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平“《王制》学”思想探微

张晓程[46]

摘要：廖平是清末民初时期四川地区的著名学者，治学以经学为根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廖氏治学尤重《王制》，现存廖著《王制订》《王制集说》等书，综合表现出其“《王制》学”的思想，本文立足于廖氏研究《王制》的相关著作，分析其“《王制》学”思想的形成、内容、影响，以及在清末民初的社会、文化等背景下，学术发生的转型。

关键词：廖平 《王制》 《王制》学 思想 学术

廖平（1852—1932年），字季平，四川井研人，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其生逢晚清、中华民国之际，身处学术、思想、历史发生巨大转变的时期。廖氏治学勤勉、视野宽阔且多有独到理解，著述颇丰，其经学、史学等思想亦对同时期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占有独特的地位。[47]冯友兰先生评价其为“经学时代之结束”[48]的标志性人物。近代中国，传统的经学学术在经历过一个发展高峰之后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冲击，进而在学术文化、知识体系、研究方法等领域发生变化和转型，渐趋脱离旧有的研究范式与知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廖氏学术以经学为根基，从多个方向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以面对现实社会及学术环境的变化，其学术思想亦不断演进，力图从传统文献中寻找可以治理现实的制度资源。《礼记·王制》经清末诸儒研究升格之后占据相当的地位，并且开始独立于《礼记》全书的研究，在廖平学术体系中，《王制》则是其分今古、孔子改制等思想的重要理论支撑。可以说，廖平的“《王制》学”思想不仅具有学术史上的意义，同样具有一定的政治思想意义。[49]

廖平学术研究尤重《王制》，廖氏关于《王制》的研究及代表性观点在其学术思想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地位，也涉及其治学领域中的绝大部分。光绪十一年（1885）春，以《王制》有经、传、记、注之文，旧本淆乱失序，于是考订改写，为《王制定本》一卷，以备作《王制义证》之用。[50]是书即以经、传、记、注的格式排列，充分体现了廖氏“《王制》学”之特色。《王制定本》即《王制订》。[51]这是目前所见廖氏关于《王制》最早的著述，但在之前，光绪九年（1883）,《六译先生年谱》云“赴京会试，不第。舟车南北，冥心潜索。于《春秋》得素王、二伯大义”[52]。似为廖氏“《王制》学”之肇始。光绪十年（1884）,《廖平年谱》即载“先生以《王制》说《春秋》……”[53]，这在其《穀梁春秋经传古义疏》自序中得到印证，“甲申（1884）初秋，偶读《王制》，恍有顿悟，于是向之疑者尽释，而信者愈坚，蒙翳一新，豁然自达，乃取旧稿重录之”[54]。据此当知，其对《王制》的系统研究当不晚于光绪十年（1884），亦不至于太早，次年即著述成《王制订》一书。时值廖氏之学初变期，依《六译先生年谱》云“初变起光绪六年庚辰（1880），讫十三年丁亥（1887），凡八年，平分今古时期”[55]。廖平又撰《王制集说》一卷，是书认为孔子以匹夫制作，其行事具于《春秋》，复推其意于五经，孔子已殁，弟子记其制度，以为《王制》。今学《礼》以《王制》为主，六经皆素王所传，此为正宗。[56]此外还有若干著作存佚情况不明，如《王制订本要注》四卷、《王制义证》一卷、《王制注疏》（卷数未详）、《王制会通》四卷、《经学王制课本》（卷数未详）、《王制学凡例》一卷（详见《群经凡例》）、《王制图表》十卷。[57]廖氏关于《王制》的研究还见于《今古学考》《知圣篇》等篇章中。所以综上而言，廖氏《王制》研究的著作当数量颇丰，但目前我们能看到的完整的本子仅有《王制订》《王制集说》两书，二书以《王制订》成书稍早，《王制集说》后成，可以以此管窥其“《王制》学”研究的学术特点及趋向。

廖平的“《王制》学”思想素有源头，光绪二年（1876），廖平因受张之洞赏识选调成都尊经书院学习，从目录学入门，以文字学为根基，有小学通经学，由博而返约，上升至明理通经的经学之路。[58]其后，王闿运（1833—1916年）于光绪五年（1879）任院长至光绪十二年（1886）离开成都，是年46岁，廖平此年27岁。这期间，廖从王受学，学术深受其影响。王氏精于《春秋》学，主专《公羊》学，以礼制考三代制度，廖平亦学《春秋》，精《穀梁》学，这也为廖平后来研究“《王制》学”，撰成著述，提供了思想和学术的源头。

《王制》是《礼记》的第五篇，全文共4339个字[59]，是《礼记》诸篇中篇幅稍大的一篇。《正义》引郑玄《目录》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记先王班爵授禄祭祀养老之法度，此于《别录》属制度。”廖平以《王制》为制度之书，并云“周制到晚末积弊最多，孔子以继周当改，故寓其事于《王制》”[60]。任铭善先生在《礼记目录后案》中把此篇所记之事归纳为“班爵、禄田、任官、巡守、朝聘、教学、养老、国用、丧祭、职方”十事。[61]王锷先生则精简为五个部分：爵禄制度，封国制度，职官制度，巡守、祭祀、丧葬、田猎制度，养老制度。[62]

廖平以《王制》为制度之书，言“周制到晚末积弊最多，孔子以继周当改，故寓其事于《王制》”已显示其改制立场，与今人任、王等人之析离制度的观点及研究路径有显著的差异。廖平的《王制》研究在《礼记》研究史上有独特的地位，提供了很多思路和启发，这当然应立足于廖氏学术体系自身的指向，我们可以称之为廖平的“《王制》学”思想。廖氏“《王制》学”思想以其《今古学考》为纲领，分以《王制订》《王制集说》为具体之言，是为其“今古学”思想的落实贯彻，其中《王制集说》书前又载《凡例》，具有明确的研究预设与架构，博采古说经义，以明《王制》，凡古礼与《王制》相异处，则附存异义。[63]因《王制》所载之事，言礼制之异，说今古之别，进而承载其研究旨趣与政治思想。《王制集说》统辑传记、经纬、诸子、史志之说，以为长编，所辑材料以东汉为时间下限，分经传、子、史的类别及顺序整理。综合其著作来看，整体的学术特点，是以“尊孔尊经”为基调，以“孔子素王”为核心，以“用夏蛮夷为立场”，以“推演进化”为精神的今文经学的研究范式，而从内孔而外鲁，到内鲁而外诸夏，再到内诸夏而外夷狄，再到内中国而外全球，最后到内全球而外宇宙，由近及远，由卑推高，渐次演进，则成为廖平经学“六变”之精神与内在逻辑。其由宋学而古文学，由古文学而今文学，由今文学而复先秦的学术轨迹，恰好是清代学术发展过程的缩影，与清代学术思想发展存在着惊人的一致。[64]蒙文通先生则综括廖氏之学云：“由清儒复古之学观之，其由唐宋而魏晋，以进于东汉，而西汉，而周秦。”[65]在这一过程之中，廖平关于《王制》的研究渐成体系，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王制》单篇的研究在晚清时期成为一个焦点，其中以廖平、皮锡瑞、康有为、刘师培、程大璋、章太炎、刘咸炘等人的研究最为突出。[66]应该指出的是，康乾时期早有研究《王制》单篇者，如耿极《王制管窥》、谈泰《王制里亩算法解》《王制井田算法解》《礼记义疏算法解》等，但这些研究并未像清末诸儒一样把《王制》推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67]皮锡瑞在《王制笺自序》中引“朱子谓《周礼》《王制》皆制度之书，以二书说制度最详”,[68]自然可证朱子以《王制》与《周礼》并列，并言“制度之书”，但宋代的改革者仍像汉人改革一样，据之《周礼》。我们清楚地看到，自清人廖季平以来，《王制》的地位有一个较为急剧的抬升趋势，廖氏以礼制说今古[69]，直接触动的就是经学史上的大问题。晚清今文学家们带有现实政治意图的《王制》提升运动，却刺激了对《王制》来源、礼制等问题更深入的讨论，间接地促生了经学的“边缘化”和史学的上升。这是近代经学转型中富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70]经此学术论争，学术界思想活跃，随后产生了声势浩大的维新变法运动，加速了中国社会制度变革的进程，也影响了传统学术的转型之路。当然，《王制》之学素有研究传统，在面对这种社会及学术转型之时往往有抬升之势，两汉之际的王莽于始建国四年（12）所定改革之法即据《周官》《王制》综合而定。[71]单就《王制》单篇的研究固然没有这么大影响，当其附之于政治思想之时，背后涵盖的诸种因素及学术转型的内在动力及趋势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在《王制》一篇地位的问题上，廖平在《今古学考》中有以下叙述：

孔子初年问礼，有“从周”之言，是尊王命、畏大人之意也。至于晚年，哀道不行，不得假手自行其意，以挽弊补偏；于是以心所欲为者，书之《王制》，寓之《春秋》，当时名流莫不同此议论，所谓因革继周之事也。后来传经弟子因为孔子手订之文，专学此派，同祖《王制》。其实孔子一人之言，前后不同。予谓从周为孔子少壮之学，因革为孔子晚年之意者，此也。……知今学同祖《王制》，万变不能离宗；《戴礼》今、古杂有，非一家之说；今、古不当以立学不立学为断；古学主《周礼》，隐与今学为敌；今礼少，古礼多；今礼所异皆改古礼等说，则西汉大儒均不识此义矣，何论许、郑乎！……群经之中，古多于今，然所以能定其为今学派者，全据《王制》为断。……《王制》即所谓继周之王也。……《王制》改周制，皆以救文胜之弊，因其偏胜，知其救药也。年岁不同，议论遂异。春秋时诸君子皆欲改周文以相救，孔子《王制》即用此意，为今学之本旨。何君解今礼，以为《春秋》有改制之文，即此意也。特不知所改之文，全在《王制》耳。[72]从以上文本可以看出，《王制》在廖平的叙述中拥有非常高的地位，孔子晚年“假手自行其意，以挽弊补偏”，富有改制的意味，改制之目的，即“因革继周之事也”,《王制》是孔子改制之纲领，自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73]又其云“群经之中，古多于今，然所以能定其为今学派者，全据《王制》为断……孔子《王制》即用此意，为今学之本旨”，把《王制》抬到了一个极高的位置，不仅是分今古之依据，显然具有更多的思想和政治内涵。

廖平通过“《王制》学”及后续的研究，尊经尊孔，力主“素王改制”，将孔子的《春秋》及先师解读《春秋》的《三传》[74]统统用来作为“素王改制”的经典支持，立志重建崭新的孔经体系，用孔子为万世立法的政治大纲试图挽救日益衰败的晚清政局，对抗来势汹涌的西方文化。[75]其所尊之孔，是托古改制的孔子，其所尊之经，是为后世制法、因时制宜、为时损益之经，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改革的立足点[76]，无论是在学术领域还是当时的政治局势中，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或意义。

与此相比，同时代的“《王制》学”研究者皮锡瑞（1850—1908）要比廖季平更融通和偏重纯粹的学术研究一些，其在《王制笺自序》如是说：

朱子谓《周礼》《王制》皆制度之书，以二书说制度最详，举以并论，初无轩轾。说这以《周礼》为周公作，则扬之太高；以《王制》为汉博士作，则抑之太甚。则惟何劭公以《周礼》为六国时书，郑康成以《王制》在赧王之后，当得其实。据二君说，则二书时代不甚远，而古今说异，当各由记所闻。汉主今文博士说，多与《王制》合。《白虎通》引《王制》最多，是其明证。郑君以《王制》为孔子之后大贤所记，则亦知其书出孔门；惟过信《周礼》出周公，解《王制》必引以为证，则昧于家法，而自生葛藤，今考郑注，其失有六：一曰土地……二曰封国……三曰官制……四曰征税……五曰祀典……六曰学制……《周礼》《王制》，皆详制度，用其书可治天下。《周礼》详悉，《王制》简明。《周礼》难行而多弊，《王制》易行而少弊。王莽、苏绰、王安石强行《周礼》，未有行《王制》者，盖以《周礼》为出周公而信用之，《王制》出汉博士而不信用之耳。今据俞樾说《王制》为素王所定之制，疏通证明其义……[77]

《王制笺》是皮氏治《王制》系统之作，从以上材料，我们可知其以《王制》为制度之书，对郑玄得失有中肯的评价，又简要考述了成书年代，其间亦有升格的倾向，但不若廖平泾渭分明，观点基本全据俞樾“素王”之说，笔者粗读此书，于不可解或抵牾之处，多见皮氏言“盖素王改制”之语，一些解释难以自洽。吴仰湘先生对其有精当的评价：其一，力主《王制》独立；其二，重新考证《王制》的成书时代及性质；其三，比较《王制》与《周礼》的异同优劣；其四，对《王制》郑注的态度沿而未改。[78]同时亦列其失。综合来看，廖氏、皮氏之《王制》研究，正是清末经学演进的一个缩影，深刻地体现出那个时代学人的治学方法及特色，但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皮氏“《王制》学”并未形成廖平那样相对完整的论述体系。这也可以从侧面说明廖平“《王制》学”研究的水准及价值。

从前文所述，笔者推论廖平关于《王制》的研究始于光绪九年（1883）前后，且不晚于光绪十年（1884），光绪十二年（1886），廖平主讲于井研来凤书院，是年其《今古学考》出版，时值廖氏学术初变之期，正是此期，廖平开始尤重《王制》，力主《王制》升格。《古学考》云：

旧以《王制》为《春秋》而作。崧师云：“此弟子本六艺而作，未必专为《春秋》与自撰。”按：旧说误也。……凡《王制》所言，皆六艺之纲领，仲尼没，弟子乃集录之。六经制度，全同此书。当删定时，不审其为旧文新义。但六艺皆明王法，而此乃王者之制，无宜不同。圣作为经，此篇在记，自系弟子推本孔经，作为大传，以为诸经纲领，不必定为孔笔。……《王制》既不为经，则是群经大传，出于弟子无疑。[79]

从这段叙述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信息：廖氏以《王制》为六艺纲领，实际上抬升了《王制》的地位，进而需要解决的是《王制》在传统上并不被认为是经的问题，他的思路是“王者之制，无宜不同”,“弟子推本孔经，作为大传，以为诸经纲领，不必定为孔笔”，这么一来便把《王制》不是经的原因讲通了，即便为传，则是群经大传，为六艺之纲领。故此一段叙述，目的明确，意在升格《王制》，所以其在廖氏“今古学”上的意义就体现出来了，其以礼制分今古，《王制》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廖氏在《王制集说·凡例》一篇，其中一条有云：“先秦两汉子书，皆七十子流派，故多用《王制》说。” “史志、史汉范书多用《王制》说。”[80]从这一点来看，廖平无疑把《王制》的适用范围扩大了。我们知道，《王制》全文不过四千余字，所叙制度详略不同，或论之尤细，或一语带过，显得非常简略，廖平自己也说“《王制》但言大略，节目未详”[81]。又云“《王制》于制度大纲，可云包括略尽。然一王大法，不能不求详备。……始以《王制》统诸书，继以诸书补《王制》”[82]。这么一来，廖氏一方面抬升《王制》的地位，用以统摄诸书，又用诸书补充《王制》一篇的简略，力图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王制》学”体系。在《王制》的研究上，廖氏采取了比较综合的方法，明确研究体例，以《王制》有经、传、记、注之文，随后建立自身的研究体系，《义证》《注疏》《图表》综而论之。总的来说，从目前可见的《王制订》《王制集说》两书中，研究说经的路径主专传统经学的范式，对《王制》文本做了充分深入的探讨，比较充分地体现并贯彻了廖平学术初变时期的“《王制》学”思想。

笔者认为，廖平的“《王制》学”研究，首先基于以礼制分今古的出发点，要解决经学史上的关键问题，由先秦经学的地域差异，打破文本壁垒，做跨文本式研究，进而区分汉代今古文的源流，升格《王制》篇与《周礼》并立作为分今古的两个脉络，在学术史的意义上完成了对中国经学的溯本求源式的学术总结。[83]廖平以《王制》为起点，“尊今抑古”，以《王制》为“素王新制”，更多具有政治思想的意味。这固然与廖平自身的治学有很大的关联，同时也不得不关注清末民初的学术转型，与廖平“《王制》学”思想有着深刻的互动关系。同时，这种思维理路也对蒙文通先生及蒙先生的学生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有鲜明的学派与师承的特征。[84]

王汎森先生认为，晚清经学的面相非常繁复，不能轻易论断。廖平的经学研究，综合了晚清经学的两个特色：“一是超越个别名物度数或一部一部经典，对各经之间相互关系做跨文本的综览与比较，综观整个经学的轮廓，同时特别重视还原家法、条例，努力弄清楚某书究属何派，而某派学术在不同时代持说究竟有何不同。这其实是一种相当具有学术史眼光的工作。……二是为了经学响应世事之需求，经学意识高高地凌驾在史学意识之上，反对把经书本身的内容当成古史来研究。”[85]两点实则解释并评价了廖氏之“今古学”与其以孔经为基的天人经学理论的思想，《王制》在其中的位置尤为显明。当然，现在批评反对把经书本身的内容当成古史来研究的观点，主要还是将经作为一种历史文献来研究，可以从中提取相关的历史信息，这也符合学者所说的“经学边缘化”而“史学走向中心”。[86]还应值得重视的是，廖平学术是不断更新变化的，并不固守一理。在复杂的学术环境与历史背景下，学者个人亦有自身的研究兴趣，其研究充满着变化与复杂性，廖平的“《王制》学”思想自然深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