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从“自强不息”“新闻学教育摇篮”到探索学术传承之道

——《厦大新闻学茶座》出版有感

卓南生[1]

新闻研究所成立迄今匆匆已过五年，作为研究所例常学术交流活动的“厦大新闻学茶座”也已连续举办了五载。藉此纪念小册子付梓之际，谈谈当初倡议定期举办“茶座”的构思、参考模式与契机，也谈谈个人与厦大、新闻所和茶座结缘的心路与感想。

为方便叙述，先从后者谈起。

厦门大学——对于我们新（新加坡）马（1963年9月16日之前指马来半岛或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之后指马来西亚）接受华文教育者来说，一点儿也不陌生；特别是对于我们出身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简称华中）的校友来说，一提起厦大，很自然地就有一种与生俱有的亲近感。这不仅因为两校的大操场一模一样，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共同的校主——陈嘉庚先生（1874—1961）和共同的校训：自强不息！

陈嘉庚精神与“华中的蔡元培”校长

正是在陈嘉庚先生精神与“自强不息”校训的引导下，比厦大还早创办两年（1919年）的华中在创立后的较早年代，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迎来了不少厦大精锐的老师，奠下了华中美好的校风和校誉。掌管华中11年（按：实际上是8年，即1937—1942、1945—1948）、对华中贡献殊大、被称为“华中的蔡元培”的薛永黍校长（1890—1951），在赴任华中之前，是厦大历史系教授。1939年，为华中校歌另作新词的邵庆元老师（1895—1950），曾任厦门鼓浪屿毓德女中校长，也是薛校长在厦大的同事。歌词中“猗与华中/南方之强/我中华之光/雄立狮岛/式是炎荒/万世其无疆”，充分反映了校歌新词填词人对雄立于狮岛的“华中”子弟存有与对“厦大”学生力争“南方之强”的同样胸怀与期待！

我到华中念初中一年级是1956年，当时来自厦大的名校长薛先生已经离校且逝世，因此无缘直接体会与感受其治校的开明方针与魄力，但据不久前出版的《百年华中情1919—2019》有关华中校史的记载[2]，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下列几段相关文字：

· 他可以说是华中转折点的灵魂人物。

· 原是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的薛校长上任以后，治校方针注重课内和课外生活的调剂，注重人格感化，但是管理严格。

· 薛校长的胸襟广阔，宽以待人，思想开通，兼容并包，这成为他治校的特点。任何身份、背景、思想的教师，只要在课堂上不谈论政治，不作任何与政治相关的活动，且教学态度认真，教课质量高，他都一概予以任用。故此，他被誉为“华中的蔡元培”。

1938年10月10日东南亚各地筹赈会在华中召开大会，并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或“南侨筹赈会”，主席是陈嘉庚先生），更带动了华中子弟对局势的关心，他们时常要求老师讲中国的时事。时逢乱世的薛校长则引导学生参加救亡工作。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新加坡沦陷之后，薛校长以身作则，与以“曲线救国”为名、实则充当日本傀儡的“维持会”（“昭南华侨协会”）人士划清界限，体现了厦大人与华中人“吾猗当自强”的骨气与精神。华中文物馆对此有如下的评述：

当时，曾有人介绍薛校长到《昭南日报》（按：日本占领新加坡之后创办的华文傀儡报章）或日军机要部工作，他都严辞拒绝，并且愤然表示：做人要有起码的道德品格，宁可饿死，也不愿事敌为生。铮铮铁骨，于此可鉴。[3]

战后冷战体制断绝正常交往

不仅如此，对于二战后东南亚各国蓬勃发展的民族独立运动，薛校长也予以理解和支持。他认为这是历史的必然规律，主张教育的发展必须相应地朝着自治独立的道路前进。为此，“在遵照教育法令的前提下，采取更开明的教育方针，着眼于启发学生的自动、自发、自治精神……”。薛校长不顾英国殖民当局的压力，赞同1948年华中学生自治会纪念五四运动而被迫离开华中，虽属无奈，也为华中百年史写下了威武不屈的一页。在薛校长的引导下，战后复办的华中（即薛校长治校的1946年至1948年），被誉为“华中迈入自建校以来的首个全盛时期”。[4]

在往后的中国与东南亚交流史里，由于战后冷战体制的关系，东南亚华裔别说是到中国升学，就连观光旅游或探亲的机会与权利都被限制或剥夺。以新马而言，45岁以上华籍人士方可申请赴华特批。否则，一旦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就不能回返新马；从事文教的工作者即使已达到退休年龄，特批审查严格。至于从中国大陆南下，从事文教工作的更被一律禁止入境。时任新加坡福建会馆会长、也是陈嘉庚集美同乡的陈六使先生（1897—1972）之所以登高一呼，倡议创办中国海外唯一的华文大学——南洋大学（1955—1980），首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当时新马华校师资不足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东南亚的华文教育者与中国大陆可以说是处在近乎完全隔离的状态。中国大陆50多家出版社和两家香港出版社的出版物一律被禁止进入与流通，就是明显的例子。自此，哪怕是“雄立于狮岛”，歌唱“猗与华中/南方之强”的华中学生，对于厦大的印象也日益淡薄和模糊。记忆里，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除了偶尔听到厦大有开办面向海外人士的函授班中文进修课程（但碍于当局的取缔，苦于无法就读）之外，就再未有厦大的话题与信息。

厦门大学——离我们是越来越远了！

“九七”香港回归萌发厦大访学契机

东南亚各国放松国民对华交流的政策，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也是战后冷战体制濒临结束时逐步实施的。以新加坡而言，则在1990年新中建交的前几年才开始启动。

1987年夏天，我出任新加坡《联合早报》驻日特派员之前在香港临时办了往返北京的签证，并幸运地获得新加坡驻港专署当局的迅速批准。借这机会，我拜访了神交已久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方汉奇教授和甘惜分教授。这是我的第一次北京之旅，也是我与中国学界交往的第一页。至于与厦门大学的交流，则始自1996年我与内人蔡史君教授（东南亚史学家）参加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主办、厦大南洋研究院承办的国际华侨、华人研究学术大会“世纪之交的海外华人”。通过这次研讨会，我们结识了时任南洋研究院副院长庄国土教授等诸多厦大师友，对厦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7年是香港回归中国的重要年头。当时我虽已离开报界，但出自昔日的职业病与对“临场感”的渴望，我在7月1日前夕抵达香港并办了记者证，出入于新闻发布会中心，全程感受这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英主权移交的仪式，目睹港人热情欢呼回归中国的各种动人场面。

第二天，我在报摊购买了数十份大大小小、不同语言、立场相异的港台报刊，并拖着这些沉重的报刊去和几位旅日厦门人、厦大人一起用餐。

无独有偶，厦大出身、获日本京都大学文学博士、时任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副总编辑的孙立川兄也拖着和我近乎相同重量的报刊赴约。

“我是念和教新闻学的，我买这些报刊要作为研究和教学的用途。你怎么也购买了这么多香港回归的纪念刊？”

“哦！我的一位好友，也是中文系的前同事陈培爱老师不久前当了厦大新闻传播系系主任，我想将这批‘文物’送给他们。”

紧接着，立川兄侃侃而谈，力倡陈嘉庚精神，鼓励我们多到厦大新闻传播系交流。他表示，同样受恩于嘉庚先生的学子应相互支援。当时尚未留日，也是厦大出身（日文系）的林少阳兄（后获东京大学博士学位并在东大任教，现任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及厦门人的大阪阪南大学洪诗鸿教授也发出同样的声音。这应该说是我萌发到厦大新闻传播系交流念头的契机。

2001年初，我和内人在结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为期一年的访学之前，曾到厦大南洋研究院访问。当时我便向庄国土院长透露想拜访新闻传播系系主任陈培爱教授的心意。在庄院长的安排下，我们见了立川兄介绍的陈主任，交谈甚欢，一见如故。次日，培爱教授为我们安排了一个交流会。正是在这个交流会及会后的聚餐中，我们结识了新闻传播系许清茂、黄星民、黄合水等老师和曾留学日本且获京都立命馆大学新闻学博士学位、时任厦门晚报老总朱家麟等师友，并与对新闻史情有独钟，大家都称他为“毛委员”的“小毛老师”（毛章清）建立了牢固的友谊。

2001年冬天，陈培爱老师利用学术假，到我任教的京都龙谷大学访学半年，我们对厦大，特别是厦大新闻传播系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自2002年始，我和内人都常分别为厦大新闻传播学系（院）和南洋研究院不定期开课或做学术报告。厦门大学——对我们来说，不再是那么遥远！

全面参与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活动

前面提及，我与中国学界交往始自1987年夏天的北京之旅。因为在这之前，我们受制于当时亚洲的冷战体制，既不能前往中国大陆访问或旅游，就连其出版物也一概被拒于国门之外。在当时东南亚的华文世界里，我们所能获得的中国信息，除了当地报刊取自欧美通讯社的外电之外，就只能依靠港台地区的出版物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对中国情况有进一步的了解，应该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留学日本期间，通过日本传媒及东京的内山书店、大安书店等中文书局的途径获取的。

我的研究分野是中国新闻史，但在漫长的留日期间（包括回返星洲后一边就职一边撰写博士论文）基本上都处在十分孤立和孤独的环境。因为，当时的日本学界对中国新闻史感兴趣或从事相关课题的研究者近乎于零。1992年，我参加中国新闻史学会在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召开的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惊见近百名中国新闻史研究者赴会。现在回想，仍掩不住当时“吾道不孤”之喜悦。

1998年我出席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为庆祝北大百年校庆举行的国际研讨会，首次走进北大校园，并于2000年利用学术年假为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日本研究方向及新闻传播学方向的研究生分别开课。

以华语面向中国大学生讲课和讨论，对我而言，是十分新鲜的乐事。因为自从20世纪60年代离开以华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母校南洋大学之后，就再也没有接触这样的教学语言环境和机会。对于我们这一代的华裔来说，北大是我们景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能在五四精神发祥地和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以华语直接交流与对话，别有一番风味。更何况当时的中国青年求知欲异常高昂，与我在东瀛长年相处、正在沉迷于漫画、动漫、不爱思索的日本大学生（包括不少东大生）恰成了强烈对照。

2008年，在时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程曼丽教授的积极推动下，成立于1918年、由蔡元培校长亲自担任会长、被认为是“中国新闻学教育摇篮”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宣告复会。我有幸被聘为导师兼副会长，参与复会后的会务活动。

2010年，我提前从日本龙谷大学退休，搬迁至北京，以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和北京大学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为平台，全力协助这两大机构的核心人物程曼丽教授（现任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执行会长），推动相关的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与出版的活动。具体内容包括一连举办五届的“新闻史论师资特训班”（毕业学员共达一百名）、定期或不定期主办“北大新闻学茶座”“北大华媒读书会”和持续出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文库”等。[5]

通过上述学术活动，我和前面提及的厦大“小毛老师”加强联系与合作。毛章清老师不仅是北大新闻史论师资特训班首届学员并赢得该届学员“男一号”的美誉，还在特训班课程结束后与其他毕业学员共同发起组织同窗会并成为同窗会创会会长。

同窗会的毛会长对我们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推行的各项活动是极力支持并积极参与的。几经探讨和筹划，我们觉得北大模式其实也可以在厦大实验与推行。2014年5月，在时任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张铭清教授、常务副院长黄合水教授和学院党委书记郑树东先生的支持下，我们的新闻研究所正式成立，并于7月14日举办了第一期“厦大新闻学茶座”。

“北大茶座”的范式与实践

我们之所以认为北大模式可以在厦大尝试和推行，一来是因为新闻研究所之成立，不仅获得厦大新闻传播学院诸领导的支持，也得到学院陈培爱教授、黄星民教授和许清茂教授诸元老和朱家麟老总等老友的赞许；二来是除了毛老师，厦大新闻传播学院有方汉奇先生的高足、治史严谨的曹立新副教授可以成为研究所的主干，和毛老师共同肩负起副所长的任务。此外，厦门还有好几位北大师资特训班的校友，包括学院的谢清果教授等。我们同时也邀请留日归来，也是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新闻史论师资特训班首届毕业学员、研究会积极成员吕艳宏为特约研究员，协助毛、曹开展研究所的学术活动。

限于主客观条件，我们当然无法全面复制北大的模式。在起步时，我们首项可行的活动，就是定期举办与“北大新闻学茶座”近似的“厦大新闻学茶座”。

在开展“北大新闻学茶座”时，我和程曼丽教授及秘书处团队对茶座的性质和定位，达到如下的共识：

· 茶座以从事新闻学研究，特别是新闻史论研究的中青年研究者为主要对象，也向感兴趣的新闻工作者、新闻与传播学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开放。我们之所以重视史论，原因是这是任何学科最重要但却经常受忽视且欠缺交流平台的基本课题。

· 茶座的主题并不囿于狭义的新闻学范畴，而是涉及历史学、政治学、传播学、文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 茶座有别于专题讲座，我们虽广邀名家主讲并提出其论点与大家分享，但更为重视互动环节的讨论。

换句话说，茶座旨在提供一个平台，促使新闻学研究者或新闻从业员和学界各领域的专家直接坦诚对话、互动，从而提高其史论素养和更为开阔的观察视野。从表面上看，茶座的形式似乎很随意和散漫，但在实际上，我们对每期的茶座都十分重视。从主讲者人选、内容的敲定到新闻稿的撰写乃至全文的整理都由研究会导师和秘书处团队精心策划和跟进。茶座的内容，除了每期以学术动态报告的方式刊载于茶座的协办单位《国际新闻界》之外，部分专题也以比较完整、扎实的内容在《世界知识》《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新加坡《联合早报》《怡和世纪》等海内外园地发表，以期扩大其影响力。这些学术动态报告或完整稿的整理，基本上都由秘书处年轻成员或茶座常客负责，再经研究会导师细心修改，力求准确表达并突出中心主题及茶座互动引发的思考。由于态度认真和要求严格，我们秘书处历届的成员逐步养成了详尽记录与不断思考、不写空话、套语的写作习惯。几名茶座的勤奋撰稿人已成今日老练的写手或改稿人，也许多少与此经历有关。

“厦大茶座”的特点与优势

当然，与北大或在北京的条件相比较，在厦大或厦门定期举办茶座确有其大不相同的环境。

首先，要物色并邀请适当的专家学者做客茶座并不那么简单，何况作为学术交流的平台，我们的茶座（不管是北大或厦大）原则上只承担主讲者交通费而不支付劳务费。

其次，北大新闻学茶座在起步时就以偏重新闻史论为号召，可以说是高起点。但因为北京的高校林立、新闻媒体从业人员众多，因此尽管我们的茶座并未完全开放，但不愁基本成员的来源。

针对这两个问题，我们在启动“厦大新闻学茶座”初期，确有不安感，但很快地我们就找到了应对的方式，并发现了我们自己的模式。

几经尝试，我们发现到新闻传播学院的师生（特别是研究院和本科高年级同学），是参与茶座活动的主力军。与此同时，有些专题还吸引了不少厦大其他院系，包括外语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等乃至集美大学、华侨大学、嘉庚学院等高校师生的出席。可以这么说，茶座的号召力超乎我们的想象。主讲者人选的挑选，厦门当然没有北京那么优越的条件，但也有可行的方案。

首先是充分利用厦大和厦门的资源，邀请和我们领域相近的专家学者，分享其研究心得和经验。时任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张铭清教授在研究所成立当天为我们开讲其专长的两岸问题，无疑为研究所的成立和茶座的举办打响了第一炮。紧接着，学院的元老，也是广告学界“黄埔军校”的领军人之一陈培爱教授，厦大前副校长、唐史泰斗郑学檬教授，台湾研究院前院长、台湾问题研究知名学者陈孔立教授相继做客茶座，为我们打了强心剂。

与此同时，我们也邀请到时任厦门日报社长、总编辑李泉佃先生，《台海》杂志社总编辑年月女士等业界人士和与会者共同分享他（她）们在新闻传播事业上的实践与面对的挑战。

除此以外，鉴于位处华南的厦门与海峡对岸的台湾和香港乃至东南亚有较频繁的交流，我们有时也可以乘顺风车，邀请来自各地的朋友坐客茶座，提供他们的研究心得，扩大与会者的视野。曾经为东南亚华文报长期撰稿的台湾旅欧学者、时事评论家俞力工教授，香港大学荣誉教授、前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薛凤旋，台湾资深教授林念生，台湾新一代新闻传播学知名学者夏春祥、林鸿亦教授，厦大校友的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总编辑孙立川博士，日本阪南大学洪诗鸿教授和新加坡南洋大学香港校友会会长林顺忠先生等，从不同的研究角度与人生阅历，坦率地与出席者进行交流，更为厦大新闻学茶座添加了独特的色彩。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研究所成立的第二年（2015年），趁着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暨第四届新闻史论青年论坛在厦大召开的良好时机，我们还和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举办了一次“联合茶座”：“中国近代新闻史研究方法的再思考”。这是“北大新闻学茶座”走出北大、走出北京，在异地举办的第一次活动，也是“厦大新闻学茶座”与“北大新闻学茶座”联合举办，相互观摩的交流活动。在联合茶座上，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执行会长程曼丽教授、副会长兼导师吴廷俊教授对茶座在厦大召开，都感到十分亲切，并语多勉励。

五年来，茶座动态的报告，也与“北大新闻学茶座”一样，大部分皆刊于协办单位的《国际新闻界》，一部分较完整的记录和加工整理后的论文则分别刊于《厦门大学学报》《新闻与传播评论》和新加坡《联合早报》等。

今天，呈现在大家面前，由毛章清、曹立新和吕艳宏共同编著的《厦大新闻学茶座》，既是五年来诸位共同努力的心血结晶，又是研究所五年来走过路程的记录。藉此机会，谨向所有直接或间接支持和参与我们活动的师友，包括默默耕耘、确保茶座正常运营的历届秘书处秘书张肇祺、张雪、邹文雪和尤佳同学致以谢意。茶座的五年，也见证了她们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的成长。

“侨乡”海外华媒研究优势与误区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我们的茶座基本上是沿着北大新闻学茶座的理念与范式，再结合本地的地缘、血缘和学缘（人脉）的特点和优势开展的。

所谓北大新闻学茶座的范式，正如前面所述，限于主客观的条件，我们把重点放在新闻史论或与新闻事业相关的课题的探讨，旨在激发与会者的问题意识及对各相关课题的思考。换句话说，一时性的、空泛的时髦理论或单纯的技术论与技巧论，不是我们关心之焦点所在。

至于有关厦门或厦大在地缘、血缘和学缘（人脉）的特点与优势，除了加强与台海对岸的交流之外，今后也许可以考虑重视对东南亚等区域新闻传播事业的研究与交流。

研究东南亚的新闻传播事业或者与东南亚学者、报人建立紧密的联系，华南地区的有利条件，除了在地理上相近之外，另一个有利的因素是福建省（广东省亦然）是两个世纪以来东南亚各国华侨华人的传统“侨乡”，彼此之间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本文在开头部分细说的新加坡华中与厦大有共同的校训与共同的校主陈嘉庚先生，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但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二战后东南亚各地反帝反殖、民族主义的兴起，积极参与各所在地独立运动和建国事业的“华侨”已融入各国成为其国民而成为“华人”。特别是在1955年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上，中国总理周恩来宣称不承认双重国籍，鼓励各地华籍人士在所在国与中国之间作一选择之后，情况已经起了巨大的改变。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绝大部分人士的身份认同与效忠对象，已从“落叶归根”的“华侨”转为“落地生根”的“华人”。

事实上，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建交或恢复邦交及随后而来的大量中国新移民或新侨民之前，“华侨”与“侨报”在东南亚已成为死语。

因此，如果中国的东南亚问题或东南亚华文媒体研究者还停留于二战前的“华侨”或“侨报”认识，也许容易陷入混乱的境地。

针对相关问题，笔者2017年12月在华侨大学举办的福建省传播学会年会大会上，曾予以详细的分析。[6]在“寄语传统‘侨乡’的学界与报界”的结语中，笔者指出：

· 了解了东南亚华社、华校与华文报战前战后的沧桑史，及华人社会在二战期间及战后紧随着时局变化而产生的身份认同之转变，我们（东南亚各地华人与中国）固然应该珍惜我们的共同血缘关系、文化认同和美好的共同记忆，也应该加强联系与互动，发挥最大的正能量，但得认清彼此的关系已转为“远亲”的现实。战前或独立前东南亚各地传统“侨报”的自我定位，也已转为各所在国的“华文报”。

· 与此同时，对于战后冷战时期源于欧、美、日的东南亚问题专家、“华侨问题”专家形形色色、似是而非的“捧杀论”——“华侨、华人控制东南亚经济命脉论”“客家人或福建人掌控东南亚论”“东方犹太论”等得格外留神与保持戒心。因为，与“棒杀论”相比，“捧杀论”在实际上具有更大的杀伤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不少还停留于“华侨”想象的研究者或新闻工作者来说，“地缘”“血缘”或“人脉”不但不是有利的条件，反而成为容易妨碍彼此相互认识的误区。但也正因为如此，加强联系与深入研究，纠正固有脱离现实的观念或错觉，重新相互认识与交流，显得更有其迫切性与必要性。

除此以外，鉴于媒体技术的革新与日新月异的变化，新闻从业者主客观的条件已起了巨大的改变。与时俱进，充分认识并思考新环境下新闻传播学者与业界面对课题的变与不变，也是刻不容缓的事。在这方面，我们庆幸原任人民网总编辑的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余清楚教授上任后，即表明全面支持研究所的发展和茶座的活动。余院长为茶座主讲的“正能量、主旋律的声音如何唱响网络”，既填补了我们对网络媒体关注之不足，也着重指出了研究者命题与立论不可忽视的重点与方向。

细水长流，谨此期待“厦大新闻学茶座”持续发挥其正能量的学术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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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加坡旅华学者，厦门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

[2] 有关薛永黍校长的介绍与评价，详见新加坡华中董事部，华中校友会出版、寒川主编《百年华中情1919—2019》（2019）的“百年校史沧桑路”（第28—35页）及同书华中文物馆的《华中的蔡元培——薛永黍校长其人其事》（第205—206页）。

[3] 见新加坡华中董事部，华中校友会出版、寒川主编《百年华中情1919—2019》（2019）的华中文物馆《华中的蔡元培——薛永黍校长其人其事》（第206页）。

[4] 见新加坡华中董事部，华中校友会出版、寒川主编《百年华中情1919—2019》（2019）的华中文物馆《华中的蔡元培——薛永黍校长其人其事》（第206页）。

[5] 有关该会复会后的活动，详见刘扬、李杰琼、崔远航编著《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复会新篇章》，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6] 详见收录于本书第二部分论文篇的拙稿《战后冷战与东南亚华文报的生存空间与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