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拉丁美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发展
《世界政治研究》编者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拉关系的快速发展，我国拉美研究学科日臻完善，对拉美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新的高度，对国际政治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与国际学术界相比，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需求相比，我国拉美研究还有大力改进的余地。那么，我国拉美研究的发展进程如何？取得了哪些成就？国外的拉美研究的现状如何？中国的拉美研究面临哪些挑战？发展前景如何？为此，本刊特邀澳门城市大学葡萄牙语国家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刘建华对上海大学特聘教授、上海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江时学就上述问题进行采访。江时学教授长期从事拉丁美洲研究，著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拉美发展前景预测》《拉美发展模式研究》和《金融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拉美国家的经验教训》等。
一 中国拉美研究的缘起与发展
刘建华（以下简称“刘”）：作为国际问题研究或区域和国别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拉美研究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江时学（以下简称“江”）: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报纸和大众刊物有时也发表一些关于拉美的文章，但那些文章很难说是学术研究成果。
1959年古巴革命的成功使世界上的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欢欣鼓舞。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一些老同志回忆，毛泽东曾在一次会议上指着世界地图上的拉美和非洲两个地区，对周恩来说，我们对这两个地区所知甚少，应该加强研究。于是，在周恩来的直接关心下，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于1961年7月4日成立拉丁美洲研究所。1964年，该研究所纳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以下简称“中联部”），成为党中央下属部门的一个智库。[1]此外，古巴革命后，我国高校也开始重视拉美研究。例如，一些高校招收了拉美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编写了拉美史方面的教材。时至今日，中国人民大学李春辉教授在1983年出版的《拉丁美洲史稿》（上、下册）依然在中国学术界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2]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学术研究基本中断，拉美研究也难逃厄运。1964年成立的南开大学拉丁美洲史研究室随南开大学“关门”而停止运转。中联部拉丁美洲研究所的大多数研究人员去了“五七干校”，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直到1976年4月，该研究所才开始全面恢复工作。[3]
1979年，中联部拉丁美洲研究所开始出版季刊《拉丁美洲丛刊》（1982年改为双月刊，1986年更名为《拉丁美洲研究》）。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本研究拉美的学术刊物，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用中文出版的拉美研究期刊，为推动中国的拉美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004年8月25—29日，在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新时代和新阶段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即“六个要”），其中之一就是“要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和合作，在国际事务中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正义要求和合理主张”[4]。自那时起，中拉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政治上，中国与拉美国家的高层往来开始增多，政党外交全面展开。在经济上，双边贸易快速增长，中国在拉美的投资也不断扩大。此外，人文交流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中国甚至在2008年和2016年发表了两个《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5]
随着中拉关系的发展，中国学者对拉美的研究也在稳步推进。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高校的拉美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不断涌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8年6月，中国的高校已建立了约60个拉美研究中心。[6]
刘：我国的拉美研究取得了哪些成就？
江：拉美研究是国际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将20世纪60年代当作我国拉美研究学科的起端，那么，迄今为止，这一学科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就此而言，我国的拉美研究不能被说成是一门新兴学科。
我认为，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拉美研究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拉美研究学科仅仅关注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广义的拉美研究包括与拉美有关的所有领域，如政治、经济、外交、历史、社会、文化、文学、民族、教育、地理、音乐和舞蹈等。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拉美研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变化和进步：
一是紧跟拉美形势的发展。这一特点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一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需要。众所周知，我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日益密切，不断发展，这就需要我们对拉美形势的变化做出快速反应；二是获取信息的手段越来越便捷。如在二三十年前，即电脑和互联网进入学术领域之前，资料来源主要是新华社出版的内部刊物《参考资料》，从国外进口的学术期刊、专著为数不多，而且在时间上经常滞后。现在，互联网资料唾手可得，从国外进口的外文文献（包括纸质书籍和纸质杂志以及电子书和电子杂志）越来越多，而且很快。
二是为中国外交政策提供学术支撑的主观能动性和能力在增强。一方面，我国外交部门对学术界（包括研究机构智库）的研究成果需求强烈；另一方面，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为了向国家建言献策，同时也为了在激烈的学术竞争中胜出，绝大多数学者很愿意撰写直接为外交决策服务的研究报告。
三是学术机构与企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中拉关系的动力是经贸关系。中国企业在进入拉美市场以前，很希望了解那里的投资环境和市场条件，以规避多种多样的“国家风险”（country risks）。这就为学者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和用武之地。
四是拉美研究学界与国际学术界的交往日益频繁。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既有市场开放，也有学术领域的开放。除邀请拉美学者和其他国家的拉美研究者来访外，出国进修、参加国际会议或实地考察的中国学者也越来越多。这种双向交流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此外，大量外国专著被译成中文。据有学者统计，除多卷本《剑桥拉丁美洲史》以外，[7]还有100多本关于拉美的政治、经济、外交、社会、历史和文化等专著被译成中文。毫无疑问，这些译著对推动中国的拉美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是学者为公众提供了大量关于拉美的知识。公众获得国际知识的途径大多来自媒体及学者的研究成果。前者是时事新闻，后者则凝聚了学者的思考和分析，因而能使公众获得更多的信息和知识。毫无疑问，每当大洋彼岸的拉美发生重大事件，中国的拉美研究学者都会在第一时间进行解读或做出评论。
刘：21世纪以来，中国的拉美研究取得了哪些成果？
江：如同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其他学者，我国拉美研究领域的学者在确定其研究课题时，常常考虑以下两个因素：一是各种类型的课题指南；[8]二是个人的学术兴趣。这两个因素决定了选题的广泛性、多样性、时效性和实用性。研究重点涵盖拉美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领域。
以1999年查韦斯就任委内瑞拉总统为标志，拉美左派东山再起，成为拉美政治舞台上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我国学术界对拉美左翼及其推崇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大量成果问世。[9]在这些成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徐世澄主编的《拉美左翼和社会主义理论》。[10]该书介绍了拉美左翼和社会主义理论的起源及其发展进程，探讨了圣保罗论坛、世界社会论坛、委内瑞拉的“21世纪社会主义”、厄瓜多尔的“21世纪社会主义”、玻利维亚的“社群社会主义”和巴西的“劳工社会主义”产生的背景、内涵及实践的效果，以及近年来拉美政治生态的新趋势。
在拉美政治研究方面，代表性成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张凡的《当代拉丁美洲政治研究》一书。[11]该书选择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近30年间拉美政治生活中最为突出的若干问题，以民主化进程的启动、进展、挫折和困境分析为主线，深入探讨了政治发展（从现代化到民主化）、民主质量（民主化的进展与难题）、政治权力分配模式（法团主义与新民众主义）、可治理性（非正式制度与政治文化）、政治结构（国家、政党与其他政治行为体）、政治制度（总统制安排）、左派（政治钟摆与左派崛起）和经济改革（改革的政治分析）等问题。
中国与拉美相距遥远，但中国学者不忘从拉美的发展中总结其经验教训。例如，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应对的重大问题。拉美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痛苦的教训。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袁东振主编的《拉美国家的可治理性问题研究》，以拉美国家的“可治理性”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拉美国家在治理国家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形成这一问题的历史条件、表现形式及其危害性。该书认为，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可治理性”问题。这一问题不仅表现在体制方面，而且还与制度设计、政策的制定、执政能力、公民的经济和社会权利等因素息息相关。[12]
拉美经济研究是我国拉美研究学者感兴趣的一个重要领域。国家图书馆的“问津”搜索显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共出版了十多本论述拉美经济的专著。[13]在这些专著中，有的论述拉美经济概况；有的分析拉美经济中的某一领域；有的是各类课题的最终成果；有的是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和增加内容后形成的专著。毫无疑问，这些研究代表了中国学者研究拉美经济的水平。
中国学者对拉美社会问题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在为数不少的成果中，富有代表性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苏振兴主编的《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14]该书考察了20世纪中叶至21世纪初期拉美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政治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一系列问题，如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发展模式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教育事业对社会进步的影响、劳动力市场与就业政策的演变、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来龙去脉以及社会治安不断恶化的根源。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4年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以后，随着中拉关系的快速发展，研究中拉关系的学者越来越多。除了一般意义上的中拉关系以外，许多学者还对中拉经贸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应该注意到，我国对中拉关系的研究正在从一般意义上的泛泛而谈向精细化的部门合作过渡。例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郭洁的《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农业合作》一书从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出发，分析了中拉农业贸易关系、中国在拉美的农业投资、中拉农业科技合作等领域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就如何进一步推动中拉农业合作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政策建议。[15]
在历史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贺双荣主编的《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关系史》以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为背景，以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变和拉美国家内政外交的变化为断代标志，将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关系的发展历程分成七个阶段，并归纳了各阶段的特征。[16]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沙丁等学者合著的《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相比，本书使用了更多的档案资料，并将时间段延长到2014年。[17]
历史是永恒的，历史研究也是永恒的。一方面，中国的拉美研究是从拉美史研究起步的；另一方面，李春辉的《拉丁美洲史稿》在1983年再版后，由于大量史料被发现，重新修正了一些内容。[18]因此，中国学者有必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撰写一本体现国内外拉美史学界最新学术成就的专著，2010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林被甸、董经胜的《拉丁美洲史》出版。[19]该书将拉美史分为五个时期：古代时期、殖民统治时期、早期发展时期、探索自主性发展道路时期、20世纪80年代后的调整和改革时期。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曾昭耀所说的那样，这一划分将现代化视为拉美独立后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国外史学界单纯以独立运动和五大革命为拉美近现代史的主线的做法。[20]
刘：您如何评价我国拉美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江：拉美始终被美国视为其“后院”。因此，美国的拉美研究起步早，研究人员多，研究成果也很多，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很大。但是，我国拉美研究不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打破美国学者一统天下的局面，有利于丰富全球范围内拉美研究的多样性，当然也是有利于国际学术界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尤其在中拉关系等研究领域，中国学者的观点和成果越来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甚至美国学者也在关注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例如，许多中国学者曾应邀赴美参加有关中拉关系的研讨会或在国外发表论文和文章，以中国视角诠释中国对拉美的政策，驳斥美国学者的一些错误观点。我自己做的一件事情或许能说明这一点。
2004年11月12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巴西国会发表了题为《携手共创中拉友好新局面》的重要演讲。他说，通过中拉双方的共同努力，中拉关系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实现三个目标：政治上相互支持，成为可信赖的全天候朋友；经济上优势互补，成为在新的起点上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文化上密切交流，成为不同文明积极对话的典范。在谈到经贸合作这一目标时，胡锦涛主席说：“双方采取积极行动，争取双边贸易额在现有基础上到2010年再翻一番半，突破1000亿美元，同时力争在投资方面取得较大进展，实现总量翻番，相互成为更重要的投资对象。”[21]胡锦涛主席的这一讲话在中国外交部的网站、新华网和人民网等网站上都能找到。然而，就在他演讲结束后不久，一些国际媒体就错误地做出这样的报道：至2010年，中国在拉美的投资要达到1000亿美元。也就是说，这些记者错误地把10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说成中国在拉美的投资额。
我无法查证哪个外国记者在何时发出这个错误的报道，但这个错误的报道的传播范围很广，对中国产生的负面影响很大。为了避免以讹传讹，我利用在国外参加学术会议或为国外写文章的机会，纠正了这一错误。2007年冬，我应邀为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采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的两位学者里奥登·罗伊特和瓜达鲁佩·帕斯主编的《中国进入西半球；对拉美和美国的影响》一书撰写一章。我在文章中写道：“胡锦涛主席在巴西国会的演讲中没有承诺要在2010年以前向拉美投资1000亿美元。他说的1000亿美元是指中拉双边贸易额，不是投资额。”[22]
该书是在2008年4月出版的，是国际上较早论述中拉关系的一本专著，因而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定影响力。该书出版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2008年4月30日为该书举办讨论会。该智库的东北亚研究项目主任卜睿哲（Richard C.Bush Ⅲ）在评论该书时说：“我们能从本书中学到一些知识。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关于胡锦涛主席在2004年访问巴西时许诺的在拉美投资1000亿美元这一令人好奇的数据。一些严肃的学者也多次重复地引用胡锦涛主席说的这个数字。有些观察家甚至据此而把中国描绘成掠夺者的形象。其他一些分析人士（包括本书的一些作者）指出，中国在拉美的投资步履缓慢，因此中国可能会食言。但江时学在本书中明确地写道，这个1000亿美元不是投资额，而是预计要在2010年达到的双边贸易额，即增长2.5倍。就投资而言，仅仅是总量翻番。所以说，我们要感谢江时学纠正了这一巨大的误解。”[23]
2009年初，我应邀为美国的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The Jamestown Foundation）撰写一篇关于中国与巴西关系的文章。我在这一文章中说：“有些巴西人对中国在拉美的投资感到失望。他们认为，北京的许诺是‘烟多火少’，因为他们认为胡锦涛主席在2004年11月访问巴西时曾表示要在拉美投资1000亿美元。其实，胡锦涛主席说的1000亿美元是中拉贸易额，而非投资额。”
詹姆斯敦基金会在国际上也是有一定声望的，因此，我的文章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例如，一个名叫“中非关系的真实故事”的网站在2010年1月18日发表了网民戴勃拉·布劳蒂盖姆（Deborah Brautigam）的一个帖子。这个网民说：“本周我发现，网上有一个关于中国接触拉美的不正确的消息，2004年11月，胡锦涛主席在巴西国会发表演说时表示，中国要在未来几年中向拉美投资1000亿美元。天哪，这一数字太大了，我心里在想。于是我在谷歌上搜索了一下，发现有数十个关于这一所谓许诺的条目。然后，我在中国的英文网站上进行了核实。《中国日报》刊载了胡锦涛讲话的全文。从中可以看到，胡锦涛承诺的是把中拉贸易扩大到1000亿美元，而非投资额。甚至美国国会的研究服务部也在其一个报告中引用了这一投资1000亿美元的数据。美国国会山上居然也流传着这样的 ‘事实’，难怪美国（担心中国）的警铃会出声。”在这个帖子的评论栏目中，我看到了一个名叫凯瑟琳（Kathleen）的网民在2010年5月21日发表的评论：“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你会高兴地看到江时学发表在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上的文章，题为 ‘大熊猫拥抱大嘴鸟：中国与巴西的关系’。他在这篇文章中纠正了这一错误。”[24]
二 国外的拉美研究概况
刘：请您介绍一下国外的拉美研究。
江：应该说，许多国家都有学者在研究拉美。国际上还有一个国际拉美研究协会（Federación Internacional de Estudio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FIEALC），总部设在墨西哥的国立自治大学（UNAM），每两年召开一次双年会。
2003年，亚洲和大洋洲的一些拉美研究人员在日本聚集，决定成立亚洲和大洋洲拉美研究理事会（Latin American Studies Council of Asia and Oceania, Consejo de Estudios Latinoamericanos de Asia y de Oceanía, CELAO），我作为中国学者代表，参加了该理事会的筹备工作。迄今为止，亚洲和大洋洲拉美研究理事会已召开八届双年会，第九届双年会将于2020年在上海大学举行。
相比之下，就研究的深度、广度及研究人员的规模而言，美国的拉美研究领先其他国家。美国的许多大学都成立了拉美研究中心，并招收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美国的拉美研究协会（Latin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LASA）在世界上非常有名，其知名度超过国际拉美研究协会，因此，每次年会都能吸引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拉美研究学者。
美国有多本专门发表拉美研究成果的期刊，如《西班牙属美洲历史评论》（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18年创刊）、《拉丁美洲研究评论》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1965年创刊）、 《拉美透视》（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1974年创刊）、《拉美政治与社会》（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2001年创刊）。[25]这些刊物发表的绝大多数论文都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国际拉美研究的学术前沿。
美国的拉美研究领先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的原因，与美拉关系的密切程度有关。众所周知，美国始终将拉美视为其“后院”；而且，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领域，美国在该地区的传统势力范围根深蒂固。这也能说明为什么近几年美国对中国在拉美的存在十分警觉。
应该注意到，近些年来，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并已推出了大量研究成果。
刘：国外的拉美研究有什么特点？
江：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特点。我曾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和加拿大约克大学做过拉美研究专业的访问学者。此外，我还短期访问过美加两国的一些拉美研究机构，与美加两国的不少拉美研究学者有过接触。在我看来，美国和加拿大的拉美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研究领域和范围很广，既有现实问题，也有历史问题；既有较为宏观的，也有非常微观的。二是研究方法多种多样，既有定性的，也有定量的；既有比较研究，也有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三是极为重视研究生的培养，从而消除了研究人员青黄不接的后顾之忧。四是研究人员既从事研究工作，又经常性地开设与拉美有关的课程。五是智库在拉美研究领域十分活跃，经常举办各种会议，经常推出各种研究成果。六是学术界与拉美同行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近几年，上述特点中的一些特点在中国的拉美学术界也存在。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外拉美研究学术界的趋同性越来越显著。
三 中国拉美研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刘：我国学者在研究拉美时主要关注哪些议题？
江：中国的拉美研究学者的学术兴趣很广，关注的问题数不胜数。南开大学教授韩琦曾对《拉丁美洲研究》杂志创刊以来发表的3000多篇论文进行过很好的梳理，并从中归纳出10个方面的研究领域：拉美国家的社会性质、对西蒙·玻利瓦尔的评价、对哥伦布的评价、南北美洲发展道路的比较、拉美和东亚发展模式的比较、对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评价、关于“拉美化”的争论、关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争论、对拉美左派崛起和“21世纪社会主义”的看法、对拉美现代化道路的评价。[26]除《拉丁美洲研究》以外，我国出版的其他一些国际问题研究刊物也发表一些与拉美有关的论文，涉及拉美研究的各个领域。201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的安梁在2019年5月做过统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出版了约500本关于拉美的书籍（不包括翻译成汉语的拉美文学作品）。这应该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
刘：中国学者主要运用哪些研究方法研究拉美？
江：顾名思义，研究方法是指开展研究工作的方式和方法，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如何写书、写论文。事实上，不论你使用什么方法，只要把问题讲清楚，提出一些原创性的、颇有新意的观点，就能证明你的研究方法是正确的。在一定程度上，没有方法也是一种方法，不必刻意地追求某一种研究方法。
有些学者在申报不同种类的课题时常说他会使用这样那样的研究方法。几乎每一个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都会在其毕业论文的第一章里介绍一下他的“研究方法”。其实，从他们的最终科研成果中，我们未必能发现其使用了什么高超的研究方法。绝大多数研究成果都是在阅读国外文献资料或时事新闻的基础上完成的。
还应该指出，与世界经济研究不同，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很少使用定量分析。在拉美研究领域，即便研究拉美经济的学者，也很少使用定量分析。这或许与他们缺乏计量经济学知识或统计学知识有关。
关于我国拉美研究学科使用的研究方法，似乎有这样一种现象：研究拉美现实问题的学者与研究拉美历史的学者对研究方法的认识不尽相同。前者认为后者的学术成果缺乏现实意义，不能为中国外交的现实服务；而后者认为，前者的研究成果常常是就事论事，缺乏历史的厚度，显得很“浅薄”。但愿双方能求同存异，消除歧见，相互学习，携手共进。
如同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其他领域，中国的拉美研究主要依赖于两类学者，即“学外语出身的”和“学专业出身的”。前者的外语基础好，因而更容易获得国外的文献和书刊资料，更容易了解到国外学术界的动态；后者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但因外语水平有限而在获得国外的文献和书刊资料时则未必得心应手。这两类学者各有千秋，难分伯仲。因此，他们既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也要努力取长补短。当然，近几年来，有一个可喜的现象：“学专业出身的”能熟练使用一种或两种外语，“学外语出身的”也能对某一专业的知识驾轻就熟。
刘：我国的拉美研究是否注重理论分析？
江：中国的拉美研究当然也注重理论，因为理论能使我们看清楚许多问题的本质及来龙去脉。但是，在我国学术界，也有这样一种不好的现象，越是看不懂的文字，越是被认为理论水平高。
关于理论，我认为，中国的拉美研究学者的兴趣点主要是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用拉美的本土理论研究拉美；二是研究拉美的本土理论；三是用非本土理论研究拉美。前两个问题可以合二为一，亦即拉美本土理论的精髓是什么，对拉美产生了什么影响。必须承认，拉美是一个思想活跃的地区，多位拉美学者提出了富有拉美特色的理论，如“中心—外围”论、发展主义论及外围现实主义论等。[27]“依附论”虽然不完全是拉美学者提出的，但拉美学者为“依附论”的问世做出了重大贡献。
拉美学者提出的理论对拉美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例如，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论（又名发展主义论）认为，拉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原料和初级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总是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而它们进口的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则不断上升。为改变这一不利的贸易条件，它们必须发展自己的进口替代工业。由于进口替代工业是“幼稚工业”，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因此，拉美必须强化国家干预，为本国制造业提供必要的保护。此外，由于不少拉美国家的国内市场规模较小，规模经济效益无法发挥作用，因此，它们成立了多种多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如果我们能理解“中心—外围”论的来龙去脉及其政策主张，那么，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拉美会在20世纪30—80年代期间实施内向发展模式，为什么拉美是发展中地区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先驱”，为什么拉美与东亚的发展模式及其业绩是有差异的。
也有一些学者试图用西方理论来研究拉美。例如，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曾主办过多次关于拉美现代化道路的研讨会。在会上，一些学者在分析拉美现代化道路的成败得失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借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当然，也有人否定现代化理论对拉美研究的有效性。[28]
刘：中国学界常说国际政治研究要与国际“接轨”，我国拉美研究在这方面做得如何？
江：一方面，我们经常说，中国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科；另一方面，我们却希望我国国际关系研究与国际“接轨”。我认为，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学科的努力与“接轨”的想法是矛盾的，很难两全其美。因此，能否使我国国际关系研究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伪命题。同理，能否使我国拉美研究与国际“接轨”或如何实现这一“接轨”，同样是伪命题。当然，否认“接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不意味着我国拉美研究要与国际学术界“脱钩”，从而自立门户、孤芳自赏。事实上，“接轨”的含义有多种多样的理解。如果“接轨”是指中外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或取长补短，那么，这样的“接轨”是大有必要的。这样的“接轨”既能使我国学者了解国际学术界的前沿，也能使外国学者知晓我们的观点。
其实，如何“接轨”是一个次要问题。重要的是我们在与国际学术界交往时能否避免拾人牙慧，不要鹦鹉学舌，不要曲解国际上的一些提法和术语的定义。以“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这个概念为例，这个概念是世界银行首先提出的。[29]虽然世界银行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但从其发表的四个研究报告中可以看出，这一提法的含义是：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后，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会上升，而它的产业结构及科技创新却未出现显著的改善或进步。其结果是，它既不能与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也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从而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
由此可见，世界银行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指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道路上遇到的一切问题，而是指劳动力成本上升后遇到的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况。然而，在国内学术界，“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却常常被曲解为一个“筐”，拉美在发展道路上遇到的一切问题似乎都可以“往里装”。还有一些中国学者甚至将其视为“数字游戏”，把世界银行确定的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当作判断一个国家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指标。[30]按照这一标准，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尚未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标准，因此，中国尚未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由此可见，这一“数字游戏”是可笑的。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说过，中国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31]
此外，在与国际学术界交流时，一些专有名词的翻译是一个大问题。例如，在汉语中，“民粹主义”与“民众主义”的含义不尽相同。在我国学者的笔下，“民粹主义”适用于欧洲政治，“民众主义”适用于拉美。但在外语中，这两个术语是同一个单词：Populism（英语）、Populismo （西班牙语）、Populisme（法语）、Populismo（葡萄牙语）。这一词语翻译中的问题显然会引起歧义。
欧洲的民粹主义反对欧洲一体化，反对欧元，反对全球化，反对外来移民；而拉美的民众主义似乎并不反对拉美一体化，并不反对全球化（至少反全球化的人为数不多），并不反对外来移民。因此，我主张将民粹主义和民众主义区别开来为好。
刘：有人认为我们应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拉美学”，您如何看待这一提议？
江：需要先明确一下“拉美”的定义。在汉语中，“拉美”就是“拉丁美洲”的简称。众所周知，西半球共有35个国家。除美国和加拿大以外，剩下的33个国家，分布在南美洲、中美洲、北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但在国际上，拉美国家与加勒比国家不是相提并论的。例如，世界银行将世界分为六个地区，其中之一是拉美和加勒比。[32]联合国有一个关注拉美经济发展的机构，名为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但是，它最初是没有“加勒比”的，仅仅是“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无怪乎中国学者经常将该委员会简化为“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或“拉美经委会”。
当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工作时，曾听到一些加勒比国家的驻华大使说，在历史、文化传统、发展水平和地理因素等方面，加勒比国家与南美洲国家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他们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应该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研究所”。言下之意是我们不重视加勒比国家。确实，拉美的33个国家有很大差异性。例如，就经济总量而言，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2万亿美元，人口也超过2亿；而加勒比国家圣基茨和尼维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不足10亿美元，人口只有5.7万人。
我曾不止一次听到拉美学者说，中国学者常常把拉美视为一个整体，将一个国家的特点视为整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共同特点。事实并非如此，例如，韩琦认为：“中国学者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拉美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如对拉美社会性质的判断问题。因为只有认识到拉美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才能更加贴近一个真实的拉丁美洲。”[33]我在研究拉美时，力求避免以偏概全，最大限度地发现拉美的共性和差异性。
关于你提到的“拉美学”，应该承认，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在我看来，除了“拉美学”以外，我们还能听到“欧洲学”“非洲学”“美国学”“日本学”“澳门学”等提法。以国家或地区作为“××学”的定语是欠妥的。所谓“× ×学”，应该是指某一学科（discipline），而非对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研究（study）。毫无疑问，“学科”是不同于“研究”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而不能说“拉美学”“欧洲学”“非洲学”“美国学”“日本学”“澳门学”等，后者只能说是“美国研究”“日本研究”或“拉美研究”。退而言之，如果“拉美学”等提法是成立的，那么，我们能否说“巴西学”“智利学”“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学” “巴拉圭学” “牙买加学”或“圣基茨和尼维斯学”呢？
有人可能会说，我们对拉美的小国很少有系统性研究，因此不能冠以“× ×学”。那么，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研究达到什么程度后才能被冠以“× ×学”？事实上，拉美研究就是国际上常见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组成部分，也是我国近几年不断发展的国别和区域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说是创造“拉美学”这样的新名词，还不如脚踏实地，进一步做好拉美研究。用吸引眼球的新名词推动学术研究的用心良苦，但实际效果未必是令人满意的。
刘：当前，中国拉美研究面临着哪些挑战？
江：我认为，以下几点可能比较突出：
一是研究力量不足。在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拉美研究学者大概有50人。我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拉美研究学者”是指那些经常性地发表科研成果（专著和论文）的学者。这一规模显然是不敷需求的。研究力量的不足必然会使许多重大问题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例如，我在筹备拉美政治文化研讨会、中国与拉美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研讨会，以及拉美的投资环境研讨会等会议时发现，对这些问题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并不多。又如，中美洲地区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都是一些小国家，是台湾地区拓展其“国际空间”的“重镇”。但坚持对这两个地区进行跟踪研究的学者连屈指可数都说不上。
二是边缘化的特点难以改变。在我国的学科分类中，国际问题研究不是一级学科，但在国家社科基金每年公布的课题指南中，国际问题研究的定位等同于一级学科。因此，作为国际问题研究的组成部分之一，拉美研究可以被视为国际问题研究中的二级学科，拉美经济、拉美政治、拉美外交（或国际关系）及拉美文学等可被视为三级学科。令人遗憾的是，我国高校开设的以“拉美”冠名的课程不多，传授拉美知识的教材寥寥无几。此外，虽然许多高校招收的将拉美作为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在数量上越来越多，但总的说来，拉美研究在我国依然是一门边缘化的学科。而且，改变这一地位的过程是艰难的，绝非一蹴而就。
三是实地考察的机会少。国别和区域研究需要实地考察。如前所述，中国学者与国际学术界的交往日益频繁，但总的说来，中国学者在拉美进行实地考察的深度和广度是不够的。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研究还是必须依赖于网络资料、学术著述及书刊报纸。
四是“旋转门”很小。我认识的一些研究拉美的日本学者和韩国学者，都有在其驻外使馆工作的经历。因此，他们在研究拉美时，常将理论与其在拉美获得的感受结合在一起。这样的研究成果不是闭门造车，不是凭空臆想。在中国的学术机构和高校，不能说没有“旋转门”。近几年，一些有条件的学者能在中国驻拉美的使馆工作，一些高校的老师能在其设在拉美大学的孔子学院工作。但是，无论如何，这样的中国学者为数不多。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可喜的现象，近几年，一些退休的外交官“退而不休”，或被聘为特邀研究员，或经常性地应邀赴学术机构或高校参加学术会议或做学术报告，这对推进我国的拉美研究是极为有用的。
五是缺乏学术争鸣。众所周知，学术研究离不开百家争鸣。但是，如同国际问题研究的其他领域，拉美研究领域的学术争鸣极少。这或许与怕伤面子、怕得罪人的忧虑有关。
六是我国学界在如何改进研究方法这一重大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研究方法的定义含糊不清，因此学者有时会故弄玄虚。但是，无论如何，学者在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某一种方法。我国的拉美研究学者一直在谈论改进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迄今为止，究竟应该如何改进，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四 中国拉美研究学科的前景
刘：如何认识我国拉美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
江：在实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过程中，我们既要重视大国关系，也要重视发展中国家。拉美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达5.8万亿美元，人口为6.4亿。[34]因此，拉美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地位将与日俱增。请注意2016年11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的《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的如下表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在内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毫无疑问，随着中拉关系的稳步推进，我国学术界对拉美政治、经济、外交、社会、历史和文学的研究也会不断地向纵深发展。这是我国拉美研究学科面临的千载难逢的有利时机。
刘：在您看来，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学术界应该关注拉美研究领域中的哪些问题？
江：拉美的历史、文化或文学等研究领域，时效性似乎不强，因此很难找到当前或近期内必须要尽快研究的重大问题。我的这一判断并不意味着拉美的历史、文化或文学不重要。在我看来，拉美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领域中的以下几个问题有显而易见的时效性，必须在当前或近期内抓紧研究。
关于拉美政治。关于拉美政治最重要的课题是拉美政治发展进程的规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相隔二三十年的时间内，拉美政治发展进程总会出现“忽左忽右”的现象，可以将这一“钟摆”现象视为拉美政治发展进程的一个规律。近几年，拉美政治显然是在向右转，拉美的左翼似乎风光不再。我们需要研究这一“钟摆”现象的起因及其影响。当然，在研究这一问题时，还应该对拉美的“左”和“右”做出令人信服的界定。拉美政治研究领域中的另一个课题就是如何评估查韦斯上台以来拉美左翼东山再起的影响。这是一个争议颇多的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人将委内瑞拉当前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外交危机归咎于查韦斯及其接班人马杜罗，也有人将拉美的左翼政权奉行的内政外交视为其对拉美发展道路的探索；还有人认为，虽然左翼政权治理国家的能力不强，但其重视社会发展、以人为本的理念则是值得倡导的。
关于拉美经济。拉美经济最值得我们关注的研究领域是如何判断其发展前景。长期以来，拉美经济增长不时呈现出大起大落的特点。在可预见的将来，全球化不断发展和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等外部因素将对拉美经济增长的大趋势产生什么影响？如何判断拉美在未来世界经济版图中的地位？拉美经济发展的前景将对中拉经贸关系产生什么影响。
关于拉美社会问题。拉美的社会问题根深蒂固，危害性不容低估。因此，认真研究拉美社会问题的根源，既能把握拉美社会的发展方向，也能使我们在应对社会问题时汲取一些经验教训。
关于拉美的对外关系。我认为，拉美对外关系中需要引起特别重视的是拉美与美国的关系。毫无疑问，拉美与美国的关系是不断变化的，这一变化既与白宫主人的变化有关，也与拉美政治的“钟摆”现象有关。例如，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对奥巴马时期美国对一些拉美国家的政策进行了调整；博索纳罗就任巴西总统后，也在调整巴西与美国的关系。拉美是美国的后院，从地缘政治意义上讲，这一定位难以改变。虽然拉美外交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在增强，但美国在其“后院”的势力范围在可以见得将来是不会衰落的。
关于中拉关系。中拉关系中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但以下几个问题比较值得关注：
第一，如何进一步提升中拉关系。目前的中拉关系正处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以来的最佳时期。当然，百尺竿头，有必要更上一层楼。如要进一步提升中拉关系，必须知道目前中拉关系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或障碍。据我所知，中国学者的答案是多种多样的。我认为，当前中拉关系面临的主要挑战已不再是贸易摩擦，而是“美国因素”的干扰及拉美形势的千变万化所产生的不确定性。
第二，如何使拉美从“一带一路”倡议中受益。拉美已被确定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这一延伸有利于提升“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声望，有利于推动中拉关系。但是，如何使拉美从中受益，则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重大问题。“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容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如何与拉美实现上述“五通”，需要我们提出一些实实在在的、可操作性强的政策建议。
第三，如何推动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2014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中拉双方努力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的设想。这一设想是中国大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方在国际上呼吁的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进程的重大步骤之一。当然，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任重道远，并非一蹴而就。中国学者应该为这一命运共同体提供更为有力的学术支撑。
（原载《世界政治研究》2019年第6期）
[1]李文举主编、姜成松副主编：《拉丁美洲研究所45年（1961—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2006年版。
[3]自1981年1月起，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拉丁美洲研究所的建制从中联部转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同时转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还有中联部下属的另外两个研究所，即苏联东欧研究所和西亚非洲研究所。
[8]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各省社科联、各级社会科学院及绝大多数高校，都会经常性地发布课题指南。
[9]应该指出的是，拉美左翼领导人提出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相去甚远。
[10]徐世澄主编：《拉美左翼和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11]张凡：《当代拉丁美洲政治研究》，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版。
[12]袁东振主编：《拉美国家的可治理性问题研究》，当代世界出版社2010年版。
[14]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15]郭洁：《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农业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17]沙丁、杨典求、焦震衡、孙桂荣：《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8]李春辉：《拉丁美洲史稿》（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19]林被甸、董经胜：《拉丁美洲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0]曾昭耀：《中国拉美史研究的重要里程碑：评林被甸、董经胜著〈拉丁关洲史〉》,《史学月刊》2013年第2期。
[25]《拉美政治与社会》原名为《泛美研究与世界事务杂志》（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
[26]韩琦：《中国学术界对拉丁美洲的认知：以〈拉丁美洲研究〉为例的学术史梳理》,《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27]徐世澄在其主编的《拉丁美洲现代思潮》总结了20世纪以来出现在拉美的各种理论或思潮，涉及拉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外交等领域。参见徐世澄主编《拉丁美洲现代思潮》，当代世界出版社2010年版。
[28]孙若彦：《现代化理论的演进及拉美现代化道路研究的主要问题》,《拉丁美洲研究》2003年第2期。
[32]其他五个地区是：非洲、东亚和太平洋、欧洲与中亚、中东与北非、南亚，参见 https://www.worldbank.org/.
[33]韩琦：《中国学术界对拉丁美洲的认知：以〈拉丁美洲研究〉为例的学术史梳理》,《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34]https://data.worldbank.org/region/latin-america-and-caribbean,2019-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