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经济增长速度控制在适当范围内

为了把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控制在适度的规模上，一个重要问题是把增长速度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曾经一再出现的投资失控、消费失控或两者同时失控的现象，几乎都是由于追求生产增长的高指标引起的。现在，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保持经济改革的良好经济环境的任务就很难实现。

科尔奈在他的著作《短缺经济学》中对基本建设投资战线过长、积累基金膨胀的现象作过鞭辟入里的解剖。根据他的分析，这种状况大体上由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一方面是各级领导都有扩张自己所主持的事业的欲望，存在着“扩张冲动”，因而增加投资成为难以餍足的欲求；另一方面是由于“软预算约束”，投资当事人对扩张带来的风险并不承担物质责任，因而没有自我抑制投资欲求的愿望。于是，“投资饥渴”就成为旧体制下难以治愈的痼疾。^[7]与“投资饥渴”相伴随，由于投资的相当一部分要转化为基本建设工人的工资（在我国，工资性支出大约占固定资产投资的40%），由于社会主义社会里职工改善生活的正当愿望和互相攀比的“示范效应”，还由于企业领导人在“软预算约束”下并不反对工资的迅猛增长，在传统体制下往往存在着“消费饥渴”的通病。目前，在我国，经济改革刚刚起步，“软预算约束”的资金“大锅饭”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如果各级领导和社会舆论片面倡导“高速度”，这种“扩张冲动”和随之而来的“投资饥渴”和“消费饥渴”就会猛烈地发展起来，甚至一发而不可收，使国民经济的发展重新回到高指标、低效益的老路上去。走这一条道路，是很难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和持续稳定的发展，保持经济改革所需要的良好经济环境的。

近年来，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逐渐加快。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1981年的4.6%、1982年的8.7%，提高到1983年的10.2%和1984年的14.2%，1985年第一季度比去年同期增长23%左右。应当怎样看待目前这种高速增长呢？

一种意见是，这种发展速度是正常的、健康的，我们应当采取有力措施从各方面支持这种发展的势头。另一种意见则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提高是一件好事，它意味着我国的经济调整和改革工作已经收到某些成效；但在另外一方面，当前这样高的增长速度又是国民经济中已经出现“过热”的征兆，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加以抑制。笔者是持后一种意见的。

持前一种意见的同志通常从以下几方面立论：①目前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同步增长，说明了国民经济主要部门之间的比例协调；②绝大多数产品购销两旺，库存积压减少，不存在过去那种“工业报喜，商业报忧”的情况，说明了国民经济的供需关系协调；③产值增长同企业实现税利增长大体同步，说明经济效益提高，国家财力能够支持目前的超高速发展。

上述有关事实是确实存在的，它们也的确表明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各种关系有了改善。但是，如果根据这些情况就得结论，认为当前的这种增长势头应当持续地发展下去，却是片面的。

第一，1984年我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关系比较协调。同1981年以前的情况相比较，是极可喜的进步。但是，我们要看到，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关系固然是国民经济部门间比例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终究还不是这种比例关系的全部。①它并不包括工农业生产部门同交通、邮电、服务等现代生产所不可缺少的基础设施之间的比例关系。②它也并不能反映工农业内部的工业生产与能源特别是电力生产、加工工业与原材料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否正常。我国交通、邮电等先行部门历来落后，虽然它们在党的十二大决议中被列为战略重点，但近年来起色还不大。1981—1984年工农业生产增长43.1%，而交通部门的货物周转量只增长26%，通信状况的改善更为有限。同一时期，发电量只增长24.6%。这就造成了近年来能源、交通、通信等方面的紧张状态，全国经常有积压待运货物几千万吨，经常缺电10%以上。同期以机械、电子工业为代表的加工工业增长63%—97%，而以冶金、化工为代表的原材料工业只增长30%—40%，因而原材料的供应紧张，某些原材料如钢材奇缺，只能靠大量进口来维持。

由于目前我国价格不合理，加工工业产品价高利大，追求过高速度，就会使投资的部门结构继续向加工工业倾斜，因而如不对目前的超高速度加以控制，原材料、电力、交通等方面的缺口还会继续扩大。此外，还要考虑到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并不丰裕的国家，生态环境已经有不小的问题。单纯追求产值的增长而不顾及其他，将会加剧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总之，这种超高速增长是我们的国力所无法长期承受的。如果任其发展，超越能源、交通、原材料、外汇等的承受能力，发展速度就会被迫猛降，我们必须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第二，目前我国商品市场销势很好，无论消费品还是生产资料都几乎没有滞销的产品。但要由此得出国民经济供需协调，产品适销对路，经济效益良好的结论，根据也似嫌不足。目前市场商品畅销，连一些质次价高和长年积压的商品也一售而空，并不是一种正常现象。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1984年下半年以后货币过量发行，创造了极为旺盛的购买力。货币供应过量，有效需求超前到一定程度，消费者就会产生抢购和囤积的心理，而不考虑商品是否适用和价格是否过高。

还必须指出，去年有些地方工业发展的高速度是靠加工工业的粗放（外延）增长和高度的资金和资源投入取得的。在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大量公司、企业中，有不少利用本地资源和闲散劳动力进行符合社会需要的商品生产，对于经济的繁荣和市场的兴旺作出了贡献。然而也有一部分公司、企业是在错误的价格信号引导下被虚假的社会需求刺激出来的。于是，某些效益低，成本高，产品质量差，从长远来看并无发展前途的企业，也在银行贷款或地方拨款的支撑下大量兴办起来。这就使去年以来预算外投资增长很快。投资的猛增反过来又加剧了生产资料市场的紧张程度，使某些几十年前就已落后的机电产品畅销，而且远期订货十分饱满。实际上，这部分新增生产能力已经脱离了社会真实需求的轨道，一旦虚假的购买力消失，或者高速增长受到资源、能源等“短线”的限制而不能再维持下去，这部分在虚假需求刺激下形成的生产力就会被逐出生产领域，停产闲置甚至报废。这将造成社会资金的巨大浪费。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过旺的购买力的出现，使形成买方市场的势头发生逆转。卖方市场的重新出现，对于经济效益的提高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开展都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第三，1984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4.2%，国内财政收入按可比口径计算较前年增长12%，大体实现了产值和财政收入的同步增长。1985年1月、2月预算内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值和实现税利的增长率也大体接近。有些同志认为，这说明我国的财力是能够支持当前这种超高速增长的。这种说法也值得商榷。

首先，总产值是按不变价格计算的，而税利只能用现价计算。在价格上涨的条件下，税基增大，税金和利润自然也会有所增长。但是，相对于原来的价格水平，这是一种“虚收”。如果根据这种虚收的增长追加支出，更会形成“虚收实支”，扩大财政赤字。1984年财政超收达159亿元，但由于超支更多，反使赤字有所扩大，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即使剔除上述不可比因素之后产值与财政收入仍然同步增长，在一段时间里表现出财源茂盛、财力雄厚的景象，也不能据此推断产值和投资的超高速增长是健康和正常的。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中，存在着投资的乘数效应和消费—投资变动的加速现象。前者说明投资对收入和消费产生的倍增作用；后者说明收入和消费对投资产生的加速作用。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是形成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的原因之一。其实，投资和收入相互促进的情况并不仅仅发生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历史上，也曾多次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在出现这种情况时，如果采取“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传统方法，在信贷的支持下增加投资和消费，就可能发生控制论所说的“正反馈”作用，使信号不断增强，终致系统的振荡甚至灾变。这种投资同收入相互影响造成的经济的螺旋形上升，是不可能无限制地进行下去的。经济增长的上限取决于生产资源提供的可能。一旦超过这种可能，加速上升的经济又会以递增的负速度从波峰向波谷滑去。这种大起大落是我们必须预先加以防止的。

综上所述，我们有必要采取措施，抑制目前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过热”倾向。

1.在全体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树立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思想，制止盲目追求和互相攀比增长速度的做法，切实地把注意力转移到提高经济效益方面来。总产值这个指标有很大的缺点，既不利于全面反映企业的经济效益，又不能反映工农业生产以外的各项事业的发展情况。而且容易有较大的“水分”，用它来考核各地区、各部门和企业的经济发展情况，容易形成一种翻番的精神压力，助长追求高指标和讲假话的浮夸风，乱“集资”、搞“摊派”的平调风，也不利于发展对于提高经济效益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各种服务行业。因此，推广对上海市的做法，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情况作为主要的考核指标，是十分正确的。

2.从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入手，使工业生产增长的超高速在有购买力的需求渐趋疲软的情况下逐步放慢。紧缩宜采取“慢踩刹车”的办法。过猛的紧缩会由于已经形成的生产力难于向紧缺部门转移而造成浪费；同时也会使供求缺口变大，不利于回笼货币。目前，正在施行的抽紧银根的措施，既要坚决贯彻，也要防止发生“一刀切”的偏差。要对不同部门有差别地采取限制或支持的方针。压缩固定资产投资，也要分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除那些并不急需的和投资巨大、经济效益不好或可行性未经切实论证的项目一概不要上马外，对于为加强电力、交通、邮电等“短线”部门所必需的重点项目，还应当力保。问题是压缩预算外固定资产投资，任务不小，难度很高，除继续采取行政手段外，还应当有新的招数。要加强税收、利率等经济手段的运用，把地方、企业和居民的投资引向加强“短线”的正确方向。

3.尽可能加快改革配套的进程，完善新的经济机制。如前所述，“扩张冲动”“投资饥渴”“消费饥渴”，无一不和旧体制的“软预算约束”即“大锅饭”相联系。目前，出现的加工工业片面发展，原材料工业、基础设施和服务行业相对落后，更是由不合理的价格体系造成的。克服“过热”的倾向，根本出路还在于把改革健康地向前推进。例如，实现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和调整利率，进一步完善税制，改变小企业的经营方式，进行比价和差价的调整和其他方面的价格改革，调整房租和实现住宅商品化等，都是向这个方面做出的努力。这些措施将有助于完善经济机制和提高预算约束的“硬度”，因而有利于抑制“扩张冲动”和“投资饥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