取一种倾盆大雨式或狂风暴雨式的报道方式；所谓“划一性”实际上就是对重大新闻事件的统一报道口径，尤其在对外问题上，口径是相当一致的。就以如何看待甲午战争的问题而言，日本的舆论界显然是将它与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还有领土问题、修宪问题等敏感问题紧密挂钩来谈论的。

“当下的日本媒体似乎对甲午战争视若无睹、漠不关心，但认真分析，其背后却隐藏着历史观的问题。直至今日，甲午战争在日本人眼中还是一场正义之战。”卓南生教授说道，“说得确切些，对于急于‘摆脱战后体制’的现安倍政权来说，如何看待《马关条约》，怎样为大日本帝国进行甲午战争‘合理化’解释，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

为什么不少日本人对甲午战争及随后签署的《马关条约》，丝毫不存有“侵略”与“掠夺”的羞耻感和罪恶感呢？卓南生教授认为，日本对甲午战争没有一点反思，有它背后的思想逻辑，那就是“近代化的文明国”战胜“未开化的野蛮国”具有合理性、正当性。这种为发动一场战争而巧立的名目，用日语来说就是“大义名分”。日本把甲午战争当作“正义之战”，二战期间日本为了侵略亚洲，从而提出“大东亚共荣圈”的名目，认为为“大东亚共荣圈”的“共存共荣”而战，这是一种“圣战”。这两者如出一辙。这是日本学习西方的进化论思想，服膺西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结果，所以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认为已经登上文明之巅，日本是“文明国”，中国是“野蛮国”，“文明国”攻打“野蛮国”，占领“野蛮国”的土地、掠夺“野蛮国”的资源是合情合理的。

卓南生教授认为，日本对甲午战争没有丝毫反思意识，“这既与战前‘皇国史观’的拥护者将这场战争定位为‘开化之国——日本’与‘因循陋习之国——清国’，即‘文明’与‘野蛮’两者之间的‘义战’有关，也与战后日本学界和大众传媒对这段历史不彻底的反思和总结不无关系。”他同时指出：“支撑日人‘义战论’最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之一，就是以‘近代化’与否作为衡量一个国家行为是否正当或者一个国家是否值得尊重，乃至是否有前途的重要标准。”

卓教授注意到，中国的知识界也存在着类似的“近代化的迷思”。他指出，当前中国的媒体在纪念甲午战争时，主流派声音是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强调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但是，“在纪念反思过程中，有一部分论者把‘近代化’和民族主义对立起来，将矛头对准所谓‘煽情的民族主义’，指责它可能断送了中国第三次近代化的机会。这种论述，表面上看有一定道理，实际上是陷入了一个陷阱，这个陷阱就是日本人散播的‘近代化万能论’、‘近代化一切论’。可以这么说，民族主义在中国被某些论者给抹黑了！民族主义其实并不是一个贬义词，不论是在中国，或者东南亚各民族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压迫进程中，在争取民族国家独立和主权领土完整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是正面的、正义的；大型交响音乐《黄河大合唱》吹响了中国民众抗日救亡的号角，这是最响亮的民族主义。但是如果民族主义超过了底线而成了国家主义、国粹主义，那才是我们要反对的。把国粹主义跟民族主义等同来看待，显然是在偷换概念”。

有鉴于此，卓南生教授认为，如何看待明治维新的“富国强兵”，也就是如何看待日本的“近代化”，这是评价甲午战争不能绕开的问题。“当前‘和平崛起’的中国在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中国要强军、要强国，这应当没有问题；但是中国的‘富国强军’跟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富国强兵’有何本质上的差异，中国的官方和民间，似乎还说得不够清晰。为此，在纪念甲午战争的时候，崛起中的中国也许还得把重点放在为何‘富国强军’，为谁‘富国强军’问题上。”

本次茶座由厦大新闻研究所主办、《国际新闻界》杂志协办。出席茶座的除了来自厦门大学各个学院的教师、学生之外，尚有厦门市社科院、厦门市台湾学会等研究机构的研究员等，共计50余人。由于“甲午年纪念甲午战争”这个主题的贴近性和现实性，还有卓南生教授论述视角的独特性，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和热烈讨论，茶座在观点的碰撞与思考中宣告结束。

茶座全文收录于本书第二部分论文篇《卓南生教授谈甲午年纪念甲午战争的意义与误区》。

（厦门大学新闻研究所 毛章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